去年年底，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教授马克·里拉（Mark Lilla）的一本小书"The Reckless Mind: Intellectuals in Politics" 被翻译为中文出版，译者为这本据说描述了20世纪欧洲某些最重要的"知识分子"如何趋向于"暴政"的著作起了一个言简意赅的标题：《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知识分子"和"政治"都是极富争议的概念，把两样搁到一块，岂不是大有麻烦？果然，一看书的目录，在被作者称之为"亲暴政的知识分子"的名单中，不乏大名鼎鼎的人物：海德格尔、施米特、本雅明、科耶夫、福柯和德里达......好在"知识分子"和"政治"同时也是极其严肃的概念，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这样的论题写不成一部像保罗·约翰逊《知识分子》那样的轻薄猎奇之作。如果说有"家族相似性"的话，我倒愿意把这本书看作是在向《知识分子的鸦片》致敬。明眼人一看，就能发现《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的问题意识来自于雷蒙·阿隆所谓"知识分子对民主国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却对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论的名义所犯的滔天罪行予以宽容"。而马克·里拉在书中确也常常引阿隆为同调："阿隆是对的：在法国，正是浪漫的、'忠诚的'知识分子为20世纪的暴政助纣为虐。但德国呈现的图景与之迥异，阿隆对此也了如指掌。"

既然《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拒绝靠揭名人"隐私"来媚俗，那么它就必然将"知识分子亲暴政"看作是"思想史事件"，而非简单的"生活事件"或"道德事件"。尽管马克·里拉往往忍不住要对"知识分子"说一些风凉话："他们是政治上的窥视癖者，经由精心的算计，手握回程票前往暴君的领地作秀，对那儿的集体农庄、拖拉机厂、甘蔗林、学校无不连声称道，但奇怪的是，他们从不造访监狱"，就差说拿"津贴"之类更难听的话了。可惜对本书所论述的如海德格尔、本雅明、福柯和德里达这些以"思想"为"志业"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些话基本上是无的放矢！因此，"亲暴政"还是要放回到思想史的脉络中来理解，也即不是从性格、个人品行和生活经验--譬如"身不由己"啊、"贪图福贵"啊--而是从知识分子的智识活动中发现"亲暴政"的思想基因。可以想象，马克·里拉的工作就像试图从浩瀚无际的宇宙中离析出深邃莫名的黑洞，尽管在态度上不忘"同情之了解"，努力将"黑洞"与"宇宙"区分开来，却又无法克服"黑洞"乃"宇宙"之"起源"的悖论："黑洞"是"宇宙"的源泉，驱除了"黑洞"，"宇宙"怎能存在？譬如在讨论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时，作者相当敏锐地指出："从这本书里看出了对现代性的深刻反抗"，但他又不能回避这种反抗与"纳粹"之间的关联："正如海德格尔所暗示的那样，如果'世界'是文化的乃至民族的体系，那么《存在与时间》就可看作是民族复兴的蓝图。民族复兴，这正是在该著作出版数年后，海德格尔对国家社会主义寄予的希望。"只好含含糊糊地说："人们无从探究海德格尔意欲通过其哲学传达的政治教义（如果有的话），无法了解他最终是如何看待他本人在当代史上的这纵身一跃的。"

马克·里拉的问题不在于"孩子"和"洗澡水"之间无法做出"扬弃"，而是"扬弃"的标准太过僵化。当他把自由主义所界定的以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共识为前提"现代性"视为唯一真理时，自然就将所有批判、质疑和反抗这一"现代性"的行动与实践称为"暴政"，牢牢地钉在了历史和道德的耻辱柱上。既然"暴政"的标准是事先预定的，无法讨论的，这就使得《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不仅不能历史地分析那些所谓"暴政"是如何产生的，而且也无法细致地勾勒出"亲暴政的知识分子"思想与社会语境的对应关系。即使就"思想史"内在理路而言，马克·里拉也被自己的"定见"和"偏见"所束缚，非常化约地把复杂多变的思想路线引向既定的目标和结论。譬如书中已经发现本雅明早期著作《德国悲苦剧的起源》中神学和政治的思考受到了卡尔·施米特的启发--尽管本书在论述本雅明之前，已经用了一章的篇幅来讨论施米特的思想，可在这儿还是要贴标签式地强调施米特是"后来为纳粹效力的右翼法学家"--但为了强调晚期本雅明的"迷途知返"，一定要把他的绝笔之作《历史哲学论纲》打扮成对"弥赛亚主义"的神学观对早年神圣的暴力、激进的决断主义和政治虚无主义的冲突和克服，并且借用本雅明朋友肖勒姆的话，说在这个封闭式的文本中，历史唯物主义已经消失殆尽，残留下来的唯有这个术语本身。甚至把未能对法西斯兴起引发的"例外状态"做出有效的回应，也当作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罪证。如此草率地处理历来被视为内涵极其晦涩和丰富的《历史哲学论纲》，的确让人觉得"偏见"的力量高于一切。姑且不论这篇本雅明的经典文献所牵涉的历史语境和思想脉络，仅就文本本身来看，《历史哲学论纲》第八节所言："我们从被压迫者的传统学到：我们活在其间的这个'例外状态'其实不是例外而是常规/统治(rule)。我们必须达到具有这种洞察的历史理解，才能够清楚的了解，我们的任务是让一种真正的非常状态发生，那将会增进我们与法西斯斗争的处境"，其意涵也就超越了上述简单的结论，不难看出本雅明致力于从神学启示和施米特的"决断论"中结合马克思主义发展反抗世俗统治"哲学"的努力。意大利学者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曾对本雅明和施米特在"例外状态"问题上一系列交错呼应做出过相当精彩的分析，可惜书中只字未提。

类似这种文献的错漏导致粗糙甚至粗暴的言论，在书中并不少见。最典型的莫过于马克·里拉指责《规训与惩罚》是福柯最不成功的历史著作，理由是这本书比不上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看了索尔仁尼琴的书就不会"认为西方的教室形同监狱。"只要对福柯的权力理论稍有理解，就不会用如此可笑的逻辑来质疑他的思想。围绕着《规训与惩罚》，福柯的大量著述--特别是在法兰西学院的系列讲座--已经很清楚地揭示出他从来就不曾否定过传统的压迫形式，只是希望发现重新将"身体"和"生命"结合进"治理术"中的新权力机制，他称之为"生命权力"或"生命政治"。

书中出现如此明显的讹误，我相信不是作者知识水平和学术训练的不足。套用《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英文题目，"The Reckless Mind"，马克·里拉大概也有一个"草率的头脑"，他一听到"政治"就想到了"暴政"。这种"政治恐惧症"让这本书成为了如马克·里拉者--毋庸讳言，他也是知识分子之一种--遇到"政治"陷入思想"窘境"的真实写照！

（马克·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邓晓菁 王笑红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