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意那一句话：越是民族的，越是国际性的。《格萨尔》史诗虽然产生于青藏高原，但是它以独特的魅力，早已在许多国家的文苑中竞相开放，为世界人民所喜爱。早在1776年和1883年，俄国学者帕拉斯和帕塔宁，就分别在《在俄国奇异的地方旅行》和《中国的唐古特——西藏地区蒙古西北散记》两部著作中，把蒙文版《格萨尔》和藏文版《格萨尔》介绍到欧洲，并出版了俄文译本。此后，国外学者像蜜蜂采蜜一样纷纷到中国来采风、考察、搜集《格萨尔》史诗。现在，俄罗斯、德国、英国、美国、法国、蒙古、印度等20多个国家都有一批专家学者在研究《格萨尔》。涌现出帕拉斯（俄国）、帕塔宁（俄国）、弗兰克（德国）、达维·尼尔（法国）、石泰安（法国）、策·达木丁苏伦（蒙古）等一批著名的研究专家。

　　明宗祯三年（1630年），有人根据一个青海说书人的叙述，把部分《格萨尔》的内容译为蒙文版的《英雄格斯尔可汗》，于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在北京出版后，外国学者才有机会接触到了这一史诗，从此逐渐引起了外国学者对这一史诗的关注和兴趣。他们的研究是从蒙文本人手的。

　　据考证，国外第一个研究《格萨尔》的学者，当数俄国学者帕拉斯，他曾于1776年首先在《蒙古历史文献的收集》（圣彼得堡版）一书中介绍了《格萨尔》，论述了史诗的演唱形式和与史诗有关的经文，并对史诗的主人公格萨尔作了评述。从此以后，国外研究《格萨尔》史诗的帷幕渐渐拉开，带动了许多有识之士投入到这个行列。

　　1871年，英国旅行家沙乌在伦敦出版的《高鞑靼、叶克羌和喀什噶尔访问记》一书中，对《格萨尔》作了评介，并第一次提到了“格萨尔是罗马康斯坦丁堡的恺撒大帝在东方的名字”这样一个观点。这些可能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国外最早研究《格萨尔》的文章。

　　在这以前，外国学者评介、研究的，主要是蒙文本《格萨尔》，到了19世纪末叶，外国人才开始注意到藏文本《格萨尔》。

　　1879年和1881年，印度人达斯先后两次闯入我国的西藏地方，搜集了《格萨尔》等大批藏文资料和文物。从1867～1885年，沙俄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曾先后4次到我国的内蒙、新疆、甘肃、青海、西藏等地进行所谓的“探险”。1884年8月，他到青海省玛多县的黄河源头，在那里获得了一些《格萨尔》的手抄本。1876～1899年的23年当中，沙俄军官帕塔宁曾先后5次到我国的西藏、青海藏区进行了所谓的“探险”，获取了一些藏文本《格萨尔》资料，回国后发表了许多关于《格萨尔》的文章。

　　随着蒙文本和藏文本《格萨尔》的陆续翻译和出版，国外《格萨尔》研究工作也逐步得到了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到2003年为止，国外发表的涉及研究《格萨尔》的论文有近300篇；还有包括1931年巴黎出版的法国女学者达维 ·尼尔的《岭·格萨尔超人的一生》、1957年莫斯科出版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策·达木丁苏伦的《论（格萨尔王传）的历史源流》和1959年巴黎出版的法国石泰安的《藏族格萨尔王传与演唱艺人研究》等几部专著。

　　此外，由不丹王国国家图书馆主持，用藏文出版了37部（一说为27部，一说为40部）《格萨尔》，还专门聘请了法国《格萨尔》研究专家石泰安为《格萨尔》写导言。这是迄今为止国外规模最大的一次《格萨尔》出版工作。

　　国外对《格萨尔》的研究，虽然有200多年的历史。但因缺乏原始文献资料，又受到不能进行实地考察的局限，特别是缺少同民间艺人的密切联系，对深入研究《格萨尔》有诸多不便，所以研究进度缓慢。虽然涉及的范围较广，但是主要限于一般的介绍和评论，所介绍的内容也很少，只是部分章节，有的则是简单的内容提要，只说明了在我国的藏族地区和蒙古族地区有一部《格萨尔》史诗。

　　国外对《格萨尔》的研究各有自己的特点，取得的成就也不尽相同。根据我国学者降边嘉措先生的分类，将其分为东方学派和西方学派两大类。

　　这里说的东方是指前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东欧各国。十月革命后，前苏联对《格萨尔》的研究十分重视，据有关材料介绍，在列宁格勒原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收藏了许多藏文、蒙文手抄本。在莫斯科和其他一些地方的研究机构中，也收藏了不少《格萨尔》的资料。

　　在东方学派中，对《格萨尔》进行广泛深入研究，并取得重大成果的，要算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学者，其中的佼佼者又要首推策·达木丁苏伦。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研究成果，可以代表整个东方学派的水平。他精通蒙文、俄文，也懂藏文，他利用这得天独厚的条件，于1957年在莫斯科用俄文出版了研究《格萨尔》的专著《论（格萨尔王传）的历史源流》，它不仅是苏伦研究《格萨尔》的代表作，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东方学派的研究水平和最新成果。他在该书中对史诗的主人公格萨尔作了比较详细的考证。同时对民间流传的关于格萨尔的各种传说，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和探讨。作者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格萨尔》的主题思想和社会意义，着重阐述了它的人民性。他研究《格萨尔》不是靠第二、三手资料，而是直接阅读蒙文和藏文原文，还广泛涉猎了有关汉文资料，专门写了一篇《中国史书中的格萨尔》，对史诗中描述的历史事实和格萨尔活动的地域，作了一些考证，并对蒙、藏《格萨尔》进行了比较研究，分析了它们的异同和相互关系。

　　西方对《格萨尔》的研究要晚于东方，但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有较大发展，而在50年代之后，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在某些方面显得比东方学派更为活跃。在西方学派中，有两个人特别值得关注，一位是法国女学者亚历山大·达维·尼尔，另一位是法国藏学家、东方学专家石泰安教授。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两个人的研究工作，代表了西方学派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水平。

　　亚历山大·达维·尼尔，曾在上个世纪20年代对史诗发生兴趣，当时她年仅18岁，为了获得史诗《格萨尔》的资料，从巴黎专程来到中国，在四川康区住了很长时间。她学藏语文，穿藏服，从民间艺人的口述中记录了一部分《格萨尔》，返回巴黎整理后译为法文，于1931年首次在巴黎出版。她后来又到康区住了10多年，到过传说是格萨尔故乡的德格和邓柯地区，并访问过自称是格萨尔后代的岭仓土司，从民间搜集到了《格萨尔王传—姜岭之战》的藏文手抄本，长达648页。这一珍贵的资料，至今流落法国。与此同时，在一位名叫云登的喇嘛的帮助下，她直接听艺人说唱《格萨尔》，并记录整理，同时收集了一些手抄本和木刻本。她的可贵之处是能够直接深入到史诗流传最广的地区，与喜爱史诗的藏族群众接触，与说唱艺人接触，能够得到鲜活的第一手资料，这样就不同于仅凭文字材料的研究者。她回国后，将她收集的资料，包括手抄本、木刻本和直接记录整理的艺人说唱本，综合整理成一本格萨尔故事，题为《岭·格萨尔超人的一生》，在巴黎用法文出版。她在该书的前面写了一个很长的序，叙述了她搜集整理的经过，也谈了她对史诗的认识和评价。尽管此书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部比较详细地向西方介绍《格萨尔》的书。不少西方人士是通过这本书才知道《格萨尔》，并引起了他们研究藏族史诗的兴趣。

　　石泰安教授是当代西方著名的藏学家，法籍德国人。他也曾深入原西康省的德格、邓柯地区考察，得到了各种版本的《格萨尔》，并访问了一些艺人。1956年，他在巴黎出版了《藏族格萨尔王传》，这是他根据搜集到的各种版本用散文编写的一部缩写本。1958年，他发表了《格萨尔生平的藏族画卷》一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有关格萨尔的卷轴画。1959年出版了《格萨尔王传研究》。由于《格萨尔》过去没有定本，也没有人作过比较详尽的整理和研究，当时在欧洲，他的这三本书引起了许多东方学研究者的普遍关注。

　　1959年，他又出版了《藏族格萨尔王传与说唱艺人研究》一书。这是一部比较系统地论述《格萨尔》及其说唱艺人的著作。他旁征博引，立足于藏文资料，从历史文献、民族文物等方面，探讨了这部史诗形成的各种因素。内容比较丰富，可以看作是西方各国关于《格萨尔》研究的一个总结。

　　石泰安教授长期从事《格萨尔》研究，对向西方国家介绍这部伟大史诗，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他对藏族的历史、文学、艺术、语言、宗教、天文历算都有广泛的兴趣，并作了一定的研究，发表了大量论著。他以渊博的知识作基础，从藏族的历史、民族文物、历史文献、社会风情和宗教信仰等不同领域，对构成《格萨尔》的各种因素作了探讨，这种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其次，法国巴黎大学高等学术研究院第四部（即历史与语言学专业）的藏学家艾尔费女士的《藏族格萨尔王传的歌曲》一书，开创了国外《格萨尔》音乐研究的先河，她根据8位藏族艺人的录音资料，对格萨尔的歌曲进行文体、诗律、曲调及与其他文化关系等方面的分析研究。对于我们研究史诗的音乐和语言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开拓了《格萨尔》音乐研究的新领域。国外对《格萨尔》史诗的研究，首先很重视资料的收集工作，他们将史诗的各种版本，包括口头记录本、手抄本、木刻本及各种文字的版本都收集起来，大量地占有原始资料，这就为史诗的研究奠定了详实的资料基础。概括起来，东方学派比较注重研究《格萨尔》的主题思想，阐述它的人民性和民主性，以及研究史诗所塑造的艺术典型及其社会意义。他们还特别致力于蒙、藏《格萨尔》的源流关系以及史诗在蒙古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的研究。而西方学派更多地注重史诗的学术研究价值和认识作用，充分注意了民间文学的多功能性。他们把对《格萨尔》的研究，作为整个藏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由于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国外从事《格萨尔》研究的人，眼界比较开阔、研究方法比较科学、研究手段也比较先进。他们能够从历史发展的长河，从广阔的文化背景着眼，多角度、多侧面地进行研究，路子比较多、领域比较宽，而不是简单的就事论事。因此，成果比较显著。

　　然而，国外对史诗的了解是有限的，他们所掌握的资料，尽管比较丰富，但总的看来只不过是整部《格萨尔》里很少的一部分。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一部较好的译文本。因此不免有些肤浅，缺少深度，有时还有猎奇、牵强附会以及想当然的现象。但值得一提的是，仅就他们使《格萨尔》作为民间文学的信息，飞越国境，传向世界，从而帮助西方人改变只有希腊才出现完备的史诗，只有《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才算史诗的偏见而言，就是不简单的。同时，经过他们的手笔，使先前不为学人重视的《格萨尔》史诗，今天昂然登上了国际性的学术论坛，成为持久的议题，他们更有不可埋没的功劳。

 

 

　　二、国内研究状况

　　据考证，国内的《格萨尔》研究，早在400多年前就受到了藏族学者的关注。以觉囊达拉那塔、松巴益喜班觉(1704～1788年)、第六世班禅罗桑贝丹益喜、章嘉若必多杰(1717～1786年)、宦芒班智达、第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等为代表的藏族学者，在《关于格萨尔的问答集》、《安多政教史》、《朗氏家谱灵犀宝卷》等著作中对格萨尔的生平年代、出生地点、世袭血统以及格萨尔是否为历史人物和对一些有关地域进行了考证性的研究。他们的努力奠定了《格萨尔》研究的基础，为后人从事《格萨尔》研究起到了启蒙作用。但是，藏族学者对《格萨尔》的研究，由于交通闭塞和语言的局限性，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做得不尽人意，因此很少为外界所知，也未能在其他兄弟民族中产生影响，更不用说在国外。然而在国内，研究史诗的历史比国外早近200年。

　　就我国而言，最早向其他兄弟民族读者介绍《格萨尔》史诗的大概要算任乃强先生。任先生系四川大学教授，著名的藏学家，主要研究康区的社会历史。他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到康区实地调查时发现《格萨尔》深受广大群众的青睐，有似《三国演义》在汉族社会中的影响力。他在康区进行了长时间的调查研究后，回到成都撰写了两篇文章，即《藏三国的初步介绍》和《关于藏三国》，分别发表在1944年的《边政公论》第4卷第4、5、6合期上和1947年9月的《康藏研究月刊》第12期上。在这两篇文章中，任先生分6个问题，对所谓的“藏三国”即《格萨尔》的流传情况、卷帙概况、艺术特色等作了介绍，对史诗的主人公格萨尔与历史人物的关系也作了一番考证。关于史诗的部数，任先生根据当地有关人士的介绍，说共有25部，并列了篇名，讲了内容提要。

　　继任先生之后，一些汉族学者，如彭公侯、陈宗祥、李安宅、马长寿、何建熏、韩儒林、刘立千先生等也写过文章，对《格萨尔》作了介绍。他们还翻译介绍了国外研究《格萨尔》的论著，如陈宗祥、彭公侯先生将任先生从国外搜集到的拉达克等英文本翻译成中文，陈、彭二位还将达维?尼尔的《岭?格萨尔超人的一生》翻译成汉文，成为我国最早的《格萨尔》外文译著。之后，又翻译了弗兰克的《藏三国本事》和西德瓦尔特·海西希的《论格萨尔史诗的一致性》。刘立千先生曾在解放前夕，将岭苍土司家藏木刻本《天界篇》、《英雄诞生》、《赛马称王》翻译成汉文。从这些零零碎碎的文章中，人们对《格萨尔》有了朦胧的认识。30～40年代，我们的祖国正处于黑暗时代，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连自己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因而对这部史诗没能引起国家和学术单位的注意。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热情关怀下，我国的《格萨尔》研究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先后出现过三个高峰：

　　（一）20世纪50～60年代

　　在此期间，仅青海省就组织了200多人的普查队，在史诗流传的主要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普查和抢救工作，不少人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截至1964年，青海省累计搜集到的藏文手抄本、木刻本达28部74种之多。同时相关机构还不失时机地广泛发动和组织各种社会力量，将搜集到的全部藏文资料译成了汉文，并铅印成资料本，约1300多万字，百万诗行。

　　有了初步的资料之后，有些学者就《格萨尔》的主要内容、流传地区、部数、版本等方面的情况写了一些调查报告、论文等，对史诗的有关问题作了初步的介绍和探讨。这些资料，既是对史诗的一个很好的宣传，又为开展搜集整理工作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对推动《格萨尔》工作的深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62年2月，青海省率先出版了由著名学者桑热嘉措、才旦夏茸、古嘉赛、吉合洛、欧旺群培等整理编辑的藏文版《霍岭大战》上册。不久，上海文艺出版社又正式出版了青海省学者翻译的汉译本《霍岭大战》上册（即霍尔入侵之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民族画报》及《青海日报》等大型报刊发表了介绍文章，并配发了图片，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响。从此，《格萨尔》史诗的部本在国内有了正式出版物。

　　（二）1979～1990年

　　民间艺人是来自人民的艺术家，通过他们保存下来的口头作品，是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80年代初起，各省区组织力量，深入农牧区，对说唱艺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普查、寻访工作，发现了许多优秀的艺人，如玉梅、才让旺堆、格日尖参等，并开始录音整理他们的说唱部本。

　　这个时期，也是《格萨尔》翻译史上的繁荣时期。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汉译本，大部分是在这个时期翻译的。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原西北民族学院教授、老一辈著名的藏学家王沂暖先生。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同艺人华甲合作翻译了《格萨尔王传—贵德分章本》，它是最古老、最原始的史诗版本，是一难得的珍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潜心从事翻译工作，将《降伏妖魔之部》、《花岭诞生之部》、《分大食牛》、《降伏妖魔》、《卡且玉宗》等《格萨尔》部本翻译成汉文，目前已出版了14部，为《格萨尔》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吸引更多的人欣赏、研究它创造了条件，在《格萨尔》翻译史上立下了汗马功劳。

　　1986年12月由降边嘉措撰写的我国第一部《格萨尔》研究专著《格萨尔初探》出问世。该书对史诗理论、史诗研究、《格萨尔》的产生年代、流传与演变、《格萨尔》说唱艺人、《格萨尔》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它与宗教的关系、世界上主要史诗在我国的传播情况、我国丰富多采的史诗以及史诗研究的重要意义等方面作了概括性的论述，弥补了我国《格萨尔》研究专著之空白。接着，1989年降边嘉措的又一部力作《（格萨尔）的历史命运》和杨恩洪的《中国少数民族史诗（格萨尔）》等两部专著相继问世。

　　（三）1991年以来，《格萨尔》研究工作进入了第三个高峰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10多年间，我国的《格萨尔》研究已形成了一支雄厚的研究队伍，从事研究的人员达1000多人。从20世纪90年代起至今，共发表论文700多篇，译文和整理本数部，出版《格萨尔》研究专著10多部、《（格萨尔）研究论文集》12部、国外《（格萨尔）研究译文集》3部、国外《格萨尔》研究专著译本2部，编印《(格萨尔)史诗》资料小辑8本、《（格萨尔）工作通讯》数期，《格萨尔研究》内部资料本5期，以及《中国（格萨尔）》正式出版物1期等。可以说我国的《格萨尔》研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归纳起来，这一时期主要有以下特点：

　　1、著作、集成纷呈，且涉及的学科多，研究的问题多。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格萨尔》学界学术成果尤为喜人，出版了10多部研究专著。1999年8月出版的降边嘉措的《（格萨尔）与藏族文化》，论述了《格萨尔》史诗赖以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流传演变、人物、语言等，从藏族文化的结构形态追溯《格萨尔》史诗产生和传播的原因，从多学科的角度论述了《格萨尔》在藏族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而他的《（格萨尔）论》一书，从对史诗和史诗研究情况的叙述作为开场白，深刻地论述了《格萨尔》史诗流传演变的过程、古代藏民族的图腾崇拜、佛苯之争与《格萨尔》的发展以及对说唱艺人的研究等问题。杨恩洪的《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从史诗说唱艺术这一综合艺术形式着眼，利用鲜活的第一手资料，多侧面地、立体地论析了它的历史轨迹，寻找史诗说唱艺术发展的轨迹。根据艺人所处的不同地区、传承各异，将其分为神授艺人、掘藏艺人、闻知艺人、吟诵艺人、圆光艺人等几个类型，第一次将《格萨尔》说唱艺人进行了分类，为深化史诗研究、艺术史研究、神秘文化研究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吴伟的《（格萨尔）人物研究》，是近几年蓬勃兴起的《格萨尔》学研究活动中一项具有创见性和开拓性的新成果。全书共分为两部分。她把第1部分“论《格萨尔》人物的结构、性格和原则”为全书的总论，第一次把《格萨尔》的众多人物理出了一个完整体系。第2部分为8篇人物专论。她选择了统帅奇才、叱咤风云的雄狮大王格萨尔；深谋远虑、德高望重的总管王绒察叉根；不同身世、智勇双全的英雄战将贾察和辛巴梅乳泽；堪称妇女精英的珠牡、噶萨拉姆、阿达拉姆、梅萨；具有特殊性格、特殊本领、特殊作用的晁同和米琼卡德等关键性代表人物。就其在史诗中反映的思想和行为、从内涵到外延、从当时的作用到后世的影响，按照每个人物所处的地位和人们议论较为突出的几个焦点，从纵横两个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地进行了更深一层的挖掘，论证了总纲中提出的主要论点。

　　王兴先的《（格萨尔）论要》，主要论及了史诗的主题、史诗的宗教、史诗的王室与部落、史诗的风俗与习惯、史诗的题材组织、史诗的横向流传等。涉及面虽然不太广，但作者最难能可贵的一点是，在史诗中的岭国英雄、王室和部落章节中，对史诗中究竟有多少部落或邦国同岭国发生战争，以及对各自部落或王室的构成状况作了详细地探讨和分析，从而得出《格萨尔》不是一个世纪的产物的结论。何峰的《（格萨尔）与藏族部落》，作者把《格萨尔》的研究和藏族部落社会制度的研究结合起来，从部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法律、风俗等方面着力论证了《格萨尔》与古代藏族部落社会间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从《格萨尔》部落社会的形成及演变中透视了古代藏族部落社会的影子，掌握了藏族原始部落社会的雏形。赵秉理的《（格萨尔）学散论》，旗帜鲜明地批评了历代中外史诗与《格萨尔》研究中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对某些重大的学术问题，展开争鸣，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再者，从史诗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多视角、多方位、多层次探讨《格萨尔》的有关问题，为读者提供了许多翔实、珍贵的文献资料。为了记载国内外对《格萨尔》研究这一历史壮举，赵秉理先生花费10多年的时间，全力以赴精心编辑的《（格萨尔）学集成》（第1～5卷）于1990～1998年出版。该集成全面展示了《格萨尔》的研究成果，其中有《格萨尔》工作的主要文件，国内外《格萨尔》研究概况，《格萨尔》研究专家学者小传，近百年来关于《格萨尔》的主要研究论著，等等，被专家称为“研究《格萨尔》史诗的资料宝库”。

　　角巴东主和恰嘎·旦正合作撰写的《（格萨尔）新探》，以敏捷的逻辑思维、求实的学术风格、超前的研究方法，并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对《格萨尔》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民俗习惯、流传区域、古籍史料及《格萨尔》的产生和发展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用藏文撰写完成，填补了《格萨尔》学领域无藏文专著的空白。而角巴东主的《（格萨尔）疑难新论》，在理论联系实际、充分查阅文献资料、实地调查和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格萨尔》学方面遗留的许多疑难问题，如《格萨尔》与宗教的关系、蒙藏《格萨尔》关系，特别是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观点、方法，对《格萨尔》神授艺人、伏藏艺人和圆光艺人等进行了比较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和剖析，并对《格萨尔》的历史价值、遗物遗迹所反映的人物、事件、宗教观念、语言艺术特色以及各种版本的异同点、国内外的研究历史、现状等作了多学科、多方位、多角度的研究。恰嘎·旦正的《（格萨尔）研究集锦》一书，主要对《格萨尔》中的一些地名、人名和岭国、四方敌国的疆域、地名进行了考证，特别对《格萨尔》文本中反映的家神、地方神、战神以及史诗中藏民族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等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

　　2、召开高水平的国际性学术研讨会。

　　随着《格萨尔》史诗研究的大力开展，90年代以来，在四川成都、西藏拉萨、内蒙古的锡林郭勒、甘肃兰州、青海西宁等地成功地召开了五届国际性的《格萨尔》学学术研讨会。综观五届研讨会，有这样一些特点：参加的人数多。来自十几个国家300多位专家、学者分别出席了这五届研讨会；论文选题多涉及面广。分别涉及到《格萨尔》中的人物研究、语言艺术、绘画艺术、音乐艺术、戏剧艺术、民俗文化、最五量产、艺人演唱、婚丧习俗、部落社会、军事问题、图腾崇拜、生态旅游等；研究论文数量多，共收到400多篇。大多数论文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用文艺学、文化学、语言学、政治学、经济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学科进行了研究，开拓了《格萨尔》研究的新领域。

　　3、一项跨世纪的文化工程——《格萨尔》精选本  的编纂。

　　当前，《格萨尔》工作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各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直到现在，我国仍然没有一套反映史诗原貌和全貌的完整本于。在1983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由我国著名的民间文艺理论家钟敬文、贾芝、马学良教授和王平凡等同志提出：在收集整个理工作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应当编纂出股一套反映史诗原貌和全貌的精选本。之后，这项提议被写入了“六五”规划。经过17年的努力，终在1995年正式立项，并得到国家财政的专项资助，作为中国社科院院级重点科研项目。精选本拟以扎巴老人的说唱本为基本框架，在众多分散的200多部分部本和变异本中择优选粹，同时参考桑珠、才让旺堆、玉梅和其他优秀艺人的说唱本，尽可能地吸收各种唱本和刻本、抄本的优点，计划编纂40卷，每卷约40万字，集中体现我国《格萨尔》研究的最新成果。截至目前，已出版了《英雄诞生》、《赛马称王》、《魔岭大战》、《霍岭大战》(上下册)、《大食财宝宗》、《陀岭之战》、《歇日珊瑚宗》、《杂日药物宗》、《阿扎玛瑙宗》、《卡且松尔石宗》等12卷13本，占计划出版规模的30％。

　　《格萨尔》精选本被称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喜马拉雅山，它的问世将是中华民族献给世界文化宝库的一份厚礼。

　　[参考文献]

　　[1]赵秉理，《(格萨尔)学集成》[R]：第、卷·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0。

　　

　　[2]降边嘉措，《(格萨尔)初探》[M] . 西宁：青海民联出版社，1989：213。

　　[3]杨恩洪，《国外（格萨尔）研究综述》[A]：赵秉理编，格萨尔学集成，第1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