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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人文与社会 :: 文章</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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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文章</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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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钱翰：茱莉亚·克里斯特瓦的中国之行</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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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学科: 人文<br />来源: (《国外文学》2009.2)<br />关键词: 克里斯特瓦，克里斯蒂娃，kristeva, 钱翰<br />摘要: 茱莉亚·克里斯特瓦上次来到中国, 已经是35 年前的事了。1974 年5 月她与罗兰·巴尔特、弗朗索瓦·瓦尔和马瑟兰·普莱奈等《求是》(Tel quel) 杂志同仁受中国政府的邀请作为“同志们”访问中国。　茱莉亚·克里斯特瓦上次来到中国, 已经是35 年<br />前的事了。1974 年5 月她与罗兰·巴尔特、弗朗索瓦·<br />瓦尔和马瑟兰·普莱奈等《求是》(Tel quel) 杂志同仁<br />受中国政府的邀请作为“同志们”访问中国, 走进了<br />那扇封闭的大门。那次访问“文革”的特殊历史背景<br />使本次访问具有可以从多方面阐释的可能性, 直到今<br />天仍然被研究中法文化的学者们津津乐道。年轻的克<br />里斯特瓦在来到中国之前, 就对这片神秘的东方土地<br />怀有极大兴趣, 她曾经在巴黎七大注册了中文系的本<br />科课程, 只可惜中途放弃。不过这并不妨碍1968 年之<br />后的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希望从红色革命的中国汲取思<br />想资源, 克里斯特瓦写了不少文章, 热情洋溢地介绍<br />中国的“批林批孔”, 她和丈夫索莱尔斯的文章中还<br />常常出现各种各样的方块字: “革命”或者“阴阳”,<br />令今天研究法国思想史的中国人读来感到亲切又<br />诧异。<br /><br />再次来到北京的克里斯特瓦已经是一位67 岁的<br />长者, 虽然因为感冒声音有些沙哑, 但是她的四肢依<br />然如思想般敏捷, 眼光柔和而有穿透力, 她的标志性<br />的栗色短发也使她显得干练有力。法国战后崛起的那<br />一批思想大师已经渐渐离我们远去, 只有她硕果仅<br />存。克里斯特瓦在70 年代以后, 逐渐从对“文本”<br />的批判转向对“人”的研究, 试图把符号学和精神分<br />析结合起来, 为两者同时开辟一条新的道路。<br />此次克里斯特瓦来华的第一站是北京。2 月24 日<br />的下午, 她与北京大学法语系的师生以及其他法国文<br />学专家一起在北大民主楼举行了一次座谈, 气氛热烈<br />而友好, 话题也非常广泛。她满怀深情地回忆罗兰·<br />巴尔特对她的爱护和帮助, 作为她的导师, 巴尔特总<br />是向公众推荐这位发明了“互文性”概念的女弟子。<br />孔巴尼翁(Compagnon) 的著作《理论的幽灵》是近年<br />内总结60、70 年代法国文学思想的重要著作(国内即<br />将出版) , 针对她的弟子的这本书, 她提出, 在那个<br />时代, 语言学和结构主义刚刚兴起, 学者们都满怀热<br />情投入到理论化工作之中, 确实会出现一些所谓理论<br />的“通货膨胀”, 但是如果不经历那样的过程, 我们<br />就不可能取得今天的认识。站在今天的角度批评过去<br />是容易的, 但是没有新的探索, 认识就不会进步。<br />当天晚上, 克里斯特瓦在北京法国文化中心座无<br />虚席的演讲大厅做了题为《一个欧洲女人在中国》的<br />演讲, 吸引了许多在北京的法国人和对法国思想感兴<br />趣的中国学者。这篇演讲包括两个主题: 中国文化和<br />中国的女性; 欧洲文化和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前景。<br />克里斯特瓦把中国称为一个“谜”, 而解谜的方<br />法就是通过精神分析和符号学来探究中国文化在主体<br />塑造上的特殊之处: “一是女性和母亲的特殊作用,<br />二是语言的能力从属于音乐(四声的语言) 和手势<br />(身体) , 二者不可分离。”她认为, 中国在远古时代<br />是母系社会, 母亲是家庭的中心, 根据母系血缘来组<br />织家庭和社会, “这使男性和女性对他们在心理和性<br />别上的双重性, 或者说‘心理上的双重性别’确信不<br />疑(对母亲的依赖和对父亲的依赖具有同等的重要<br />性) , 而且这一点比其他文化都更加强烈, 尤其是比<br />基督教盛行的西方, 因为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是父系关<br />系”。即使后来的中国在儒家男尊女卑的意识形态取<br />得统治地位以后, 远古的母系传统还得以部分保留。<br />在性别问题上, 儒教和道教形成了二元对立的两极,<br />儒家代表男性的统治力, 而道教则重视生生不息的<br />“阴”的力量, 强调平衡与和谐。中国从来没有像西<br />方一样成为一个纯粹父权统治的社会。虽然受到压<br />制, 但是母亲和阴性在中国的家庭生活中依然保持活<br />力, 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br />而中国的四声语言具有与众不同的音乐性, 韵律<br />和声调的意义先于句法意义, 或者说“发声”先于<br />“秩序”, 这与西方纯粹秩序性的语言是不同的。克里<br />斯特瓦曾经学过一段时间汉语, 在她看来: “语言交<br />流是最佳的社会契约, 四声的语言在这种社会契约中<br />保留了母子关系的早熟的印记(因为所有孩子都是先<br />学会韵律, 再学会语法, 而中国的孩子能够使古老的<br />韵律承载起社会化的意义) 。因此, 汉语得益于它的<br />四声, 保留了一种先于句法、先于象征符号(因为符<br />号和句法同时产生) 、先于俄狄浦斯情结(虽然声调<br />系统只有在句法结构中才能够得到完全的实现) 的东<br />西。”中国文字的意象性, 虽然不断被抽象化, 但是<br />其“形”、“声”依然得以保留, 中国的书写不仅是在<br />制造符号, 同时也保留了身体的运动的印迹。“由于<br />这些组成要素从属于一种比句法意义和逻辑意义更为<br />古老的心理层面, 所以汉字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潜意识<br />的、感觉的仓库, 用汉语进行思考的人可能永远也不<br />会与这个仓库相割离, 这个仓库是汉字演变、创新、<br />复生的最佳实验室。”<br />正是从女性这个意义上, 克里斯特瓦曾经在《中<br />国妇女》这本书中高度评价了1949 年的中国革命, 认<br />为它使中国妇女从父权制度中解放出来, 恢复了妇女<br />的平等权利和地位, 更重要的是家庭关系的改变有力<br />地革新了社会秩序。克里斯特瓦一直以“革命”和<br />“反抗”作为她的思想的关键词, 70 年代中国妇女激<br />情澎湃的形象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 “妇女们———这<br />些反抗者, 是中国的‘半边天’, 但她们天不怕地不<br />怕, 是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的主要力量。”但是克里<br />斯特瓦并不是传统意义上与男性斗争的女权主义者,<br />在北大的座谈会上, 她提到了与女权主义团体打交道<br />的一次有趣经历。曾经有一个女权主义团体邀请她加<br />入, 在入会的仪式上, 别人给她一本书, 然后要求她<br />写下她担当这个团体领导人应负的责任, 并签字。她<br />没有答应, 别人就把她驱逐出门, 书也收走了。“我<br />从来不是这样的女权主义者: 她们教条、好斗, 并且<br />无视女人的母性。女人和男人一起生孩子, 这很<br />重要。”<br />克里斯特瓦对中国女性的关心, 一方面出于她自<br />身的感受和身份, 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她对多样性的热<br />爱和对固定僵化秩序的反抗。在全球化的今天, 在英<br />语、好莱坞和麦当劳充斥的世界上, 这种对单一化和<br />平面化世界的拒斥与对多样性的坚持和强调既紧迫又<br />艰难。今天的现实已经向我们敲响了警钟: 金融危机<br />中如果说还有一点值得庆幸的, 那就是华尔街的逻辑<br />还没有被所有国家和人群接受, 投资银行家还没有来<br />得及把世界全部洗脑。在漫长的战争和宗教文化的冲<br />突之后, 欧洲文明留给这个世界的重要遗产之一就是<br />对多样性的尊重。与其说欧洲是文化的发源之地, 不<br />如说是汇聚之地。克里斯特瓦对欧洲文化下了这样的<br />定义:“与对身份的现代崇拜相对应, 欧洲文化是一种<br />可无限重构的、开放的身份追寻。正是这一对比, 这<br />一‘逆流’, 构成了欧洲文化的意义、价值和困难之<br />处, 同时也构成了欧洲文化的本身。”作为在法国扎<br />根的保加利亚人, 她对欧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有深切<br />的体验。理解这种复杂和多样是艰难的, 同时也令人<br />着迷。<br /><br />为了捍卫这个充满异质性特征的欧洲文明, 必须<br />保护语言的多样性, 因为语言是文明的载体; 同时也<br />必须构建民族之间相互尊重的关系, 一方面, 对民族<br />自豪感的任何轻蔑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另一方面,<br />狭隘的沙文主义又是一种缺乏信心所导致的病态心<br />理。只有对多样性的足够尊重, 才能保持欧洲的特殊<br />性, 而不是轻易投入美国文化的洪流。<br />克里斯特瓦认为西方世界有两种文明模式, 一种<br />是美国式, 一种是欧洲式。前者以自我实现作为自由<br />的标准, 而在当今技术统治的世界上, 自我实现意味<br />着经济的成功和利润的最大化; 后者的自由则是“自<br />我在向他者倾诉、敞开、呈现的话语的本质中舒展开<br />来, 并在这一意义上得到解放。”诗人和自由思想家<br />是拥有这种自由的骄子, 他们在永不停歇的探询中反<br />叛: “回归以前, 揭去面纱, 找回源泉, 重新奠基,<br />得到启示。”欧洲的信念在今天遭遇了挑战, 但是这<br />使多样性的特征更加难得, 在欧洲与中国相遇的经验<br />中,“对他者的接待”弥足珍贵。<br />克里斯特瓦始终是一个钟情多样性的思想家, 70<br />年代, 她提出“互文性”概念, 把文本从固定化的价<br />值体系和科学主义中解放出来, 寻找文本丰富的可能<br />性。80 年代以后, 她的兴趣逐渐转向精神分析之后,<br />努力理解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事实上, 无论是探询<br />人的源头还是文化的历程, 回到源点的目的都是为了<br />人性的新的可能性。<br />克里斯特瓦离开北京之后, 前往上海, 访问了上<br />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大学、交通大学和华东师大, 并<br />在同济大学再度做了同名演讲, 回答了听众各方面的<br />问题。此次访问, 无论对于克里斯特瓦还是对于中国<br />的学者, 都是一次文化相遇的宝贵经验。<br />]]></description>
            <author>人文与社会</author>
            <pubDate>Fri, 11 Sep 2009 04:53:54 +16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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