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大学之中，习惯将校长（而非校党委）负责的那部分称为“学校行政”。我猜这可能是从各级政府那边转移过来的套话，以明确党、政之分工。但大学校长所管理的是否学校的“行政”，或仅仅是“行政”，似乎也还有斟酌的余地 （通常校长管全面，分管副校长才管行政）。这一稍带随意的表述，反映出我们的学术教育机构常向政府看齐，在思维和行为习惯方面，都相当行政化。

我们平常爱说“与国际接轨”，到制定规则之时，又多强调“中国特色”。好些人都把这种对“特色”的强调视为在“接轨”方面打折扣，其实我们在有些方面已比“国际”有过之而无不及了。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就是，一般都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尚处于初级阶段，但我们在不那么需要民主的地方，又往往走在世界前列，比那些民主思想发源地的欧美国家，似乎还更“民主”。目前大学里的“民主”趋向，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这样一种超前的发展，部分可能因为我们试行“民主”的时间太短，愿望又太强，结果在学术界也特别愿意推行类似政治方面的“民主”，而忽视了两者在很多方面的差别。如今我们很多大学都仿效美国总统的方式，校长只能连任一届，这恐怕就未必“与国际接轨”。从我们看重的大学排名看，现在世界排名前列的那些美国大学，已经办了约三百年，但历任校长也不过二十来位。这是因为他们的校长虽有任期，但对连任一般没有限制，短者不满一任，长者有时达一二十年（似还有更长的）。

任何做校长的当然希望能对学校各方面的“建设”有明显的贡献，可以“记录在案”，存留于历史记忆之中。若任期最多不过八年或十年，则不得不产生立竿见影的思虑，很多规划自然不可能太久远。学校的建设主要在学科和设施，要在四五年或最多十年内看见显效，比较明显的一是建大楼，二是挖人才。目前大学建房和挖人皆越来越流行，亦良有以也。

我对这两者其实都很赞同，因为它们的确是大学中的大事。

大学不能没有物质基础，设施的扩充始终是必要的。我自己就很希望有一间办公室，最好还宽一点。这也不全是为个人方便，还包括学校以至“中国学者”的面子。现在大学里的外国留学生越来越多，我就担任过不少人的指导教师。这些人来了都会问老师的office hours是什么时候？我也只能一律回答：老师连office都没有，遑论其hours乎。问题是这容易让人产生各种联想，不那么友善的可能会怀疑是不是来错了学校；即使态度亲热如各国友协者，也会感到可能进入了一所“发展中大学”。两者显然都非我们之所欲，特别是在那些世界排名据说已靠前的学校。

人员流动更是好事，针对我们学界的具体情形，还应该进一步常规化。从学理言，人员流动与终身教职就像一个钱币的两面，都是保障学术“独立”的必要措施，至少也可以保护学者少受校园官僚机构的无理干预。但人才不能仅依赖于引进。现在我们时兴学外国而不留本校学生，其实那是“外国”对还不能肯定是否“人才”者的处置方式，真已确定是“人才”的，基本都留校任教。重要的是，任何一个真正的名校，主要的人才若非自己培养，何以确保自身的学风学统能够传承？

我一直以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学术标准开始多元化的时代，管理者识别学问优劣的眼光和能力，或许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从这一角度看，今日对学界管理者连任的限制，是大可斟酌的。一个优秀的校长来之不易，若因任期制而不得不较快离任，对任何学校都是很大的损失。反之，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规则，一个平庸的校长只要不“犯错误”，通常也会连任。后者给大学带来的损失，也不比优秀校长的离任更小。

有的学校甚至对系主任也有任期规定，而且和政府的处级干部一样实行“七上八下”（同样年龄可以任教授却不能任系主任，似乎也不是基于学理的考虑）。校长、系主任的任期制是否有利于教育和学术的发展，或许是可以讨论的。如今大家都在责备急功近利的世风，我们是否应该给那些已经牺牲了自己很多研究时间的校长系主任更多的管理时间，以制定更长远的规划？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民主”是否真是万应灵丹，同样适用于教育和学术？读书人和非读书人，都可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