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1902年6月17日创办于天津，历经三个时代，总计60年余，其间风风雨雨、辗转迁移，在中国报刊史上留下了一道亮丽的风景。1创办人英敛之（满族，天主教士）是晚清时期的君主立宪者，著名的维新人士，尝以报纸为阵地议论时政，改革风俗。新记《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在〈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中说：「近代中国改革之先驱者，为报纸；大公报，其一也。中国之衰，极于甲午，至庚子而濒于亡。海内志士，用是发愤呼号，期自强以救国；其工具为日报与丛刊，其在北方最著名之日报，为大公报。盖创办人英君敛之，目击庚子之祸，痛国亡之无日，纠资办报，名以大公。发刊以来，直言谠论，倾动一时。」2英敛之时期的《大公报》（1902─1912，英敛之虽迟至1916年9月将《大公报》卖给安福系王郅隆，但早在1912年2月23日报纸改版时即引退去北京办学，此后的笔政由樊子熔、唐梦幻主持，其言论走向已于英敛之无关），因有资本主义帝国支持的背景（1906年前亲法，1906年后亲日），向以「敢言」（尤指政治）见称。其议论凸显为两个内容：一是以维新自强为目的宣扬保皇立宪，一是以强国保种为目的鼓励女界振兴。本篇专述这一时期报纸的女权思想，中国女性由传统向现代的身份、地位转换，英敛之时期的《大公报》当为此过渡时代的一块碑石。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魏源、郑观应等人呼吁学习西学、变革图强，朝中要员李鸿章、张之洞心思所同，清政府亦采议发起后来证明并不成功的自改革运动，是甲午一役再次震醒革新者，遂有康有为上书、光绪皇帝新政的变法之举，奈何以失败告终，康有为、梁启超只得亡走日本。不久，又经庚子之役，痛定思痛，于是举国上下为强国、为改革而努力。英敛之在《大公报》创刊号上说：「……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尤望海内有道，时加训诲，匡其不逮，以光我报章，以开我民智，以化我陋俗，而入文明。……但冀风移俗易，国富民强……」3 《大公报》甫创刊，就在变陋俗、开风气上大做文章，劝戒缠足、倡兴女学，张扬女权不遗余力。盖此二事，虽然早有人理论，也有人力行，如康有为1883年组织中国第一个「不缠足会」，1844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协进社」派传教士在宁波开办中国第一所女子学堂，4但是，因为社会风气未开，女界沉闷之状依旧。今当国将无日，在强国保种意识的推动下，女界方受到特别眷顾。《大公报》值此女界幸运时代，遂做了世纪初的领头雁。

一　劝 戒 缠 足

　　中国女子缠足的形成，根源在于传统社会审美观念的转变。在记述周秦时代生活的《诗经》中，社会审美观念在女性身上的体现非常有趣地限制在上半身，或者说，仅仅描绘女性上半身的自然美就足够展示她的美貌与品性了。举卫庄公夫人为例：「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娥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5确未见对下半身的描述。那时人们对女性下半身的认识，其实没有和美联系起来，而是与性紧紧缠绕着。《周易·咸卦》就把抚摸女子的脚当作最初的性信息，6女足与性粘连，乃由于古人相信足能受孕，且生子的缘故。7 《诗经》里也有关涉女性下半身的内容，即有明显的性意味。8下及战国，在产生了屈宋「香草美人」的楚地，还兴起一种偏离周秦的审美趣味，楚灵王雅好纤腰，以至宫中人多有饿死。纤腰标志了对女性美的认识由上半身下移，而一当下移开始，讲述女性美就不只是赞扬，并且有了极大的观赏意味。女性美的下移，到吴王夫差为西施建造响屧廊时告成，女性之足终于赢得了男性的趣味性关注。后来「步步生莲花」的潘妃也好，「琼窄窄」的杨贵妃也好，甚至那个受南唐后主李煜的指令奉命缠足「令纤小，屈上作新月状」的窅娘也好，她们的行为都是转变后的审美意识合乎规律的发展。不过，女足被纳入到传统伦理中的时间较晚，直至宋代出现了理学，为防止女性淫乱，想到了以此束缚女性的身体自由，于是，缠足在南宋逐渐兴盛，至明清时尤烈。

　　由于缠足对女性身体伤害的不人道性，有清一代，一直有人予以驳斥。二十世纪初，中国连遭重创，人们猛然间意识到国家衰弱的原因出在女子缠足上，因而，理所当然地要批判这种陋俗。《大公报》第一天首发此议论，9痛诉缠足的害处：「第一件伤身体……缠了足，血脉便不流通，行走不便，日久便生成肝郁的毛病」；第二件操作不便，女子出嫁后要管理家务，一缠足，路走不稳，便生出种种麻烦；第三件妨害生育，缠足女子受胎之后，会有难产的危险，小孩生下来，也单弱不强壮。这种从中医学和伦理学角度剖析缠足之害的方法，在当时颇具科学性，自有一股令人信服的力量。文章还提到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如今好了，有了皇太后的圣旨了，是去年（指1901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降下来的，」明令要求废止缠足。降圣旨一事可以说是社会舆论关注缠足的现实动力，以后发表的许多文章都会提到降旨的事。作者最后特意附上放足的法子，如慢放多走，按揉和擦油等，都是具体可行的。还有个署名抱愧生的作者，运用自己给女儿缠足的事例，倾诉缠足带来的苦恼，不缠吧，怕让人见笑，女儿长大嫁不出去；缠吧，等于是戕害女儿的身体，所以奉劝大家，快快废掉这个恶习。10

　　本年最重要的文章是〈北京启蒙画馆来稿〉，11谈到了「男降女不降」的问题。清军入关后，推行剃发放足政策，明朝遗民中男子被迫剃发留辫，女子却没有因此令解去缠惯的脚布。有趣的是，20世纪初排满呼声正高，反清人士拿当年女子抗拒放足为其政治革命张本，1903年章士钊的〈读《革命军》〉就以女子的这种「民族大义」去鼓吹革命。12这篇来稿是受到抱愧生的启发而作的。大批一通缠足后说：

请问大家，大清国是满洲人，满洲妇女，并无此败坏风俗。男子的头上，既有了辫子，女人的足下，为甚么不从，国俗呢？难道有心相抗？藉女人的两足，以作代表么？国家的定鼎，将近三百年了，二万万妇女，仍旧是前朝的打扮。不改陋俗，环球列邦，不知要怎样的讪笑哪！

很明显，作者知道有人以革命的名义赞扬缠足（这里不谈排满的意义，只说这种利用客观上造成了放足的艰难。），所以发出了疑问。按照作者的意思，当年明令放足，正该移风易俗，结果政令不行，延续至今。作者把缠足称作陋俗，实际上消解了被排满利用的女足神话，告诉读者这只是人们的集体无意识在作怪罢了。

　　接下来的一年（1903年）紧锣密鼓敲起来。元月初天津某茂才提请袁宫保（袁世凯）严禁缠足，13「当此变法图强之际，……故不变新法则已，如变一切新法，请自严断缠足始。」其所列一条惩治的款项读后不禁令人哑然失笑：

可权定一严苛之例宣示通衢，凡光绪二十二年以后所生之女，如缠足者，将来不准请诰封，不准请旌表，不准乘坐四人肩舆。涉讼到堂，缠足者跪，不缠足者立，缠足者理屈则押禁，不缠足者理虽屈亦不押禁。

我们现在已经很难条分缕析地透视晚清人士的心态，亦新亦旧乎？否，虽新实旧也。从女性解放的角度看，这种人身解放包含着深深的悲哀。正如排满人士巧妙地转换了缠足的意义一样，解足同样被提倡者偷换了解足的意义。无论是为变旧俗而提倡，还是为强国保种而提倡，都透射着浓重的男性和民族的气息，真正为女性自我、女性个性的觉醒作出的呼喊尚未见端倪。

　　可能报馆有争鸣的意思，或者不拘来稿如何，江南悲悯生进一步剥离附着在缠足上的神话。14

　　所谓国家积弱，及生子女不坚实等，盖与缠足无关。「推其原委，用以饰美观者半，藉以肃闺范者亦半。」中国缠足与西洋女子束腰相同，今不见欧美各国自强由禁妇女束纤腰始，何来吾国自强必自禁缠足始？变法当前，还应权其轻重，当务之急不在此。作者反某茂才之道而行，虽然同样矫枉过正，但无疑指出了缠足的社会根源，如前面提到的，缠足束缚在审美和闺训两条绳索上。其实，要想在以传统文化、伦理为社会指导原则的国度废止缠足，实在是很艰难。

　　那一年人们对官府的期望特别高，继某茂才拟请之后，又连续敦促官家严惩不待。15报馆觅得四川总督劝戒缠足的示谕，16便急为刊登，并肯诚希望各报馆转载刊布，以便广为宣传。考虑到市民大众文化程度尚差，示谕特用白话写成，上来便谈缠足的祸端，要紧处甚或妨害到国家。缠足如何关系国家呢？因为缠足女子作母亲后，生养的国民身体也会软弱，国家自然也软弱不强，这又转回到老路上了。试想，在承平时代，女子照缠不误，那时倒没有影响国家的发展，何以现今国家一衰弱，就认准了缠足惹的祸，其实，晚清社会一直避重就轻，顾左右而言他。晚清政府一直不愿彻底变革（多被祖宗旧制所缚），因此在文明腾于众人之口时，以此转移民众的变革诉求，造成群情激昂的气氛，来显示当政的英明，所以晚清培养了众多的君主立宪者。国家虽然没有因废止缠足强大起来，当然是由于历史的众多积弊造成，但对于中国女性来说，这种被利用的、被动的局面毕竟比明朝鼓励缠足好得多，因为每走一步，离女性自由解放的天地就近一步。

　　众声喧哗中，我们还会听到探入历史的声音。只有弄清楚缠足的历史，才能正确对待这件事。朱莲鸳女士考证甚详，17周秦时人们并不以足小为贵，唐时才见束足，但非如后世之缠法。南唐宫内遍缠足而宋承其弊，元明以降沿习本朝。因为是女性言说自己的历史，所以朱女士要唤醒同胞「千年不醒之沉梦」，呼唤「女界革命军」打破千年不变之僵局。看来报馆很为采用此文得意，后附一小议发挥：「欲强中国，必平男女之权；欲平男女之权，必先强女权；欲强女权，必兴女学；欲兴女学，必先戒缠足。」这种由果推因的议论手法，在在皆是。不可小看这一段话，十年间《大公报》提倡女权，主旨尽在此。劝戒缠足，用心良苦。1904年新春伊始，报馆接到一封信，劝说不必管这等闲事，有精力想想国家大事。报馆驳斥道：「报馆为国民之向导，既然知道这个风俗不好，我们就当劝人改了。说一次人家听着不动心，故此须常常地说。」立场非常坚定。并且说：「近来我们的报，一天比一天销得多，外间被感化不再缠足的，也一天比一天多了。」18应该说，《大公报》的这种导向，在客观实际上促进了解足的发展。因而这两年（1904-05）报纸不改其勇，如连箭急发一般，直陈其弊。19当然，言论不外扫除恶习强国保种，那个时代特有的逻辑。不过，把缠足与女学相提并论，显然是1903年所希见的。有一篇文章说道：「今日外国为何那样强盛？因他女学修明，女的合男的一样，都读书都明理，都是下马读书上马杀贼的本领。人家男子不爱小脚，女子也不缠足，……人家女子都明白道理。」20自己女学不修，自己女子缠足，国家不贫弱才怪呢！缠足与女学这样绞在了一起。晚清人做事情，不是矫枉过正，便是本末倒置，皆与国家被动受挫、急于成为文明强国有关。于是，又有人发表言论，21现今抉发缠足之弊，虽罄竹难书，但「独于女学之关系则言之不详」，其实缠足与女学的关系不在行走上学的不便，而在缠足的意识（「精神」或「内容」）妨害了女学的开展。何以如此呢？因为缠足不过饰美观，养成女子贡媚之性，以柔顺和服从行事，直如奴隶也。女学乃文明产物，与此贡媚思想不可以道里计，所以「为今之爱国保种计，而欲强国力，先宏教育；欲宏教育，先兴女学；欲兴女学，先禁缠足。盖教育者，强国之母也；女学者，教育之基也；缠足者，破坏女学之洪水猛兽也。」实在说，缠足与女学确有关系，不过，不是这个说法，要想废止缠足，必须先兴女学。文章作者也说两者有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认识不能说不深刻，知道缠足难废与传统伦理密切相关，但是，他的药方用错了药，或者说治错了地方，没有治里反而治起了表。再者，在男尊女卑尚未打破的社会里，女学即使兴了，又能兴到哪儿去？

　　1905年以后，谈缠足的文章逐渐减少，虽有几篇，22但已不能造成声势，牵动人们的神经了。《大公报》的解足运动，虽轰轰烈烈始，冷冷清清终，直至如今仍被人遗忘，但是，历史却不会忘记，因为它努力过，尽管方法很幼稚。

二　倡 兴 女 学

　　如果按照晚清时期的女学模式衡量这之前的中国女子教育（前面说过，晚清最早的女学由欧洲传教士创办，所收学生来自不同的家庭，具有统一的管理机制和较为封闭的场所。），两千年来，中国便没有出现过女学。但是这不能说明传统女性不受教育，只是教育的方式不同。也许可以把女教称作那时的女学，在一个家庭或家族中请业师指导女子的学习，教她们知书答礼，谨遵闺训。女教作为一种知识形成于汉代，刘向撰《列女传》，赞扬贞节、端庄、温顺、明义的女性，把男性的注意力转向自己的另一半。之后，班固首开史传列女的先河，从此，历代修史者都不会忘记去统计前朝出了多少列女。传统男性对女性的认识，由于有女人祸国，女人是祸水的先定观念，便拒绝女子参与公事，限制其在家庭中，23因而家庭伦理就成为传统伦理的主要内容。家庭伦理的核心是女性无时无刻不被管束，为了管好女性，特地制订出一系列的条规，如「女四书」等，制约其精神和行为。这里还应提一下被称为「曹大家」的班昭，《汉书》收录了她的《女诫》。以往谈论妇道的都是男性，女性只是被动者、被引导者；自班昭，才开始提倡女性自我约束。女性中的一部分精英以男性标准为准则，也成了主动者、引导者，对同性实施教诲。这对于女教的普及来说，意义非常重大，因为由男性劝导女性，其自身的行为并不足以使女性信服，往往事倍功半；而这一部分精英从女性群体中分化出来之后，形成两性共谋，合力提倡女教，就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自然，女性的沉沦也就开始了。

　　那么,晚清兴起的创办女学热潮，是不是就此打破了沉沦的局面，给女性一片自己的天空呢？让我们先看《大公报》发表的第一篇关于女学的文章，24起首说：「现在中国许多人，也都明白学堂是立国的根本，」这好象一个总纲，在有意无意引导着晚清的社会兴趣。现在女学堂的建制少得可怜，理应引起重视。妇人自古是内助的角色，丈夫在外头做事，家务全凭妇人照料，柴米油盐酱醋茶，看帖子记帐目写家信，认得几个字多方便！再说教育儿女也离不开母亲，母亲要是读书识字，儿女从小便受熏陶，长大自然对社会有用。又说：「我们中国……常说女子无才便是德，这话真真的没理。」这个变化特别有趣，从此，男性鼓励女性自强，常显得矛盾和暧昧。因是强国的需要，女性必须文明化，然而又要有一定的限度，于是只强调贤妻良母，过去无才的女子是好母亲好妻子，现在有才的才是好母亲好妻子。相夫教子的精神未变，变的是相夫教子的方法，现代化了。不仅女性职责在转折关头没有改变，就是男女大防的伦理观念也同样沿袭下来。既然办女学，那「学堂中管事人等，一概用女人，男人不准随便进去。」欧美日本近代化的时候，开女学也是这种封闭式管理，其实，东西方男女两性的遭遇基本相同，女学堂成为女性自我解放的必经之途。开女学，证明男性对女性作出了让步，而一但女学大开，旧伦理旧道德就要被新伦理新道德冲决，这是那些男性提倡者所始料不及的。不过，完全封闭式的女学，在培养出一部分新的精英之外，也容易滋生事端。女学近似于一个同性大家庭，女生之间的交往必定愈加亲密，同性情爱作为一个古老的现象又会以新的面目出现，当然，这个时期人们不会注意到它，到「五四」，社会焦点转移，同性爱问题才被提出来，而文学作品中也就有了女性同性情爱的声音。

　　女学必开，仿佛是人们达成的共识，「以公理论，天赋人权；以性灵论，大小脑筋，有生同具。」但是「历代以来，帝王圣贤创制兴学，独不为妇女立教育之科……务使女子不读一书，不明一理，蓄之如奴婢，玩之如花草，使数千载聪明灵秀之才束缚于蠢然七尺之下……」25不清楚作者董寿的性别，但可以肯定，这是一位较为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与劝戒缠足的兴起相同，兴女学也是朝廷下的明诏，这女学也不能不与强国联系起来。女学不兴的原因，有人找着了，26「有四个病原，守旧与维新的，各占两个。」守旧的病原一是事事因循，得过且过，不想开这个头；一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观念深厚。维新的病原一是事事浮嚣，筹划不慎重；一是过于相信西学。西学虽好，但不合我国国情，也不实用，像男女平权，学讲洋文，读天文地理等，统统要不得。女学要开，女子要学，那么学甚么呢？课本的宗旨只能是「妇德妇言妇功」了。时代确实在变，妇女为男子的修饰打扮（妇容）一项，即被弃置不论。俗话说，覆巢之下无完卵，大乱之下安有余暇顾及此耶？

　　回望世纪初的兴女学，它呈现出如此的不统一，最文明的外表装着最传统的内容。我一直在说晚清女性是被利用的，被各种政治势力所利用，她们就在这些夹缝中艰难地蜕变，一层一层脱去压在身上的僵硬外壳。

　　1902年《大公报》开场亮了一嗓子，语惊四邻，新的旧的一股脑儿全震了出来。1903年热力稍减，仿佛进入酝酿期，27果然，从1904年开始直至1908年，《大公报》再次领风骚于报界。

　　1904年，仍有人认为兴女学是破坏礼教，吕碧城女史特意阐述女学的性质在于爱国，使男女平等自由，结为群体，以保全疆土。「自强之道，须以开女智，兴女权为根本。」 开女智则以「母教」为基，还苦口婆心解释：「女学之兴，有协力合群之效，有强国强种之益，有助于国家，无损于男子，故近世豁达之士每发其爱力，倾其热情，以提倡之。」28那种小心翼翼开拓女界疆域的艰难跃然纸上。企新子苦于女学不振，运用新兴的进化论为女学张本。时当列强环峙，国家危急，只有进化才能强国保种。然进化艰难，实由女学未讲的缘故。因为国家进化的迟速，以国民程度高低为准则，而女子为国民之母，女子不强，不进化，国家难强盛矣！29不讲女学的害处，大方面不说，小方面也害处多多。女子不智不识，日久愚昧充塞其脑，安于柔媚顺从而不知自己为何物，与西洋文明女子相比，真如强颜欢笑之奴隶也。30

　　就像解足兴国，女学这时也成了兴国的根本。有人以古代社会为例说，汉代刘向采百家言撰《列女传》，社会遂清平，「晋代风俗之荡，治化之丧，皆归其弊于女教之废，」可见女学之重要，是「中国所以转弱为强之道也」。31于是1905年底至1906年，人们又把希望寄托于官府，希望自上而下地兴办，以为只要官家明白不兴女学的坏处及兴女学的好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清扬女士（即吕碧城）说：「试观五洲之国，女学昌，其国昌；女学衰，其国衰；女学无，终必灭之。」如今一说兴女学，便有多方阻拦，「锄之刈之，若似莠草之害嘉木，」其大谬耳。奉旨兴学数年而不办理，国家将败亡矣。32

　　1906年，吕碧城推出长文〈兴女学议〉，33详尽解说兴办女学的诸多事宜（1904年，吕碧城创办「天津女学堂」，此当为她总结经验之作）。女子教育，因为是我国的创举，必难开风气。但是，处在新旧递嬗的时代，教育必须随时代进化。我国女子娇柔猥琐，无一长处可取，皆数千年政教风俗养成这等第二天性，且看欧美女子教育，一切道德智识的学习均与男子同，「故其思想之发达，亦与男子齐驱竞进，是由个人主义而进为国家主义。」（一说「五四」发现了「个人」，看此文似有不确，「个人主义」乃欧洲文艺复兴出现的名词，强调个性的自由发展，在社会上以独立的个体存在。）晚清「个人」的发现，就女性群体来说，无疑为其走向自我解放跨出了关键的一步。从废止缠足、兴办女学到维新自强，在民族主义的旋律下，又跳动着从废止缠足、兴办女学到发现（女性）个人的小小乐章。事实是，女学办起来了，女性也要觉醒了，这是一股潜流，最终要冲出历史地表，虽然前路漫漫。

　　当社会注意力固着于某一个问题时，当政者必定要作出反应。1907年，清政府下令开办女学堂。学部在给皇太后、皇上的奏章中说：「倘使女教不立，妇德不修，则是有妻而不能相夫，有母而不能训子，……教育所关实非浅鲜。」34普天同庆之时，也会有反潮流而行的人，翠微居士说：「读某举人禁女学，其冥顽之性，井蛙之见，无足深责，窃叹我国风气不开至于此极。」35其实，那某举人不必胆战心惊，晚清兴女学，除了形式上的新之外（有学堂罢了），所望培养的学生只是以后的贤妻良母（母仪、母教、妻贤、妻顺是这一时期的基本主题，不再征引36），与国家不但无碍，反而有大好处呢。

　　1908年之后，《大公报》提倡女学的兴趣逐渐减弱，可能光绪、慈禧下世，对英敛之影响甚大。故此意兴稍阑，也就放手了。其实，到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女学堂不仅有外国人办的，中国人自办的也有，37只是影响甚微，未能开启女界的知识。应该说，女学兴盛，是借了要亡我的西风，在民族主义的情绪下，仓促间作出的反应。它的西体中用，让我们看到了华洋混杂的奇特景观。再说一点，女学虽然如此，但还是比废止缠足成绩大，缠足是废了缠，缠了又废，波折连连；女学则不同，中国的女学经过这一番运动，以后又逐渐改良，入了轨道，进了民国，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三　鸡 鸣 早 看 天

　　有清一代，直到晚清（尤其最后十年）才出现（也是历史上少有的）畅所欲言的局面，这和皇太后、皇上为强国广开言论有关，晚清女性成为社会的兴奋点，亦与此相关。其实，那时对女性的关注，并不仅仅限于废止缠足和兴办女学，晚清作为中国女权的第一个高涨期，涉及到的问题方方面面，容择要叙述。

　　在谈到上面两个问题时，作者们已触及到传统伦理坚硬的壁垒，是它挡住了女性前行的道路。1903年至1905年，有人陆续出来要推倒这堵无形的墙，给女界输入一些新鲜空气。《大公报》的一篇来稿38说道，中国的五伦三纲是有分别的，原初只有五伦，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究其含义，不过是「君礼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柔，朋友贵信」，与泰西自由之权、共和之政没有分别。后人不明斯义，篡改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废五伦三而全其二。那三纲中「夫为妻纲」最无人道，如男子妻死，便可续娶，且再三再四不为怪，倘若妇人改嫁，「则为家族所耻辱，举世所诟病，几若终身之玷。」男子肆意玩弄女子于股掌之中，以其为废物，为玩具，致使妇人「沦坠于黑暗地狱，堕落于无边苦海」。如若不废三纲复五伦，中国前途尚有望耶？

　　这里应说一下晚清才女吕碧城，1904年是吕碧城张女权、兴女学（前已述之），如鲜花般绽放的一年。吕碧城（光绪九年出生，安徽旌德人，又名兰清）与秋瑾齐名，甚或声气略高一筹。39吕少年遭家庭与情感变故，为她日后进入《大公报》提倡女权奠定了生活基础。40 吕碧城与秋瑾不同，秋瑾持政治革命的观点，属激进派；吕碧城持文化变革的观点，属改良派。她认为41，男女平权呈确定不移之势，虽然有人把公理视为悖逆，但我们不能受其蛊惑，「若我有自立之性质，彼虽有极强之压力，适足以激吾自立之志气，增吾自立之进步。」外间鼓动虽多，终须我们自己下决心痛除恶习，咸与维新，使人人都有独立思想，自主能力，恰如鲁迅所言，「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日益高涨的男女平权呼声，推动着人们去从事实际建设。「中国妇女启明社」、「中国妇人会」等陆续建立，42这些团体，在女性谋求解放的道路上探索前行，破旧俗，易新风，起到了表率的作用。她们的行动，常常能够像扇面一样向外扩散，影响所及，波及到民间的角角落落。女学堂的创办如雨后春，「天津女学堂」、「女子师范学堂」以及众多的女校，43在开启女界民智，培养个性独立精神方面（尽管是间接的）成就深远，为五四新女性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女学开办后，受到剪辫易服说的影响，女学生的服饰一时成了问题，从1906年直至进入民国，关于女学生该穿甚么样的衣服，闹得沸沸扬扬，不一而足。44服饰的变化是社会文明（进化）的标尺，因此，女学生的服饰要变，已确定无疑，而且，除去无用的装饰，也一锤定音，至于服装，往哪个方向变，变到甚么程度，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个如果说效仿西法，另一个就会说仿制本朝满州的服装；一个说保留服装的等级，另一个就说废除服装等级，争着争着就争到了民国。其实，晚清时期的许多问题，本该办好的却没有办好，本该改变的也未能改变，所以王德威说，晚清的现代性是被压抑的。不过，尽管被压抑，它还是像暗夜的曙光一般，照亮了前行的路程。

　　1912年，共和实现，不久，袁世凯执政（英敛之一向反袁的专制），英敛之的君主立宪梦遂告破灭。45十年来，《大公报》在提倡女权上披荆斩棘，汗水和辛苦英敛之付出最多。他是一个对女界沉闷之状不满的报人，赞成男女平权，开民智，易风俗，广收言论。但是，作为一个君主立宪者，他自身思想的局限，也制约了《大公报》提倡女权的不彻底，不过，这是过渡时代特有的情形，后人无足深责。只记住他的好就是了。

注释

1 参见王芝琛、刘自立主编：《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2 《大公报》1931年5月22日。

3 〈《大公报》序〉，《大公报》1902年6月17日。 

4 史革新主编：《中国文化通史》第9卷《晚清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页700、585。 

5 《诗经·卫风·硕人》。 

6 《周易·咸卦》秩序井然地讲解男子如何对女子进行性表达，先是抚摸脚趾，继而上升到小腿，然后是大腿、腰部……。足最为关键，如果男子得以抚摸女子的足，说明她接受了最初的性信息，至于其后或许会遮羞、推拒，只是此过程的一些小程序，大局已定。

7 《诗经·大雅·生民》记载有姜嫄踩帝迹而孕，十月怀胎生下后稷的事。传说中还有华胥于雷泽履大迹生宓牺事，均应看作是原始母系社会思维方式的遗留。 

8 《诗经·齐风·东方之日》说：「在我室兮，履我即兮」；「在我闼兮，履我发兮」。足的运动最耐人寻味，白天踩的是外屋的席子，到晚上，踩着卧室的席子，表示留宿了。

9 〈戒缠足说〉，《大公报》1902年6月17日。 

10 抱愧生稿：〈说戒缠脚事》，《大公报》1902年11月23日。

11 《大公报》1902年12月7日。

12 夏晓虹：〈历史记忆的重构〉，《读书》2001年第4期。

13 〈天津某茂才拟请袁宫保严禁缠足〉，《大公报》1903年1月4日。

14 江南悲悯生来稿：〈阅天津某茂才拟请袁宫保严禁缠足书后》，《大公报》1903年1月14日。

15 参见医隐来稿：〈劝政府宜勒令不许缠足议〉，《大公报》1903年3月28日；〈劝戒妇女缠足必须官为提倡说〉，《大公报》1903年7月29日。 

16 〈四川总督岑制军劝戒缠足示谕〉，《大公报》1903年4月2日，3日，4日，5日。

17 朱莲鸳女士稿：〈妇女缠足之历史〉，《大公报》1903年4月14日。另见郭恩泽：〈妇女缠足之历史〉，《大公报》1903年7月4日。

18 〈奉答来函〉，《大公报》1904年1月13日。

19 这两年刊发劝戒缠足的文章虽多，但内容与前谈论的相同，仅列主要文章，以供参考。彭寿臣：〈劝戒缠足说〉，《大公报》1904年1月25日，26日。〈妇女缠足于德育智育体育全有妨害〉，《大公报》1904年10月30日，11月2日，5日。〈通州绅民公议天足社劝世浅说〉，《大公报》1904年12月18日。《缠足的妇女请听》，《大公报》1905年3月31日。〈有女孩儿的请听〉，《大公报》1905年4月3日。〈公益天足社刘孟扬敬告众社友〉，《大公报》1905年5月31日。苏州放足会诸女士刊布：〈演说放脚的法子〉，《大公报》1905年8月3日，4日，5日。

20 〈庆云毕君绶珊劝戒缠足浅说》，《大公报》1905年4月17日，18日，19日，20日，21日，22日，23日。

21 〈论缠足与女学之关系〉，《大公报》1905年11月19日。

22 1905年以后发表的文章仅列三篇供参考：〈论妇女缠足与现在时势之关系〉，《大公报》1907年11月10日，11日。刘桐轩：〈哭缠脚〉，《大公报》1910年10月13日，14日，15日。〈这就是中国该当败亡的一条〉，《大公报》1910年10月16日。

23 《诗经·大雅·瞻卬》说周幽王败国缘于褒姒，「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得出「哲妇倾城」的结论，因而「妇无公事」，只能「休其蚕织」了。《尚书·牧誓》以「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斥责纣王宠幸妲己，忘记祭礼，那武王因此获得了征伐的口实，使天变了颜色。

24 〈讲女学堂是大有关系的〉，《大公报》1902年6月24日。 

25 鸳水董寿撰：〈兴女学议〉，《大公报》1902年8月12日。

26 〈就中国现势筹画女学初起办法》，《大公报》1902年10月12日，14日，16日，17日。

27 1903年发表的与女学有关的文章仅列两篇供参考。胡仲协：〈说女学〉，《大公报》1903年6月9日。陈秀琼：〈女子义务〉，《大公报》1903年7月1日。

28 碧城女史吕兰清稿：〈论提倡女学之宗旨〉，《大公报》1904年5月20日，21日。

29 企新子来稿：〈论进化宜兴女学〉，《大公报》1904年6月19日。

30 〈说中国不讲究女学的害处〉，《大公报》1905年3月17日。 企新子来稿：〈论女学不兴之弊〉，《大公报》1905年8月16日。

31 〈论女学所以兴国〉，《大公报》1905年10月13日。

32 清扬女士稿：〈书端中丞奏兴女学事〉，《大公报》1905年11月30日。

33 碧城：〈兴女学议〉，《大公报》1906年2月18日，19日，20日，21日，23日，24日，26日，27日。

34 〈学部议覆女学堂章程原奏〉，《大公报》1907年3月23日。 

35 翠微居士：〈论某举人请都察院代奏禁女学感言〉，《大公报》1907年8月14日。

36 这一时期主要文章如下：〈女子教育平议〉，《大公报》1907年7月4日，5日，6日，7日，8日。 新安徐立三：〈速兴女学培植国民之母〉，《大公报》1907年8月3日。 〈女师范学堂的关系〉，《大公报》1908年3月23日。 黄子康：〈兴女学议〉，《大公报》1908年4月4日。直隶省视学陈恩荣稿：〈对于遵化州女子初级小学堂演说〉，《大公报》1908年12月17日。 

37 见夏晓虹：〈彭寄云女史小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3期。

38 〈五伦三纲分别说〉，《大公报》1903年1月8日。另见〈释妇〉，《大公报》1903年2月9日。

39 吕碧城：《欧美漫游录（鸿雪因缘）·予之宗教观》记载：（1904年5月，秋瑾访吕碧城）都中来访者甚众，秋瑾其一焉。据云彼亦日「碧城」，都人士见予著作谓出彼手，彼故来津探访。相见之下竟慨然取消其日，因予名已大着，故让避也。参见刘纳编着：《吕碧城：评传、作品选》（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

40 李保民：〈吕碧城年谱〉，李保民笺注：《吕碧城词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另见注39刘纳编着：《吕碧城：评传、作品选》。

41 下引见吕碧城：〈兴女权贵有坚忍之志〉，《大公报》1904年6月13日。另可参见碧城：〈敬告中国女同胞〉，《大公报》1904年5月24日。

42 〈中国妇女启明社开办简章〉，《大公报》1904年3月11日。〈为中国妇人会作意见书〉，《大公报》1906年7月3日。

43 〈天津女学堂创办简章〉，《大公报》1904年10月3日。〈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大公报》1907年3月27日，31日，4月8日，4月14日。

44 刘仲元：〈女学生服制议〉，《大公报》1906年9月7日，8日，9日，10日，11日。于天泽：〈中国女学生服制议〉，《大公报》1906年9月23日，24日，25日，27日，28日。王浮生：〈世界服制以满州为最适而女子服制尤为得男女平等之意拟请旨饬下学部厘定女学堂服制即以满州服制为标准以为文明各国之先导议〉，《大公报》1910年4月29日。 

45 《大公报》1912年2月13日登一启事：「本管总理英敛之外出，凡赐信者俟归时再行答复。」从此英敛之不再过问《大公报》笔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