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一个思想家的历史沉思录——读王夫之《读通鉴论》

humanities.cn — 2009-02-16T03:30:25+16:00

学科: 历史
关键词: 葛兆光《读通鉴论》王夫之
摘要: 在这部沉思录中，既折射了明清之际那一段血与火的历史之光，又积淀了一个当时心境极为痛苦与矛盾的思想家的深邃反思，因此它不比一部单纯的历史著作那样，让人能一下就看懂它的内容，一眼便看穿了它的底蕴。这是一部很难读的书。

　　说它难读，一方面由于它乃是读另一部记载了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巨著《资治通鉴》的笔记，其中每一节都是针对《通鉴》所记的某一段史实而发的议论，如果不参照《通鉴》光看《读通鉴论》，就象没有读过《石头记》的人单看了脂砚斋的批点，虽不致于“坠入九里雾”中，但也往往会“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它是一个思想家的历史沉思录，在这部沉思录中，既折射了明清之际那一段血与火的历史之光，又积淀了一个当时心境极为痛苦与矛盾的思想家的深邃反思，因此它不比一部单纯的历史著作那样，让人能一下就看懂它的内容，一眼便看穿了它的底蕴。

　　当康熙年间两鬓白发的王夫之“屏迹幽居”，隐名埋姓躲在湖南的深山里默默地读着《资治通鉴》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意识到复明的希望已经变成了绝望，这对于一个忠于明王朝、又具有浓厚的汉民族意识的文人来说，无疑是痛苦的现实。尽管他蛰居深山，似乎已获得了心灵的宁静，但当他回顾古代历史的时候，这痛苦的现实仍然要闯入他对历史的反思之中。因此，翻开《读通鉴论》，我们可以看到，大凡涉及外族与汉族纠葛的史事时，王夫之都要表露出一种义愤，“夷狄者，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卷四）。把“夷狄”视为“非人”，这未免是一种偏见，但在此书中多次出现的这种激动的偏见背后，无疑隐含着王夫之对明亡于清这一现实的悲愤。

　　不过，如果他仅仅是借古史来发泄自己的民族义愤，那就太肤浅了。“推本得失之原”（《叙论四》）乃是王夫之读史的出发点，“立一成之型”（同上）则是王夫之读史的最终目标，这使得他的史论具有巨大的现实感。明代灭亡之后，许多史学家都具有这种现实感，他们不约而同地探讨着一个问题，即明王朝为什么会灭亡？他们或是批评政治的混乱，或是分析明代制度的弊病，或是抨击明代君主专制及其造成的种种流弊。不言而喻，他们都揭示出了明代灭亡的某些因素，但深度却不一样，其中，以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为代表的批判专制君主制度的思想最为深刻。而王夫之则与大多数史学家不同，他不仅具有这种现实感，而且他把这种现实感与历史的沉思融合起来，试图从中总结出更高层次的历史哲学来，这便是王夫之作为一个思想家与众不同的地方。

　　首先，王夫之在民族义愤中，同样地表现了一个思想家的理性精神，他不是仅仅沉浸在愤怒之中，而是在愤怒中清醒地反观自身，“夷狄之蹂中国，非夷狄之有余力，亦非必有固获之心，中国致之耳”（卷二十一）。因此，他也是在探索着明王朝灭亡的内在原因，只不过这种思索借了古代的史事来引发而已。

　　于是，我们在《读通鉴论》中读到了无数的批评。批评君主与大臣聚敛财富、批评君主贪功自矜滥杀忠良、批评奸臣败坏纲纪使国衰微、批评大臣拥兵自重强枝弱干、批评学风日衰邪说日盛、批评纵容商贾舍本逐末、批评奸臣引狼入室屈膝投降……他的批评，几乎涉及了历代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在他的心目中，前朝旧事只不过是明朝现实，这些批评，也只不过是转了个弯儿的明代历史总结。

　　那么，这些批评是不是击中要害了呢？

　　如果我们仍然停留在揭露了封建王朝的某些黑暗、批评了封建制度的某些弊病就是好的，否则就是不好的这样一种简单的“两分法”水平上，我们当然可以毫无保留地赞美清初这批史学家，然而这种赞美与封建史学对“褒贬”与“直笔”的赞美并没有多少区别。我们需要的是分析这种批评与总结，看看它是受一个什么样的思想原则支配的，而这种思想原则又是否比过去的历史学思想要“多了一些什么”。

　　正如前面我们所说的那样，王夫之与其他历史学家不同的地方在于他首先是一个思想家。作为一个思想家，他的思想渊源于传统文化，他虽然通晓佛学、精于老庄，但从根本上来说，他思想的主干还是传统儒家学说及宋明时代盛行的理学。因此，他对于反传统的异端是极为愤恨的，卷七中说：“辟异端者，学者之任，治道之本也。乃所谓异端者，诡天地之经，叛先王之宪，离析六经之微言，以诬心性而毁大义者也。”而他所指斥的异端，便是与正统理学相左的学派，如宋代的苏学、浙学及明代的李贽之流，他骂这些人是“乡愿”，“不可与入尧舜之道”（《读四书大全说》），其害“逾于洪水，烈于猛兽”（《叙论三》）。特别是李蛰等人的一些异端史学，他认为这是“邪佞之尤”的人“依为安身之计”的挡箭牌，而其中“李贽《藏书》为害尤烈”。（《搔首问》《俟解》），因此，他主张历史学应该——
　　“求安于心，求顺于理，求适于用。”（《叙论三》）

这里，“心”是所谓“天理良心”，“理”则是“圣人之理”，“用”则是“力行求治之资”的“经世”之用。这样，王夫之不免又陷进传统史学的泥淖中去了。我们看《读通鉴论》，觉得他的许多批评都是传统史学那些似曾相识的陈词滥调，就是这个道理。这当然不能苛求王夫之，因为千百年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封建思想作为一种普遍的观念在每个人心中的积淀都太厚了，人们从出生以来，耳闻目睹的都是这种东西，要一下子改变，又谈何容易？

　　不过，王夫之毕竟经历了一个“天崩地坼”的巨变，十七世纪也毕竟不是中古时代。在明朝灭亡的惨痛现实的刺激下，他不能不认真地思索其中的教训。历史既然是“求治之资”，那么，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又能找到什么样的治国安民的诀窍呢？仅仅用仁义道德、忠君爱民、纳谏用贤的老一套总不是办法。在对历史的沉思中，王夫之得到了一个启示，就是：
　　“事随势迁而法必变。”（卷五）

这种“超时更新”（《思问录·内篇》）的观念是他从历史现象中总结出来的，他从远古人类的“异于禽兽无几”与今天人类的文明中看到了“世益降，物益备”（卷二十），从三代的“沈酗”、“淫奔”、“黩货”与唐代的“天下帖然受治”（同上）中看到了今未必不如昔，从三代的封建诸侯与秦始皇改郡县制的成功中看到了“势相激而理随以易”（卷一）。历史的变化，使王夫之得到了一个哲理性的结论：“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者矣”（卷一），换句话说，就是顺应历史潮流（势）的，就是合理的（理）。

　　“理势合一”、“理因乎势”，这乃是这个思想家在历史的沉思中得到的最有光彩的结论。作为一个受理学氛围熏陶的思想家，他只能采取这种理学化的概念来表达他的历史哲学，在这种近乎迂腐的概念里，包孕了当时历史学家、思想家在历史反思中最具有进步意义的思想成果。“变”，是这个历史哲学的核心。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王夫之批判了封建史学中一个最要害的命题“正统论”：“统者，合而不离，续而不绝之谓也”，就是说，所谓“统”，指的是统一了国家并能较长久地持续下去的政权，不论它是靠武力统一的，还是所谓“篡弑”而来的，只要它顺应了大势，使国家“合而不离，续而不绝”，它就是正统，就是合理的，而并不必管它姓刘还是姓李，姓赵还是姓朱。这也是“理势合一”、“理因乎势”。

　　这无疑与明代灭亡的现实是有关的，卷十五中，王夫之感慨地写道，明代兴盛时，“财足自亿也，兵足自强也，智足自名也。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休养厉精，士佻粟积，取威万方。濯秦愚，刷宋耻，此足以保延千祀，博衣弁带，仁育义植之士甿，足以固其族而无忧矣。”这话反过来看，就是说，明代亡国，正是“以一人疑天下”，“以天下私一人”。所以，在纵观历史之后，他的结论是“以天下论者，必遁天下之公。天下非夷狄盗逆之所可尸，抑非一姓之私也”（《叙论一》）。

　　这与黄宗羲批判明朝君主以天下为一己之物的专制制度的思想已经很接近了，如果说黄宗羲是从明代政治、经济、文化的现实出发得出来这一思想，那么，王夫之则是从历史的不断变化发展中——“上推数千年中国之治乱以迄于今，凡三变矣”——得到了这一思想。千年来，天不变道亦不变，宋元以来，为一家一姓而争正统的喧吵热闹非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成则为王、为神、为圣，便是得天命、当正统，永远私有天下，谁敢说一声不字？而黄宗羲、王夫之却否定了这天经地义的结论，黄宗羲从明代君主的所作所为上指出了“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夷待访录·原君》），王夫之从历史的变化上指出了顺应“势”者才合天理，这无疑是一个进步。

　　“理势合一”、“理因乎势”的思想使《读通鉴论》中出现了不少闪光的史论，如对郡县制的赞扬，对远古及三代文明的正确估价，对后世文明的肯定，对历来被贬斥的“篡逆”者的重新评论等等。遗憾的是，这种批判与求变的思想并没有渗透到《读通鉴论》全书中去。历史遗留的负担毕竟太沉重了，传统文化的积淀毕竟太深厚了。传统的惯性力，使这位思想家在进行历史沉思的时候常常不自觉地沿袭了传统的历史观与道德观，陷入传统的保守观念之中，

　　“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治统之乱，小人窃之，盗贼窃之，不可永世而全身。……道统之窃，沐猴而冠，……受罚于天，不旋踵而亡。”（卷十三）

　　“天子之治，统于天子者也。”（卷十六）

这与他“理势合一”的求变思想发生了冲突。封建君主不能变，能变的只是具体的措施与制度，封建思想观念不能变，能变的只是个别的方法与观点，这便成了王夫之思想中一个永远难以摆脱的矛盾。他理智上承认了“势之所趋”即“理”这样一个哲学命题，但在感情上却不能接受真正扑面而来的“势”，无论是反抗传统的异端思想，还是反抗封建王朝的农民起义。他是敏锐的，又是迂阔的，在总体的历史上看出了变革的必然，却在无数具体的史论上又被多年积淀的保守观念拖住了后腿。因此，当他尖锐地提出了不少新颖的思想时，也猛烈地抨击着同样新颖的异端思想。当张献忠请他加入起义队伍时，他“剺面伤腕，誓死不肯”，而清兵南下时，他却举兵反抗，将民族大义与忠君思想揉在了一起。这种充满了矛盾的行为，正是充满了矛盾的思想的产物。

　　因此，当王夫之躲在湖南的深山中默默地写这部《读通鉴论》的时候，他心中刻骨铭心的惨痛、长期积淀的保守观念、要求变革的强烈愿望便一起随着历史的沉思表现在这部史论中了。我们当然要注意到他表露的进步史学思想，但也不能忽视那些阻碍这种思想升华的种种保守因素。这种“死的拖住了活的”的现象，乃是当时史学领域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这使得这些思想家们看起来有时象个巨人，有时又象个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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