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周来：产业升级现在急不得——如何应对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大考”

人文与社会 — 2009-01-07T04:03:22+16:00

学科: 经济
来源: (《绿叶》08年12期)
关键词: 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卢周来产业结构
摘要: 融危机使中国产业结构的缺陷暴露无遗：过度依赖于国外市场，过度依赖于投资与房地产业。调整产业结构不仅需要正确的政策，更需要正确的时机，现在急不得。如何围绕“人性”与“绿色”使短期应对与长期产业升级配套，是对中国智慧的大考。产业升级现在急不得

——如何应对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大考”

摘要：金融危机使中国产业结构的缺陷暴露无遗：过度依赖于国外市场，过度依赖于投资与房地产业。调整产业结构不仅需要正确的政策，更需要正确的时机，现在急不得。如何围绕“人性”与“绿色”使短期应对与长期产业升级配套，是对中国智慧的大考。

一、中国产业结构缺陷在危机中暴露无遗

中国到底是在什么时候提出必须调整产业结构，促使产业结构升级的？没有人考证过。但在我的印象中，至少从党的十三大开始，就提必须把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的轨道上来，合理调整和改造产业结构。从那时算起，整整20年过去了，我由一个中学生“升级”成了大学的博士生导师，但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仍然是一个未展开的进程。细究其中的原因，大概是与中国人缺乏战略有关：只顾眼前，不顾长远，能苟且下去，就绝没有创新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此次金融危机将中国产业结构的缺陷暴露无遗。最近我在广东调研期间，算是零距离接触到了金融风暴下的广东经济，发现受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产业是两块：第一，外向型产业，尤其是低端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企业，其中又以来料加工企业倒闭最多，像服装、鞋帽、玩具企业等。而有核心竞争力与自主知识产权的出口导向型企业受影响并不很大，如格兰仕微波炉、国星光电、南方风机等，出口基本未受影响。因为广东省出口依存度超过70%，其中加工贸易出口又占出口总额达66%，因此，广东经济受金融风暴影响之深不难想见。第二，房地产业及房地产相关产业。房地产业以其暴利持续扩张，各企业不顾潜在风险，在地价最高时期将大量流动资金用于置地，结果宏观政策一紧缩，又受金融危机影响，几乎所有知名房地产企业都出现了资金短缺问题。广东一家在全国很有名的房地产企业，因为无法支付供应商货款，只好以每平米1.6万元的价格，将公司总部大楼折款抵债，而大楼地段房价在2008年9月份时仍然高达每平米2.6万元。2008年10月份开始，珠三角地区几乎没有新开工楼盘。受房地产业不景气影响，与之配套的产业，包括建筑钢材、水泥、建筑陶瓷、家具、小五金、房屋内装等，情况都非常差，产能已基本闲置一半以上。同样令人遗憾的是，包括深圳、广州等地，经济增长最大贡献率除了来源于出口，就是房地产的发展，这些城市此次遭受的重创也可想而知。此外，受金融危机影响严重的还有资本密集型产业，因为流动性紧缩，加之企业家投资欲望下降，资本密集型产业也进入寒冬。
广东的情况其实只是金融危机中全国经济形势的一个缩影。中国产业结构最大的缺陷其实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过分依赖于出口，出口在GDP中的贡献率近五年来一路攀升，从当初的不足1%到现在的5%。现在，美国经济每下降一个百分点，中国经济也将随之下降一个百分点。二是过分依赖于房地产，以至于根本没有任何科技含量的房地产业竟然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三是过分依赖于投资。GDP中资本形成率也是一路上涨，已超过59%的水平。三个方面综合起来，中国产业结构最大的缺陷就是：在国际，中国经济被美国挟持；在国内，中国经济被资本尤其是房地产业绑架。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产业结构，中国经济在此次危机中不仅无法独善其身，而且可能是最大的受害者之一。从广东的情况看，最坏的时期可能是2009年2月份至9月份。许多现在还在勉强支撑的外向型企业，年前消化此前的订单之后，2009年的订单有的下滑得惊人，有的甚至没有订单。房地产业即使因为政策宽松，资金问题得到缓解，但如果没有销售量的支撑，需求得不到解决，不会有大起色；而如果降价销售，此前购地成本太高带来的成本消化问题，以及已购房者资产缩水带来的纠纷，都将呈现出来。全国的情况基本也是这样。

二、产业结构升级现在急不得

有人说，金融危机不正好给了产业升级以好的契机吗？以前无法做的事情现在正好可以做。但事情远没有这样简单：在经济景气下降的情况下，进行产业结构急调，成本可能高得离谱。
产业结构升级的成本总体上讲分两块。从微观层面看，企业进行产业结构升级需要支付诸如设备更新、自主研发等有形成本。在企业景气好的时候，企业可以将利润进行再投资，以解决结构升级需要的有形成本；即使是本企业资金不足，只要经济形势整体向好，就可以通过多渠道融资加以解决。但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企业本身利润下滑，连维持基本的简单再生产都困难，哪来资金进行技术升级与设备更新？而同样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中的流动性整体不足，企业想通过其他渠道进行融资要么是高成本，要么根本融不到资。
从宏观层面看，经济结构进行调整涉及到的成本大致也是两个方面：一是宏观经济在短期内可能会因产业结构升级而出现短暂的放缓周期，政府财政收入将因此下降；二是结构调整所带动的就业岗位调整，必将增加结构性失业。只要宏观经济保持较快增长，所带来的放缓很有限，结构性失业也将很快被边际增长的结构更高的产业消化；而一旦宏观经济形势吃紧，此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一方面可能导致经济加速下滑，另一方面必定会导致失业现象加剧，且短期内无法消化。因此，从经济学基本道理看，经济景气攀升、预算与时间约束宽松条件下，进行产业结构升级是最合适的时机；而一旦经济景气下滑、预算与时间约束趋紧时，进行产业结构升级会导致成本的上升。
从我在广东调研的情况看，广东过去经济增长迅速，经济结构调整压力很小，所以尽管也一直在抓产业结构升级，但总体上并不得力。尤其是东莞，本来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财力，足以支付产业升级成本，但因为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企业的产品在海外一直有价格竞争力，资本相对利润并不低，所以20多年产业结构基本没有任何变动，以至于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受影响最深。从2007年开始，在中央不断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下，广东经济成长倍感压力，于是，政府主导的一场大规模产业结构调整拉开了序幕。从广东长远发展看，此次产业结构调整当然完全有必要。但现在看来，在时间上并不是没有可检讨之处：正好与不期而至的金融危机撞头了！一方面，产业结构升级远未完成，较高级产业并没有在经济增长与解决就业中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在产业政策影响下的传统产业空间本来已经被压缩，金融危机的冲击肯定让传统产业雪上加霜。两方面效应一叠加，微观层面，企业十分困难；宏观层面，经济增长下滑、失业率急剧上升就成为必然。
有人说，政府可以为产业结构升级支付成本。目前情况看，只能如此。但我们同样可以算算账：在经济景气上升阶段，不仅如上文分析的那样，产业升级成本低，而且企业本身就可以支付绝大部分产业结构升级的成本，政府只需要用税收等政策予以引导；而在景气下滑阶段，产业升级成本不仅高，而且因为企业无法支付，几乎只能由政府直接买单。从公共财政角度看，政府利用税收政策引导产业升级，触动的是增量，纳税人意见较小；而政府直接为企业买单，触动的是财政存量，纳税人意见较大。由此导致的所谓“正当性”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与失业问题一样，都会成为社会危机的一部分。
中国产业结构调整还存在“过去太慢、2006年开始太急”的问题。面对越来越高的外汇储备占款所引发的流动性过剩，中央政府几次降低甚至取消部分商品出口退税，并且提高出口企业台账保证金。这些措施从微观上看，有助于抑制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产业不断扩张；从宏观上看，有助于减少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但问题在于，国外类似这样激烈的产业政策出台，至少给企业以两年左右的过渡期，而我国中央政府几乎都是本月出台政策，下个月就执行，一些企业反映：“一个月把过去20年没有做的事都做了！”对房地产业的调控同样如此。过去若干年因为房地产利益集团“院外活动”，政策几乎是“完全弹性”，房地产问题在全社会都快变成了政治问题，政府一着急，政策又太刚性。不巧，这些政策也很快与金融危机影响碰头，企业、就业与各项宏观经济指标几乎“自由落体”，于是，2008年6月7日还在提高准备金率，2008年9月16日就下调准备金率，政策转向之突然、之大，令所有人大跌眼镜。可是沿海许多企业还是说：“Too Late!”
总结经验教训，我觉得清代文人王庭奎说得好：“缓事急办，急事缓办”。所谓“缓事急办”，就是考虑成熟的事，一定不要拖延，而要迅速行动，快则早见成效；而“急事缓办”，就是说紧急之事应慢点办，防止慌乱之中出错。在产业结构升级上，过去我们“缓事没急办”，一直拖到不得已去办；而这两年我们可能是“急事急办”了，没有给企业以及宏观经济以过渡时间。

三、可以有更好的兼顾眼前与长远的战略

缓办不是不办，但要在正确的时间出台正确的政策。如果在错误的时间出台正确的政策，结果仍然可能是错误的。
具体地说，就是在当前应对危机的政策中必须兼顾眼前与长远。为能最大限度地克服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过去的“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与“稳健的财政政策”，被当下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所取代。从短期看，中国政府应对危机所采取的这些政策当然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影响，或者说，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下行趋势，但基本面仍然不变的情况下，这些措施预期能够获得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
但从长远看，由于中国经济成长中结构性矛盾的不断累积，上述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如何能与产业结构升级相配套，值得我们重视。
从财政政策看，中央政府主要是从两方面进行“救急”：一是利用政府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二是通过刺激出口，带动经济增长。这两项措施当然都能取得即时效果。但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都知道，中国过去产业结构所存在的问题，是经济成长过份依赖于投资与出口拉动。也因此，从2006年始，中央政府总是想调整经济发展结构，包括控制投资总规模、通过取消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等措施控制沿海劳动密集型低端出口加工业的成长速度。此次为了应对危机，可以说将近一年的宏观调控成果前功尽弃。尽管可以“救急”，但却可能把宣示了多少年的“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再度变得遥遥无期。
此次扩张性货币政策中，针对房地产市场的信贷政策调整更有可能酿成长期问题。众所周知，房地产市场泡沫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结构及经济增长的心腹隐患，而造成这种局面就与2003年的货币政策相关。2003年“非典”之后，央行为刺激经济增长而放松信贷，甚至不惜废除此前刚刚出台的旨在限制房地产行业贷款的“121”号文件，结果，导致当年信贷量猛增，经济增长也从该年出现了“偏快转过热”的苗头，房地产业更是出现了畸形发展的局面。教训十分深刻。
2008年年初以来，在美国次贷危机还没有酿成金融危机之时，仅仅由于央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就使得中国部分房地产业出现了资金链危机问题，部分城市楼市价格进入下行通道，少部分人群选择“断供”应对，这实质上已经在提醒国内银行注意房贷的系统性风险。但由于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对房地产业的依赖已经形成，而另一方面，房地产业信贷占商业银行信贷比例过大，使得商业银行风险全系于房地产业发展前景，于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为保经济增长，更为了控制国内商业银行房贷风险，中央政府与央行不得不牺牲刚刚获得的宏调成果，转而重新对房地产业发展采取支持态度。这与其说是主动的，不如说是被迫的。因为房地产业真正成功地绑架了中国经济尤其是地方经济发展。但是，在此次“救急”过程中，中央政府选择放松房地产信贷，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对房地产业发展的进一步依赖，其前景将是很可怕的。
所以，为了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央政府所采取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可能有效，但如果仅仅是出于救急考虑，这些政策可能在长期将使得中国经济成长中产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
所以，我所建议的更明智的做法是：在救急方面，鉴于外需不足，财政政策直接针对内需对外需的替代。在启动内部消费需求方面，干脆直接针对居民发放不可兑现与限期使用的消费券；而对于流动性缺乏的困难企业，必须以是否有订单进行区别。有订单，即有市场需求的企业，无论是否符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在当前救急的情况下，从财政到货币政策都应该予以支持；而对于没有订单的企业，即使符合国家产业结构升级趋势，暂时也不必急于支持，否则国家所背包袱将成为不可承受之重。在考虑长远产业结构升级方面，经过金融危机的重新洗牌，我们应该更清楚地看到什么样的产业结构更符合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因此，在财政政策的国家直接投资中，除了可以提前投资完成一些“十一五”规划项目之外，其余投资则直接与国家产业结构重新调整与布点相结合。在货币政策上，放松有核心竞争力的创新性企业与有订单的中小企业信贷，显然应该优于放松房地产信贷。对于房地产业，只有其价格下调到合理空间之内、暴利得到治理之时，方可考虑通过适度调控使其发展呈现“L”型：即降低其在中国经济与产业结构中的份额，然后使之平稳发展。当然，救急过程中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兼顾长远上，还都必须有一个如何符合节能与环保的考虑。
中国经济在经过30年发展后，的确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考”：这场“大考”不仅考中国经济能否在此次危机中扛过去，更考决策者能否有效地将危机转化为转机，使得中国始后的经济发展更可持续，更符合“人性”与“绿色”两个要求。所以，“大考”也就不能仅仅考虑“眼前利益最大化”，更要想到：因为我们眼前的经济行为将无法挽回地酿造未来，因此，作出任何一项短期决策时都要思考它们对“我们都死了”以后的长期效果。否则，再过30年，我们说不定仍然在嚷嚷“调整产业结构”之类的旧词！

（责任编辑：齐澧）

* 卢周来，中国国防大学教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著有《穷人经济学》、《边缘的言说》、《当代西方防务经济理论与实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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