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先中：俞樾－－第一个主张废除中医的国学大师

人文与社会 — 2011-03-10T13:30:00+16:00

学科: 医卫
关键词: 俞樾，废除中医，《废医说》，《春在堂全书》，废医存药
摘要: 郝先中收集了相当多关于“废除中医”论的资料。这篇文章介绍俞樾的主张。他的叙述试图解释俞樾是怎样由于长子妻女都因病辞世，长女婿病死，次子又抱病而成废人，而在老年“意气颓唐，衰病交作”的情况下，对中医失望愤怨，写下了《俞楼杂纂》中的《废医论》，后来因为自己得病不得不服药求治，又写下了《医药说》，两者观点综合，即“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结论，这大约也就构成了近代“废医存药”思想的滥觞。

俞樾被认为近代中国主张废除中医的第一人，他提出“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观点。俞樾(1821－1906)字荫甫，号曲园居士，是清末著名的国学大师，著有《春在堂全书》。他在治经之余，对中医药学也有所研究，且能处方治病。在《春在堂全书·读书余录》中，有“内经素问”篇四十八条，乃俞氏校读《素问》所做的札记，也是他用考据学方法对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进行“探赜索隐”、“辨讹正误”的结晶。[1]基于对中医的理解，为他的“废医存药”思想的产生埋下理论的根苗。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两篇论著《废医论》和《医药说》中。

1、《废医论》 1879年，俞樾开始撰《俞楼杂纂》，凡五十卷。在第45卷中专列《废医论》[2]，全文共分七个篇章，七千余字。以下逐一略述其义。

本义篇：俞樾以《周礼》、《春秋左传》、《史记》等古书为证，追述古代中国“医卜并重”甚至“重卜甚于医”的传统。他认为,《春秋》中有巫短龟长之说，世人渐“重巫而轻卜。”故东汉以后“卜日益衰灭”，而医犹盛行，到了唐代，“李华遐叔遂有废龟之论，此论出而卜竟废。唐宋以来医犹盛行，卜则否矣。”俞樾认为，既然与医并重的卜可废，那么“卜可废医不可废乎？……曲园先生本遐叔废龟之论，而为废龟之论”。

原医篇：纵论神农本经不见先汉史籍，断言医道未必出自神农仙圣，否定《内经》的权威地位。俞樾列举并考察先汉以来的农家、阴阳家、五行家、杂占家、经方家、神仙家92篇有关神农氏的典籍，发现其中并“无本草之名”，因此断言“本草之书不出于神农，”而出于六国时扁鹊之徒子仪。俞樾“惧世人不察，以为医道之传由古仙圣，未可议废，故略具本来。”他认为《灵枢》和《素问》并不是古代真正的医学著作，只不过是与“《容成阴道》、《风后孤虚》、长柳占梦之方，随曲射匿之法同类”的占卜星象之书。否定了中医最早的经典著作《内经》的医学性质。

医巫篇：俞樾认为“世之人争言医矣，然而未知医也，夫古之医古之巫也”。他首先依据《素问·移精变气论》得出“古无医也，巫而已矣”。又据《世本》、《山海经·西经》、《大荒·西经》等古籍论证医巫本为一体。“称医为巫，古之遗语也，夫医字亦作毉，古之遗文也。”“古之医巫一也，今之医巫亦一也，吾未见医之胜于巫也。”得出“巫可废而医亦可废”的结论。

脉虚篇：他认为，“医之治病，其要在脉”，而脉象则不可凭信。俞樾援引《周官》、《素问》、《史记·扁鹊传》里关于脉象的相互矛盾的分析，批评扁鹊言脉“功在一时，罪在万世”。他的结论是：“昔王充做《论衡》有龙虚、雷虚诸篇，曲园先生本此而做脉虚之篇，脉虚之篇成，而废医之论决。”

药虚篇：以本经为据，鞭笞中药的灵验。子仪认为，药有上中下三等之分，“上药养命，中药养性，下药治病”。俞樾据此分析，上药且不足于练形、中药且不足以养性，“独执区区下药欲以夺造化之权，操生死之柄，不亦惑乎？”又称神农本草历经数代增补，药性杂乱，坊间混淆。指出：“医之所以治病者药也，药则不可恃，脉虚、药虚,斯医亦虚矣，曲园先生所以愤然而议废医也。”

证古篇：文中列举周公、孔子重巫不重医的事实，借古讽今。指出：“今之世为医者日益多，而医之技则日益苟且，其药之而愈者乃其不药而亦愈者，其不药不愈者，则药之亦不愈，岂独不愈而已，轻病以重，重病以死。”

去疾篇：俞樾武断地认为，人的疾病的产生是由于邪恶之心所致。“夫人之病由心生也，心者气之帅也，气者人之所以生者也。善养生者，长善心而消恶心。善心为主，四体从之，其气和调而畅达，足以御风雨寒暑之变，故其为人也不病，虽有病也不死”。“不善养生者，消善心而长恶心，恶心为主，四肢达之，其气缪戾而底滞，非但不足御风雨寒暑之变，甚者挟吾心而妄行为狂易之疾，故其为人也恒病。”

他最终的结论是“医之不足恃，药石之无益”。治疗疾病的唯一途径是“长其善心消其恶心”。

2、《医药说》在《废医论》里，俞樾曾对中药大加鞭挞。到了晚年，不幸的家世和悲凉的生活逐渐改变了他对中医尤其是中药的看法。一首病起口占诗流露出他其时的心态：“景沪桑榆病是常，原非二竖故为殃，不能坚执废医论，反自营求却疾方。徒使人间留尤物，恐劳泉下盼归艎，最怜儿妇清晨起，苦为衰翁药饵忙”。[3]此时，体弱多病的俞樾也不得不营求“却疾”之方，依赖药物苟延残喘。为补“废医论”之失，俞樾又作《医药说》[4]一文。

《医药说》篇幅短小，不足二千字。但改变了《废医论》中关于“药虚”的立场。提出“余固不信医也，然余不信医而信药，于是又有医药之说”。在论述中医和中药的关系时，俞樾认为：“药之始，固出于医，然此等医皆神而明之，非世俗之医也。余亦岂敢谓世间必无良医？然医之良不良，余不知也，必历试而后知焉身岂可试乎哉？”又称古人对药物的信任多取决于医家的信誉，“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因为“医者，卖药之家也，故必三世之后，人皆知其药之善，然后感服之”。他认为当世庸医充斥，良医有限。多数行医者“皆不知医，苟求一舆之值，一饭之资而已，而以治人之疾，名为行善，实则作孽。”因此“不如多购各处名药以施人”。

这里，其不信医而信药的态度十分明朗。俞樾曾提出“药不可恃”的观点。对此，他在《医药说》里的解释是：他后来所信的药“非医生切脉处方杂书药，十数种或数十种合而煮之而饮也，药乃丸散之类也，丸散之类由来已久矣。”为了证明丸散之类成药的可信，俞樾列举了许多古代文献，肯定古代流传下来的丸、散、丹、膏类药物的成效。他对成药的发端和运用，有着这样的推理：“原药之所以自起，盖天生五谷所以养人，人可常服，其余百果、草木则皆不可以常服，故亦不可以养人，然其性有与人之疾宜者。生民之初，皆食草木之实，遇有风雨、隐晦、寒暑，不时之疾病，食一草一木，忽然而愈，始犹不察，继而惊异，转相传告。或暴而干之，屑之为末，或合数种为一，以水和合之，此丸散之名所以始也。”

俞樾自己对成药的配制也有一定的兴趣，称“余每配合所谓普济丸者数十料。又于京师、于广州、于上海买膏、丹、丸、散，无虑数十种。有求者，问所患而与之，往往有神效。”他对“京师之同仁堂、苏州之沐泰山堂、杭州之药种德堂”以及其亲家开办的致和堂等著名药铺也十分推许。《废医论》和《医药说》基本涵盖了俞樾的医学观点，即“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结论，实际上构成了近代“废医存药”思想的滥觞。

3、废止中医思想的根源分析对于俞樾“废医存药”思想动机的考察，有多种说法。论者多半相互援引观点，而未作深究。[5]笔者最倾向的一种观点是，家庭的不幸成为俞樾愤而议废医的直接原因，而晚年的病弱和无助又是促成他撰写《医药说》的重要动机。

俞樾19岁与姚夫人成亲，二人一生恩爱，伉俪情深，育有二男二女。然而，这个本该幸福美满的家庭因为一连串的病患而蒙上悲凉的阴影。大约从1860年开始，疾病和灾难就接踵而至。先是大女婚后不久，丈夫便突然病故，1864年遗嫁王氏。1866年次子祖仁又染重病，几近成废。1872年，时任福宁太守的俞樾的长兄俞林又愕然病逝。不幸并未就此停息，而是愈加疯狂的袭扰这个家庭。最让俞樾遭受重创的莫过于姚夫人的去世、长子早亡和次女绣孙的突然病逝。1879年四月，夫人姚氏病故，先生“奉其柩仍至俞楼，悼亡歌哭，有‘月到旧时明出，与谁同依栏干’之感”。[6]他将夫人归葬杭州右台山。自己在墓侧筑室三间，和夫人日夜相守。惓惓之情，不以生死有殊。从此以后，他“精神意兴日就阑衰，著述之事殆将辍笔矣”，唯“杂记平时所见所闻，以销暇日”。[7]1882年俞樾作《双齿冢志铭》：“内子姚夫人遗有堕齿一，藏之至今，十有五年矣。余去年亦堕一齿，乃合而厝之俞楼之后，文石亭之前”。[8]又作《双齿冢诗》：“他日好留蓬颗在，当年同咬菜根来。残齿零落存无几，尽拟相从到右台。”[9]表达了对亡妻的无尽思念。

1881长子绍莱在任直隶省北运河同知时英年早卒。两子一死一废，未能继承父业不说，给俞樾带来的创痛不可谓不深。1882年俞樾最疼爱的小女绣孙又突然病逝。绣孙聪颖超群，十岁能诗，深得老父钟爱。子女相继命丧，尤其是小女病逝以后，俞樾悲伤交加，几近崩溃。俞樾一连写下15首催人泪下的悼亡诗。“一病原知事不轻，尚疑未至遽捐生。如何抛却青春婿，竟去黄泉伴母兄。”“生后零丁事事非，二男六女痛无依，呢喃一队梁间燕，母死巢空四散飞。”“老夫憔悴病中躯，暮景如斯可叹无。去岁哭儿今哭女，那教老泪不干枯。”[10]这些诗句无不清晰地表达了俞樾的悲怆之情。妻离子散，哀歌阵阵，很难想像一个花甲老人能够承受一连串的打击。他在《哭孙妇彭氏》一诗中写到：“老夫何罪又何辜，总坐虚名误此躯，泡梦电云十年内，鳏寡孤独一家俱，自知佳世应非久，竟不忘情亦大愚，转为痴儿长太息，从今谁与奉盘盂。”[11]流露出人生的哀叹和无奈。

造物弄人，命途多舛。百般不幸频频照临，家境的灾难，中医药的无助，使俞樾不得不哀叹人生噩运，怀疑甚至迁怒中医。在经受接二连三的重创之后，俞樾步入情感生活的低谷，在撰写《俞楼杂纂》时已感“意气颓唐，衰病交作”。[12]在这种对生活几乎失去信心的无奈心态下，作者有感而发，专列“废医”一章，“愤然”提出废除中医中药，是情绪化的自然流露。

4、“废医存药”论的学术影响俞樾的《废医论》着重从古文献中撷取例证研究中医药理论，“仅仅从考据角度，从古书到古书，由文献到文献，而对古今医药的实践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则难免会形成违背科学的错误观点，得出荒谬的结论”。[13]

可以说《废医论》基本上是一篇带有书生之见的不通之论。他的基本主张是“卜可废医不可废乎？”“曲园先生所以愤然而议废医也。”后人批评此文医理不懂，逻辑不通。且“涉于考据者，凡古籍记载不一即指为妄而议废。全文七篇几无一篇立论确实者，故其谬一望而知，不烦一一纠正。”[14]尽管在后来的《医药说》，俞樾意识到“废医”理论的错误性，提出“医可废，而药则不可尽废”的矛盾观点，但俞樾终究是第一个提出废除中医的学人。作者发难之时甚至没有想到，他的上述观点成为近代废除中医和废医存药思想的渊源，留下了许多挥之不去的负面影响。几十年以后，“废中取西”思想汹涌成潮，中西医论战烽烟迭起，俞樾的思想和文字也成为欧化派考证上的依据，时至今日，社会上鄙薄和轻视中医中药的思想仍然若隐若现。

俞樾的“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论点对于他的后学有不少启发，章太炎是俞樾的得意门生，他精通医学，留下不少医学论著。他的《论五脏附五行无定说》，否定五行学说，主张完全废弃。章太炎没有强烈的废医倾向，但他在日本讲学期间影响了一批留日学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民国时期废止中医思潮的领军人物余云岫。后者持有大量废医言论，1917年，余云岫在《学艺》第二卷第五号上发表《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第一步》一文，写道：“要晓得阴阳、五行、十二经脉等话都是谎话，是绝对不合事实的，没有凭据的，……中国的药品确是有用的。”[15]在余云岫的叙述中，虽然断定中医立足于阴阳五行的哲学式空想之上，但他认可了中医的实际疗效，他提出将理论与事实分离，从而摒弃中医理论，研究中医的药理，以科学的实验的药物学方法，对中医的处方做分析研究。看得出，他对于中医的药物作用，基本秉承了俞樾《医药说》的观点。基于这一分析，他得出中医理论必须废除，中医药物可以研究的结论。1926年，余云岫在《三三医报》上又发表《旧医学校系统案驳议》一文，再次援引俞樾的废医之论：“其药之而愈者，乃其不药而愈者也,其不药不愈者，则药之亦不愈”。余云岫“把此文中稍可取法者借用无遗，如他论中医不可因历史久远而保存，即将医巫并称，完全是曲园旧套。余氏论中医脉诊之不可信则袭取曲园及郑观应两家之说而成”。[16]从章太炎辟五行为“汉代纬候之谈，可以为愚、不可以为哲”之论以及“金元以下……不免弃六朝唐宋切实之风，而未忘五行玄虚之说为本”，[17]到余云岫否定唐宋以后中医学的诸多论点，我们可以隐约看到其中的师承关系。

郝先中，历史学博士，皖西学院副教授 --------------------------------------------------------------------------------

[1] 盛蓝：《俞樾与医药》，《医古文知识》1995年第1期。

[2] [清]俞樾：《废医论》，《春在堂全书·俞楼杂纂》卷四十五，光绪11年刊本，第1～13页。

[3] 俞樾：《春在堂全书·春在堂诗编》卷九，清光绪11年刊本，第435页。

[4] 俞樾：《医药说》，《春在堂全集·宾萌集》六，清同治10年刊本，第13～16页。

[5]俞樾废止中医思想到底缘何而生？长期给后人留下一些挥之不去的疑惑。笔者所了解的几种观点不外乎有：中国封建社会的士大夫一向看不起医学，即或涉猎医书，但断不屑以此为业。更耻于以医为名；清末民生凋敝，政府不重医学，精勤之学者甚少，医界不振亦可想见；俞氏之妻儿中多因病早逝，故颇有切肤之痛；俞氏所处的时代毕竟已引进一些西方文明医学又在诸学术之先，故洋务思想及西医之影响也不可完全否定。其外，有论者认为，俞樾的废医思想是受到了日本学者和明治维新的影响甚至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笔者以为有些勉强。《德清俞氏》由俞樾的后人撰写，是目前国内介绍俞樾生平、家世、著述和人际往来比较权威的版本。书中详细介绍了俞樾的几个日本友人，如井上陈政、白须直、长冈护美、岛田彦桢、竹添井井等。这些人中有汉学家，有外交官员，诗人，也有俞樾的学生。他们大多与俞樾有书信和诗歌上的交往，笔者未见一篇关于医药方面的谈论。诚然，日本明治维新是以医学维新开始的，而日本废除汉方医学，取缔汉医学校则是1883年的事，这一医事背景对《废医论》的产生很难有什么直接的瓜葛。至于甲午战败（1894年）对俞樾的刺激并产生废医思想的论点，未免太牵强附会了。（参见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安徽科技出版社1989版，第 59－60页；刘泽生：《俞樾废止中医思想根源探索》，《中华医史杂志》2001年第3期）。笔者认为，俞樾作为最早提出废除中医的人，与民国时期的余云岫等人的废医动机是不同的，带有一定的随意性和情绪化，家庭的不幸是导致俞樾提出废除中医的直接动机。参见拙作《俞樾“废医论”及其思想根源分析》，《中华医史杂志》2004年第3期。

[6] 徐澄：《俞曲园先生年谱》，《民国丛书》三（76），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

[7] 俞樾：《春在堂全书·右台仙馆笔记序》，清光绪11年刊本，第1页。

[8] 俞樾：《春在堂全书·春在堂诗编》卷十，清光绪11年刊本，第4页。

[9] 俞樾：《春在堂全书·春在堂诗编》卷十，清光绪11年刊本，第4页。

[10] 俞樾：《春在堂全书·春在堂诗编》卷十，清光绪11年刊本，第9～11页。

[11] 俞樾：《春在堂全书·春在堂诗编》卷十五，清光绪11年刊本，第8页。

[12] 俞樾：《春在堂全书·俞楼杂纂序》，清光绪11年刊本，第1页。

[13] 盛蓝：《俞樾与医药》，《医古文知识》1995年第1期。

[14] 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第59页。

[15] 余云岫：《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第一步》，《学艺》1917年第2期。

[16] 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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