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锦清：扩大内需，没有简单药方

人文与社会 — 2008-12-03T16:26:27+16:00

学科: 经济
来源: (2008年《绿叶》第11期)
关键词: 曹锦清扩大内需出口导向
摘要: 出口导向，成绩很大，问题很多，向内需转型，迫在眉睫。摘要：出口导向，成绩很大，问题很多，向内需转型，迫在眉睫。为此就必须要让工人农民组织起来，获得参与一次分配的权利，但是目前却难以实现。旧模式无法为继，新转型又难以短期内稳定地完成，这就是中国面临的两难困境。对付复杂问题，没有简单药方。

一、为何需要扩大内需？

一提起出口导向为主的发展模式，大家首先会想到广东。其实不只是广东，江浙模式也是出口导向的，整个东部地区都是如此。东部地区又占了中国经济的大半壁江山，因此说广东模式，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就是中国发展模式。反思或超越广东模式，就是反思或超越近30年的发展模式和经济增长方式。
工业化国家初期，大都要经过一个依赖出口带动增长的阶段，英国，德国，美国，日本，莫不如此。19世纪前期，英国作为世界工厂，其主要产品纺织品，三分之二出口国外，只有三分之一销往国内。至于日本，大家看看电影《啊，野麦岭！》就知道了。那时候日本的工厂跟今天深圳东莞的加工企业没有太大的差别，无非是压低工人工资，工作条件恶劣，缺乏劳动福利保障，等等。依赖国外市场，就不太在乎本国工人的收入。不过，世界工厂的地位，常常就是这样奠定的，出口导向模式的历史作用不能一笔抹煞。
出口导向模式，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模式，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要上一个台阶，要向内需导向型和技术密集型的模式转型。内需导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侧重出口，忽视内需，就会忽视国内购买力即工人工资的提高，就会忽视企业的升级换代。反过来，也是如此。企业升级换代了，工人的工资会随之升高，购买力增加，对出口的依赖度就减弱了。除此之外，还要允许工人拥有组织权，起码要拥有发言权。只有这样，才能使劳资博弈趋于正常化和日常化，才能促进工人收入的提高，从而扩大内需。如若不然，经济发展将永远处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随之社会矛盾也会趋于激化。
发达国家大致经历了以上的发展过程。国际经验证明了扩大内需的必要性。
除此之外，对于中国来说，目前的客观形势――国际出口市场的缩减，也逼着我们不得不进行转型。美国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全球经济紧缩，片面依赖出口带动增长的路走到头了。据说仅仅今年上半年，全国就有68000家企业倒闭了。前不久，甚至全球规模最大的玩具加工企业之一合俊公司设在东莞的工厂也关门了。更有最新报道称，前三季度广东关门的企业已经超过了50000家。
出口导向，成绩很大，问题很多，难以为继。内需主导发展，已是迫在眉睫。但是扩大内需，说来容易做来难。

二、内需为何难以扩大？

内需包括城市需求和农村需求两个领域，下面我们分别看一下。
1．城市
经济由出口导向向内需转型，依靠内需拉动增长，已经喊了很多年了，但是见效甚微。原因是什么？
我认为，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分配格局导致了内需疲软，内需不足。这并不是说，广大工人农民没有需求，他们有，但是却由于收入低而缺钱，缺乏支付能力，这样就无法形成有效需求。市场经济是这样一种制度，它只认有效需求，有需求无支付能力，那白搭。内需不足，首先是一个社会问题。原因很简单，就是工人农民的收入太低，无法形成有效需求。近20年来，工资占GDP的比重是逐步降低的。2007年中国社科院蓝皮书指出，1990-2005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就降低了12个百分点。而有的说法则认为下降得更多。也就是说，这些年来，工薪阶层在一次分配中所占的比重是逐年下降的，在打破大锅饭、铁饭碗、平均主义的幌子下，拉大收入差距走向了极端。这根本不需要什么讨论。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局面呢？
众所周知，社会分配分为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一次分配是基础，二次分配再在一次分配的基础上进行调节。一次分配如果已经很不合理了，那么指望二次分配进行调整，效果是不会明显的。政府进行二次分配，实行财政转移，数额毕竟是有限的，难以弥补一次分配中的过大差距。工资占GDP的比重长期下滑，仅靠财政转移弥补，可能吗？什么一次分配只能讲效率，二次分配才能讲公平，这纯粹是为一次分配的主导者、为既得利益者做辩护。
中国一次分配的现状如何呢？资本集团参与分配，老板包揽一切，工人无权插嘴。管理集团参与分配，像央企的老总们，就给自己定了天价年薪；机关里面，局长和办事员，收入差距加大；知识集团参与分配，利用自己的优势与前两者合作。
这些人之外的，就是普通工薪阶层，就是工人，以及农村的农民。他们无权参与一次分配的谈判，他们的收入完全由老板、领导来决定，结果他们的收入就很低，被压得不能再低。因此，要提高他们的收入，就要让他们参与到一次分配中去，让他们获得发言权谈判权，让他们组织起来，组织起来你讲话才有分量，你才能去讨价还价，你才能提高自己的劳动力价格，你才能增加在一次分配中的份额。这样一来，内需才会得以扩大直至旺盛。毕竟经济需求依赖的是大众消费，而不是靠少数富人的奢侈消费。
但是，目前国内的条件下，给予工人以发言权和组织权，仅仅是最基本的与最初步的，那也会有引发激烈的社会冲突的危险。今年开始实行新的《劳动合同法》，资方坚决反对，其强烈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劳动合同法》在普通人看来，在政府看来，其实只是对工薪阶层采取的最起码的最基本的保护措施，距给工人组织权谈判权等还遥不可及，并无过分之处，但是在资方看来，这已经是洪水猛兽不可容忍了。一纸《劳动合同法》，尚且引起如此风波，如果再出台进一步的政策，那后果就很难预料了。而对于政府来说，首先维护的是社会稳定，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不能为了调节分配而引起不稳定，如果那样在国家看来就是适得其反本末倒置了，政府不敢冒这个险。因此，让工人，让城市工薪阶层充分参与一次分配，短期内是难以实现的。舍此，要扩大内需，就只能依靠二次分配、依靠财政转移了，但是这即使不是杯水车薪，也不会效果显著。也就是说，内需在短期内有明显的提高，是不容易做到的。
当然，类似问题在西方也不是轻而易举和短期内就解决了的，尽管他们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条件要比我们好得多。在英国，从最初的工厂法，到宪章运动，到标志福利国家形成的贝弗里报告的出台，经过了100多年。在美国，从南北战争结束后资本家为所欲为的镀金时代算起，经过进步主义和罗斯福的新政时期，到约翰逊时代的“伟大社会”，也差不多100年。历尽波折，付出了重大代价，西方才做到了一次分配相对均衡，二次分配再做修正。
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战后黄金年代结束，西方陷入滞胀。里根、撒切尔掀起新自由主义革命，劫贫济富。折腾了30年，富人越富，穷人越穷，需求不振。没别的办法，只好用借贷刺激消费，结局便是今天的金融危机。估计，现在西方的钟摆又得重新摆向福利国家了。

当然，目前资方的抱怨也不全是无中生有和毫无道理的，他们好多人的日子也不好过。他们在低工资的道上走得太久太远了，让他们立即扭转方向，确实有不少困难。
金融危机对于中国，好的结果是逼迫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坏的结果是，出口萎缩了，内需又没来得及扩大，经济就垮掉了。企业倒闭，如果只是一小部分，而且是产业链中最低端的那一部分，那么这就是优胜劣汰，就是进步；如果范围过大，势头过猛，那就会造成大量失业，就会影响社会稳定。维持出口与扩大内需，合理淘汰与倒闭过多，维持就业与增加收入，各个方面、各种因素、各个矛盾都要考虑到、统筹到、兼顾到，权衡利弊，趋利避害，以实现平衡发展。
上半年以来，倒闭关厂的势头过猛了。目前当然首先是要维持和促进就业，政府刚出台的四万亿元的刺激方案，在我看来首先就是围绕这个的。
但是好多人讲，要维持就业，要维持企业的盈利空间，就不能增加工人收入，甚至要降低收入，这话就说得过分了。企业倒闭了，工人就没饭吃了，这没错。但问题恰恰在于，如果你这个企业的运转，只有靠把工人的工资压到最低，低到连工人自身的生存都无法维持的地步，更不用说传宗接代了，那你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这样的企业，干脆倒闭也罢，这是一种有益的淘汰，否则你一味迁就他，整个社会就无法进步，无法转型，就始终停滞在血汗工厂的阶段。面对困境，好多人不是考虑向内需转型，还想维持旧的增长模式。张五常就整天地攻击《劳动合同法》，说这让老板活不下去了。难道为了让老板活下去，就得减少工人的收入，让工人活不下去吗？过去，为了把产品卖给外国人，不惜让本国工人活不下去；而现在，外国人已不再买你的东西了，本国人、你手下的工人又没钱买，你老板的产品最后还是都卖不出去嘛！你活，也得让别人活嘛！别人活下去，你的产品才能卖出去，除非你有本事卖给死人。维持就业和增加收入，都需要。
100年前，亨利·福特就把这个道理讲透了。他率先在他的企业支付工人高薪，这样才能让工人买得起汽车，而不是仅仅造汽车，这样才能进入大众消费时代。当然福特还是有些守旧的，给工人高薪，但是却不许工人成立工会。在他的企业里，他与工人冲突了几十年，最后不得不允许工会成立。高收入与谈判权，相辅相成。
2．农村
改善农民的状况，不外是减负和增收。
改革30年了，中国农民的数目还是八亿，跟改革初期差不多。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中唯一量化的指标是到2020年左右，要让农民的收入翻一番。但是现在农民的年人均收入，包括外出打工和土地收益在内，才4000元多一点儿，即使真正实现了翻番，也不过8000多元，至于能否达到这一目标还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进城的农民工，收入属于城市的最底层，购买力有限，大家有目共睹，不用我多说。
国家近年来在财政上对农村有不少转移，但是到目前为止，数目仍旧有限，对内需的拉动也有限。
增加农民收入最为简单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目前粮食的收购价格是每斤0.8元，假如每斤涨0.7元，那么全国粮食产量每年10000亿斤，农民自己留下4000亿斤，卖给国家6000亿斤，那就是增加收入4200亿元。这比国家每年的财政补贴还要高，近年来国家每年取消农民税赋负担1500亿，支援义务教育2300亿，合在一起也不超过4000亿元。而且这比其他方式更有效，比如有些财政转移，经过层层截留，真正到农民手里时已经大打折扣了。
但是这样一来，城里人又受不了了。城市工薪阶层的收入本来就不高，住房教育医疗等重负早已让他们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现在粮食饲料原料食品价格一上涨，必然带动其他商品上涨，日常的最基本的需求就难以解决了，弄不好要出乱子。农村和农民是分散的，城里人就不同了，他们容易组织起来，也就容易闹出事情来。另外，粮价上涨意味着进城的农民工支出增加，这间接地对农民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为了避免出现社会动荡，国家即使有心，也不敢贸然大幅提高粮食价格。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沉淀，使城市工薪阶层的收入难以提高；反过来，城市工薪阶层收入低，农民的农业收入也难以提高。双方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因此说，农民收入目前不高，展望将来，增收的步伐依旧是较为缓慢的。
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于土地收入和打工收入。近些年来，免除农业税费后逐步增加了一些转移支付性收入。除此之外，农民增收空间在哪里？有人主张将农地与宅基地私有化，售出后农民就能得到一笔财产性收入。土地私有化能确保农民增收和增权么？稍微健全一点的常识就会告诉我们这只能适得其反。农民失去土地，土地集中将难以避免。而失去土地的农民进城又找不到工作，没了退路。进退失据，离社会动乱就不远了，这是相当危险的。

三、问题复杂，选择两难

经济增长主要靠出口、内需（或消费）、投资三者来拉动，一种良性的增长方式，应该根据本国特点，在这三者之间维持一个较好的平衡。前30年，我们过于侧重于出口和投资，现在要更多地转向内需。强调内需，当然不是说放弃出口，完全依赖内需。毕竟我们有那么庞大的人口，想一下子由劳动密集型全部转为技术密集型，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出口还是要继续，欧美日本的份额减少了，要想办法开拓和扩大新的市场，像中东、非洲，等等。在尽量维持原有出口优势的基础上，加紧、逐步扩大内需。
内需拉动增长，这个出发点是好的，是必要的，但是说来容易做来难，有很多障碍。如前所述，由于受到国内条件的制约，国际出口市场的缩减，对扭转出口导向，对扩大内需，到底会起到多大的推动作用，还是未知数。把复杂的事情往简单里说，这就是我们国家目前所处的困境，或者说面临的两难选择：出口导向难以为继，转型内需又难以短期内稳定地实现，左也不成，右也不成，政府要在这种两难困境中维护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非常困难。对此，我也想不出什么好主意，好点子。
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常常被人低估了。对于这一复杂性，我们要心存敬畏。生活是一个矛盾体，从同一个前提出发，完全可能推出不同的甚至截然对立的结论来。两个判断都有真理成分，但是却又对立、矛盾，这样就形成了悖论。
哈耶克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极端复杂的巨型社会，以此来否定实行统一的有效的计划经济的合理性。这种观点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是对于今天中国的种种问题，哈耶克的信徒们却认为，其出路，其答案，其解决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彻底的私有化，或者彻底的市场化、全球化，等等。如此一来，私有化成了无所不能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你到底是承认复杂呢还是简单呢？既然承认复杂却为何又开出如此简单绝对的药方呢？这难道不是悖论吗？
我们中国是一个快速转型中的发展中大国，问题之复杂，全世界首屈一指。因此，对于中国的问题，我们更要心存敬畏，不能简单化，情绪化。目前简单的片面的左派或右派，我认为都不足取。双方对自己，捍卫一点，不及其余；对对方，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右派攻击国有企业，搞垄断，过度榨取消费者，应该分拆、私有化；左派反驳道，国企是经济命脉，关乎民族独立，不能私有化。双方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都同时存在。
对于进城后的农民，右派说，若不能提供保障，那就得给全面自由，这样才能完成城市化。靠贫民窟去完成吗？左派说，要给予农民全面的社会保障，失业、养老、医疗等保险，要与城市居民一视同仁。可左派想过没有，上海的失业保险，每月是五六百元，这比很多地方的农民的收入都要高，果真实行起来，好多外地农民就会不种地跑进上海，啥也不干，白拿失业保险。所以说事情很复杂，与一些人的一厢情愿相反，简单地靠市场，或者全面的社会保障，都是不可行的。
所有派别的建议主张，都有不足和副作用，就像所有的药都有副作用一样。是药三分毒，我们做事情，最好的方法和结果，就是尽量保持疗效，减少毒副作用。七分药三分毒就不错了，能做到九分药一分毒更好。可你要是反过来了，那就糟了。我看好多人开的药方，比病症本身还厉害。比如，用土地私有化来解决三农问题。
大夫还知道望闻问切呢，可我们好多学者、好多经济学家，连起码的国情、民情都不懂，一张口就犯低级错误。但就是这样的人，却满脸真理在手的神气，生拉硬拽，牵强附会，知一说十，还高度自信，异常轻松。你这是对大众福祉负责任的态度吗？你这是对病人负责任的态度吗？不管啥东西，一股份就灵，一市场就灵，一私有化就灵，一浮动汇率就灵。真有那么灵吗？
现在好多学者，不再是学者，而是明星，有的还被冠以社会“良心”之类的头衔。可他们有何德何能呢？前两年还鼓吹出口导向，要求汇率自由浮动。如今，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大量外汇储备面临急剧贬值的危险，他却没事人似的，以先知先觉自居，出来指责别人为什么不早点发现这些问题了。
有的学者，提倡“为富人说话”。前两年，房价急剧上扬政府欲采取平抑措施，他们高叫不可过多干预市场，房价至少还能涨20年。今年房价走低，他们就改口了，呼吁政府救市，如不救房市，就是不救中国经济，就是不救全国人民。
如此轻佻无忌，如此自相矛盾，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学界普遍风气。原因者何？不以大众福祉为重而甘为少数利益集团“说话”之故也。
不是说不能开药方，不要简明扼要、化繁为简，而是说不能把问题简单化、片面化、表面化了。简单化、片面化，有好处，那就是容易被理解，容易吸引注意力，容易打动人心，但是常常于事无补。只有简，没有繁，那就是简单化。
我跑的地方比较多。跑得越多，我就越觉得中国的问题复杂，就越是不敢轻率地下结论，开药方。我只知道调查研究，分析问题，结论却常常不清晰，不尖锐，不明朗。敢对中国的问题化繁为简，这种境界于我相距甚远。

（责任编辑：杜建国*）

* 曹锦清，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著有《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合著）、《黄河边的中国》等。

* 本文据杜建国采访录音编辑而成，已经作者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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