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反面教材”的价值

人社 — 2008-11-19T01:38:32+16:00

学科: 经济
来源: (《绿叶》杂志第11期，《世界博览》杂志第11期摘要刊发。乌有之乡网站)
关键词: 韩毓海次贷危机美国金融危机
摘要: 概述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的崛起、变革和走向危机的过程。目的是希望当下的中国在损失了在美部分投资之际，亦能够籍此而有所“获得”，这就是更加清晰、系统和全面地检讨对美国的政策并增加对当代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认识。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只有通过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才能变得成熟起来，只有正面教材而没有反面教材，是不可能获得真正正确的认识的。

－－1972年9月6日，毛主席与法国社会党代表团的谈话

当前，在全球经济、全球环境、全球稳定迫切需要新的变革动力的历史关头，美国却扮演着一个“反面教材”(retrograde)的角色。无论从战略上还是道义上，今天的美国不但没有给世界提供榜样，恰恰相反，布什政府的所作所为使得它的竞争对手--中国、俄罗斯越来越有理由充分地认识到，必须走他们自己的道路，因为所谓民主和人权对于国家的稳定和繁荣的未来丝毫没有帮助。甚至连来自伊朗的穆罕默德阿曼达内贾德，竟然也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利用我们所陷入的困境嘲笑我们，并公开宣告“美国时代的终结”。

－－2008年10月13日，《纽约客》杂志社论

自2008年9月15日起，美国华尔街金融机构的倒闭风潮震动世界，金融动荡至今尚未平息。这次空前的金融崩溃，无疑掀开了世界史的一个新时代。

由于在某些自诩的“精英人士”看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目标之一，就是加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秩序，所以很自然的，在最近30年来的中国，美国的形象只有“正面教材”的意义，而没有任何“反面教材”的价值，这种对美国的理解不但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也对当代中国政策的制定起到了重要的误导作用。而当下美国金融业的崩溃，再次给中国提供了一个更为全面、系统地认识和了解美国的契机[2]。本文以一个特定角度，从三个方面概述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的崛起、变革和走向危机的过程。目的是希望当下的中国在损失了在美部分投资之际，亦能够籍此而有所“获得”，这就是更加清晰、系统和全面地检讨对美国的政策并增加对当代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认识。倘能如此，此次昂贵的学费亦可以说算是没有完全白交。

一，20世纪初的崛起：美国利用“世界债主”地位获得世界霸权

1. 债务关系与市场逻辑

尼采在《道德的谱系》这本启示录式的小薄书中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实质、现代欧洲国家关系的实质是债务关系，是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关系，一切现代西方道德都建立在这个实质的基础之上。因而现代西方道德的实质是“恶”，而不是“善”。

基督教道德的箴言是“爱你的敌人”，“打你左脸你再把右脸给他”，而尼采指出：这种基督教道德其实就起源于债主与债务人之间的关系，所谓爱你的敌人，也就是爱你的债务人，所谓打你左脸你再把右脸给他，就是如果他还不起债，那么你就继续借债给他---这就是基督教道德的实质。

如果用尼采的启示来解释上世纪初的欧洲乃至北大西洋各国所面临的形势，特别是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欧洲国家间及其与美国的关系，那么我们将会对这种关系有一个更为实质性的洞察：因为这种关系背后的实质和基础，确实就是国家间的债务关系。

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德国从而背上了巨大的战争赔款，由于美国没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借款给交战各国，所以美国又是整个欧洲的债主。因此简而言之，一战结束后西方各国间的基本关系就是：英法是德国的债主，而美国又是整个欧洲的债主，从而，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关系，就可以看作是当时西方国家间关系的实质。

而且，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正是在债务关系和债主-债务人的基础上，即在如何还债、如何处理债务的议题上，才产生了自由市场经济的逻辑，这也就是说：金本位的货币尺度和自由贸易的逻辑，其实首先是作为一个处理、平衡国家间债务的机制被提出、采纳并信奉的，----这是我们理解市场经济起源的一个要害。

一战结束后，欧洲各国实行建立在“金本位制”基础上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该政策的核心是：以黄金价格为基础的货币稳定政策，以及以黄金转移、流动来平衡国家间贸易的原则。它把稳定货币和贸易平衡当作一个国家经济的根本目标，这同时意味着，这一政策从一开始上就不是把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把民生、把社会稳定、把国家安全当作国家财政的基本目标，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处理国家间事务---具体说就是国家间债务的一个机制（当然也可以说：这项政策与我国最近所倡议的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依靠和扩大内需，统筹发展，加强金融监管是完全南辕北辙的）。

因此，与其说这一学说的前提是假定“世界乃各国彼此依赖的市场”，还不如说：它假定国家间的债务关系可以通过“自由贸易”来解决。因为按照这种天真到了完美的逻辑：债权国由于黄金储备增加，随之自动导致其货币升值，从而其产品价格上涨，其出口自动放缓，黄金储备流出。反之：债务国由于其黄金储备减少，随之其货币贬值，其产品则具有了价格优势，于是出口增加，黄金回流，货币也因而稳定。

但是，一旦考虑到市场关系和市场逻辑的真实基础是债务人-债权人之间的现实关系，考虑到这种债务关系的现实性和迫切性，那么，“市场关系”和市场逻辑内涵的“强制性”也就一目了然了。实际上，也正是这个自由市场的方案中所必然蕴涵的强制性，最终彻底瓦解了债务国的经济，从而也从根本上摧毁了他们的偿债能力。因为它以“（市场）规范”的名义，不但拒绝考虑各个国家实际的经济情况，更拒绝考虑债务国的经济能力和社会承受能力，以至于对于债务国来说，这个方案本身就是一个杀鸡取卵的方案。

这种强制性意味着债务国必须通过结构调整，努力低价出售自己的产品乃至低价出售自己的所有，以增加自己的黄金储备，这就使得债务国的经济完全服务于出口而不是国内需求。同时它还进一步要求：债务国必须严厉削减国内开支，实行严厉的货币紧缩政策，包括裁员下岗分流政策，以维持国内货币的稳定。（实际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IMF给那些陷入危机的国家开出的药方无非就是 “紧缩的货币政策+低价出售自己的所有”这两条，它是充分暴露市场逻辑和市场关系之强制性的最近一个范例。）

而一旦我们明了了市场关系的现实基础是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真实关系，那么，布罗代尔的以下名言其实也就什么费解之处了----众所周知，布罗代尔曾经这样说：“‘市场’从根本上说是强制性的，而‘计划’则不然”。

众所周知，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主要原因是193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即“大萧条”），而导致大萧条的根源，就是欧洲国家奉行的原教旨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失败，以及这种失败造成的包括失业在内的广泛社会灾难、贸易纠纷导致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当时，以英法为首的欧洲国家为了偿还美国的债务，一方面对外积极逼迫德国偿还战争赔款，一方面对内积极奉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即只顾全力赚钱偿债，而不惜牺牲国内的经济，只顾增加对外出口、使得经济高度外向型，罔顾内需和国内经济结构。同时，各国为了稳定国内货币与黄金的比价，实行严厉的货币紧缩政策，努力削减开支，而更是罔顾老百姓的工作和生活，不惜造成大规模的下岗失业。

Karl Polanyi（卡尔波拉尼）在《大转型》这本值得我们反复阅读的巨著中指出：发源于欧洲的经济自由主义不仅假定了一个自我调控的市场乌托邦，而且，它更用乌托邦式的词句掩盖了市场逻辑中蕴涵的根深蒂固的强制性，掩盖了自我调控的市场逻辑以“规范”代替现实的冷酷的形而上学专制主义。也正是对这个自我调节的市场乌托邦的迷信，导致欧洲各国在二战前采用了极其荒谬的经济政策，使得欧洲各国的经济活动完全罔顾社会民生、罔顾社会的承受能力，特别是债务国的社会民生和承受能力，因此Karl polanyi才痛切地说，问题不在赤裸裸的强制，而在于人们为什么总是认识不到所谓（自我调控的市场）“规范”本身正是一种强制。

Polanyi还进一步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过是一场单纯的权力争夺，它最终导致了在西方各国之间形成一个相对平衡的国际权力体系，现代欧洲的所谓“国际主义原则”也就产生于此，但是，1930年代的大萧条却彻底粉碎了这个国家间相对平衡的权力体系---这是因为，建立在债务关系之上的市场逻辑，首先瓦解了债务国的经济，并最终由于各国经济彼此严重互相依赖的“市场关系”，从而连带性地、“自然而然”地粉碎了欧洲各国的内需能力、社会能力、经济能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过标志着：相对均衡的欧洲国际政治体系，包括建立于其上的欧洲式的“国际主义”，被自我调节的市场逻辑摧毁了而已。

2. 美国率先反对市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债主”的美国，在这个由美国-欧洲（以英美为首）-德国之间的连环债务关系构成的结构中所起到的作用，因为这种作用是历史性和关键性的。

如果用最简单地语言来描述这个作用，那么我们可以说：一，当时的美国严厉无情、斩钉截铁地拒绝了欧洲各国削减和延迟偿债的请求。----这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今天不得不接受美国永无止境地赖帐形成了何等鲜明的对比。二，罗斯福政府领导下的美国，又是世界上第一个理直气壮地抛弃了经济自由主义的市场乌托邦教条的国家，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债主，罗斯福政府不但没有让美元升值，而且反而使得美元大幅度贬值，从而一方面刺激美国产品的出口，同时又吸引大量外国资金涌入购买美国股票，进一步加强了美国的黄金储备。作为唯一一个任职四届、并且病逝在这个位置上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推行的“新政”，一方面对外坚持欧洲各国必须按期偿还美国的债务，另一方面对内则实行国内市场保护政策，从而堵死了欧洲各国通过加强对美国的出口以偿还美国债务的可能性，而美元相对于黄金的贬值，则使得欧洲通过出口赚取的、用以偿债的美元一路缩水，----毫无疑问，美国长期这样做，实际上也就等于把欧洲逼上了绝路，最终对英法等国来说，他们剩下的道路其实也只有两条：一，进一步加强国内的紧缩政策，二，进一步加强压力，向战败国德国催债。而这两条道路的结果实际上都指向了世界大战。

在1930年代的大萧条中，德国最终拒绝偿还赔款，而选择了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因而爆发。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个重要根源，毫无疑问在于西方列强各国之间的债务关系破裂，但更为意义深远的却是，与债务关系同时破裂和被粉碎的，乃是一战后形成的欧洲各国之间相对平衡的权力体系，这也包括欧洲一直高傲地自我标榜的所谓的“国际主义”。

而关于美国在这个重要历史时期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Michael Hudson 在Super imperialism一书中有如下简要评价，他说：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能简单地说是由当时的美国“催债”造成的，但是，美国显然没有深刻地意识到债务链条崩断后会造成的严重后果，美国也并没有努力去避免这样的后果。（It was a war that United state had no desire to bring about, but had no deep feeling that it must prevent）--我想，这应该是持平之论。

但是，需要补充的仍然是：实际上，罗斯福领导下的美国真正要瓦解和粉碎的，恰恰正是一战后所形成的西方国家间相对平衡的权力关系和权力体系，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的“世界债主”的地位和它所掌握的巨额债务，不过是它用来粉碎这个体系的有效工具和有力武器而已。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当时的美国其实并不缺钱，然而，美国政府还是逼迫欧洲立即偿债，即使由此而导致整个世界金融秩序瓦解，美国也在所不惜----而我们如果做一个简单对比，就不难看到，美国当年“破釜沉舟”的气魄，即不惜毁掉国际金融秩序也要讨债的举措，显然是今天包括中国在内的美国的任何一位“债主”连想也不敢想像的。

美国之所以能够这样做，首先是由于其得天独厚地具备某些条件。第一，美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它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广阔的内需市场，美国的农业不仅完全自给自足，而且可以大规模出口，美国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很低，长期保持在5%的水平，因而，所谓“自由贸易”对于美国而言甚至就是可有可无的。第二，美国自内战（南北战争）以来就形成了极其特殊的政治体制，那就是总统必须听命于国会，而国会的议员又只是服从于他们所来自的选区，正是这种制度决定了，美国的“国际责任”只能服从其国内利益，甚至其国家利益也取决于各州之间的利益博弈---一言以蔽之，这种体制决定了美国一定是把其国内的利益放在首位，而把所谓“国际责任”放在次要的位置，甚至可以这样说：欧洲的那种彼此依赖的“国际主义”乃至任何形式的“国际责任”，对于美国这个国家来说，不仅仅是在政治上行不通的，而且在一般美国选民听上去几乎是完全陌生的。

而美国最终之所以这样做，说到底还是因为这符合美国的利益。Michael Hudson说，二战之前，美国之所以要抛弃欧洲版的“国际主义”，归根结底乃是由于这种“国际主义”看起来根本不能为美国“所担当的世界责任”付费（Prior to World War two, America spurned internationalism because this connoted a form of world responsibility that did not seem to pay）--- 特别是没有一个“相应的国际机制来保证”其他国家可以为美国所担当的国际责任付费。世界上没有白吃的午餐，而按照美国的逻辑：无投票权则不纳税，何况，当时的美国之所以不愿意给西方各国“纳税”（尽管只不过是通过延期债务和开放市场的方式），并不仅仅是美国要求在原有的世界权力体系中拥有一个简单的投票权，实际上，美国对那个投票权也许根本不屑一顾，因为国联绝非一个“能为美国的付出付费的机制”。这就是1930年代的美国甚至连国际联盟都不愿参加的原因。

所以，美国要求的是以一个新的世界权力体系，来取代那个仅仅是西方国家之间“权力均衡”旧的游戏规则，在美国要求的新的权力结构中，根本就不应该有“老欧洲”关于权力平衡的虚伪概念，而只有美国具有独一无二的、毫无制约的霸权地位。简而言之，美国要的是一个“美国世界”或者“美国领导下的世界”---尤其重要的是，这样的权力体制可以保证全世界“为美国承担的国际责任付费”。

3. 从世界债主到世界霸主

美国这个愿望在二战后迅速得以实现。正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美国才不惜动用手里的超级债权，摧毁了二战前的国际金融体系和国际关系体系。

因此，在我们今天看来，大概没有什么比如下事实更令人感到反差巨大的了：当年债权在握的美国根本不在乎什么“国际政治秩序”、“国际金融秩序”及其崩溃，----而这与今天（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主要债权国为了维护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权力体系的“均衡”和不被打破，而一味地听任美国延迟债务，简直是天壤之别。

其实，美国希望通过它独一无二的债主地位建立一个“美国世界”，这样的战略并非开始于二战之后，而是开始于二战前，这个战略也不是开始于欧洲，而是开始于亚洲的中国。例如，1916年成立的“美国国际公司”（即今天的AIG，其前身为American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就是由当时的美国驻中国大使莱因奇(Paul Reinsch)和前花旗银行执行官范得利(Frank Vanderlip)携手策划成立的一个官商合一的投资公司（其董事会成员还包括洛克菲勒、杜邦和摩根这些大人物）。AIC的主要目标就是趁欧洲列强陷入债务陷阱之时，一方面以金融控制的方式，率先将中国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力图将中国纳为美国的军事“保护国”。。

而对当时的中国政府来说，一方面由于它已无法从债台高筑、自顾不暇的欧洲取得贷款，另一方面，它同时更为担心欧洲在华势力衰落后，日本将乘虚而入，大举扩张在华势力。因而，美国投资的到来被视为既可以促进内部发展，又可以制衡日本野心的一举两得的重大机遇，因此，中国当局立即一边倒向美国，大规模引进美国资本参与诸多工程，并且将一系列不允许外国人参与的工程开放给美国---其中包括让美国独家勘察和设计孙中山曾经幻想过的长江三峡大坝工程。更值得一提的还有，1940年代以来国民党四大家族的财产也主要投资于这家具有深刻官方背景的美国公司。

但与此同时，由于日本也有相当迫切地向美国借款的要求，所以美国又更为积极地向日本“示好”，这甚至包括AIG将自己承包的中国工程的41%主动让与日本，以换取美国对日本投资的便利。而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在二战中迟迟不对日本采取行动，而是长期听任日本侵略中国，并最终导致日本打到了自己家门口的珍珠港，----因为这里的主要原因，就是包括AIC在内的美国金融机构和美国大金融资产阶级在日本存有大笔投资利益（因此，令人感慨的并非这家唯利是图的公司在当下的金融风暴中因资不抵债而被美国政府“国有化”，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中国某些精英人士积极建议政府参与“救市”，以协助这家历史上曾经投资于日本侵华战争的国际资本摆脱危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几乎摧毁了所以主要工业国家的经济，当然，唯一的一个例外就是美国，作为唯一一个本土经济没有受到战火波及的世界大国，美国在几乎整个战争过程中通过大卖军火，又一次极大地膨胀了美国的财富。美国在一战结束之际只不过是欧洲人的债主，而至二战结束后，美国却成为除了苏联之外几乎“全世界的债主”。此时的美国当然已经不满足于仅仅作一个金融霸权，而是希望以其超级金融霸权来换取超级政治霸权，以世界债主的地位换取世界霸主的地位，同时更让世界来为这个霸主的地位支付“管理费”。而二战结束后一片凋敝的世界恰好为美国霸权的形成提供了机遇。

美国在二战前之所以不肯为欧洲经济摆脱困境而拔一毛，就是由于它觉得自己“即使付出也得不到应有的报偿”，而二战后，美国非常积极地“承担起国际责任”的理由也只有一个，就是因为美国得到它想要的报偿，这个报偿不但是美国统治全世界的权力，而更是一整套为这种权力而“付费”的国际机制，这就不仅包括包括美国在亚洲、欧洲乃至全世界驻军，包括美国握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力“北约”的军事领导权，而且更包括形成美国具有最终否决权的“国际政治经济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以及后来的WTO)、IMF、发达国家集团、美联储、甚至联合国安理会。而在这其中最为重要则是：黄金与美元挂钩，使得美元成为Paper Gold 即“黄金券”。

上述简单的论述说明：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在不到半个世纪里从“光荣孤立”于北美大陆的年轻国家，一跃而窜升为世界霸主，这其中有几个战略步骤是关键性的：一，一战结束后，美国一方面是利用它的超级债主地位（内力），另一方面则是利用欧洲各国对于自由市场经济的盲目迷信（外力），一举摧毁了西方国家间一战后所形成的权力平衡体系，并将世界推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得益于美国对局势的判断、对机遇的把握，包括善于利用其对手的政策错误和无所作为。在这个意义上，美国自一战到二战期间的政策（特别是罗斯福时代），确实具有非“谋一时”而是“谋万世”的战略高度。二，二战结束后，美国通过掀起冷战，集中起称霸全球的军事力量。这表明区分敌友乃是政治的实质，没有敌人，也就意味着没有朋友，由于美国始终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因而它也总是需要敌人（今天的美国政府从来也没有把中国当作朋友，目前陷入危机中的布什政府不但继续大规模出售武器给台湾，而且公开表示要“协助扩大台湾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中的权益”）。三，美国通过“黄金美元”启动了战后的西方经济，同时，美国利用它在农业方面的绝对优势，以“黄油加大炮”的战略援助冷战伙伴，在重建西方国家的经济、重建“自由世界”的名义下，实际上重建了一个以美国为唯一霸权的“西方阵营”乃至“美国世界”，从而让这些被保护国为美国的保护和支援买单（例如让日本为美国的占领支付军费开支）。这表明：美国对于霸权和统治有深刻的自觉和理解，它的基本性格就是积极有为、勇于出头、特别是善于收取统治费和管理费。

总之，精于谋事、善于树敌，勇于当头，正是借助这些经验，在短短二十余年里，美国终于利用它的“世界债主”地位，换取了“世界霸主”的地位。从而闯出了一个“美国的时代”。

由此可见，美国的“崛起”绝非单纯的经济成功，更不是美国通俗读物所不断宣扬、被千百万为美国通俗读物所“启蒙”的人士所信奉的，是源自于美国的GDP的超强能力或者由于美国普世价值的伟力（美国式自由的伟力），美国的成功崛起，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就是：美国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成功的将它超强的债权转化成了超强的世界霸权的国家。这一点不但欧洲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做到，更是今天的中国或者日本这样的世界主要债权国不可能做到的。

因此，如果说当年的美国与当今世界上的主要债权国家之间存在什么根本差距，所谓的差距就在这一点上，而并不在GDP，更不在什么子虚乌有的美国“普世价值”。

二，20世纪中叶的颠倒：美国利用世界霸权地位驱动债务经济

1.“符号帝国”

美国的崛起代表着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也是最高的阶段。美国完全不同于历史上任何意义的传统“帝国”，也不同于近代产生的“帝国主义”霸权国家，它也不仅仅是一个霸权或者霸权国家，而且更是一个为全球资本主义世界生产“意义”的权力符号核心。

美国符号的意义首先就是“安全”。众所周知，对于未来的良性预期（或者说是对于未来的“信心”），乃是国际资本和投资得以运转、资本积累过程得以持续的基本前提。而自194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作为超级大国所扮演的角色之最为核心之处，就是为自由资本主义世界提供“安全”。---当然，这主要就是指资本投资的安全。

基于这一资本积累和国际投资的基本条件，自由资本主义世界不仅需要美国扮演“战无不胜”、“无坚不摧”的“世界警察”形象，而且更要求美国做出“世界永久和平”的弥赛亚式的承诺，并定期地通过“仪式化”的方式对这种幻觉式承诺做出保证（这就特别包括炫耀美国强大的武力），因而美国的角色就是在资本主义“千年至福”的弥赛亚仪式中充当教父（并收取费用）。这就是为什么，即使美国式的穷兵黩武也与老牌帝国主义有所不同，对于老牌帝国主义来说，其军事扩张总有统治和争夺殖民地等现实而具体的经济目的，但是，美国的穷兵黩武却往往仅仅是为了炫耀武力（而带有某种程度的表演性质），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美国）这个符号并非空洞，而是具备强大的生产和再生产能力，即能够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出如下象征意义---“ 历史终结”，“自由世界”千年至福，资本积累和循环的永恒性，并能够通过各种仪式明示或暗示“资本世界因为有美国的存在而安全”的符号箴言。

这就是Hart和尼格瑞在其合作的《帝国》一书中，将美国称为一个立足于形而上学之上的“资本主义帝国”，而不是一个单纯通过武力追求海外利润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原因。这也就是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所率先指出的：资本积累和投资循环的“永恒性”的“逻各斯”，---即他所谓“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乃是“晚期资本主义”的实质所在。

而作为永恒积累和永恒循环的“守护神”的美国，就并非一个帮会大佬式的霸主，而是看上去更像一个慈祥的“教父”，它是关于世界“永久和平“的承诺，是关于“未来景气”的承诺，是自由世界和资本主义的未来安全“可预期”的承诺，总之，--只有这样一个承诺，才能保证资本主义的根本命脉：国际投资和资本积累过程不中断的运转、循环。

但是，自1950年代以来，美国的穷兵黩武，却不仅没有印证这一自我循环论的逻各斯，美国的武力表演最终也没有兑现这一资本主义弥赛亚仪式，恰恰相反，美国的穷兵黩武不仅逐步耗尽了美国的未来，最终也耗尽了资本主义自由世界的未来。

这一切当然都是从1960年代后期美国陷入越南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开始的，拥有世界上最先进武器装备的美国军队，被一群几乎是手持长矛猎枪、衣衫褴褛的越南农民所击溃，这一历史转折的象征意义，实际上远大于其现实意义，它不仅仅表明“小国可以打败大国，弱国可以打败强国”，“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而且更雄辩地证明了历史并没有终结，雄辩地证明了真实世界“非形而上学”的历史性和现实性，在一个充满历史（即变迁）的真实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没有什么东西是必然的，---这同时也宣告了美国符号指涉的“永恒积累”、“永恒循环”的资本主义“文化逻各斯”的破产。

当然，在越南的失败也导致了极为现实的后果，它不但使得美国极其迅速地耗尽了钱财，而且对于那些积极为美国提供战争物资（特别是日本和美国的其他亚洲盟国）的国家，以及那些为美国提供战争经费的国家（欧洲）而言，情况则更为糟糕，他们非但不能分享战争红利，而且也将拿不回他们自己的投资---最终，美国战无不胜的神话的破灭，更使得建立在自由世界“永久和平”这种形而上学预期基础之上的资本积累和循环运动受到了根本性的威胁。

当然，美国当局是不会通过汲取教训，认真考虑这些问题的。美国在任何时候首先考虑的，总是美国自身的利益，面对1960年代末的巨大财政赤字窘境，美国故伎重演，宣布美元对黄金大幅度贬值，这就等于放弃了美元作为黄金券（Gold paper）的地位，为的乃是以这种方式推卸掉对其盟国的债务，1972年，美国干脆宣布退出了伦敦黄金储备市场（London Gold Pool），从而以美元与黄金彻底脱钩的方式，再次单方面宣告对原有的西方经济贸易体系重新洗牌。

而这就迫使那些美国的盟国们在如下灾难性的处境中做出选择：“要美国还债”还是“要资本主义的未来”，这也迫使他们在陷入破产的“现实美国”和美国的“象征意义”之间做出选择，迫使他们在“允许美国拖延债务”（这起码可以从“心理和精神”上去维持一个资本主义光明未来的想像）---与接受“资本主义世界未来之灰暗和完全不确定性”之间做出选择。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他们也像一战期间的美国对待其欧洲债务人那样，坚持让美国立即偿债，这不仅要冒与美国决裂，从而彻底丧失美国的武力保护伞的风险，而且更意味着放弃美国所有的“象征意义”：自由资本主义“世界江山永固”的形而上学，资本积累与投资循环永恒性的逻各斯---不要以为美国的债主和盟友们所拥有的这种形而上学狂热只是一种头脑发热的理想主义，---恰恰相反，正是从最现实、也是最坏的意义上说，如果放弃形而上学及其象征物（美国），这就等于承认自由资本主义世界处在“毫无安全承诺”处境之下，这势必导致资本投资预期和投资环境全面恶化，导致国际资本积累活动的中断和停止。

这的确令人想起马克思久被忘怀的伟大论断：实际上，并非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才竖立起形而上学的纸糊的大厦，---恰恰相反，资本“无限积累”和市场“永恒循环”的整个逻辑，全部都是建立在形而上学“故纸堆”的基础之上的。

自从1972年开始，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运行就是靠对资本积累和市场循环永恒性的形而上学迷信来驱动的，或者说，是依靠杰姆逊所说的“资本主义文化逻各斯”来驱动的。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是一个“靠它的木头脑袋着地而翩翩起舞”的“头足倒置”的世界。而这个“木脑袋”，这个“故纸堆”、这个逻各斯的象征代码其实就叫“美国财政债券标准”（U.S. Treasury bill standard），自1972年之后，“美国财政债券标准”就代替了黄金以及一切物质财富，成为衡量财富的标准，从而开始了一个美国通过大量发行和印刷美国债券来驱动世界经济，而世界各国则通过购买美国债券来储存自己的财富的“头足倒置”的世界经济结构。

2.颠倒的世界

或许，从一开始就没有人能够说清楚美国财政债券标准（U.S. Treasury Bill Standard）究竟是什么，它代表什么，它的价值究竟是什么，---- 它是一种货币吗？它是一种债券吗？它是“山姆大叔”应得的管理世界的账单吗？它是一种由美国的国力所支持的财富表征或者财富标准吗？其实它都什么都不是，或者只能说：它是一个秘密，是一个“谜”，---它除了是一个秘密、除了是一个谜之外，其余的什么都不是。

这就好比马克思在《资本论》一开头就指出的：“商品”并非邻居大妈家的桌布，货币也不是什么“价值”的代表，“商品”与“货币”的最根本的魔力其实就在于：“它是一个‘谜’”，但也正是这种神秘性才使得“拜物教”得以产生。而马克思正是从破解商品与货币之谜开始了《资本论》的写作，开始了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特殊性的解读。

同样的，1972年之后的美国超级霸权的神奇力量，亦非来自于其拥有的超级财富（美国已经沦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甚至也并非来源于美国的超级武力（它已经在越南被击败），而是来自“美国符号”的“神秘性”，当然，它部分地来自于美国神话或者神化美国。以至于这个神话今天最终发展到了如此令人发指的地步：远不仅是美国的月亮是最圆的，也远不止于“美国遍地是黄金”，而是“美国的垃圾是超级财富”，“美国的债务就是黄金”。

悖论地是，尽管美国由世界债主一举跌落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但是，这非但丝毫没有影响美国的霸权地位，恰恰相反，它还空前地加强了美国的霸权，而与历史上美国曾经掌握的空前“债权”和空前的“政治霸权”完全不同， 1970年代之后的美国再次发明了一种空前绝后的霸权工具，美国发明和操纵的这个新霸权工具的名字，就叫做“债务人的霸权”。

“债务人的霸权”作为一种最神秘、最特殊的权力，绝不是美国“应得”的世界“管理费”，“债务人的霸权”只能产生于资本主义逻辑之中，换言之，正如尼采所指出的，在以债务为核心的资本主义逻辑中，最终必然会产生一个致命的颠倒：由债务人来决定债权人的利益和未来。所以，债主必须像爱自己的未来一样“爱”自己的债务人，包括当其无力偿债的时候要继续借钱给债务人，以继续收取利息，从而一方面将债务人永恒地推入债务的深渊，另一方面保证债务链条的永恒持续。既然资本主义制度从根本上说是不断依靠制造债务、并依靠债务来驱动的，没有债务关系，也就没有资本主义，于是，这种制度也就必然会导致债务驱动的经济模式，并最终陷入这种债务人霸权的逻辑。

毫无疑问，欧洲和日本正是因为迷信和深陷这样的资本主义文化逻辑，所以才欣然接受美国财务债务标准，并将其妥善保管、奉若神明，而美国也正是因为洞悉了这一逻辑，--或者说吃准了其“债主”的心理，---所以才开始了一个通过肆无忌惮地印刷、发行美国财政债务标准，来免费消费世界财富、乃至“消遣全世界”的时代。

一个“债务驱动的经济”（Debtor oriented economy）、一个由债务人的霸权统治的世界，这象征着马克思所说的“头足倒置”的资本主义体制发展到了一个最新的阶段， -- 尼采关于资本主义是一种自虐性精神分裂这一论断的最佳注脚，其实也莫过于今天作为世界最大债务国美国与其债主之间关系的这种颠倒。因为这笔无尽头、也是无厘头的费用不是美国“应得的”，而是美国的债主们头脑中认为他们自己“应付的”。它表明资本主义精神和道德分裂的基础和根源，就在于它的道德立足于不道德的畸形债务关系之上。而这就是尼采在世纪初的嘲笑：“瞧啊！--这些自我折磨、自我欺骗的蠢蛋！”

三．世纪末的危机：债务经济瓦解美国

1. 金融债务工具：美国的新发明

“使用工具是从猿到人进化中决定性的一步。”----若问这句话是谁说的，答案可能只有一个。但是，如果电视台的抢答节目提出如下问题：1970年代至今，人类所发明的最匪夷所思、又最有力量的工具是什么？恐怕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一定是五花八门。而我的回答同样也与众不同，---因为我认为：那就是由美国财政债务标准而引发的层出不穷的美国金融债务工具。

近40年来，正是美国发明的金融债务工具驱动着世界经济，维持着消费和繁荣，同时也制造着战争与危机。美国发明的金融债务工具是如此神秘、又是如此强大，它一经发明出来，就立即使得资本主义从1970年代的巨大危机中起死回生，并且重新为它注入了仿佛无穷尽的活力，---而对当时的美国来说，它更是一举洗清了因越南战争欠下的一屁股外债，更从此开始了一个让全世界为美国的侵略战争买单的崭新时代。

众所周知，自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以来，频繁的战争就使得欧洲国家陷入沉重的公共债务之中，从而使得欧洲各国不断增加税收成为必然，两个世纪之前，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已经指出过：英国是如何通过发明新的税种来使老百姓为战争买单的。他断言，具有军事野心的国家必然导致高赋税、高负债、高耗费的经济。

而在金本位制下，当外国的贷款不可能获得的时候，那些好战国家只能采取出售自己的黄金储备以支付其军事耗费，从而必然导致本国货币相对于黄金的贬值，造成国内严重的通货膨胀。例如，1815年拿破仑战争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以及其他交战国正是通过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通过失业和贸易的萎缩，即通过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才使得其货币在战后很长时期回到了战前与黄金的比价，最终好不容易维持了收支平衡。

美国开始于1960年代的在越南和印度－支那的军事冒险，表面上看起来几乎是重蹈了欧洲国家的覆辙，而且情况恐怕更糟，到1971年，美联储的黄金储备几乎消耗殆尽，美元也不再能够维持35美元/1盎司的美元/黄金比价，这导致美国撤出伦敦黄金市场。历史在1970年代仿佛又到了一个世界霸权“改朝换代”的巨大的转折关头：越南战争的巨额花费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美国的世界金融核心地位，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根本动摇了英国的金融地位、并逐渐耗尽了它、最终迫使英国将世界金融核心接力棒交给美国一样，看起来，除非通过出售黄金或其他形式的有形资产，否则美国非但无法偿还债务，而且更无法继续取得外国的任何贷款。而如果美国真的被迫这么做（出售黄金和良性资产），那么它就必须首先面对国内大规模通货膨胀的严峻现实。

应该说，1970年代初美国就遭遇了立国以来第一次全面危机：深深地陷入越战的泥潭中没有任何脱身的希望，国内反战情绪空前高涨，美国价值及资本主义价值本身第一次在美国国内受到大规模的质疑。与此同时，中东国家掀起了反抗美国和以色列的石油战争，欧洲各国也“趁火打劫”，迫使美国以黄金或者固定资产偿还债务，美国仿佛已经走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今天看来，如果世界金融体系还停留在1971年的状况，美国不但就再也不可能发动任何一场战争，而且如果是那样，美国今天恐怕早已经不是一个世界霸权――它甚至会比前苏联更早的走向衰落。

但是，美国却神奇地顶住了1970年代初的严峻局势，其中的关键就在于：美国一举抛弃了黄金和美元挂钩的体制，并转而全力去创造一个全新的国际金融体系，1970年，美国通过空前的大转变或者大改革来顶住了空前的大危机，而美国所进行的大变革的实质就在于：它通过发明和运作美国财政债务标准，从而成功建立起美元债务体系，这一大转变的后果我们今天终于可以清晰地看到。

这一大转变的核心之处就在于：美国政府全力使得美国财政债券标准取代了黄金的地位，并且迫使世界主要银行接受、购买美国国家债券作为信用储备。

这一前所未有的金融创制首先意味着：在美国的黄金储备资不抵债的情况下，其他国家的银行也不能通过购买美国股票、房地产和其他良性资产的方式向美国索取债务，它们只能通过购买和储备美国债券的多少，在（实际上是由美国控制的）国际金融机构中获得一个“评级标准”，从而以这种方式使得美国的债务得到无限地延期。同时，这还意味着：美国不必出售其黄金储备以及任何其他有形、有价的资产，仅通过发售美国债券就能换得大规模的外国贷款。第三，这更意味着：当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国即使以印刷和发售“债券”这种形式举借再多的外债，也不会导致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或者说，当美国财政债务标准被外国主要银行当作财富来储存、积累时，美国一旦缺钱，只要通过印刷一批此类债券，外国的资源和资金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

美国以其软硬兼施的高超外交战略达成了这一创制。例如，1972年，当伊朗和沙特要求以他们的石油美元购买美国企业的时候，美国立即以战争相威胁。与此同时，美国又同时告诫OPEC集团：只要它们把以石油收益换得的美元，再来购买美国债券，那么它们就可以随时提高石油价格，即它们具有随时提价的自由。这样，美国就可以用它随时印刷的绿纸美元和债券――而不是黄金或者任何有价资产来购买石油。实际上，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国用其永无止境地印刷的绿纸，源源不断地购买了日本的汽车、欧洲的制造业――随后就是源源不断的、物美价廉的中国日用产品。

美国的战略大转折伴随着一系列政治和外交调整，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被当年美国国内短视的意识形态反对派们称为“新朝贡之旅”的尼克松北京之行。在封锁了毛泽东的中国长达30年之后，美国为了自己的战略利益所驱使，终于放下身段，公开承认中国是一个“应该平等对待的国家”，即这意味着一贯“崇拜英雄”的美国承认毛泽东的中国是世界上的一个“头儿“，而不是美国的附庸。这是自1840年以来西方对于中国的态度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开始，美国也借此得以从越南“体面”地撤军。更应该指出的还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就开始于1970年代的这个国际政治、经济和金融秩序的大转变时代，它既是以中美关系的改善、以中美政治权力由对抗走向相对平衡为基本标志的，但更是以全新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环境为背景和基础的，就后一点来说，美国需要的从来就不仅仅是中国的市场，而是希望将中国的经济和金融纳入美国的上述“评价标准”，特别是美国财政债务标准----这也就是中国的某些“精英”人士所谓与美国“接轨”的真正尺度和标准所在。说到底，中国所面临的，乃是一个美国发售债务，而再由美国所支配的各国际金融组织：世界银行、IMF、G7、美联储通过制定“债务标准”来管理国际货币金融的体制。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随后的30年里，中国的经济逐步开始被纳入与美国金融市场接轨的道路，直到今天，中国已经是世界上位居第二的持有美元和美国债券的国家。

在最近30年全球“思想解放”的大气候中，我想也许没有哪一个哲学家的思想像理查德罗蒂的理论更能体现当代美国意识形态和“思想解放”的精髓了。因为按照他的理论，没有什么价值是“实在“的、是”真“的，一切价值都是话语的建构，因此，只要你所创造和诉诸的东西有人听、有人信、有人跟你走，那这就是价值了。什么是真理？罗蒂说：真理绝不是手段与目的、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契合和联系，所谓真理，就是“通过讨论和说服而取得社会一致的能力”（用东北老百姓的话就是“忽悠”）。在当今世界上，罗蒂意义上的“价值“的最核心的体现，其实就是美元和美国债券，因为它的价值并没有什么“客观依据”，或者说其“价值”的根本来源只是因为有人接受它、相信它“有价值”而已。----进一步说，欧洲和日本人接受它，是由于他们是美国利益攸关的同盟者，石油输出国接受它，主要是因为他们被美国行了随便涨价的小惠，------而最为啼笑皆非的也许是：中国接受它是因为“大家都接受它”。-----用改革开放之处一句流行的经验主义格言来说就是：因为“这些年来，只要跟到美国的都富了”。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由美国发债，国家金融体系制定债务标准的新的金融体制起初看起来运作的相当有效，这也就是为什么，真实的世界因此而颠倒或者倾倒：债务非但不意味着危机，相反还意味着机遇。这令我想起1996年在华盛顿波脱马特河的游船上聆听弗朗西斯福山宣扬他的“历史终结论”时的情景，其时风头正健的福山凭海临风，登台后的第一句话就是：事实证明：卡尔马克思只有一个错误，那就是他对未来世界的预测从根本上错了。

2. 马克思所说的最终都应验了

由于美国通过1970年代发明的金融债务工具，匪夷所思地度过了其空前的危机，此后，金融债务衍生物就一直成为美国对抗一切艰难险阻的灵丹妙药，成为它制造一个又一个经济泡沫的屡试不爽的法宝。全世界也都为美国发明的这种灵丹妙药而沉迷，或者说：美国这种“点纸成金”的金融戏法使得举世若狂，而美国金融债务衍生物的发展速度和创新手段更是与时俱进，几乎超过当年美国武器研发和科技创新的速度，从而更进一步地助长了这种美国金融戏法的神秘性-----不过，如果我们多少还记起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论断的话，或许就会知道，“债务驱动的经济“连同其金融戏法，乃是由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本能所决定的，它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

而这就首先需要我们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我认为这一点，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尤其重要。而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的论述毫无疑问最有权威性，不过，大家一定要记住，我此处所指的是马克思这样的论述：资本主义制度是西方形而上学在政治和经济体制上的最集中、也是最高的对象化（表现）。而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将《资本论》的副标题定为“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批判”的根源所在。只是长期以来，我们很少注意到马克思这个副标题(subtitle)的意思究竟是什么，更加令人遗憾的还有，---或许是受到了前苏联的影响，中文版的《资本论》竟然将马克思的副标题删掉了！然而，这个subtitle（副标题）却恰恰是在理解马克思的关键，更是理解《资本论》的关键，它是马克思这位伟大的欧洲知识分子，这个现代人类知识之父就他毕生的心血之作（《资本论》）为后来者指示的一句最为简明的阅读提示，或者说它是“马克思密码”。

这个“马克思密码”就是：资本主义之所以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危机，就是由于它是形而上学的对象化，即这个制度本身是“投足倒置“的，是建立在幻觉基础上的。

同时，这还需要我们了解什么是“形而上学”。康德说，形而上学的基础是关于“时间”和“空间”的观念，不过，我本人还是更喜欢用王国维精彩的表述，即形而上学就是“色空”，被当代的学究们称为“西方现代性”核心的“时空规划技术“，其实无非也就是指资本主义金融技术。——而如果借助王国维对形而上学乃“色空”的定义，用最popular的话来说，资本主义的本质其实就是“买空卖空”。 “买空卖空”这句中国成语（idiom），最形象地说明了资本主义与“形而上学的关系，它一语中的说明了资本主义就是对时-空的经营，说明了马克思所谓资本主义体制是“形而上学的最高体现（对象化）”，从而它胜过学究们的无数饶舌。

在另外一本叫做《现代性的后果》的言简意赅的小册子（田禾译、黄平校）中，安托尼吉登斯也把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界定为一种时空规划技术，并解释说：这是一种在空间上“脱离具体地域”（脱域）、在时间上规划、透支未来的技术，资本“经营时空”的最特殊的技术工具就是债券，因为债券代表的是对未来的预期，吉登斯把债券称为对时间的规划，比如说：如果我们相信对未来的预期最终一定可以实现，那么就等于相信债券的价值是有保障的，而反过来，如果这种对未来的预期在现实的冲击下破灭了，那么这些债券就一钱不值，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危机一定导致货币金融危机。

吉登斯说，由于货币金融技术是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核心，或者说，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从根本上是由对虚拟时空的运作来支配的，所以，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个高风险的社会。风险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实质，是它不能避免和摆脱的，应对这样的风险社会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对虚拟经济加强监控或者管控（发现问题及时预警，及时干预）。实际上，吉登斯的这个说法只不过是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尖锐批判，换成了更绅士化的“风险”一词，从而进行了更为温和的包装而已。

毫无疑问，今天美国的次贷危机最为典型地说明了美国资本主义虚拟经济或者泡沫经济的形而上学本质，今天，尽管布什政府的经济政策已经遭到了广泛的批评，但是问题的根源显然不仅仅是这一届政府，也更远不只是这一届政府热衷于泡沫经济政策，因为问题的核心和真正根源，在于驱动债务经济、泡沫经济运行的诸政策背后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令人吃惊的是，恰恰是美国本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在他最近的选举演说中，公开运用了最为经典的“马克思式说法”---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一词，以此来批评美国长期热衷于运营虚拟经济而放弃实体经济发展的“错误发展观”，从而只有他才一针见血地说到了问题的实质。这位前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说：问题不在具体的某一项政策，问题在于一种根深蒂固的“经济哲学”。这种“经济哲学”如此根深蒂固、深入人心，以至于除了如此规模的金融危机之外，没有什么东西足以宣判布什及其共和党政府所奉行的那套“经济哲学”的彻底破产(Nothing less than the final verdict on an economic philosophy that has completely failed)。

正如奥巴马参议员所深刻指出的：引发美国金融危机的是典型的“买空卖空“的经营活动，在这种买空卖空背后的，则是根深蒂固的“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即把债务彻底虚拟化、把经济活动彻底虚拟化。而所有那些先进的金融衍生物，其实都是把时空托架出来的技术，它的前提只不过是对未来的良好预期，这种良好的预期又反过来体现在这些金融衍生物的价值或者升值上。在这次次贷危机的生成过程中，银行之所以敢于不计后果的的放贷，购房者之所以不顾后果的贷款，而保险公司之所以不顾后果的提供保险，——是因为在这种种“不计后果”的背后，存在着唯一一种对后果的估计：美国的房价会不断上涨，而且是没有尽头的上涨。

或者说，上述三方（银行、保险业、买主）在经营和消费的，其实是并不存在（起码是当下还不存在）的“利润大饼”——这个大饼也就是未来美国房价会一直上涨的“利润预期”，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消费或者经营的，其实本来就是一个“空”。尽管当这种未来时的、还不存在的利润大饼用房贷、保险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金融衍生物、各种债券来表达的时候，看上去好像就是实实在在的一张饼，仿佛不是“空”。而当美国长期将其经济的发展完全寄托于这种金融炒作之上，而无视美国内部实体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环境和民生议题等等一切，那么，我们就非但完全不能说“美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而是应该起而指出这种自欺欺人的泡沫经济、这种债务驱动的经济，对于所谓的“经济基本面”的损害是极其严重的，任何没有实体经济和实际财富支撑的（泡沫）越晚破裂造成的后果就越严重。一旦风吹草动，泡沫预期破灭（因为它早晚一定会破灭）——那么问题就不仅仅是大家的未来都“落空”，那些精心营造的债券和各种金融衍生物会立即成为空头支票，成为废纸，而且，此前提前消费掉的一切都立刻成为巨大的债务。银行、保险公司和购房者三方都成为欠债者：与其说他们预期并提前消费了一个“坏的未来，不如说这是买空卖空活动的必然结果。

因此，与以往一切危机不同，这次由次贷问题引发的美国金融大危机，极有可能成为一个重大历史转折，它在宣告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哲学”、“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所支配的债务经济、虚拟经济破产的同时，也宣告美国作为世界唯一霸权时代的终结。这是因为：

第一，这次金融危机爆发在美国内部，而不是由于外部的挑战造成的，危机发生在美国经济的最深刻部位，暴露出美国所依赖的虚拟经济模式“病在腠理“，所谓善剑者死于剑下，美国乃是为它自己所发明和擅长的金融债务衍生物所伤。这恰如毛泽东当年所预言的：“美国的失败是它自己造成的”。它更为深刻的表明：长期的投机赌博式金融炒作道路，已经严重伤害了美国的实体经济，伤害了美国经济的基础，当前美国经济的“基本面”毫无疑问是它历史上最糟糕的。即一方面是金融资本的飞速发展和泡沫化，另一方面是美国实际经济的解体和正在解体，例如次贷危机不仅影响到银行，而且极大地打击了作为美国工业支柱的汽车产业，它充分表明：如果此前的历次危机尚都没有深刻地伤及美国的实体经济的话，而这一次却不然。

第二，这次危机还同时伴随着美国式发展道路乃至美国道德的破产。在当今世界，由于美国长期在保护世界环境、维护国内民生、发展实体经济、乃至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无所作为，且总是采取与大多数国家相对抗的立场，与此同时，美国债务驱动的经济、超前的消费、日趋落后、陈旧的基础设施建设，加上堪比前苏联的低效率的严重官僚主义，也使得世界各国日益对美国式发展道路感到失望和厌恶，而美国长期拖欠世界债务的不道德行为，已经使得美国的国际信用陷于破产，虽然发达7国集团此次总算迟迟地达成了救济美国的协议，但那个迟迟达成的许诺，其实也不过是空头支票而已----除非这些国家向中国和沙特借贷，否则他们根本不可能拿出他们刚刚向美国许诺的金钱。因而，现在就说世界已经再次就拯救美国经济而达成了共识，显然为时尚早。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人们经常会忘记：“官僚主义的铁笼子”----这恰恰是马克斯韦伯通过研究和观察美国社会得到的一个发现。而在中国学术界，由于一种精心的误导或者偏见，人们却总是把官僚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的必然产物，从而忘记了现代官僚主义的发源地和最典型的沃土就是美国，忘记了所谓官僚主义与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如果我们多少还能记住马克思在这个问题的上的经典论述的话（他的论述深刻地启示了韦伯），我们一定会想起他更为一针见血的话。这就是：典型的官僚道德就是那种号称“自由主义”的道德，因为这种道德的核心是：只要管好我自己的事，而其他的与我无关，而在这种道德背后的，则是官僚只代表自己利益，而将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利益置之度外的实质。

而在众多讨论金融危机爆发根源的文章中，我所见到只有Caroline Baum的一篇短文将官僚主义与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社会的危机联系在一起考察，她指出：贷款者只管贷款，保险者只管卖保险，而每个人都从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出发，却没有任何人考虑到其个人行为对于整个社会的后果是什么，而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按照自由主义的逻辑假定，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会自动导向一个好的结果。这个荒谬的假定掩盖了，一开始就没有一个人真正愿意为贷款负责任（It was not an incentives to make a responsible loan）的自私自利的真实动机。------当然，所谓自由主义社会的实质不仅仅在于自私，或者说强调每个人行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而在于其人际关系的僵化、隔绝和异化，一个原子化的社会就是一个完全没有责任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义的、市场的社会就一定是典型的、低效率的官僚社会[3]。

第三，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除了给那里的人民造成空前的灾难之外，也为美国经济造成了无底洞式的赤字，从而成为捅破美国金融泡沫的致命利器。正是这场注定会失败的战争宣布了美国全球军事霸权的真正衰落。今天，无论是格鲁吉亚还是委内瑞拉，无论是朝鲜还是伊朗，对所有这些地区，美国并非不想动用武力积极去干预，而美国至今没有干预的原因，只是美国确实没有能力干预，只是因为美国突然间发现了一个它实际上早就应该发现的事实：“美国没有钱了”。实际上，今天的美国除了利用西方中心主义的陈旧遗物以维持与欧洲和日本的关系，除了利用中国精英极其愚蠢的“自由主义拜物教“、利用中国在国际政治上无所作为的”智慧“继续制约和要挟中国，美国可以指挥、命令、调动的力量已经非常有限。

当然，毫无疑问的是，当前正面临着分崩离析的是美国主导全世界的局面，而不是美国这个国家本身，甚至还不能说是美国经济本身。尽管投机赌博式的、债务驱动的经济在严重伤害了世界经济的同时，也重挫了美国自身的经济实力，尤其是破坏了美国内部的经济-产业结构，但是，由于美国拥有庞大的内需市场，占据着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曾经具有相当完善的产业结构（尽管被克林顿和布什父子两代进行了几次“结构调整”），美国依然还是世界农产品的主要生产国，所以，美国一旦通过此次金融危机洗掉或者赖掉其庞大的外债，美国的损失充其量也不过是丧失了国际信誉而已，美国大不了关起门来搞“自力更生”，而美国一旦其结束投机赌博的虚拟经济，一旦美国把它伸向全世界的手缩回来，而把精力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民生建设、实体经济的发展之上，那么，不到三亿人口却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均资源的美国经济所经历的所谓“困难时期“和“苦日子”，在有着14亿人口，却（严重不均衡的）分享着微薄资源的中国老百姓看来，其实早已经是”超级小康“的生活了。所以，如果今天有人以为中国应该去拯救美国，这恐怕不是忘乎所以就是居心叵测。

同时还必须意识到，美国经济的破产与美国符号或者作为符号帝国的美国的破产完全不是一回事，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因为只要全世界依赖美国的“事大主义”心态不变，美国就仍可以被“打工国家”养起来，美国也就永远不会破产—而这就是政治反过来决定经济，乃至“文化”反过来决定经济的最好例子。

所谓“亡羊补牢，尤为未晚”，今天中国最应该做的，其实首先就是从美国长期奉行的债务驱动的经济、泡沫化的发展道路中汲取“反面教材”的意义和教训，从而坚定不移地走独立自主、扩大内需、保护环境、增加社会公平、切实加强实体经济建设的科学发展道路，中国政府不但不应该去华尔街”救市”，反过来，而是应该在各个领域都应该大张旗鼓地宣传救中国就是救世界，宣传只有世界五分之一的中国好了，世界也就有指望，特别是，作为一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政府必须理直气壮地宣传：只有占中国人口90%的普通劳动者好了，中国经济才有指望。必须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国今天面向内需（“looking inward”），也就是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looking outwar and looking forward），这才是毛主席说的：越是中国的，就越是世界的。

最后，在切实坚持、实行科学发展观的同时，中国政府必须旗帜鲜明地公开检讨和严肃批判严重影响中国发展道路的“新自由主义”逻辑。而如果象当下这样，继续听任媒体和学术界新自由主义言论公然当道，那么，在此重要历史关头，政府的决策能否取信于民，能否取信于世，能否真正落实和推行科学发展观，这必然都是个问号。

当然，这也不意味着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向美国学习，在我看来，今天的中国确实应该学习美国的如下品质：长于谋划、敢于树敌、勇于当头。----起码是敢于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发展理念和意识形态，包括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理直气壮地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无论如何，今天爆发的金融危机对美国来说是一个真正的转折，而对当下的美国而言，它起码必须在正确的经济发展道路，与通过虚拟债券愚弄世界并自我欺骗之间做出选择，而对中国来说，毫无疑问，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损失（其实已经损失）掉在美国的大部分投资，说到底，这是14亿中国人，-----特别是广大底层劳动者一个汗水摔八瓣赚来的血汗钱，然而，这个残酷的结果已经不能避免。在我看来，如果中国能够通过这次深刻的教训，切实增加自己对美国的认识，切实增加对资本主义的了解，从而排除干扰，坚定到走科学发展的道路，在这个残酷的资本主义世界上，面对美国这样的国家，交一定的学费，走一段弯路，其实也是难以避免的。----尽管这一次的学费实在过于昂贵了些。

2008年9月20日，于纽约格林威治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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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文原载《绿叶》杂志第11期，《世界博览》杂志第11期摘要刊发。

[2] 感谢纽约大学图书馆(Elmer Holmes Boast Library)的Dawn Lawson 女士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及时而丰富的英文资料，其中特别包括Michael Hudson 的两本重要著作Super Imperialism 和Global Fracture，我高兴地得知前一本著作的中文版刚刚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相信此类重要学术著作会帮助中国学术界更为准确的认识和了解美国。

[3] Caroline Baum，Anatomy of financial crisis begins with skewed incentives，China Daily , October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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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毓海：“反面教材”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