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XML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540/c6 2026-04-06T13:55:46+16:00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 http://wen.org.cn/templates/20111029default/logo2.gif text/html 2008-11-11T15:47:24+16:00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 张永平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540/c6 学科: 经济<br />关键词: 中国经济改革 社会化资产与市场经济 结合机制 崔之元 小康社会<br />摘要: "我将中国的土地储备制度和亨利·乔治联系起来，并不是硬给中国实践带上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标签，而是强调：我们要有对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的自我意识。什么是中国特色呢？我认为就是在中国还有一个社会化资产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而有这个特色就不是社会民主主义，不是简单地讲公平和进行二次分配，而是在一次分配的基本制度上，和资本主义不同。但是我们还没有一个理论的框架，一个中国制度创新的自我意识。"究竟如何认识今日中国，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智力和道德难题。<br /><br />一方面，从孙志刚事件，腐败和下岗职工增加等现象来看，可以说社会矛<br />盾已十分突出；另一方面，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改革还是取得了许多<br />成绩。我到俄罗斯开会，在一些大城市里要找一家中档餐馆很难，看到<br />的要么是马路上卖饼干等零食的手推车，要么就是豪华的五星级宾馆。<br /><br />这似乎说明：虽然中国改革中的收入有不平等、地区差异大，但总的来<br />说，中国改革的受益者比俄罗斯多。对中国很难下一个完整的判断，很<br />多人从不同角度的观察都有一定道理。黑格尔说真理是全体，而我们的<br />观察往往是局部的。如何在各种片面、但又不无道理的观察中理出头<br />绪？这就需要一个统筹全局的新概念框架，对具体的局部观察进行重新<br />整理。照我的个人解读，“小康社会”的提出，就是对这一新概念框架的<br />探索和追求。<br /><br />“小康社会”的实践和理论，需要丰富的精神资源，需要批判地借鉴<br />人类已有的理论成果。我认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可以成为“小康<br />社会”的精神资源的一部分。众所周知，马克思对约翰·穆勒（John S.<br />Mill）、亨利·乔治（H.George）和普鲁东(J.Proudhon)的“小资产阶级<br />社会主义”进行过深刻的批判，认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不能指导<br />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历史辩证法的吊诡在于，当<br />社会主义革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成功之后，无产阶级不可能永远<br />是无产阶级。马克思早已指出，共产主义不仅要消灭资产阶级，也要消<br />灭无产阶级。严格说来，社会主义社会不应该再存在单纯出卖劳动力意<br />义上的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但显然也不能永远只让一少部分人富起来。<br /><br />因此，“小康”或“共同富裕”的一种解读可以是“小资产阶级普遍化”。<br />事实上，我国改革进程中已经大量地借鉴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br />义”的理论。最突出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任何读过商<br />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穆勒和普鲁东的著作的人都知道，把社会主义和<br />市场经济相结合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核心经济观。我们现在<br />广泛使用“现代企业制度”一词，但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股<br />东有限责任，正是穆勒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英国议会中动议才获立<br />法建立的。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则反对股东有限责任，认为它<br />违背了私有制的逻辑。穆勒为什么主张建立股东有限责任呢？这正是<br />他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使然。一八四八年革命后，穆勒给其《政<br />治经济学原理》第三版中增加了一章：“论劳动阶级可能的未来”。他<br />的社会主义主张清楚地反映在该章的四、五、六节的小标题上，它们<br />分别是“第四节　雇佣关系将逐渐被废除”，“第五节　劳动者与资本<br />家合伙经营的例子”, “第六节　劳动者自己的合伙经营”。穆勒的原<br />话值得在此引用：<br /><br /><br />工人阶级⋯⋯不会满足于永远处于被雇佣的地位。他们为了<br />成为雇主，也许愿意先做雇工，但却不会愿意一辈子做雇工。在<br />像美国和澳大利亚这样的财富和人口都在迅速增长的新兴国家，<br />劳动者一般都是先当雇工，几年以后便独立干活，最后成为雇主。<br /><br />但在人口稠密的古老国家，那些一开始便当雇工的人，如果不沦<br />为政府救济的对象，一般说来会一辈子当雇工的。在目前的人类<br />发展阶段，平等的思想正日益广泛地在穷人当中传播，要阻止平<br />等思想的传播就得完全取消出版自由，甚至完全取消言论自由，因<br />而可以预言，人类是不会永远分为两个世袭阶级即雇主阶级和雇<br />工阶级的⋯⋯雇主与工人的关系将逐渐为合伙关系所取代。这种<br />合伙关系将采取以下两种形式中的一种：在某些情况下，是劳动<br />者与资本家合伙经营；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而且也许最终将是劳<br />动者之间的合伙经营。<br /><br /><br />穆勒接着讲到劳动者与资本家合伙经营的事例:<br /><br />“凡是对企业做出<br />贡献的人，不论是用劳动还是金钱做出这种贡献，都按其贡献的大小，<br />像合伙人那样享有企业的股权。”有趣的是，穆勒认为，“在到中国做<br />生意的美国船舶上，每一船员均有权享有航行的利润，这长期以来一<br />直是一种习惯；据说，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这些船员一般品行都很好，<br />而且极少同中国政府或中国人民发生冲突”。不论穆勒对美国船员参与<br />利润分配的观察准确与否，他的劳动者与资本家合伙经营的事例与中<br />国农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股份合作制”十分相似，因为在“股<br />份合作制”下，不仅出资人（往往是乡村政府）享有股权，而且劳动<br />者仅凭劳动贡献本身（不须再出资）也享有股权。正是为了使类似“股<br />份合作制”这样的合伙企业能得到发展，穆勒才在议会中倡导建立普<br />遍的股东有限责任（以前的有限责任公司，如东印度公司，是要特许<br />建立的）。穆勒的以下一段话讲得非常清楚：“在英格兰南海岸，捕鱼<br />所得的利润按以下方式分配：捕获量的一半归渔船和渔网的主人，另<br />一半在船员之间均分，但船员有义务帮助修补渔网。巴毕奇先生的巨<br />大功绩在于，他指出把这一原则一般地应用于制造业是可行的、有利<br />的。 大约十六年前，巴黎的一个实业家，房屋油漆店主勒克莱尔先生<br />搞了一项性质与此相同的试验，并在一八四二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br />描述了该试验，引起了某些人的注意。根据他的叙述，他平均雇佣二<br />百名工人，用普通方法（即用固定的工资或薪金）支付报酬。他自己<br />的报酬，除了资本利息外，还有一笔固定收入，以报偿他作为经理付<br />出的劳动和担负的责任。但每年年终，剩余利润按每个人薪金的比例、<br />在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全体人员之间分配⋯⋯有限责任法通过以前，人<br />们认为在英国不可能采用勒克莱尔先生那样的做法，因为按照以前的<br />法律，工人如果不为亏损承担责任，是不能分享利润的。有限责任法<br />的通过是立法方面的一大进步，它带来的好处之一就是使上述合伙经<br />营成了可能的事情。因而现在可以真正采用合伙经营方法了。”显然,<br />穆勒是为了使劳动者成为股东不至于冒过大风险，才力主议会通过有<br />限责任公司法的。<br /><br /><br />不了解现代企业制度（有限责任公司）有着“小资产阶级社会主<br />义”的背景，使中国一些经济学家不能认识到中国农村的股份合作制<br />的制度创新意义。他们反而认为中国农村的股份合作制是非驴非马，<br />不是正规的股份制，不是按照每人出多少钱就有多少股票的形式。结<br />果农业部在一九九五年下发了一个文件，认为股份合作制是无效的，<br />决定停办股份合作制。幸好张劲夫看到了我写的文章后，写信给中央<br />财经小组，才容许继续进行股份合作制的试验。后来出版的《张劲夫<br />文选》上卷里面有这段关于中国改革的事情。我说这个故事就是想强<br />调：如果没有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理论框架的话，就不<br />容易注意到中国本土产生的制度创新的萌芽，也不能来促进它的进一<br />步试验。<br /><br /><br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不仅可以提供分析中国已产生的制度创新的<br />描述性语言，而且可以加强我们探索制度创新的自信心。当前“保护弱<br />势群体”、“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呼声很高，这当然是好事。但这也反映<br />出“社会民主主义”有意无意之间已成为一种主流政策“潜意识”。“社<br />会民主主义”是什么呢？就是在既定制度下的“效率与公平兼顾”。从世<br />界范围看，无论左翼政府上台，还是右翼政府上台，他们的政策都差不<br />多。比如巴西的新总统，他原来是工人出身，在工会运动时很激烈，但<br />当选总统后也不敢大规模地搞国有化。右翼的政党执政后，也不敢过于<br />趋向于右翼，不管工人的死活，不发放社会福利等等。比如墨西哥总统，<br />他原来是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在墨西哥的总经理，但是他当总统后，搞的<br />社会福利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做得更好。世界各国基本的统治哲学似乎<br />都变成社会民主主义了。我觉得社会民主主义有很大的局限性，它似乎<br />意味着人类已经没有什么新的思想了，似乎历史终结了。效率公平兼顾<br />的思路成为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以后，社会制度和人的精神生活的创<br />新已经不再是关注的焦点, 效率与公平仅仅是在既定制度下得到兼顾而<br />已。中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近来也讨论公平的意义，但这种讨论已<br />经不涉及制度安排和创新了。他们大谈公平，但只是强调在二次分配时<br />注意公平，但在制度安排(即一次分配)上他们只是要进一步推进私有化，<br />通俗说就是全面私有化，但是要给广大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我提出<br />用“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解读“小康社会”，就是和社会民主主义相对<br />立的解释中国并探索中国制度创新可能性的一种努力。<br /><br /><br />西方左派和右派的观点都认为中国的改革主要靠的是私有化和市<br />场化。但是用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来解释，中国经济改革中的成<br />功就不是市场化和私有化所能解释的。我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br />济”是需要严肃对待的，不是一种政治妥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br />精髓是社会化的资产在市场经济中运作，而这恰恰是中国相对成功的<br />一个制度机制。印度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改革，他们的农村没有乡<br />镇企业。印度的大部分土地都被地主控制着，如果谁想办乡镇企业就<br />要给地主交地租，而盈利中的一半利润都交了地租，这对办农村工业<br />很不划算。但是中国为什么就出现乡镇企业了呢？因为土地是集体所<br />有的，在本村本镇搞乡镇企业省去了交地租的钱，所以开放市场，使<br />社会化的资产（土地）与市场经济结合，造成了中国乡镇企业大发展，<br />与印度大不相同。<br /><br />穆勒、亨利·乔治和普鲁东三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土地政<br />策主张都是“土地公有”，“地租社会化”和市场招标经营。中国计划经<br />济时代的城市土地被用地单位无偿使用，谈不上社会化的资产（土地）<br />与市场经济结合。改革初期，土地使用权改为有偿，但并无真正的土地<br />使用权市场招标经营。这是因为各级政府的土地主管部门“手里没有<br />地”（土地被用地单位无偿使用）。但渐渐地，上海、杭州等地的政府开<br />始收购因产业结构调整的企事业单位需盘活的存量土地，开始建立政府<br />土地储备制度。二○○一年四月，根据上海、杭州的经验，国务院下发<br />《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提出“要试行收购储备制度”，“储<br />备—招标—拍卖” 的市场化经营公有土地的实验开始大规模地展开。据<br />《财经》杂志介绍，“二○○二年五月，国土资源部又颁布十一号令，停<br />止全国范围内的经营性土地协议出让。凭关系拿地不复存在，凭实力拿<br />地成为趋势。以前以低价土地的形式流入开发商腰包的好处，现在名正<br />言顺地变成政府名下的财政收入。杭州下属的淳安有一宗土地拍卖成交<br />价竟为基准地价的九点二倍。萧山通过招标拍卖，收回土地出让金十六<br />亿元，比协议出让高六点七亿元。至此，一个土地储备制度、土地供应<br />计划、土地公开市场三位一体的土地供应机制初具形态”。实际上, 如果<br />大家参看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五年出版的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他<br />就是强调土地一定要公有，但同时要在市场中运作，地租才能社会化。孙<br />中山在美国学医的时候，就是受到亨利·乔治的影响，才提出他的土地<br />国有化理论的。<br /><br /><br />我将中国的土地储备制度和亨利·乔治联系起来，并不是硬给中国<br />实践带上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标签，而是强调：我们要有对中国特色<br />的制度创新的自我意识。什么是中国特色呢？我认为就是在中国还有一<br />个社会化资产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而有这个特色就不是社会民主主义，<br />不是简单地讲公平和进行二次分配，而是在一次分配的基本制度上，和<br />资本主义不同。但是我们还没有一个理论的框架，一个中国制度创新的<br />自我意识。有没有自我意识差别是很大的，没有一个自我意识，本来干<br />得很好的事情慢慢也是要丢掉的。<br /><br />令人振奋的是，我国正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实践中探索社会化资产与<br />市场经济的结合机制。例如，在下岗人口最多的东北有一个鹤岗市，从<br />一九九六年以来经济增长率不仅高于东北，而且高于全国，为什么呢？<br />它并不是仅仅满足了下岗职工的救济，而是靠着房地产的发展带动相关<br />产业的发展，扩大了就业。许多地方房地产不容易带动相关产业发展，<br />因为房子太贵了，没有多少人买得起。鹤岗则是在土地公有制和市场的<br />结合上做出了制度创新。根据柯堤的调查研究,“鹤岗市政府在大规模启<br />动城市住宅建设的初期（即一九九六年至一九九八年）全部减免了当时<br />应有的二十四项收费，并对住房用地实行了零地价，这涉及到一个住房<br />商品化过程中的地租溢价及其分配问题⋯⋯初看起来，这似乎是地租的<br />流失，其实不然。一来，级差地租应为公有，其实质是应为全体公民所<br />有，而非为少数国人所有。就此而言，由于鹤岗房改惠及千家万户，故<br />地租并未流入少数个人之手。二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就业岗位大<br />量增加，居民收入普遍增长，城市生产和生活环境不断改善；城市整体<br />价值也随之增值，级差地租还会产生新轮次的更大增值。这些都可以通<br />过适当的税费科目回到政府之手，以再用之于全体居民（鹤岗市政府在<br />一九九九年之后恢复了十一项收费）。但若没有第一阶段的零地价政策，<br />而后的地租溢价全都是画饼而已。“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此之谓也”。<br />显然，鹤岗是靠在土地公有制和市场的结合上做出的制度创新才获得成<br />功的。这是“一次分配”上的创新，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所强调的“二<br />次分配”。<br /><br />至此，我用现代企业制度和土地储备制度为例，说明“小康社会”和<br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建设，可以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精<br />神资源中找到有益的借鉴。中国改革的宏伟实践，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br />资本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所能解释的。我们必须探索新的概念框架，才<br />能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获得自由。<br />（本文系作者根据二○○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在北京乌有之乡书吧的讲演修改而成）<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