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忠：我在台湾的左统生涯

人文与社会 — 2016-03-31T18:02:27+16:00

学科: 政治
来源: (《文化纵横》2014年12月号)
关键词: 陈明忠，台湾，二二八事件
摘要: 我有生之年能看到中国发展成这个样子，我自己觉得是蛮满意的。这就是说，我生错了时代，但没有做错事，就这一点来说，我没有遗憾。再说，我大概有生之年看不到两岸统一了，更不可能看到终生向往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这是小小的遗憾;不过没有关系，大形势是挡不住的，我已经知道，统一不成问题，而人类社会最终还是要朝着“自由人联合体”的方向前进。

不蓝不绿，是红的

大陆对台湾内部情势了解的不多。一般人只知道台湾有蓝绿。有个大陆人来问我，是蓝还是绿，我说，我不是蓝不是绿，是红的。他吓一跳。

在台湾，整个发展对统派是不利的。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一直这么说，一般人也都这么接受的。台湾媒体对大陆的正面报道很少，一般人对统派的印象也不好。当“维持现状”是台湾多数民意的选择，而苏联、东欧“现存”社会主义国家崩溃，致使“社会主义”被污名化时，台湾的“统左派”实在难于扩大其影响。

原住民部落工作队是统派的“别动队”，有行动力，在台湾内部和两岸交流上都发挥作用，张俊杰功劳很大，因为他从基层开始做。一开始他们就跑遍了台湾的山地乡的所有部落。

统联很难弄大，因为多是知识分子，能够下去基层做工作、实践的人不多。现在只有领导层，讲话会讲，文章会发表，但没有用，因为看的人不多。团体很难壮大，也有现实因素，参加统派的团体没有钱，没有办法生活。人们也要考虑自己将来的出路。劳动党有人，有群众，但问题是只属于地区性的，没有建立起全岛性的组织。做得好的是新竹地区。罗美文、黄秋香夫妇长期打下很好的基础，所以高伟凯才可以选上县议员，高伟凯对劳工的服务做得非常之好，否则也不可能当选。现在台湾社会的“阶级矛盾”虽然占着基本矛盾的地位，但主要矛盾却是统独矛盾，更正确地说，即是“维持现状”和“台湾独立”之间的矛盾。所以对劳工讲阶级斗争，劳工也没有多大兴趣。

台湾统派要发展，思想要统一。大家要有共识，再培养干部。如果我们本身没有健全一个组织的话，大陆方面帮忙也没有用。

我们对台湾两党的态度，是两个烂的里面，至少国民党不破坏两岸关系，所以选他一个。

2005年连战想访问大陆，郑丽文来找我，要我去国民党中央党部演讲，顺便推连战一把，去访问大陆。即后来所谓的“破冰之旅”。

1950年我被捕、刑囚后被送到绿岛新生训导处，大约两年后，又被送到新店军人监狱，一直到1960年释放。在这期间所遇到的所谓“台独案”的人们只有黄纪男等数人而已。这里我之所以用“所谓”两字的意思是说，他们本来并没有承认自己是“台独案”，而是说属于“托管派”其他白色恐怖早期的牺牲者和受难者，不论本省人或外省人，绝对多数都被戴上“红帽子”。

在白色恐怖时期真正属于“台独案者”，是在1960年后才逐渐增加。我本身所遇到的第一批台独案是1960年将要出狱时搬进同房的数个海军士兵。这就是说，1960年前后，台独案增加的时间点，正符合海外台独运动的开始时间——王育德在日本成立“台湾青年社”的时间为1960年，而“台独联盟”则1970年于美国成立。因此我一直怀疑台独的“二二八起源论”，而研究台湾历史的戴国辉教授也说：“台独运动的形成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契机，是国民党退到台湾来以后的事情，与二二八事件无关。”

1987年，我获“保外就医”，1988年蒋经国去世后获减刑，而1990年才获准出境。于是当年就去日本、美国，向营救我的那些人道谢，并顺便在日本购买一些台独人士所写的书。稍微做了研究后发现：台独运动领导人中，毕业于台南一中、嘉义中学的位于台湾最大农地“嘉南平原”的人特别多，而北部、中部地区明星高中的毕业生却不多。再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后，终于得知：台独运动实际上是因国民党政府土地改革而没落、远走美日等地的地主子弟所发起的反国民党运动，他们进一步和台湾中小企业主结合而壮大，而这些中小企业主中许多人也是由地主转型的(土地改革后获得“四大公司”股票，经过经营发展起来)。

我认为台独“土改起源论”，才能够解释日据时代台湾的抗日领袖之一的林献堂为何远走日本且援助“当时”主张台独的邱永汉，台湾第一个“党外”出身的师长(叶廷圭)产生于台湾最大地主集聚地“台南市”等等事实。

2004年，立法委员选举时，名导演侯孝贤主办的“民主学校”提名蓝博洲(苗栗县)、郑丽文(高雄市)等人参选。选举全盘挫败后，侯导慰劳大家吃饭。在吃饭时我才头一次见到郑丽文。杂谈中提到二二八事件时，我提出以“土改起源论”反驳台独的“二二八起源论”。因为台独的“土改起源论”从前没人提过，郑丽文似乎认同我的看法——郑丽文和蓝博洲在赵少康的“飞碟电台”上对谈时，提到我的台独“土改起源论”。因此2005年2月27日国民党在中央党部举行纪念会时，郑丽文要我去演讲。虽如此，由于我的经历令国民党内部一些人担心我会讲出对国民党不利的话来。于是郑丽文要我提出“发言稿”，同时告诉我：连战本来想2004年当选总统后，就前去一趟大陆，却由于两颗子弹而去不成。所以问我对连战去大陆一事，是否可推一下?对我来说，这当然是求之不得之事，当然会推他一把。

所以我以“二二八事件当事人、台湾最后一个政治死刑犯”的身份所发表的“二二八：被扭曲的历史集体记忆”讲稿中提出两个重点：

其一是：以台独“土改起源论”否定“二二八起源论”，否定台独苦难史，否定台独的道德正当性。

其二是说，我的家庭是因为二二八和白色恐怖而受苦最惨的当事者之一，但是我今天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并不是为了个人家庭的悲惨遭遇来讨什么。我只希望同样的苦难不要再发生在任何一位台湾人的身上。因此国内各政党如果对二二八有真正的理解与彻底的反省，光是道歉或补偿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能解决发生悲剧的历史根源，结束两岸的敌对状态，缔结和平。这也正是我在二二八纪念日的前夕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原因。因为，这正是国民党不能推卸的历史责任和义务，也是连主席的责任和义务。我希望连主席能代表中国国民党前往大陆，与共产党的领导人进行历史性的大和解，结束两岸的内战状态。让类似二二八的悲剧不再重演。然后将一把象征两岸和解的“和解之匙”交给连战，期许他勇敢负起结束国共内战的责任。连战紧接着也发表了题为“抛弃敌对，期待和解”的讲话呼应，并当场指定副主席江丙坤率团登陆破冰。

统派与左派

大陆改革开放后，台湾统左派才分裂。之前，社会主义和统一是一体的。陈映真是一个代表。我曾经在陈映真的研讨会上发言，说陈映真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有两个问题，一是人心里有个警备总部。一是怕被扣上统派帽子。陈映真超越了这两个问题。

对大陆改革开放的看法的分歧，造成台湾统派和左派的分裂。台湾的毛派，认为大陆的改革开放是走资。当年美国保钓的那些人说，劳动党的纲领里有统一纲领，如果去掉，我们就可以参加。他们受“文革”的影响，到现在还是。所以反对改革开放。

左派里的年轻人，受他们影响很多。

大陆社会又的确有许多问题。社会主义令大家迷惑。以前说社会主义的特征是计划经济，国有制。现在没有标准了。大家各说纷纭。统派的最大问题也在这里。但对我们来说，统一是最低纲领。最高纲领是社会主义。统一的问题，才是目前最紧要的问题。

另一种左派，社会主义台独，主要力量在“新潮流”，是民进党里最大的系。民进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新潮流想用社会主义来改造这个资产阶级政党。很多人打击新潮流，说他们“十一寇”。新潮流的那批人，本质上本来是和左派这些年轻人一样的，聪明，活动力强，爱辩论。但新潮流有组织，邱毅仁把大家管起来，有纪律，有前途，大家愿意加入，后来就越做越好。进入新潮流的年轻人，大学毕业不久，就选上议员或立委。

陈光兴有篇文章，写陈映真小说里，那些政治犯出狱后，对大陆，社会主义的迷惑，以为革命堕落。我觉得有些话要解释。台湾，统派本来就少，又分裂。有些人以为大陆走资本主义了。那部分左派，不愿意成为统派。我说，不是这样，关于这一点，薄一波在《建国以来若干重要决策与文件的回顾》一书中，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评价启蒙了我的思维，即，“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应该注意一个带有‘普遍性’意义的重大问题，就是如何更加重视和利用资本主义已经创造的物质技术管理和文化条件的问题。看来刘少奇同志的有些看法，是从列宁的这些论述中得到了启蒙……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特别是经历了一些曲折之后，大家才愈来愈感受到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这些思想的重要性和深刻性”。薄一波又说：“在一个小生产占优势的落后的农业国要实行社会主义，必须采取与这种国情相适应的特殊办法。在这方面，列宁为我们留下不少遗产。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曾试图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的经济方式和纯社会主义的分配。几年以后感到这不是力所能及的，从1921年以后不得不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

薄一波所说的“与国情相适应的特殊办法”，就是列宁的从余粮收集到粮食税的政策转变，其实质则在于把政策建立在引导人民，对个人利益的关心，是社会生产力不高的开发中国家为了转型到社会主义，而有目的、有意识地建设进入社会主义前提条件的历史阶段。也就是说，这是“既存”社会主义国家使用国家权力，有目的，有意识地创造社会主义各种物质与文化前提的特殊的社会主义形式，也就是“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

依次而言，新中国自1949年成立以来一直处在有目的、有意识地建设进入社会主义前提条件的历史阶段。我们不能因此批评中国现在推行的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怎么可能在短短几十年内就能够在属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中国实现呢?所以中国共产党才会说，现在的中国还是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我现在认为，极左派的特质是不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否定事物的辩证发展过程。想要一步登天，认为人类可以在“一夕之间”成为“新人”，并造就一个“全新的社会”。再没有比这个想法更违背马克思的历史认识论的了。我认为，现在号称左派的很多台湾年轻人，常常犯了这种轻忽历史的毛病，他们把人类社会的事情看得太简单了。

人活着总希望可以多做一点事情，但时势使然，人有时候可能白白活了一辈子。回顾我的一生，从大形势来看，我对我这一辈子还是满意的——我开始反抗日本人的时候，中国还在艰苦的抗战;我加入地下组织的时候，国共正在打内战;我第二次出狱的时候，中国还处在改革开放的艰难时期。现在中国大陆不论在经济实力上，还是在国际地位上，都节节上升，现在仅次于美国。而且美国的实力也愈来愈弱，而中国的实力还会继续增强，中国人终于可以在世界上扬眉吐气，我高中时所经历的那种痛苦的民族屈辱可以大部分洗刷干净。

我有生之年能看到中国发展成这个样子，我自己觉得是蛮满意的。这就是说，我生错了时代，但没有做错事，就这一点来说，我没有遗憾。再说，我大概有生之年看不到两岸统一了，更不可能看到终生向往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这是小小的遗憾;不过没有关系，大形势是挡不住的，我已经知道，统一不成问题，而人类社会最终还是要朝着“自由人联合体”的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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