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伟：一本书的故事与传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藏《新编对相四言》影印本序

人文与社会 — 2015-03-15T17:30:00+16:00

学科: 历史
来源: (《天禄论丛》第5卷，页138－15广西师大出版社（北美中国研究图书馆学会年刊）；删节本（无注释，删2000字）刊《上海书评》2015年2月1号)
关键词: 商伟，蒙学，新编对相四言，张志公，涵芬楼，避讳，古籍善本
摘要: 在杂字类识字读本中，哥伦比亚东亚图书馆藏《新编》有好几个突出之处，因此也格外引人注目。该书已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出版。 ... 并非每一本书都有不同寻常的经历，然而《新编》一书的经历，却成就了不可多得的传奇。我们关心它的传奇，如同是一个人的命运，也暗含了一个时代的缩影。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确可以为一本书作传。但我们也同样关心它自身的故事，也就是它通过语词图像所讲述的那些故事。

近三十、四十年来，国内学界对传统蒙学的兴趣方兴未艾，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收藏的《新编对相四言》（以下简称《新编》）也因此引起了有关学者的注意。过去的几年间，更有来自英国和其它国家的博物馆和图书馆，向哥大的东亚图书馆查询有关该书的讯息。有鉴于此，哥大东亚图书馆决定将它影印出版，以飨读者。承蒙上海书店出版社的密切合作，以及程健馆长和唐晓云社长的共同努力，这本小书现在终于呈现在读者面前了。[1]

（一）

中国传统蒙学书籍种类非常丰富，其中的"杂字"类是一种常见的启蒙识字读本，将常用字（偶尔也收入双音节的词）汇集成册，通常根据类别来组织，为了便于记诵，有时也连缀成韵。据现代学者张志公的研究，"杂字"大致起源于南北朝时期，至宋代广为流行。不过在"杂字"这个统称之内，也往往根据读者的年龄、性别、地区和职业的需求，进一步做出区分，如《益幼杂字》、《妇女杂字》、《山西杂字必读》和《日用杂字》等等，有的读本还包括了行为规范和道德说教的成份。常见的"杂字"以四言为主，与《千字文》相近似，但有的也采用五言和六言等其它形式。[2]

在杂字类识字读本中，哥伦比亚东亚图书馆藏《新编》有好几个突出之处，因此也格外引人注目。[3]

首先，《新编》的刊行年代很早，大致出自十五世纪前半期，其中的部分内容或许可以追溯到宋、元时期，是我们今天所见最早一部"杂字"类识字读物。这一点，不少学者都谈到过，详见下文。

其二，《新编》所收字词具有异常突出的时代性和地域性特征。它一共收录388字，其中包括224个单字，82个双音节词。全书从"天地雷雨"开篇，止于"粪斗笤帚"，以自然界和日常生活中的名物为主要内容，绝无道德训诫的成份，也看不出明显的结构顺序。编撰者以普通的初学者为对象，而没有具体针对他们的身份、性别、家庭背景和职业需要，来选择字词。也就是说，这样一本规模不大的看图识字的入门读本，包括了当时的常用字词，因此，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社会生活的基本视野，应该说是大有益处的。通过这样一册读物，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在编者的眼中，究竟哪些语词是当时社会生活所必不可少的，也是在识字的初级阶段就必须掌握的。正是在这一点上，这本《新编》具有特殊的价值。

今天的读者，恐怕在掌握了两、三千个常用语汇之后，也未必就明白"铮"、"钹"、"摘鑷"、"錫鏇"究竟何指。还有一些例子，如上"竹"下"成"，上"竹"下"更"，上面一个"竹"字，下面三个"田"字等等，都涉及到当时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竹制品，在后世或其它地区也并不常见。至于"一撒" 、"荅護"等蒙元时代的服饰，当然就更不知所云了。而它们竟然被收在这样一本识字入门读本当中，成为当时的基本词汇！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特征，是《新编》大量收入了双音节的词汇，尤其是双音节的名词，反映了它们在当时普遍使用的情况。这一点也表明，《新编》作为一本初级识字读本，具有辅助当时日常生活的实用功能，对初学者进而学习白话文也不无裨益，而不仅仅是为了阅读四书五经服务的。至于这类识字读物是否用于教学，或用于哪一类的学校，尚有待史料的发现和证明。

其三，《新编》特意在题目上点明"对相"，强调了它图文对照，看图识字的特色。该书一共收图306幅，对于当时的读者识字读书，尤其是理解字词的准确涵义，助益良多。而我们今天的读者，如果想要了解当时的名物制度，以及广义的"物质文化"，就更离不开这些图像了。当然，其中的一些图像，古今通用，未必受到一时一地的影响。但像建筑、家具、器物、包括生产工具和生活器皿，还有身体面相和衣著服饰等类别，都或多或少地打上了时代和地域的印记，或暗含了图绘者的选择和解释。像"竈"、"爐"、"惵（碟）"、"壺"、"瓶"、"盞"、"柁"、"匙"、"鏟"、"鉗"、"梳"、"篦（写成上"竹"下"比"）、"錢（面铸吉语"天下太平"，当为南宋钱币）"、"衣"、"衫"、"三穿"（以及一系列鞋帽服饰，如"氈襪"、"油靴"、"氈帽"、幔笠"等），都莫不如此。其中的蒙古元素，尤其是"荅護"、"一撒"、"腳綳"等等衣著，最具時代性和地域性，若无图像参照，今天的读者恐怕完全不得要领，和实物根本对不上号。

根据图像，对《新编》中的这类字词做出考订，最早见于张志公先生1977年发表的《试谈〈新编对相四言〉的来龙去脉》。[4]他在参照了其它文献之后，得出结论说："荅護"是蒙古语dah的音译，在《事林广记》和《元史·舆服志》中，作"答胡"、"搭护"和"答忽"等，指"一种翻毛的羊皮大衣"；"这种蒙古衣着，在元代很流行，并且就用蒙语称呼它，成为一时风尚。元代以下就不怎么流行了。"关于"幔笠"一词，他引用元代至顺本《事林广记·服用原始》，指出"笠子"虽出自北部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但"今世俗皆顶之。或以牛尾、马尾为之，或以棕毛，或以皂罗、皂纱之类为之。"他还拿图像做比较，发现《事林广记》的"笠子"图与《新编》的"幔笠"图，一模一样。因此，他的结论是，"笠子"是总称，因质料不同而名称而稍有差异，但是

和汉族自古有之的"箬笠"（《新编对相四言》中也有，名"斗笠"，系江南俗称）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笠子"在元代盛行，连儒生晋见皇帝时都戴它。到了明代，"笠子"不再是一般通用的帽子，成为歌舞戏曲演员扮演某种人物（主要是少数民族）时的头饰。

上面这两个例子也表明，汉字究竟以怎样的方式，接纳外来语言，并将它们融入汉字的常用词汇。"荅護"通过音译，"笠子"通过组织新的双音节词组，补充和改造已有汉字"笠"的涵义，但殊途同归，显示了汉字书写系统的内在弹性和适应外部世界变化的潜力。《新编》中图像的重要性，美国学者傅路德（L. Carrington Goodrich，1894-1986)也早就注意到了。他认为其中士子的服饰符合宋代而非明代的特点。[5]这些意见都可供读者参考。

《新编》中迄今最受学界注意的是"筭子"和"筭盤"二词。最初争议的问题是算盘起源于何时，或何时开始流行，以此来推算《新编》成书年代的上限。当然，也有人反过来立论，根据该书假定的成书年代，来推测"筭盤" 起源和流行的时期。涉及到这样两个问题的争论，《新编》的另一个版本《魁本对相四言杂字》可能更为重要，因为后者所据底本的刊行时间，相对确定，下文还会说到。关于算盘的历史起源和发展衍化，中国算学史的专家所论甚详，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见。王重民先生或许是最早注意到《新编》中的这两个概念和图像的学者，他在1939至1949年期间，陆续写成宋、元、明善本书提要4000余篇，其中就包括了《新编》一书，但他认为明初人布算，仍多用筹（即"筭子"）。至于算盘，始见于景泰元年吴敬之的《九章详注比类算法大全》，至万历二十年程大位的《算法统宗》，才开始广泛使用。所以，他推断《新编》一书的刊刻年代，当在嘉靖、万历年间（1522－1620），而非明初刻本："赵君万里谓为明初刻本，余相其板式，当为后来司礼监所刻。"[6]但是，张志公先生则认为，既然《新编》一书的部分内容可以追溯到南宋晚期，则算盘的起源不当迟至明代的嘉靖和万历时期。他并且举出了一些文献材料，说明算盘的出现甚至可能早于十三世纪。事实上，中国艺术史和算学史的学者，也注意到北宋末年的张择端（1085？－1145？）就在他的《清明上河图》中描绘了当时汴梁城的商铺中使用算盘的情形。

我这里想要强调的是，无论结论如何，我们最应该感谢的是配合"筭子"和"筭盤"的这两幅图像，可以说帮了我们一个大忙。哥大藏本中的"筭盤"的格式，与张志公所见版本中的图例一样，一共九档，梁上二珠。没有这个具体的形象作为参照，有关算盘的讨论或不免落入揣测和猜想，或各执一说，死无对证。在《新编》的编撰者看来，看图或许只是为了帮助识字，但对今天的学者来说，"识字"则务必看图。仅此而言，《新编》一书就功不可没，远非编撰者始料所能及。

实际上，《新编》不仅是中国最早一本现存的"对相"类识字读本，而且，在世界书籍史上，也保持了首创的纪录。[7]早在1946年，就任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汉学家恒慕义（Arthur W. Hummel）就这样高度评价过这本书：[8]

这本书不仅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儿童看图识字课本，而且比1658年由Comenius出版的最早一本西方世界的儿童图画书--the Orbis Sensualium Pictus (The Visible World) 《看得见的世界》--至少早出了一个世纪。

其四，《新编》版式疏朗大方，版框高26.5厘米，半页宽17.5厘米，页面天地阔大，在"杂字"类的蒙学识字读本中并不多见。该书图文相对，除去首尾半页外，半页五行，或三行图像两行文字，或两行图像三行文字，每行八字或八图。全书388字，分为224单字和82个双音节词，逐一配图，共得306幅。该书采用欧体，工整考究，图绘一丝不苟。遗憾的是，与此相关的材料已现存无多，出版者也无从查考。不过，如果将《新编》与前后刊行的其它"全相"类或插图本书籍加以比较（从《事林广记》一直到《三才图会》等等），就可望找到与它相关的印刷史的脉络，对它的版式、插图风格、刊刻地域和时间等问题，或许也不难得出一些大致的推论。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试试看。

（二）

《新编》一册，貌不惊人，但在西方世界却格外看好，备受关注。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技史》的第三册中写道："最早的算盘图例见于1436年的《新编对相四言》。"[9]他的这个说法影响不小，很多西方读者恐怕都是从这部权威著作中第一次听到《新编》这本书的。不过，正像他在注中指出的那样，汉学家傅路德才是此说的首倡者。他根据哥大图书馆1941年购入的这本《新编》，在1948年发表了一封题为"算盘在中国"的学术通信。他指出，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人们都认为算盘出现在中国，是相对晚近的事情。[10]不过，David Eugene Smith与Yoshio Mikami早在他们1914年合著的History of Japanese Mathematics （《日本数学史》）中就证明，珠算的运算原理已见于杨辉1275年（后有学者证明是1274年）写成的《乘除通变算法》一书中。他接着写道：

1941年，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购进了一本首刻于1436年的稀见的看图识字课本，题为《新编对相四言》。它收录了三百零八幅常见事物的图例，其中包括了一幅算盘图，而这种样式的算盘在一直到今天还在中国使用。很难断定我们的这个本子是否就是这本书的首刻本，尽管它的用纸和印刷给人这样一个印象。如果事实的确如此，那么，对算盘最早的说明就可以推至1436年了。

关于《新编》一书，他引用了恒慕义于1946年2月发表的美国国会图书馆远东部的年度购书报告，其中提到，国会图书馆新近购入的《新编》，只是1436年出版的那个刊本的复刻本。可以想见，恒慕义和傅路德曾经拿这两个本子做过比较。在他们看来，这个后出的刻本，也为哥大藏本的明初刊印说，提供了一个佐证。所以，据旅居美国西雅图的中国学者王庭显先生1965年的记载，"哥大所藏此书，卡片上注称：'此卷经中西学者考订，估计为1436年刊本。'"[11]而当年图书馆的这些卡片，今天已无从查考了。

傅路德后来把《新编》译成了英文，附上原书的影印件，由香港大学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印数1000本。他在英文序中说，尽管有一些迹象暗示《新编》一书可能出自宋代，但是几种目录书"还是认为这本书是明代早期印刷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又补充道："明代出版的另一个证据是那幅算盘图，而算盘也正是在那个时期才开始流行起来的。"关于算盘起源的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却是对旧说的一大修正，何况还有杨辉1274年的《乘除通变算法》，为珠算原理提供了依据。以当时学界的条件而言，得出这样的看法，已属难能可贵，揆诸史实，亦庶几近之矣。

《新编》成书于宋代说的一个重要证据，见于祝荫庭1922年为该书写的一段跋语：

此宋本课儿书看图识字，当时已用此法。共八页，三百八十八字，三百零八图。传留至今，完全无缺，颇不易得。内中不惟筐字却末笔，所取材料皆有时代关系，颇堪令人玩味也。时壬戌秋七月既望，荫庭誌于藐园。

傅路德和王重民都认为壬戌年即1922年，此跋当为祝荫庭购得《新编》一书不久所作。其中说"三百零八图"，系"三百零六图"之误。不过，他指出赵匡胤的"匡"字缺末笔，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那么，我们是否就能因此确认《新编》刊刻于宋代呢？关于讳字的问题，张志公先生做过一番细致的分梳：

《新编对相四言》中，"筐"字作"筐"，末笔无横，避宋太宗赵匡胤讳；但"灯檠"中"敬"字不缺笔，不避赵匡胤祖讳。宋代避讳要求繁琐而严，对赵匡胤名、其父名（弘殷）、祖父名（敬），以下历朝皇帝名，都得避。元代刊印的书，出于政治考虑，遇赵匡胤名一般仍避讳，但对其父名、祖名以及以下历朝皇帝名一律不避。明、清两代，凡新编书概不避宋、元讳，甚至连某些复刊宋、元版的书也不理会原书的避讳字了。刊印粗糙的书会有这样那样的错字，但涉及避讳的字一般比较慎重，尤其是官刻书和教育用书，在这类字上出错的很少。《新编对相四言》不合宋、明书避讳例，而与元书例合。

这段话从宋代的避讳字开始说起，结果反而证明《新编》并非刊印于宋代，因为《新编》中的其它字，如"檠"字，并没有避讳赵匡胤的祖父名。所以，单凭"筐"字的孤证，就难以成说了。如果仔细观察，我们还不难发现，这个"筐"字，严格说来，恐怕也未必符合避讳字的通例。它中间的"王"字，末笔拉到了整个字的底部。说它末笔缺横，至少不够准确。这与避讳字明显缺笔的情况，还是有所区别的。

张志公先生本人主张《新编》元初刊行说：

大约在南宋晚期，即十三世纪初，出现了一种新的蒙书--"对相"的，即图、文对照的识字课本；此后，在那个原始本的基础上，经过元、明至清不只一次增删修改，产生了一系列有同有异的看图识字读本；《新编对相四言》是元初以宋本为底本，经过较大修改的产物，所以带有较多的元代色彩，又留有若干宋书痕迹；从《新编对相四言》的原本又产生了复刊本、稍加修改的复刊本、改编本（或吸取它部分内容的新编本）。《文渊阁书目》和《菉竹堂书目》著录的《对相识字》，很可能是这一系列中早于《新编对相四言》的一本，是否即其宋代祖本，待考。

除了前面引过的证据，他还举出了其它一些字词，或器物的名称和写法，曾经在宋代广为流行，但到元、明以后就不多见了。这就是为什么他力主元初说。根据这一说法，书中的蒙元元素，当为元初刊刻时，补充或增加进来的。

至于明初1436年说，年代如此明确，证据何在呢？除去书籍本身的纸张和形式风格上的特征，主要证据来自傅路德语焉不详的那几本目录书，也就是张志公这里提到的《文渊阁书目》和《菉竹堂书目》。前者为明代杨士奇编，成书于1441年，其中记"《对相识字》一部一册阙。"[12]后者为明正统年间叶盛编，亦载"《对相识字》一册"[13]。此外，据王重民先生在《中国善本书提要》中著录《新编》"一册（北图）"，并且说："北京图书馆藏一钞本《内阁书目》皆载正统以前书，已有《对相识字》一册，则明初即已有此类刻本。"不过，将哥大藏本《新编》的刊刻时间断定为1436年，毕竟只是一个大致的估计。而该书因为沿袭祖本而保留了不少宋、元时期的内容，以及个别字的书写特征，也是难以否认的事实。以上几部书目的著录，并没有给出《新编》出版时间的上限，而既然题作《新编》，则由此下推一段时间，也并非没有可能。

（三）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本《新编》的刊刻时间和传承流变，我们还可以拿它跟《魁本对相四言杂字》来参照对读一番。

哥大东亚图书馆的善本室收藏了一册和刻本《魁本对相四言杂字》，由稀书复制会发行所（米山堂）于大正九年（1920）七月影印出版。书末有印章："印行三百部之内，第二六四号。"此书不著编者姓名，首页题右牌记曰："洪武辛亥孟秋吉日金陵王氏勤有书堂新刊。"洪武辛亥即洪武四年（1371）。该书分别在一至三页、第六和第八页的边框外的右下角，刻有"伯寿"二字。据日本珠算学家户谷清一的考证，当是元末旅日刻工陈伯寿。[14]

2012年，凤凰出版社印行金程宇编《和刻本中国古逸丛刊》，其中第十五册收入《魁本对相四言杂字》（以下简称《魁本》），与哥大藏《魁本》完全一致。惟书末印章和编号不存，恐为影印时略去。稀书复制会1920年影印该书时，曾有山田清的《〈魁本对相四言杂字〉解说》单行本，但笔者未见。据大冢秀明转述，此书原刻本毁于大正十二年的震灾中。[15]

1920年影印的《魁本》，显系日本复刻本，刻印时间不详。其书体版式多少保留了某些元刊风格，但起笔藏锋和笔划之间的映带，都显得过度夸张，且在边框外右下角刊刻工名，或许更近于和刻体例。全书共收392字，比《新编》仅多出两个双音节词"牙刷"和"客店"，但全书顺序全然不同。此外，图像字体均另起炉灶，彼此之间看不出传承关系，字的写法也多有差异。

就字词而言，《新编》通常趋简和趋于规范化，很少看到《魁本》中的异体字，比如"棕"、"虱"、"石榴"等，即是如此。但也有一些别的差异，如"袴"（不作"褲"）、"姜"（不作"薑"）、"抱肚"（不作"抱腹"）、"莲房"（不作"莲蓬"）等。还有一处重要的不同，就是《魁本》的"筐"字，不像《新编》那样少了一横。

从图像来看，《新编》也更趋于疏朗整饰。凡物体斜置者，通常每行之内保持一致，上左下右。而且每格周边留白，而不像《魁本》那样填满。此外，"凳"作条凳，而非《魁本》中的靠背椅；"衣"、"衫"皆无腰带，与《魁本》大异。"书"的封面无题，而《魁本》则题作《四书》，而我们知道，《四书》的说法，直到南宋朱熹过世之后，才逐渐流行起来。两相对照，这两个本子在图像上相去甚远，不胜枚举。

总之，从内容上说，《新编》与《魁本》大体相同，上述差异主要体现在版式、字体和图像方面。《魁本》的底本虽出自明初洪武年间金陵王氏的勤有书堂，但保留了清晰的宋元坊刻，尤其是元代建阳刊本的一些特点，同时也揉入了和刻的风格。此外，其中所录的算盘图，梁上二珠，梁下五珠，一共十档。倘若能够追溯到1371年的原刻本，而非复刻时增改所致，则有关算盘历史起源和流行的时间，又可以上推到元代，甚至更早，可与《清明上河图》的例子相互参证。不过，考虑到"筐"字的处理，张志公先生对《新编》刊刻时间所做的推断，可能用在《魁本》上会更为恰当。与《魁本》形成对照，《新编》采用欧体，结体匀称，工整稳健。此外，版面疏朗大方，也与《魁本》有显著的差异。它或许代表了稍后的明代风格，也不排除私刻或官刻的可能性。

张志公先生于1965年购得一本石印复制本的《新编》，刻印时间当在十九世纪后期之后，但从书影来看，与哥大藏本《新编》几乎完全相同。[16]他手边还有一本清代绿慎堂刊《魁本四言对相》。两相对照，发现《魁本》改动了一些字的较为偏僻的写法，而且删去了荅護"、"一撒"、"筅帚"等词。另外，把"水履"改成了"木屐"，图像也做了相应的调整。这本《魁本》只收了三百三十六个字，二百八十图，显然是在底本的基础上删削调整而成。张志公先生当时并没有看到和刻《魁本》，所以认为石印本的底本是《新编》。但他得出的上述结论，也基本适用于石印本与和刻《魁本》的关系。

另外，日本学者大冢秀明也在此基础上，对《对相四言》的各种刻本做出比较。他把现存的六个本子，分成三类，逐一分析。对于其中涉及的名物，也引用了一些日本和韩国的文献材料，加以补证，并且介绍了清刻本的改动，以及十九世纪和刻本的增删情况。由此可见，这个识字读本并没有销声匿迹，但又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与世推移，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

值得注意的是，《新编》的内容尽量贴近当时的社会生活，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具有难得的历史价值。但作为一本初级识字课本，这也造成了它的致命弱点：不难想见，一旦时过境迁，其中的一些语汇就变得不合时宜，更不属于常用字词的范围了。仍然拿它当识字入门读本，就不得不适当增删。可是增删的幅度过大，则又不如另起炉灶来得方便，更何况它尽管采用了四言格式，却不像《千字文》那样通篇合辙押韵。其中的单字有押韵的部分，却也不尽然。吟诵起来，做不到朗朗上口。而且通篇只是字词的并列，缺乏有机的内容结构和内部的逻辑关系，也不便于记诵。由于这样两个原因，在修改的过程中，自然出现了拆散重组的现象，甚至可能变得面目皆非。而在与其它蒙学读物的竞争当中，也逐渐失去了优势。等到了祝荫庭的时代，《新编》作为识字读本，已经不再具备多少使用价值了。他更看重的，是《新编》的历史价值和版本价值。

（四）

祝荫庭收藏的这本《新编》，后来究竟转入谁手，又怎样被购入了哥大图书馆？这方面的记载通常甚少，可遇而不可求，但北大图书馆的一份档案，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意外的惊喜。[17]这是哥大藏本的一个晒蓝复制本，书中夹有一封英文信件与两幅照片。信是当时北平国立图书馆的秘书写给Walter Fuchs的：

亲爱的W. Fuchs博士：

谨告知您前天出示的那本配图识字并非宋本，而是出版于明代。此书虽然极为罕见，但据知还有其它几个本子传世。因此，向您报价的这本并非孤本。

上述信息是我们善本部的赵万里先生所提供的，他也是辅仁大学的中国目录学的讲师。他的意见是，这本书至多只值索价的三分之一。

这封信的时间落款是1940年1月4日。附件中的两幅照片，分别是《新编》的首页和尾页，首页书题下题"祝氏藐园所藏"，并附有他的印章，尾页后有他的题跋，声称该书为"宋本"。这正是哥大藏本。信中转述了赵万里先生的意见，显然针对的是祝荫庭的这一说法。收信人Walter Fuchs，中文名字叫福克斯，当时在Catholic University即辅仁大学任教，曾参与辅大《华裔学志》的编辑事务。这是一本研究中国古籍的学术刊物，以英、法、德文面向海外出版发行，1935年创刊，原名Monumenta Serica, 中文刊名是陈垣校长亲自选定的。欧洲许多著名的汉学家曾担任该刊的编辑，福克斯稍后加盟。从信中得知，他十分关注善本书的市场，当时或许正在为某个研究机构或大学图书馆代理这方面的业务。至于这封信和哥大藏本的晒蓝复制本，为何存入北大图书馆，其中的详情，已不得而知了。

此后不久，这本《新编》被哥大图书馆购入，并于一年后漂洋过海，运到了纽约。时值抗战，北平和上海先后沦陷。193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涵芬楼，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几十万册书籍，在一日之间，化为灰烬。而私家藏书也未能幸免于难，郑振铎先生曾回忆说，"一二·八之变，储于申江东区之书，胥付一炬，而清集十去其七。"[18]到了1937年，情势更加恶化。八·一三后，古书、新书之被毁于兵火之劫者多矣。就我个人而论，我寄藏于虹口开明书店里的一百多箱古书，就在八月十四日那一天被烧，烧得片纸不存。我看见东边的天空，有紫黑色的烟云在突突的向上升，升得很高很高，然后随风而四散，随风而淡薄。被烧的东西的焦渣，到处的飘坠。其中就有许多有字迹的焦纸片。我曾经在天井里拾到好几张，一触手便粉碎。[19]

对嗜书如命的学者、出版家和藏书家来说，这些如雪花般随风飘落的紫黑色的焦纸片，恍若是世界末日的噩梦。海内外人士在震惊之余，忧心如焚，发起了各种抢救计划。也正是在此期间，美国的几个主要大学的图书馆分别购入了一些古籍善本，《新编》恰巧就是其中的一种。

几十年下来，时过境迁，除了哥大藏本，赵万里先生当年提到的其它几个本子，是否保存完好呢？华印椿先生提及《新编》一卷，据说民国二十三年（1934），曾见于北平图书馆，登录在《善本书目》第三卷四十七页之二"子部类书类"。[20]王重民先生也曾著录北图本一册，但经查证，该书已不见于北图。据恒慕义说，国会图书馆当年也购入了一册《新编》，比哥大藏本晚出，但遍查善本书目，均未见著录。北图和国会图书馆的两个藏本，皆无着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实际上，北图藏本《新编》的命运，并非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成为一大批北图善本书在战乱年代颠沛流离的历史写照。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的甲库善本藏书，上承清内阁大库、翰林院、国子监南学和南北藏书家的藏书精品，具有极为重要的文物和文献价值。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整个华北和京、津地区告急，为了保护这批国宝免遭战火荼毒，或为日军所劫掠，国立北平图书馆决定将甲库善本暂时转移到上海租界。此后的故事，当事人已多有记述，为了方便起见，无妨参见一篇近期报道的简要综述：[21]

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军时常进入上海租界搜查劫掠，善本安全受到极大威胁。时任馆长袁同礼通过当时驻美大使胡适与美国政府斡旋，同意将存沪善本寄存美国国会图书馆。

在当时万分危机的情况下，由王重民、徐森玉等先生选出１０２箱善本，由驻沪办事处主任钱存训先生分批通关上船，运抵美国国会图书馆，使这批珍贵古籍化险为夷，免遭日军劫掠。

抗战胜利后，钱存训先生奉命赴华盛顿接运寄存的善本书回馆，因交通断绝，未能成行。这批善本在寄存美国国会图书馆期间，由该馆拍摄一套缩微胶卷。１９６５年，在未征求中国国家图书馆意见情况下，将本属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这批珍贵善本寄存台湾，暂存台北"中央图书馆"。其后，这批书又转移至台北故宫博物院暂存。为此，钱存训先生在《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籍运美经过》一文中说："希望不久的将来，这批历经艰辛曲折而迄今完整无缺的我国文化瑰宝，得以早日完璧归赵。"

这一段历史，还交织了一些惊险的插曲，今天读来，仍然扣人心弦。而前辈学者在民族存亡之际，当仁而不让，以保护中华古籍为己任，殚精竭虑，历尽艰险，也令人为之动容。

由上述记载可知，北图的那一册《新编》正是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藏书中的一种，也因此长期处在"寄存"的状态，从国会图书馆，后来又辗转到了台北。所以，王重民先生著录的北图本，即是恒慕义所说的国会图书馆藏本。而他认为该本为1436年版的复刻本，想必也咨询过当时正在国会图书馆善本部任职的王重民先生，因为根据王重民先生的意见，该书出自嘉靖、万历年间。而这个1436年的刊本，在傅路德和他咨询过的几位专家看来，就是哥大藏本。如上所述，此说仍有待进一步证明，未必能推到1436年去。而据目前所知，可以用来比较的，就只有北图的这个本子了。除非还有别的更早的刊本出现，哥大藏本很可能即是《新编》一书现存的最早版本。

1967年4月，香港大学出版社刊印了哥大馆藏《新编》一书的影印本，印行1000本，副标题是Fifteenth Century Illustrated Chinese Primer《一部十五世纪图文对照的中文识字课本》，由傅路德教授作序，并于1975年重印。傅路德1894年出生于北京通州的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1920年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院，1946年开始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当时只包括中国和日本两个研究领域），曾任系主任，执丁龙讲座教授教席，并于1956－57年当选全美亚洲学会主席。他与房兆楹夫妇共同主持编撰的《明人传记辞典》，规模宏富，精工细作，成为海外明代研究必备的工具书。他本人著有《乾隆的文字狱》等书，以严谨博学享誉于西方汉学界。傅路德不仅为《新编》一书的影印本作序，而且还将全书的388字译成英文。于是，这本明代的看图识字读本，又增加了中英对照一项，不仅为原书锦上添花，也为研究中西方教育史、阅读史，以及文化史的学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可谓功德无量。现将傅路德的英文序言的中译本，附在书后，作为该书研究史的一个记录，也以此见证它与哥大东亚图书馆和东亚研究的一段缘份，以及过去七十余年的历史渊源。

记得两年前，在东亚图书馆的善本室，第一次看到这一函《新编》，对它本身的情况和背后的历史，茫茫然一无所知。这一年多来，陆续汇集了一些零星散见的材料，希望能把断了线的珠子重新串联起来，而这毕竟也只是一个希望而已。但终于在冥冥之中，渐渐地看到了它的轨迹，如同一道微光，时隐时现，从十五世纪，甚至更久远的过去，划入二十一世纪！

并非每一本书都有不同寻常的经历，然而《新编》一书的经历，却成就了不可多得的传奇。我们关心它的传奇，如同是一个人的命运，也暗含了一个时代的缩影。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确可以为一本书作传。但我们也同样关心它自身的故事，也就是它通过语词图像所讲述的那些故事。而这又涉及到了许许多多经手的专家和关心的读者--没有他们日积月累，集腋成裘的搜寻、发现和考辨，这本《新编》和它的故事，恐怕至今还湮没在漫长的黑暗之中，默无声息。掩卷沉吟，感慨系之，因以为序。

二零一四年十月写于曼哈顿

[1] 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东亚图书馆程健馆长和中文部王成志主任的全力支持和多方协助，也得到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刘玉才教授的指教，并代为查找北大和北图的善本目录，此外，袁行霈教授也提醒我注意一条有关的材料，谨此一并致诚挚的谢意。

[2] 详见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第27－31页。

[3] 我把《新编》归为"杂字"类，主要依据的是它自身的内容和形式上的特征，但也考虑到它与日本藏的和刻本《魁本对相四言杂字》的渊源关系，详见下文。

[4] 张志公，《试谈〈新编对相四言〉的来龙去脉》，《文物》，1977年第11期，第57－63页。

[5] L. Carrington Goodrich, "Introduction", Hsin-Pien Tui-Hsiang Szu-Yen: Fifteenth Century Illustrated Chinese Primer.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67.

[6] 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372－373页。

[7] 在此之前，固然有宋刊《尔雅音图》，但其中的图画多近于插图，带有叙述性，与《新编》还有所不同。

[8] Arthur W. Hummel, "Annual Reports on Acquisitions: Orientalia", in Quarterly Journal of Current Acquisitions, Vol. 3, No. 2 (February 1946), pp. 16-22. 如他所言，《新编》的确是一本识字读本，但它的理想读者恐怕不只限于儿童。想从中获得任何有关儿童生活的讯息，也几近于徒劳。

[9]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9), Vol., 3, p. 75.

[10] L. Carrington Goodrich, "The Abacus in China", ISIS, sponsored by The History of Science Society, Vol. 39, No. 4 (Nov., 1948), p. 239.

[11] 王庭显，《关于〈新编对相四言〉》（上）（下），《中央日报》，1965年4月30日，5月1日。

[12] 《文渊阁书目》（台北：广文书局印行，1969），卷十一，第482页。

[13] 叶盛，《菉书堂书目》（粤雅堂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版），卷五，"类书"，第99页。

[14] 户谷清一，《对相四言--そろばん図の最古資料》，《珠算春秋》，第47号，第124－144頁。

[15] 大冢秀明，《对相四言の版本と資料價值につぃて》，《外国语教育論集》，1991年，卷十三，第143－156页。

[16] 据张志公先生本人所述，他是从《新民晚报》上的一篇短讯中，得知哥大藏本《新编》一书。这篇短讯题为《四百年前的看图识字课本》，附有一页书影的局部，发表的日期是1962年3月1日，作者署名"雷父"，显系笔名。文中指出，这本《新编》"比欧洲第一本看图识字课本的出版还早一二百年。"可知作者读过恒慕义写于1946年的那份报告。

[17] 感谢刘玉才教授在北大图书馆找到了这份材料，让我们了解了《新编》一书当年流转的情况。

[18] 郑振铎，"清代文集目录跋"，见《西谛书话》（北京：三联书店），1998，第369页。

[19] 郑振铎，"谪居散记"，《西谛书话》，第390页。

[20] 华印椿，《中国珠算史稿》第四章 "明代的珠算"，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第63页。

[21] 《聚散流变，悲欢离合--"平馆藏书"出版背后故事》，新华网，2014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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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伟：一本书的故事与传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藏《新编对相四言》影印本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