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双一：光复初期台湾社会主要矛盾及相关台湾文学问题

人文与社会 — 2015-02-25T00:50:47+16:00

学科: 文学
来源: (人文与社会)
关键词: 朱双一，台湾社会，光复初期，台湾文学，社会矛盾，省籍矛盾
摘要: 不管后来发生了多少曲折变化，但从台湾光复到20世纪50年代初的台湾所发生的种种事情，其实最终都反映了当时由国共两党所各自代表的两个阶级（官僚统治阶级和广大民众）、两条道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

一、多重矛盾交织的光复初期台湾社会

光复初期是20世纪海峡两岸真正统一的短暂5年，对于两岸关系，特别是台湾的"去日本化"和"再中国化"[①]具有重要意义。然而1947年发生的二•二八事件，却是所谓台湾"悲情"的两大源头之一（另一源头是乙未割台）。因此对光复初期台湾社会进行整体的观照和把握有其必要性。这一时期的台湾社会纷乱复杂，与之相对应，学界对它的研究和论述也同样视角各异，莫衷一是。有学者称其具有多重"危机"[②]，用大陆通用的说法，可称其存在着多种的矛盾。笔者以为，当时台湾社会至少存在以下四种社会矛盾：

一是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民族矛盾"。由于台湾刚从日本的50年殖民统治中解脱出来，必然还存在着日本的残留势力和影响。即使绝大部分日本人已被遣送回国，民族作为"想象的共同体"，日本文化的影响还将长期地遗存于台湾，使得中、日之间的民族（文化）矛盾在一定范围和程度内存在。

二是本省人士和外省来台人士之间的"省籍矛盾"。台湾光复之后，不少外省人士出于不同的动机、原因和机缘，先后来到台湾；又由于政治的、经济的乃至文化的种种原因，其中部分人与台湾本省人之间发生了不同范围和程度上的纠葛和抵牾。

三是所谓"现代化"程度不同而产生的矛盾，或曰"先进"和"落后"之间的矛盾。由于台湾被割让于日本后，台湾社会与中国大陆社会的发展进程已无法完全同步，其间必然产生一些区别和落差而构成矛盾。

四是官僚统治集团和广大民众之间的"阶级矛盾"，或表现为中国向何处去--走向资本主义或走向社会主义--的两条道路的矛盾。理论上社会只要存在贫富和权力上的差异，就会有"阶级矛盾"，而在光复初期的台湾，不仅贫富分化严重，而且官僚与民众之间的矛盾以流血、监禁等激烈冲突的方式表现出来，所以当时的阶级矛盾不仅存在，而且极为严重。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写道：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唯物辩证法的重要原理之一，也是我们在研究和描述多重矛盾交织而显得纷乱复杂的光复初期台湾社会时，可以倚重的原理。

1945年台湾最后一任总督安藤利吉向陈仪将军呈递投降书

二、日本投降后中日民族矛盾退居次要位置

光复初期的台湾，民族矛盾（或说文化矛盾）是主要矛盾还是次要矛盾？或者说：当时的台湾人亲日、仍旧依恋日本吗？

陈仪当局认为：台湾人在日本殖民统治时代思想被"奴化"了，因此提出肃清"殖民遗毒"的口号，而且至少在政策宣示的层面上将它放在极为重要的地位。笔者以为，陈仪当局对所谓"殖民遗毒"的程度和具体主体、对象等方面的评估有偏差，并导致了他一系列政策的失误，如很少起用台湾人担任公职就与此有关。客观地说，"殖民遗毒"无疑是存在的，但整体来看并非十分严重，它是次要矛盾而非主要矛盾；此外，留存"殖民遗毒"的主体应主要是日据时代依附于殖民当局、被严重"皇民化"的部分台湾人，而非广大的台湾民众。光复后台湾当局并没有认真清理"皇民"们的"殖民遗毒"，反而因他们固有的政经社会地位而拉拢、依靠他们，并将"奴化"之名笼统地加在广大台湾民众身上，甚至将它作为镇压民众的理由。然而，我们可以找到不少例证说明所谓当时台湾民众 "奴化"、依恋日本统治、留存严重"殖民遗毒"等说法之不实。

例证一：板桥林家林尔嘉之子林履信于1946年元旦在上海出版的《台湾月刊》1卷1期上发表了《不负了祖国的台湾》一文，明确指出：台湾民众在51年日本残酷统治下，做到了：一、民族血统圣洁的保存--坚决不与日人通婚，特别是女子从未见嫁给日人者，连妓女都耻于卖身与日人；二、祖国文化的保持；三、家族制度的坚守。当年虽被逼迫讲日语，但大多台湾人仍满口诗书；对殖民当局要求"改姓"一节，极表反抗；光复当日，六百万台胞举行"家祭"，告慰先人。[③]林履信此文明显是针对"奴化"、"殖民遗毒"说的有感而发。

例证二：1946年12月，台北因日本"涩谷事件"的不合理判决而爆发了台湾学生和民众大规模的反日反美示威游行。早在该年7月19日日本警察开枪，造成旅日台胞4死、18伤、36人遭拘禁的涩谷事件发生时，台中《和平日报》于7月23日发表题为《日人枪杀台胞》的社论，26日又刊出台湾作家赖明弘《彻底消灭日人黩武主义》一文加以抗议，7月23日台湾版的《大公报》也发表《抗议日警枪杀我台胞》的社论。此后发自台湾的声讨之声不断。同年12月10日，驻日美军法庭竟然宣布日警无罪，而被拘捕的34名台胞却被判刑。消息传来，旅沪台湾同胞对此义愤填膺，发出《告同胞书》表示坚决反对。在台湾岛内，12月20日爆发了有五千人参加的大演讲集会，并到美国领事馆示威抗议。[④]所谓"奴化"，即是遭受横逆也不敢声张，逆来顺受，广大台湾同胞集会示威、声讨抗议，这是他们未曾"奴化"的证明。

1945年涩谷地区景象

例证三：1946年在台中编辑《和平日报》并与杨逵、谢雪红等人过从甚密的浙江青年王思翔（笔名张禹），在二•二八事件后为躲避当局的迫害，于1947年3月底逃归浙南故乡，偷偷带回一些报刊资料，写成原题《台变目击记》、后改名《台湾二月革命记》一书的初稿，"以澄清因国民党官方谣言惑众所造成的混淆舆论，给予台湾同胞的正义行动应有的评价和支援"[⑤]。书中王思翔以大量篇幅对陈仪当局的"殖民遗毒"说加以猛烈批评，认为将事件的发生说成是"殖民遗毒"所致，是为其二•二八事件的罪责开脱。

例证四：1948年6月，在《台湾新生报》"桥"副刊的台湾新文学论议中，面对记者关于台湾文学是否可与中国文学对立，以及与此相关的"台湾人民奴化了没有"的追问，杨逵在《"台湾文学"问答》中明确指出："台湾是中国的一省，没有对立。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当然不能对立"，并相信所谓"奴才文学""在台湾没有它们的立脚点"。杨逵也承认日本殖民者具有"奴化"台湾人民的企图："日本帝国主义者要台湾是它们的永久的殖民地，奴化教育当然是它的重要国策之一。但，奴化了没有，是另一个问题"；应看到，部分的台湾人确是奴化了，"他们因为自私自利，愿做奴才来升官发财，或者求一顿饱......托管派、拜美派当然也是这一类的人。但大多数的人民，我想未曾奴化。台湾的三年小反五年大反，反日反封建斗争得到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是明证。"[⑥]杨逵的说法在光复之初台湾民众数日等待、夹道欢迎祖国接收部队等情景中，以及在台湾作家大量的"光复文学"诗文作品中可以得到佐证。

杨逵

例证五：陈映真早在1968年曾就影片《日本最长的一日》，揭示了战后日本篡改历史，掩盖其战争责任，为军国主义招魂的动向。他指出："《日本最长的一日》对于日本军阀在广大的亚洲大陆、在炎热的中南半岛、和南洋太平洋群岛所造成的滔天大罪，所杀戮、破坏的生命财产，没有一个字、一个镜头提起；对于疯狂的所谓'大和魂'、所谓'日本精神'，没有一个字或一个镜头的批判、检讨和反省"；"作为新生一代的中国人，我们必须严重地关切......深刻地、全面地检举、批判这召唤日本军阀阴灵、否认日本的战争责任、企图在'日本的第一次败北'的敌忾气氛中再度煽起战争的火种，阴谋把日本带向再武装，再侵略的道路的《日本最长的一日》。"[⑦]1987年2月6日陈映真又在报刊上发表《从一部日片谈起》，针对不仅缺乏战争罪责的反省，反而大力颂扬日本军民"矢死效命，为国迎战"的日本电影《联合舰队》获准在台湾放映且场面盛大一事，展开对"日本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严肃批判"。[⑧]当然，陈映真表的也许只是个人（或可包括编辑）的看法，但作为著名作家，陈映真是公众意见领袖，代表着其身后没有条件发声的大群民众，文章发表后也必然对更众多人群产生影响。数十年后的今日，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已成为包括广大台湾民众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地区）人民的共识。

例证六：保钓运动中台湾民众的反日反美怒火和抗争行动与台湾当局的投鼠忌器、软弱退让形成对照。1970年前后，美国将二战后由其托管的琉球群岛交给日本时，其中也包括了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台湾当局因政经、军事特别是其在联合国的存留问题上高度依赖美、日，对此事采取消极容忍态度。这引起台港民众和海外华人华侨（特别是广大留学生）的不满和愤怒，他们翻查历史资料，办报撰文、演讲串联，自发地在美国各地一次又一次举行示威游行，形成声势浩大的"保钓"运动。由于当时美国政府乃至台湾当局的打压，许多"保钓"青年被迫中断学业，放弃即将获得的学位，甚至被吊销护照，长期流落异域他乡无法返台。然而，他们大部分至今仍无怨无悔，为所曾经燃烧过的青春而自豪。"保钓"烽火也燃烧到台湾岛内。"台大哲学系事件"、"民族主义大辩论"乃至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运动等，某种意义上就是钓鱼岛事件在岛内的回响和延续。与台湾当局的消极容忍态度形成对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态度坚决地表明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的严正立场，由此得到"保钓"青年们的拥护，"钓运"也因此向着"统运"方向发展。美国最终表示交给日本的仅是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而非"主权"。1972年，中、日政府商定搁置争议，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应该说，"保钓"运动在当时阻止了钓鱼岛顺当地成为日本的囊中物，而它所搜集、整理的历史资料，至今仍是该岛主权属于中国的无可辩驳的证据。保钓运动的"主战场"虽然在美国，但事情的起因在于日本的扩张野心，日本是主要的受益者，当时保钓运动最主要的诉求和口号是反对美日"私相授受"钓鱼岛，其矛头既指向"授"者美国，也指向"受"者日本。此后保钓运动延绵数十年未曾断绝，近一两年来更出现新的高潮，其"反美"因素递减，"反日"因素递增，至今已成"反日"为主，"反美"为次的局面。因此保钓运动是相当部分台湾民众未曾"亲日"的证明。

种种例证说明，所谓台湾人"亲日"、留恋日本时代等说法，其实是近二三十年来才出现并盛行起来的，是某些人出于鼓动亲日仇华情绪、追求"去中国化"的政治目的而建构的"论述"。最典型的例子莫如张良泽。1998年2月，张良泽于《联合报》上刊出他所辑译的《台湾"皇民文学"作品拾遗》，在配发的短文中，张良泽后悔自己曾痛批过"皇民文学"的行为，并将之归因于国民党的"反共爱国"教育，鼓吹"设身处地"、以"爱与同情"去重新解读这些作品。这说明，连张良泽自己在年轻时代都曾是"反日"的，都曾对写"皇民文学"等亲日的行径大加挞伐，只是后来在"台独"思潮膨胀的背景下，才反口宣称对于以前的作为深感"后悔"。其实在日据时代，赖和等第一拨以汉文写作的作家都是坚决抗日的，杨逵等第二拨采用日文写作的作家也仍坚持反日的立场，只有日据后期的少部分作家才受到"皇民化运动"影响而热衷于写"皇民文学"，如周金波等人。针对张良泽所谓杨逵、吕赫若等都曾写过皇民文学作品的说法，陈映真指出：要分清是"面从腹背"或是真正沦为"皇民"："在暴力强权下，表面屈从，但腹心中坚持反背，是一种可敬的抵抗"，包括在"日本皇民化暴政下......绝不放弃可以利用的机会和题材，写包藏反抗意志的作品"的杨逵；"不理会战争教条，自顾写台湾的中国生活风俗传统的葛藤"的吕赫若、张文环，擅长写殖民地知识分子的苦恼与颓废的龙瑛宗，以及"停笔不写，以缄默抵抗，或偶尔虚应故事，虚与委蛇的"其他作家。[⑨]

值得指出的是，80年代以来"台独"派费尽苦心建构起来并几成定论的台湾人"亲日"、留恋日本时代的论调，其实坐实了几十年前陈仪当局所谓"殖民遗毒"非常严重的说法，某种意义上是后辈对先贤们的一种佛头着粪式的侮辱，而宣扬这种论调的人也有自我矮化之嫌。

三、"台湾先进、中国落后"属无稽之谈

一种十分流行的说法宣称：台湾经过50年的日本统治，已建成先进的现代化社会，而"中国"（指中国大陆）则仍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中。战后台湾由"落后"的来统治"先进"的，必然发生激烈的冲突。然而这真的是问题发生的症结所在吗？

所谓"中国落后"的"证据"包括：当年来台的国民党军队军纪不良、军容破落、现代知识贫乏，下船的士兵衣衫不整，背着做饭的大锅，还拿着雨伞，与日本军队的"军容壮盛"，即使战败遭遣返，也仍秩序井然地"默默地走入悲剧"（钟肇政《怒涛》中语）形成鲜明对照，因此令台民大失所望。更常听到、几乎家喻户晓的是一个"水龙头"的故事："当1945年日本战败，中国兵仔来到台湾时，他们看到墙壁上的水龙头这东西竟然还会冒出水来，觉得很神奇，也去搞来一个往墙上一塞，却奇怪为什么没有水流出来。"这是台南人郑鸿生少年时代就听过的笑话，而彭明敏在其回忆录《自由的滋味》中也曾提到--小时候他的担任高雄市议会议长的父亲彭清靠曾在家里转述这故事。近20年来的每次大小选战中，这故事都被民进党一再用来羞辱其对手国民党。然而郑鸿生却语带揶揄地指出这不过是一个世界各地都曾出现过的"普世象征"：它曾经是1945年"文明"的英国人嘲笑"落后"的苏联红军在向柏林行进中的作为；也是以色列网站上公布的"现代化"的以色列人在接待一群"落后"的来自西奈半岛的阿拉伯贝都因游牧人发生的事情；还是现在被嘲笑的"中国兵仔"自己在50年代初所撰写的"反共文学"作品中描写1949年中共解放军进入上海时上演的一幕，甚且这些"土八路"还用抽水马桶来洗菜淘米！[⑩]由此可见，"水龙头"的故事并非民进党的独创，而有可能袭用了流传甚广的传说，因此也未必是光复初期的台湾真正发生过的事情，它只不过是后来民进党人用来说明"台湾"先进，"中国"落后的"道具"而已。至于军容不整等问题，如果考虑到祖国接收部队刚经过艰苦的八年抗战，又匆匆渡海而来，不悉水性的北方士兵往往会晕船，因此下船时出现一些狼狈相，通情达理的台湾民众应是会给予理解，不会苛求。这一点，甚至有白纸黑字为证。吴浊流曾这样写道：

但那些军人都背着伞，使我产生奇异的感觉。其中也有挑着锅子、食器、以及被褥的。感觉非常奇怪，这就是陈军长所属的陆军第七十军吗？我压抑着自己强烈的感情，自我解释说，就是外表不好看，但八年间勇敢地和日本人作战的就是这些人啊！实在太勇敢了！当我想到这点以安慰自己的时候，有一种满足感涌了上来。

此外，当时街市上还流传着各种说法："你不要小看这些祖国兵喔，他们背着雨伞，虽然不好看，但是当遇到敌人时，伞一张开，可以飞天呢！""你以为祖国军队怎么打败日本兵的？他们厚厚肿肿的绑腿里，绑着铅块呢！平时练脚力，紧急时就可以飞檐走壁啊！"引用这些说法的台湾学者陈翠莲认为："善良的台湾人，努力为祖国军队的困窘模样提出解释，也抚慰自己的信心危机。"[11]无可否认，台湾民众对祖国军队的第一眼印象与他们的预期有一定的差距，但他们对于这支经过艰苦奋战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军队充满了崇敬之情，理解远远超过了一时的"奇异的感觉"，有人甚至不惜以迷信说法来对祖国军队加以"神化"。这里我们看不到所谓对"中国落后"的嫌弃和对"日本先进"的尊崇。

种种资料说明，所谓日本统治结束时的台湾是多么"富裕"、"幸福"、"现代化"的说法并无事实的根据。战争后期台湾遭受美国飞机轰炸，基础设施破坏严重，日本为支持战争的庞大开支，竭泽而渔，人力物力都被征调上战场，致使台湾民众生活极端困苦。这在许多文学作品中都有反映。由于日据时代台湾属于畸形的殖民地经济，是日本帝国经济圈的一部分。日本投降时，帝国经济体已完全崩溃，战后初期台湾的稻米年产量仅为战前的三分之一，台湾原来的对外贸易（如需从满洲购买肥料）全部中断，而工厂倒闭，商铺关门，青年人被征前往南洋打仗，回来后自然找不到工作。所以引发二•二八事件的民生凋敝、失业等问题，并不全是国民政府来台造成的，而不少是日本殖民统治遗留的问题。说日本统治带给台湾人多么现代、美好的生活，并不符合历史的事实，至少在战争结束时，并非如此。

人们往往夸大了日本殖民统治带给台湾的"现代化"因素，却忽略了与此同时中国大陆也经历着现代化的进程，如在台湾，女性不再裹脚，而在大陆也同样如此；台湾有了高等学府，而大陆的大学更不知凡几。特别是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其现代化的程度甚至比台湾还高。很多台湾文学作品都描写了光复之初的台北街头酒楼林立，灯红酒绿，这其实是从上海输入的现代都市盛景。1947年9月下旬台南《中华日报》连续发表《扫荡上海风》、《如何扫荡上海风》等社论，写道：许多本省同胞说，光复后大陆吹来一股"中国风"，使得岛上的人生气候都变了！然而这股风并不是"中国风"，而是"上海风"--上海的阵阵妖风。大陆上主要的经济是农业经济，文化是五千年儒教文化，有一种博大刚健纯朴的风，支持八年抗战，也支持今后民族命运。三百年前台胞东渡，就把这股风带来了！日本统治台湾50年，用尽苦心，只有大都市才看见一点日本风，广大的社会哪里不是吹着大陆的遗风？看看他们的衣食住行，宗教娱乐，为人处世，哪里和大陆社会有点两样？大部分人重良心，重道德，重因果，重勤俭，重朴实，重礼貌，和大陆内地的同胞哪里有点两样？社论接着指出，中国自从海禁开通以来，沿海造成三大商埠：广州，上海，天津，也造成三种新风。南边的人重热情，有勇敢独立自由的精神，形成一股政治革命之风。北边的人重义气，有和平博大朴厚的精神，形成一股文化革命之风，自"五四"而后，这两股风的会合才产生中国的统一。上海在长江口上，这一带环境优厚，生活奢侈，民性文弱，自来就吹着一股软风。它的经济上的功能，只吸收大陆农村的精髓，排泄帝国主义的奢侈商品，是世界罪恶的渊薮，人们大都以敲诈欺骗投机为生活的手段，奢侈浪费为人生的目的，没有感情、正义、道德、人性，只有金钱、势利、财宝。本省光复以后，这股风就先吹来！大家以为是祖国风，由惊异而怀疑，由怀疑而反感，意志薄弱的人，因之丧失民族自信。然而这是上海风不是祖国风！这股风的风势不阻止，本省的前途相当危险。这里反对"上海风"其实就是反对"现代"得过头了的资产阶级奢靡之风；称赞台湾广大农村仍"吹着大陆的遗风"，说明这些地方未必受到日本"现代化"的影响，而仍保存着中国固有传统。这可说与现在流行的所谓当时台湾"先进"、"现代"，而大陆"落后"、"停滞"的说法完全相反。

从当时台湾知识菁英的文章中，可知台湾民众对于摆脱日本二等国民身份，一跃而为世界四大强国之一的中国的国民，颇感自豪和高兴，并无嫌弃中国"落后"、崇拜、留恋日本"先进"之意。如郭秋生《我们要三大努力》表示：一是"努力做得国民"--由于"五十年来，完全和母国隔绝如同别人的我们同胞"，不但是物质，连整个的精神，如果没有事先彻底的更生，恐怕"不能配称为国民了"。二是"努力乡土的复兴"，这指的是通过建设以增进国力、安定民生。因为过去"无论是政治经济交通产业，哪一个部门，都无不在日人之手握中。'多数的台湾人'不过是他们的一种消化机关或走贩而已"，现在"我们要尽我们所有的力量，务先复兴给战争破坏了的生产机构，以恢复乡土的生色......爱乡同时是爱国，伟大的国家，是要着由伟大的乡土集大成的，我们期待我们的乡土，做得全国的模范省，然而这模范省的里面，是要着集积了许多我们的不惜努力才成的。"第三是"努力做得四大强国之一的国民"，抗战八年间，"我民族所阅历的国家的训练，为现代强国的国民，做现代强国的国家，已是没有丝毫的逊色了。然而我们台湾的同胞，也居然算得是四大强国之一的国民，不免问心自愧，做国民尚且不够资格，怎得以做得强国的国民呢？......我们大要努力，大要勉励，断不能有损国民的体面，尤不能有损四大强国之一的国民的威严"。[12]作者回想着日本殖民统治带给台湾的祸害，感佩于中国作为"现代强国"已毫无逊色，反省自己作为现代强国国民的不足之处。由此可知，在光复初期，无论在事实层面上，或在人们的认知层面上，所谓中国"落后"、台湾"先进"的说法并无充足的根据。因此所谓台湾"现代"、"先进"，大陆"落后"、不"现代"的矛盾，也不会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四、省籍矛盾并非光复初期台湾社会的主要矛盾

既然民族矛盾、现代化发展程度的差异等都不是当时台湾社会的主要矛盾，那省籍矛盾会是主要矛盾吗？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如陈仪当局少用台湾人，表面看来好像是外省人和台湾人的矛盾，其实根本原因在于陈仪当局错误评估了台湾民众所受日本影响（所谓"殖民遗毒"）的严重程度；另外，对台湾民众回归祖国、恢复中国国民身份、要为国家发展贡献心力、甚至建设台湾为"三民主义模范省"的积极性估计不足。或者说，是对台湾历史、台湾同胞缺乏了解所致。

种种事例说明，当时省内外一般民众之间的对立，并非像后来人们渲染的那么严重。这在事件发生后迅即出现的"二•二八文学"--如被杨逵称为"台湾文学好样本"的欧坦生小说《沉醉》，以及杨梦周的散文《难忘的日子》、小说《创伤》--中就有充分体现。这些作品反映：事件刚开始时，确实有台湾人围打外省人的情况，但也出现了许多台湾同胞救助受伤、受困外省人士的事迹。如《沉醉》中外省来的杨姓年轻公务员，抵台时正值二•二八事件发生，在车站遭毒打，台湾女佣阿锦无微不至地为他看护疗伤。[13]《难忘的日子》写一群台湾人喊着日语口号，冲进了公司员工们的住处，一位从福州来此地工作、担任收发员的20岁青年被他们用日本刀刺死；其余的人侥幸从后门逃脱，在一个"灰尘凝结着蜘蛛网"的阁楼中躲过这场劫难。[14]《创伤》则写一对从上海来到美丽之岛度蜜月的年轻夫妇，正巧碰上二•二八事件，目睹了搜寻、围打、仇杀"阿山"的恐怖场面，其中丈夫自己也受伤昏迷，好在有位台胞用人力车将他载回家中疗伤，才苏醒过来，最后乘船匆匆离去。小说中这对夫妇刚踏上基隆时对于"表现出生气勃勃的土地与人民"的台湾有着"新鲜"、"明快"的第一印象；而当他们遭遇危险时，是一个以摆地摊和拉人力车为生的贫苦台湾家庭伸出了援手，台湾同胞的正直、淳朴和真诚的关爱，使他们感动流泪，视之为永生难忘的情谊。[15]由此可知，当时台湾人打"阿山"的情况固然存在，但台湾同胞救助大陆同胞的事情也不少见。这正应了《创伤》中人物的一句话："台胞的眼睛是雪亮的，谁好谁坏，谁是为了服务新台湾而来的，他们都会了解得很清楚"。

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很多人逃离了台湾前往或回到大陆，其中既有谢雪红这样的台湾人，也有王思翔这样的大陆人。然而王思翔并非因为被台湾人打而逃离台湾，而是为了躲避当局的迫害而离开的，他与谢雪红、杨逵等台湾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甚至战友的关系，一起编辑台中《和平日报》，创办《新知识》、《文化交流》等刊物。他返回大陆撰写的《台湾二月革命记》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敌与友。其他像李何林、李霁野、雷石榆等现代文学名家和吴忠翰、杨梦周等年轻写作人陆续离开台湾，也绝非与台湾人有矛盾，像雷石榆还与台湾舞蹈家蔡瑞月结了婚。没有逃离台湾的外省籍作家，有的遁入学术的象牙塔不再过问政治，如台静农、黎烈文，有不少却死于后来的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如黄荣灿。可见当时执政当局捕杀的是共产党、进步人士，而非特定地针对着台湾本省籍同胞。

在台湾作家方面，致力于两岸作家之间的团结、交流的并不乏其人。杨逵以"澎湖沟"来比喻两岸作家之间实际存在的某种隔阂，并竭尽全力填平这条"澎湖沟"。针对"外省人说台湾人民奴化，本省人说台湾文化高"的问题，杨逵回答说："未必外省人通通这样说，本省人更不是个个都夜郎自大......这里认识不足是因为澎湖沟隔着，而宪政未得切实保障人民的权利，使台湾人民未能接到国内的很高的文化所致的。"所以，切实的文化交流是台湾本省和外省文化工作者"当前的任务"。[16]1949年，杨逵因为撰写《和平宣言》而系狱12年，而宣言的主旨就在于呼吁通过本省籍和外省籍文化界人士的合作，打消人们的怨愤，从而"保持这片干净土，使台湾建设上轨，成个乐园"。[17] 另一位台湾重要作家吴浊流也对分"本省人"、"外省人"的说法表示异议。他在二•二八事件刚发生后所作的《黎明前的台湾》一文的末尾写道："说什么外省人啦，本省人啦，做愚蠢的争吵时，世界文化一点儿也不等我们，照原来的快速度前进着......努力建设身心宽裕而自由的台湾就是住在台湾的人的任务，从这一点说来，是不分外省人和本省人的。"[18]此外，《台湾文化》也刊文写道："事实上本地文化人......对于国内有价值的文人都很尊敬。我们尊敬胡适、鲁迅、林语堂、田汉、茅盾、陶知行、闻一多等，而且很欲读他们的著作......光复后，来自外省的文化人中......不歧视本地人，真实地要为本地文化工作的人，我们也都很尊敬他们。例如，编译馆长许寿裳，新创造社的黄荣灿先生、前《国声报》总编辑雷石榆先生等......"[19]

以上事例说明，尽管在当时的特殊背景下，特别是当局的一些不当政策下，省内和省外人士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隔阂和矛盾，甚至有过局部的、短时间的激烈对抗，但在一般情况下，这种矛盾并非是你死我活的，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本省和外省的人士相互关爱和尊重，努力向对方学习，希望能够团结一致，为国家的和平和发展，人民的民主和幸福做出贡献。因此，省籍矛盾决非光复初期台湾社会的主要矛盾。

五、阶级矛盾：光复初期台湾社会的主要矛盾

笔者以为，光复初期台湾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广大民众与压在他们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的官僚资本主义（其代表者即官僚统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这既是战后台湾社会的主要矛盾，其实也是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台湾问题的产生，本身就是中国近代以来殖民地、半殖民地化历史过程中的一环。抗战胜利，中国人民有效终止了这一过程，台湾得以摆脱殖民统治，重新成为中国的一个省。与此同时，它也迅速地与整个中国社会同构化，整个中国固有的社会矛盾，特别是社会主要矛盾，也必将在台湾反映出来。这是客观的历史事实，因此只有将台湾放置于近代以来整个中国的历史和时代的脉络中，才能将问题看得清楚。

"阶级"本是一个经济学术语，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中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分，在现实社会中，也可引申为官僚与民众、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之区别。在当时中国面临的两个阶级的斗争、两条道路的抉择中，执政党国民党代表着资本家、地主和官僚统治阶级的利益，试图走资本主义道路；共产党代表着工人、农民以及其他中下层民众的利益，试图将中国引向社会主义道路。如果说中国人民抗日解决的是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问题，那共产党领导穷人"翻身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推翻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则是一种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因此抗战结束后的中国，是一个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时期。在这么一个大的背景下，当时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行省，自然也卷入其中。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陈仪如此，换其他人也还会是这样，照样要征召台湾人到大陆去打仗，照样会将台湾的粮食调到大陆充当军粮。大陆各地爆发了各种反官僚、争民主的学生运动、群众运动，台湾也同样会有此类运动。

战后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省，被编入中国社会整体结构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阶级视角中，台湾广大民众是其反抗官僚统治的阶级朋友、同盟军。因此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共产党是将其作为反抗国民党的人民起义来看待的。1947年3月4日，共产党主导的香港《华商报》发表社论将其定性为"台湾人民的抗争"；3月20日《解放日报》刊文《台湾的自治运动》，对台湾人民的"二•二八起义"表示支持，并劝告台湾人民"武装斗争既已开始，必须反对妥协，反对出卖，须知对法西斯蒋介石的妥协投降，将使台湾同胞受到蒋介石最残暴的血洗"。此语某种意义上不幸而言中。当时在延安的共产党显然不是"台湾人"，但却完全站在台湾民众的立场上，就因为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正是在共同反抗国民党官僚统治这一点上，共产党将台湾民众视为同一战壕中的战友。

当时大陆各地群众性民主运动遍地开花，执政当局也不断大开杀戒。所以二•二八事件绝非个别、孤立的事件，而是当时全国各地众多类似事件中的一个，如几天前上海刚发生了摊贩事件。如果将视线放得更远一点，整个东亚都是如此，如韩国也发生了济州岛事件（1948年4月3日）、丽水事件等。日本的涩谷事件最初也是由摊贩引起的。这些地方没有省籍矛盾，照样发生类似的镇压事件。因此，这些事件其实是在战后世界冷战格局形成过程中发生的，是两种道路、两种制度、两个阶级斗争的产物。也正因为如此，国民党才有理由将二•二八事件归于共产党的密谋和煽动，而共产党也将其当作全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一环而加以支持。不过笔者相信，二•二八事件绝非共产党直接领导的，这不仅因为当时共产党在台湾的组织尚未健全，而且"二•二八"的行事风格也与共产党不同。共产党通常是有组织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只打有把握的仗。从这一点观之，"二•二八"只是一个偶发事件无疑。不过这并不影响共产党将发起"二•二八"的台湾民众引为同道。

大陆著名诗人臧克家在事件发生后不到十天，就发表了《表现--有感于台湾二•二八事变》一诗，写道："五十年的黑夜，／一旦明了天，／五十年的屈辱，／一颗热泪把它洗干。／祖国，你成了一伸手／就可以触到的母体，／不再是只许压在深心里的／一点温暖。／／五百天，／五百天的日子／还没有过完，／祖国，祖国呀，／你强迫我们把对你的爱，／换成武器和红血／来表现！ "[20]臧克家当然也不是台湾人，他是从呼唤人民革命斗争的角度，将自己置换为台湾人，以台湾人的口吻写出了这一首诗。可见重要的并不是省籍，而是反抗国民党残酷统治的共同目标。而就在20天前，臧克家曾发表了另一首本与台湾无关却有相似主题的诗《我们》[21]，反映了"我们"--中国广大民众--"空着一半／没法填满的肠胃／而另一半／给愁苦、悲愤鼓胀起"，"被骗着／走到了生死的交界上，／......猛然回转身子，／死灰里／也会逼出火星子来呀！"的官逼民反的现实处境。这两首诗典型表现了海峡两岸广大民众相同的历史境遇以及他们共同的反抗意志和目标，也提示了两岸民众在反抗官僚统治中成为"战友"的历史必然性。

如果将20世纪80年代大量出现的林双不等的二•二八小说与蓝博洲等的五○年代白色恐怖史作品也纳入考察，问题就看得更清楚了。两类作品加以比较，可发觉它们有两个重要区别：一是大多出自本土派作家之手的二•二八小说（包括钟肇政的《怒涛》等），未对社会黑暗、政治腐败、阶级矛盾激化这一事件发生的主因加以揭示，却热衷于渲染外省人和本省人之间的"省籍矛盾"。而蓝博洲、钟乔等的"白色恐怖史"作品则能准确地揭示由于官僚的劫掠式侵夺而造成工人失业、米粮外溢、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情况，从而真实地反映了阶级矛盾激化乃是二•二八事件发生的最主要原因。当年宋非我、简国贤等创作的独幕剧《壁》，通过舞台上一墙之隔的奸商富豪和穷困贫民两户人家，前者开舞会庆祝囤积粮食敛财成功，后者却锅无粒米而全家自杀的强烈对比，很典型地反映了当时社会贫富差距巨大的阶级矛盾。另一个重要区别是：二•二八小说常将主要笔力放置于事件对此后数十年台湾社会的深远影响，更多地塑造了羸弱、悲凄、可怜、屈辱的受难者形象，以象征所谓台湾数百年来不断遭受外来统治者伤害的历史，渲染历史的"悲情"。如林双不《黄素小编年》写事件中无辜被抓、受到惊吓而发疯的悲凄可怜女子。[22]蓝博洲等的作品则着力塑造怀抱理想，具有宽阔胸怀和高尚品格，勇于为民众福祉奋斗、献身的左翼人士形象，从而为当时反对官僚统治的人民革命斗争，描绘出一幅被湮没甚久的历史图像。

由此可知，不管后来发生了多少曲折变化，但从台湾光复到20世纪50年代初的台湾所发生的种种事情，其实最终都反映了当时由国共两党所各自代表的两个阶级（官僚统治阶级和广大民众）、两条道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在大陆，共产党领导广大民众推翻了国民党官僚统治，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在海峡对岸，由于国民党大量军队的退居以及接踵而至的冷战格局的形成，台湾得以安定下来并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由此造成了两岸的多年的隔绝，这是历史的无奈。回到光复初期的历史现场我们可发现，当时或多或少存在的省籍矛盾、民族文化矛盾、现代化发展程度的差距等，其实都仅是社会的次要矛盾，或者说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这一社会主要矛盾的某些特殊表现形态。了解了这一点，就可知道中国大陆、共产党与广大台湾民众之间确实没有"仇"，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朋友"或"战友"。广大台湾民众所谓"悲情"指向的对象，应是当时的官僚统治阶级，而非中国大陆、共产党。这或许是我们研究光复初期台湾社会及其文学所应把握的主要线索，所可得出的重要结论。

[①] 黄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国化"：战后台湾文化重建1945-1947》，台北：麦田出版2007年版。

[②] 陈伟智：《时代转换期的危机论述：战后台湾"文化"论述的结构考察》，杨彦杰主编：《光复初期台湾的社会与文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9月版。

[③] 林履信：《不负了祖国的台湾》，上海《台湾月刊》第1卷第1期，1946年1月，第7～8页。

[④] 参见曾健民：《台湾一九四六•动荡的曙光》，台北：人间出版社2007年3月版，第396～401页。

[⑤] 王思翔：《〈台湾二月革命记〉重版附记》，周梦江、王思翔《台湾旧事》，台北：时报出版公司第169页。

[⑥] 杨逵：《"台湾文学"问答》，台北《台湾新生报》，1948年6月25日。

[⑦] 陈映真：《日本军阀的阴魂未散--评《日本最长的一日》，台北《文学季刊》第6期，1968年2月。

[⑧] 陈映真：《从一部日片谈起--论〈联合舰队〉》，《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87年2月6日。

[⑨] 石家驹：《叶石涛："面从腹背"还是机会主义？》，《告别革命文学？》（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2003年冬季号），第141页。

[⑩] 郑鸿生：《国民党是如何失去"现代"光环的？--水龙头的普世象征》，台北《思想》第2期，2006年7月。

[11] 陈翠莲：《百年追求：台湾民主运动的故事》卷一《自治的梦想》，新北：卫城出版2013年10月版，第222页。

[12] 郭秋生：《我们要三大努力》，《前锋》光复纪念号，第7～8页。

[13] 欧坦生：《沉醉》，上海《文艺春秋》5卷5期，1947年11月15日。

[14] 梦周：《难忘的日子》，台南《中华日报》"海风"副刊153期，1947年4月11日。

[15] 梦周：《创伤》，台南《中华日报》"新文艺"副刊19期，1947年4月20日。

[16] 杨逵：《"台湾文学"问答》，《台湾新生报》"桥"副刊，1948年6月25日。

[17] 杨逵：《和平宣言》，上海《大公报》，1949年1月21日。

[18] 吴浊流：《黎明前的台湾》，台北：远行出版社1977年版，第118～119页。

[19] 甦甡：《也漫谈台湾艺文坛》，台北《台湾文化》2卷1期，1947年1月。

[20] 臧克家：《表现》，《文汇报》1947年3月8日。

[21] 臧克家：《我们》，《文汇报》1947年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