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

humanities.cn — 2008-08-26T07:49:11+16:00

学科: 政治
来源: (《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
关键词: 专制主义，专制政体，孟德斯鸠，明治维新，梁启超，侯旭东
摘要: “专制中国”仍是西方惯用的一个词，这个概念究竟是描述还是偏见？它的历史根源又是什么？内容提要：19世纪末以来，秦至清的帝制时代的中国政体为专制政体、皇帝为专制皇帝的论断影响广泛，流行不衰，并成为中国史研究的基本观点之一。本文从思想史的角度对这一说法产生、传播的历史及其后果加以分析，指出此一论断并非科学研究的结果，而是亚里斯多德以来的西方人对东方的偏见。18世纪时个别西方思想家开始以此来描述中国，19世纪末以后经由日本广为不同立场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并通过辞书与历史教科书渗透到大众中，罕有质疑者。这一说法实际未经充分的事实论证，不加反思地用它来认识帝制时代中国的统治机制只会妨碍研究的深入。

人文与社会：《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刊登了黄敏兰的回应文章：黄敏兰：质疑“中国古代专制说”依据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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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的各种著作、报刊文章乃至各种课本在涉及中国历史上秦至清的帝制时代时，频频会出现“专制”、“专制皇权”或“专制政体”、“专制主义”之类的表述。具体说来，“专制”既用来描述个别皇帝，如秦始皇、汉武帝、明太祖；亦用来概括秦代以来的两千多年帝制时代的中国政体。这一论断成为中国史研究的基本观点之一，流传之广，影响之深无需详论。此说不仅盛行于国内，在日本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中也有一定影响。①正是由于这种深厚久远的影响以致学界几乎视之为当然，而丧失了对此论断的反省能力②，使得这一论断成为众多学者认识中国历史的无意识框架，影响了研究的深入。同时，这一论断不仅成为20世纪以来书写“历史”的重要中介，自出现之时起，它就直接卷入历史实践，清朝的灭亡与此说的流行有相当的关系。将它视为“深刻改变了20世纪几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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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日本“中国史研究会”的学者就坚持这一观点，其具体论述见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专制国家论》，《历史评论》第504号，东京，校仓书房1992年4月，第71—93页，特别是87—92页；足立启二《中国专制国家の发展》，《历史评论》第515号，东京，校仓书房1993年3月，第59—73页；足立启二《专制国家史论：中国史加ら世界史へ》，东京，柏书房1998年版。这些学者的有关中文论述收入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中国前近代史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日本学者已经开始研究“专制论”如何在近代中国出现、流行，并着重讨论“专制”与“自由”的关系，见近藤慎一《近代中国的体制构想》，收入所著《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刘岳兵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2—273页；亦有学者开始意识到盲目接受“专制说”的负面意义，见小岛毅《中国的皇权——<礼治和政教>导论》，收入沟口雄三、小岛毅主编，孙歌等译《中国的思维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4—349页。

②目前所见1940年代只有钱穆对此说持有异议，说详下文。直至近年，中国关于“专制主义”的研究均是在认可这一说法的前提下开展的，具体概况参王义保《近年来国内专制主义理论研究述论》，《学术论坛》2006年第10期，第57—60页。

人感受力”的重要论断之一并不为过。①

其实，如果我们挖掘一下这一论断的根底，不难发现它并不是什么科学研究的结果，而是亚里斯多德以来的西方人对东方的一种偏见，18世纪时个别西方思想家开始以此来描述中国，19世纪末以后则经由日本广为中国思想界所接受，并未经过充分的事实论证。关于这一问题，台湾学者甘怀真做过初步的梳理②，大陆学者也开始关注③，笔者亦曾有所涉及④，这里将对这一说法产生与流传的过程，被接受的背景、影响与后果作进一步的探讨。除了对该说的西方渊源与日本中介作简单的回顾外，讨论的重点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希望能有助于中国学者认清这一论断所包含的问题，进而有助于推进今后对帝制时期统治机制的重新认识。

首先必须强调的是，本文只是对关于中国古代政体及皇帝本性的一种“论断”的传播、发展历史的剖析。具体说属于词汇史⑤、观念史，泛言之，属于思想史的范畴，并不是对帝制时代二千多年中实际运转的中国统治体制本身的研究——对统治体制本身的研究绝非一篇短文所能完成。

思想史研究大体有两种路数，一是侧重探讨学说内在逻辑发展变化的“内在理路”⑥，一是注重学说发展与社会、局势乃至权力间的关系的“外在理路”⑦。后文首先厘清这一论断的发展脉络，在此基础上对其流行的背景做些分析，可以说是两种路数并重。“知识考古”一词出自福柯(Michel Foucault)，指以考古学的方法梳理人类知识的历史，这里则借用来分析一种具体论断的发展史。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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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禾(Lydia H．Liu)著，宋伟杰等译：《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5页。

②甘怀真：《皇帝制度是否为专制》，《钱穆先生纪念馆刊》第4期，1996年9月，后收入所著《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附录”，台北，喜马拉雅研究发展基金会2003年版，第511—524页。此前，王尔敏在研究近代民主问题时亦涉及甲午以后士人对中国历代政体的批判，见《晚清士大夫对于近代民主政治的认识》，收入所著《晚清政治思想史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1—195页。

③大陆学者也开始反思这一观点，见罗志田《中国文化体系之中的传统中国政治统治》，《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3期，第45页；后来他亦指出“传统中国政治是否‘专制’及怎样被近代国人视为‘专制’，还需要深入的专门讨论”，见所著《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0页注3；胡玉娟《“古代国家政治发展道路”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刘家和、廖学盛与马克盎的发言，《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3期，第150、151页。

④许兆昌、侯旭东：《阎步克<乐师与史官>读后》，《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第163—165页。

⑤近年来，黄兴涛致力于此，但似乎尚未涉及“专制”一词，参《近代中国新名词的思想史意义发微——兼谈对于“一般思想史”之认识》，收入杨念群、黄兴涛、毛丹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3—341页；《清末民初新名词新概念的“现代性”问题——兼论“思想现代性”与现代性“社会”概念的中国认同》，《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第128—136页；《日本人与“和制”汉字新词在晚清中国的传播》，《寻根》2006年第4期，第41—46页；《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复兴”观念之历史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第121—123页；《晚清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实践》，《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第1—34页；《“话语”分析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149—163页。

⑥此种方法为美国学者诺夫乔伊所倡导，见所著《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张传有、高秉江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亦见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增订本自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

⑦这方面的代表作如爱德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⑧本文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与后殖民理论研究学术史的思路相吻合，据刘禾的介绍，后殖民理论主张将“学科行为”作为思想史的有机部分来研究，通过学术传统的来龙去脉，去检讨“学科行为”的历史作为和意识形态功能。见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提纲》，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6页。

“专制”一词很早就见于中国文献，《左传·昭公十九年》有“晋大夫而专制其位”的说法，《韩非子·亡征》在讨论导致亡国的种种现象时指出“种类不寿，主数即世，婴儿为君，大臣专制，树羁旅以为党，数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后面又说“出军命将太重，边地任守太尊，专制擅命，径为而无所请也，可亡也”。的确，中国传统文献中“专制”一词并不罕见，但其含义几乎都是指大臣或太后、外戚、宦官等掌管应属于君主的职权，具体又分为受命专制与不受命专制两类，前者是合法的，后者属于擅权，并非用来描述君主，更不是指一种政治体制。①现在所说的“专制主义”、“专制政体”乃是近代引入的新含义，是对西方政治学术语“despotism”的翻译，“专制君主”则出自英语“despot”一词。亦有人用“专制主义”翻译英语“absolutism”，实际是错误的，该词正确的译称是“绝对主义”或“绝对君主制”，在欧洲历史上有特定的含义。②

一、西方的“专制政体”说与“中国专制说”

关于“despotism”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来龙去脉，前人已有系统的介绍③，不拟详细引述。这里仅就与本文有关的内容稍作讨论。

追根溯源，“despotism”来源于“despot”，最早为希腊语“δεσποτηs”④，在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中就有很多关于它的描述。诚如论者所概括的：

专制政体很明显的，从一开始就是欧洲人用来理解亚洲政府和习俗所用的概念：一般总认为；欧洲人生来就是自由的，而东方人却是有天生的奴性。因而专制政体常常是用来认定、解释或者指责奴隶制度、对外征服，以及殖民或帝国统治。

具体说来，“从波希战争那时代开始，希腊人就把专制政体看成是带有非希腊特征的一套体制，或是野蛮民族天生奴性的思想，亚洲人习惯的王权形式”。⑤如亚里斯多德说“凡照顾到公共利益的各种政体就都是正当或正宗的政体；而那些只照顾统治者们的利益的政体就都是错误的政体或正宗政体的变态(偏离)。这类变态政体都是专制的[他们以主人管理其奴仆那种方式施行统治](1279a)”，“在研究君主政体(王政)时，我们也谈到了两种僭主政体……这两种是(一)某些野蛮民族(非希腊民族)中所尊崇的具有绝对权力的专制君主，以及(二)在古希腊城邦中曾经一度存在的类似君主的所谓民选总裁(1295a)”。⑥

上引希腊语到东罗马帝国时仍一直通行于当地，13世纪出现了《政治学》最早的拉丁文译本，自此，“专制”说开始流行于西欧。此后从中世纪至18世纪的西欧理论家关于“despotism”的思想不断得到发展，不过，此间有些理论家用“专制政体”来谴责西欧的僭主统治(tyranny)，也有人继续将“专制政体”与亚洲国家联系起来，此时的靶子则是土耳其帝国，其中只有霍布斯(Hobbes)赋予该词正面的意义。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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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日知《东方专制主义问题——政治学、历史学二千多年来的误解》，收入《中西古典学引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5—366页；罗志田《中国文化体系之中的传统中国政治统治》，《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3期，第50—51页注1；最新的研究见王文涛《中国古代“专制”概念解读》，《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173—174页。

②北成：《关于“专制君主制”的译名》，《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第135—136页。

③Mdvin Richter：“专制政体”(Despotism)，《观念史大辞典》第1卷《政治与法律卷》(蔡采秀译)，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版，第529—561页；施治生、郭方：《“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3期，第36—55页。

④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see．ed．，Oxford：Clarendon Press，1989)，Vol．IV，P．533．

⑤Melvin Richter：“专制政体”(Despotism)，《观念史大辞典》第1卷《政治与法律卷》，第530、531页。

⑥[希]亚里斯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32、203页。

⑦Mdvin Richter：“专制政体”(Despotism)，《观念史大辞典》第1卷《政治与法律卷》，第529、534、535、539页；施治生、郭方：《“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3期，第39—43页。

稍后，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1689—1755)以专制政体为三种基本的政府形态之一，使得专制政体成为18世纪政治思想中的一个核心主题①，不仅如此，他还是西方思想家中第一个将中国划入“专制政体”的。他说：“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在最初的那些朝代，疆域没有这么辽阔，政府的专制的精神也许稍微差些；但是今天的情况却正相反。”②因此，孟德斯鸠被认为是“从否定方面将中国列入一种世界模式的第一人……为法国和欧洲提供了与以往不同的中国形象”③。其说尽管在当时受到同时代的许多思想家的反对，随着时间的推移，则逐渐成为西方人看待中国的基本前提。18世纪是西方中国观发生根本变化的世纪，即从以“颂华”(sinophilie)占优转为以“贬华”(sinophobie)为主。此外，他亦认为专制主义是亚洲各国的特点。④

这里有必要对欧洲人的中国观做一扼要的回顾。从13世纪的马可·波罗到18世纪的西方耶稣会传教士，他们笔下的中国形象主流都是积极的，是西方效法学习的对象。⑤著名的利玛窦(1552—1610)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在北京居住了10年⑥，他根据亲身经历，认为明朝万历年间中国朝廷在一定程度上是“贵族政体”。他说：

虽然我们已经说过中国的政府形式是君主制，但从前面所述应该已很明显，而且下面还要说得更清楚，它还在一定程度上是贵族政体。虽然所有由大臣制订的法规必须经皇帝在呈交给他的奏折上加以书面批准，但是如没有与大臣磋商或考虑他们的意见，皇帝本人对国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我已做过彻底的调查研究，可以肯定下述情况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皇帝无权封任何人的官或增加对任何人的赐钱，或增大其权力，除非根据某个大臣提出的要求这样做。⑦

即使在18世纪的欧洲，孟德斯鸠以外的更多的人仍坚持传统的看法。意大利哲学家维科(1668—1744年)就认为中国的皇帝是最人道的。⑧伏尔泰(1694—1778)⑨与魁奈(1694—1774)也不同意孟德斯鸠的判断。魁奈也将中国的政体归为“专制”，不过，他所说的“专制”与孟德斯鸠不同，含义近似于“君主制”。魁奈说“用专制一词来称呼中国政府，是因为中国的君主独掌国家大权。专制君主意指主管者或当权者，因此这个称呼可以用于执行法定绝对权力的统治者，也可以用于篡夺权力的统治者，而后者执政不论好坏，其政府都不受基本法则的保护。这样就有合法的专制君主与为所欲为的或不合法的专制君主之分……君主、皇帝、国王以及其它等等，都是专制君主。”对于中国，他认为“中国的制度建立于明智和确定不移的法律之上，皇帝执行这些法律，而他自己也审慎地遵守这些法律。”他还专门设立一节讲“皇帝的绝对权力受到制约”，并对孟德斯鸠的看法加以反驳，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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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Melvin Richter：“专制政体”(Despotism)，《观念史大辞典》第1卷《政治与法律卷》，第543页；施治生、郭方：《“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3期，第46—47页。

②[法]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29页。

③钱林祥：《孟德斯鸠的中国文化观》，《汉学研究》第2辑，中国和平出版社1997年版，第167页。

④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278—279页。参施治生、郭方《“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3期，第46—47页。

⑤Colin Mackerras．Western Images of China(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11—37．张国刚和吴莉苇对于18世纪法国思想家关于中国专制的批判有较详细的介绍，见所著《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93—301页。

⑥[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8—40页。

⑦详细的介绍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8页。

⑧[意]维科著，朱光潜译：《新科学》，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60页。

⑨他的看法见何兆武等主编《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上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6—72页。

他夸大了专制权力。①此后，在1770年，英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公使波特(Porte)也对孟德斯鸠关于土耳其人专制主义的过分简单化的思想表示反对。②

应该指出，除了魁奈与波特，孟德斯鸠的论断问世后不久又受到更加严峻的挑战，一个名叫安格迪尔—杜贝隆(Abraham-Hyacinte Anquetil-Duperron，1735—1805)的法国学者根据他在印度多年的生活，发现欧洲人对印度、土耳其、波斯乃至整个亚洲的宗教、历史与社会、政治制度抱有许多错误的观念。他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对孟德斯鸠提出的“东方专制政体”说的论据做了批驳。他认为事情的真相是专制政体的概念只被当作工具，用以证明欧洲人在亚洲进行的压迫是合理的。⑧

东方专制说尽管遭到有力的狙击，也被证明并无实据，但这种批驳的声音最终被欧洲人遗忘，在欧洲人头脑中逐渐占据主流的依然是“东方及中国专制说”。黑格尔与马克思分别继承了这种观点。黑格尔说“它(指中国——引者)的统治并不是个人的识见，而是君主的专制政体”，“中国人既然是一律平等，又没有任何自由，所以政府的形式必然是专制主义”，“天子实在就是中心，各事都由他来决断，国家和人民的福利因此都听命于他”。④20世纪以后，对现当代欧美中国研究有深刻而持久影响的马克斯·韦伯也接受了这一论断，他认为“秦王当了皇帝以后……建立了一个真正的专制制度，取代了古代的神权封建秩序”，在介绍完秦始皇的政策后他又指出：“这样，纯粹东方式苏丹制的任人唯亲与等级公平和专制独裁相结合的制度似乎就在中国登场了。”⑤20世纪50年代，在冷战背景下，随着魏特夫(Karl Wittfogel)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出版，视中华帝国为“专制政体”一度成为西方学界的流行观点。⑥

西方人20世纪以前关于中国的概括，无论偏重正面还是负面形象，都是在对中国一知半解的状态下形成的，依据主要是几部游记、有限的传教士的通信集与译成西文的若干中国典籍。据研究，孟德斯鸠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是靠阅读来华耶稣会士及一些到过中国的商人、游客所写的游记，如柏应理的《中国贤哲孔子》、基尔歇的《中国图说》、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与《耶稣会士书简集》。此外，中国人黄嘉略与返回欧洲的来华耶稣会士傅圣泽对孟德斯鸠的中国观也有重要影响。⑦而魁奈关于中国情况的主要来源，甚至可以说唯一的来源就是人华耶稣会士的书信和著作。⑧伏尔泰的情况也是如此。⑨因此，得出的结论包含相当的想象与幻象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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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魁奈著，谈敏译：《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73—76、93—104页。

②转自[法]安田朴著，耿升译《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97页，并参格力高利·布鲁《“中国”与近代西方社会思想》，收入[加]卜正民与格力高利·布鲁主编，古伟瀛等译《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112页。

③详细介绍见Franco Venturi，“Oriental Despotism”，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deas，vol 24，No．1(Jan．—Mar．1963)， pp．136—138．

④[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130—131、132页；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67页，马克思在文中提出了“东方专制制度”的说法。

⑤[德]马克斯·韦伯著，洪天富译：《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56页。

⑥[美]魏特夫著，徐式谷等译：《东方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该书出版10年后作者依然在关注“东方专制主义”问题，见Karl Wittfogel，“Results and ProblemlS of the studies of Oriental Despotism”，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8， No.2(Feb．1969)，PP．357—365。对魏特夫理论的批判，参林甘泉《怎样看待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1期，第5—17页。

⑦许明龙：《欧洲18世纪“中国热”》，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39页；张西平：《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407—408页。

⑧张西平：《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393—394页。

⑨张西平：《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372—377页。

直至20世纪初，情况并没有根本的变化。马克斯·韦伯并不通中文，研究中国时所依据的是欧洲学者对少数中国文献的翻译，如理雅格(Legge)译的《中国经典》、沙畹译的《史记》片段，及其他欧洲学者的初步研究①，论说亦包含了许多推断。他们对中国的研究——更确切地说是半研究半想象——所经历的变化，与其说是因信息丰富而生，不如说是随中西力量对比变化而出现的，均缺乏足够的事实依据。尽管如此，这些想象下的中国对后来许多西方人(包括学者)理解中国历史与现实都带来挥之不去的深远影响，成为认识的起点。

这种论断，原本只是18世纪西欧个别人并无多少根据的论断，如果没有后来的广泛推行，处境将和顾炎武的思想差不多，只不过是一种“地方性知识”，不会有多大世界性影响。但是随着工业革命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包括“中国专制说”在内的西方学说，随着西方的商品，一同被输送到世界各地，在坚船利炮的辅佐下，逐渐成为支配性的话语，成为众人俯首称臣而罕加质疑的普遍“真理”。②

这种变化显然不能仅从学理内部加以解释，更多的需要考虑思想生存的外在环境。正如萨义德所说，“所有的表述，因其是表述，都首先受表述者所使用的语言，其次受表述者所属的文化、机构和政治氛围的制约”③。18世纪末以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崛起，中西力量对比因而变化，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也由羡慕的对象演变成了批判的靶子，专制是其中一项重要“罪名”。④20世纪，特别是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以及东西方冷战对立局面的形成，这一论断又进一步沦为西方借以攻击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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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韦伯所据资料的详细说明见《儒教与道教》，第3—5页注1。

②参格力高利·布鲁《“中国”与近代西方社会思想》，收入卜正民与格力高利·布鲁主编《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第90—91页。

③萨义德：《东方学》，第349页。

④Colin Mackerras，Western Images of China，PP．3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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