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妮妮：日本中小企业问题：技术革命--全球化对经济民主的挑战

人文与社会 — 2013-09-10T00:09:25+16:00

学科: 经济
来源: (经略第30期)
关键词: 潘妮妮，日本中小企业，创新能力，技术革命，经济民主
摘要: 中小企业是日本战后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以中小企业为基础的日本制造业的辉煌为人口众多、地域差异明显的后发国家提供了一种思考方式，即实现市场条件下的社会分配与社会再分配结合，市场与非市场伦理结合的可能性。

工业具有双重性，一为物资产出数值之增长，一为物资丰富所带来的社会福利的提升。两者虽然在理论上同时发生，但却有不同的形成逻辑，有时候甚至会相互矛盾。从工业史来看，大工业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似为异卵双胞降生，后者强势，使得利润成为生产之唯一目的，工业产物的分配成为利润（市场）的从属物。而至社会主义思潮之后，才有意识地承认分配的独立价值和逻辑，追求经济民主。发展到今天，由于福利国家的困境和新保守主义的兴起，这个独立价值又有被压制的趋势。随着"创新"、"新科技革命"成为诸国和跨国之本普遍追求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人类等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现代化进程"，而在激烈的历史变化中，古典的市场价值似乎又要重新占据统治地位。那么新现代化进程里，如何平衡"先行"与"滞后"者，如何最有效地将新产业的萌芽与旧产业的发展结合，防止"自然演进"造成的严重社会鸿沟--如同历史在上一个"现代化"进程中演示的那样--也是需要提早思考的问题。作为一个后发的亚洲国家，中国既--至少在现在--没有美国那套建立在全球基石上的生利和食利体系，也不像规模较小的欧洲国家可以凭借数量有限的高利润独门绝技支撑富足生活。和印度、日本等后发国家一样，中国面临这样的问题：1）人口众多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2）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下，作为后发国家的攸关"立国"的产业建设与反垄断之间的平衡；3）民众普遍具有的不同于先发工业国积累阶段的社会权利和福利思想（包括东方国家乡土的朴素平等观）；4）在以上的条件下将高速经济增长转换为（以平等为诉求的）社会收益的问题。印度希望用高科技精英产业带动一个前工业社会现代化的政策显然不可取，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宗教和种姓--尽管在国家法律层面不认同--价值的影响，以印度精英与平民、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巨大鸿沟，能保持国家的整体稳定。而日本扶植中小企业二元经济结构，它在工业化时代的成功和全球化时代的种种问题，或许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些思路。

二元产业结构：工业发展和社会分配的双重单元

中小企业是日本战后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日本中小企业的数量大约稳定在日本全部注册企业数量的99%以上，吸收就业为日本就业人数的80%以上；而中小企业中制造业比例又稳定在70%上下。到底我们在现时要不要关注日本的中小企业问题，有两方面的意见，一方面是中小企业构成了日本制造业技术优势的基石，所以应予以关注和借鉴；另一方面则看到了日本中小企业在产业转型和全球化时代的疲软，从而视为难以借鉴的弯路。两种意见看似对立实则殊途同归，都忽略了一点，即日本现代化过程的中小企业并不是为了"现代化"而出现的有意识产物，而是在既有的社会单元基础上，作为平衡市场竞争与收益分配的枢纽的存在。日本从战前开始就存在"垄断性大企业（财阀）--区域和家族的中小企业"的二元经济结构，在国家政策和政府机构的支持下，前者对后者拥有压倒性的优势。战后的1960年代，日本国内政治的重心从左右斗争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自民党政府面临着来自国民尤其是左翼政党要求"经济民主"的压力，日本政府因此颁布相关法规政策，并设立中小企业厅保证国家中小企业扶植政策的落实。1960年代官方白皮书反映，政府认识到在客观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内，中小企业相对于大企业的"现代化停滞"，也就是从业者之间收入和劳动权利差距扩大的问题。换言之，日本中小企业的大发展出发点是社会而不是"市场"；其后针对"经济形势"和"市场变化"所作出的政策调整[i]也都是建立在将中小企业作为维持社会分配的单元这一基础上。

中小企业在日本现代化中的关键作用并不是因应"市场经济规律"而生，战前在二元经济结构中倾向垄断财阀同样给日本带来高速工业化，而战后则需要同时正视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之间天然的--劳动生产率、（资金和人才支持的）技术能力以及经济管理水平层面--的差距，以及中小企业与众多人口的民权民生直接相关的问题。因此，日本国家的指导政策，前提是延续其生存而不是单纯的"优胜劣汰"，最初的重点就是动用国家资源调配的力量提升制造业的设备和技术水准--贷款、租赁等国策协助提升设备水平，技术指导提升从业者素质，加强组织建设发展区域和行业协同组合。简言之，是国家和社会有意建构的结果。作为工业发展和社会福利的双重单元，日本的中小企业有这样的特征：家族/人情经营、区域需求导向、作为大企业的配套。中小企业的信用与组织性依赖于亲缘、街坊、师徒的熟人纽带，以及地方政府、金融机构的印象和口碑，即使在日本政府多年大力提倡中小企业适应"全球经济"的背景下，中小企业厅2012-2013年调查仍显示有69.9%的企业都（或只能）将市场对象限定在地域需求，并至少在3年内并没有进行全国/国际化扩张的打算。中小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为大企业的供应链配套，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期的大背景下，加上政策保障和老辈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和连带感，小企业可以获得稳定的订单和效益。以上三个特征的结合带来以下好处：一方面，中小企业节约了经营和销售成本，得以专心研究技术、提升产品性能，同时由稳定的社会关系带来的稳定雇佣、师徒传承保证了优秀技术手段的连续积累发展，从而奠定了日本制造业的技术基调；另一方面，工业收益在大企业和中小企业间进行了较为稳定的平等分配，同时又在社会层次上构成了国家与地方分利的形式，又融合了市场分配与社会再分配，在此基础上，才有日本繁荣期的"一亿中流"、社会贫富差距意识不明显的景象。

全球化/新经济时代的日本中小企业困境

尽管中小企业的出发点是社会福祉而不是市场伦理，但是由于其--在国家政策和社会伦理的支持下--客观上促成了日本辉煌的工业，以至于今天我们更多以市场话语去评价其作用，而忘记了是有1960年代政府强行的技术提升，才有1970年代技术创新的浪潮。1980年代开始日本迎来了所谓的"国穷民富"景象，政府财政吃紧，而民间企业整体看上去足以应付"市场的良性竞争"。于是，一方面，政府开始放松对中小企业扶持体系的投入；另一方面，大城市膨胀加快，社会舆论趋向"自由、开放"和西化，旧的社会伦理和连带关系开始衰退。与此同时，日圆开始了迅猛的升值之路，金融和地产蓬勃发展。表面上看，当时的日本拥有了迎接全球化浪潮和方兴未艾的新技术革命的条件：巨大的资金优势；在传统制造业技术创新中的良好表现；技术的积累；国家对海外投资和创新的鼓励；信息工业的发展有助于打破企业的地域限制。然而在事实上，作为大企业实验室的中小企业并没有能够成功地帮助日本转型为世界工业的实验室。一方面，基于个体的自由选择，更多的资金流入了收益丰厚同时更为时髦的金融和地产行业，而不是用于实在的技术创新；另一方面，中小企业的海外进出却很难说是成功。

因为内需的饱和--加上大多数中小企业所依赖的地方社会的衰退--和大企业率先向海外转移，中小企业必须创新并"走出去"。以市场伦理看，理想的前景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所带来的产品跨国界的自由流动及信息化发展所带来的信息的普及，人们的消费需求日益多样化，中小企业只要能够提供满足个性化需求的差异化产品，就可以打破经营资源有限所造成的制约，获得新的发展......当产品和服务被放在国际化的背景下时，市场渠道和品牌可能比产品和服务本身更加重要，因此，只要中小企业的企业家有创新精神，就有可能在海外获取新的发展机会" 。而当时的分析普遍乐观地认为在全球化分工和信息化情况下，企业规模并不会构成海外拓展的限制，唯核心技术优势是成功的保障。但今天我们看到的结果显然背离了最初的良好意愿。首先，海外投资的大幅上升将部分的原材料和零部件采购放在了国外，这一比例从1990年代后半到2010年大致维持在40-50%，客观上分离了"母企业"和配套的"下请企业"，对给工业配套的企业和日本传统工业收益分配结构形成了冲击。受此影响的中小企业或陷入困境，或勉强维持，或被迫投资海外。其次，中小企业因在日本国内受益于大企业配套体系而缺乏"现代经营管理"经验，又面临截然不同的海外市场需求的冲击，加上资金规模和投资地政策的限制，整体状况并不理想。再次，在国内经济衰退和美国金融业全球扩张的压力下，日本推行与国际接轨的银行改革，地方的小规模金融体系遭遇重大打击，加剧中小企业的至今困难。又次，国内的新保守主义改革和海外异文化打击中小企业的传统伦理，市场话语日益占据统治地位，中小企业作为社会分配单元的认同正在减退，而作为市场"被淘汰者"的认同却在加强；最后，当今的技术革新相比于制造业时期，更依赖于理论科学和资金硬实力，因此大企业的实验室相比于中小企业的技工有更大的优势，但由于中小企业技术能力相比以往的疲软，大企业科技创新的具象化前景仍是未知数。当然，如果参考中小企业厅或者贸易振兴机构（JETRO）的出版物，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成功适应海外市场并能反哺国内的例子（例如JETRO就曾对315大地震受灾地企业的相关活动进行调查并树立了若干典型--『ジェトロセンサー』2012年4月号），但整体并未见明显好转。

关于创新和国际化的附加思考

日本的中小企业--即使被誉为传统制造业的基石--在上一个全球技术革命经济转型的时代无疑是非常失败的，没有凸显自己的优势反而暴露了自己的劣势。当然，我们不能说中小企业今天的整体低迷是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的结果，但是这个现象至少向我们证明了，一个人口大国的"生产--分配"单元要单纯依靠市场的逻辑去挑战全球化和"创新"，实在是一种危机重重的想象。从中小企业发展的折线看，1970-1980年代是日本制造业繁荣、技术创新活跃、市场规律和经济民主结合最为紧密的时期，但是这是建立在1960年代政府大力对中小企业进行技术提升的基础上，也受益于日本国内需求和国际经贸大环境中的优势。而在1990年代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下，则反映了当国家政策和社会伦理支持并不那么给力的时候，中小企业--即使是拥有明显的技术优势--也并不能适应这个残暴的资本主义全球市场。作为一种收益分配的机制，中小企业所依赖的社会基础和承担的社会责任，以及因此而形成的企业经验和文化，往往是在国际市场中弄潮时的障碍；但反过来说，如果抛弃原有的企业传统--例如，着眼海外市场需求，认可不稳定的雇佣关系，引进更彻底的现代管理方式提高经营成本，等等--又会削弱中小企业作为分配单元的作用。

以中小企业为基础的日本制造业的辉煌为人口众多、地域差异明显的后发国家提供了一种思考方式，即实现市场条件下的社会分配与社会再分配结合，市场与非市场伦理结合的可能性。虽然并不是说一定要学习这种模式，但对于尚处于传统工业化阶段、国内需求远未饱和的我国而言仍然具有参照意义。与此同时，当我们以创新为指向鼓励企业国际接轨时--当然前提是，笔者也认为抢占当前技术革命的新高地无比重要--是否也可以参考日本之前事，思考着两方面的问题：其一，在现代与金融资本紧密结合的"创新"中，其中哪些内容能够实实在在有利于国计民生，哪些内容反而可能拉开社会的收益差距；其二，是否以市场伦理作为衡量企业或产业价值的唯一标准，是否有必要通过国家力量建立保证"创新"或"国际化"的收益能实在转化为社会福祉而不是相反。愚以为，要思考这些问题，首先需要突破对"新"事物的盲目膜拜而对具体行业做具体分析，务求能够切合国情，而不是像拜神般膜拜"创新"。一方面，从当今舆论普遍认可的"新"产业看，笔者窃以为更多属于后工业时代范畴，如信息技术的再升级、生物、环境、航空等等，这些行业的落脚点，多是在传统工业基础厚实的基础上制造更大的便利和需求，或者是为了增强传统工业的效率并赋予其可持续性，换言之，离开传统工业基础谈新产业如同三伏天摇着蒲扇用光纤上网般毫无吸引力。因之，如果在中小企业中形成了"不谈创新出门都不好意思给人打招呼"，用"新"与否来区分行业和企业的三六九等的舆论、政策、投资氛围，就难免不会陷入脱离自身需求的境地，更有可能使"创新"成为投机者的目标。另一方面，从世界范围内看，由于各发达国家传统工业的空心化--当然现在显示有回流趋势但暂时还只是趋势--"创新产业"被视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早已为跨国金融资本密切关注，加上当今创新所需要的理论科学含量，这就提高了创新成功的门槛。

实际上，今天我们强调"不创新、不适应产业革命的趋势就会被市场淘汰"的话语，确实非常重要没错，然而同时也需要注意到，让"自由"的千军万马挤上"创新"的独木桥结果又如何呢？即使如在传统工业领域以创新能力著称的日本，也不是家家企业都能有所成就，更多地是以点带面，中小企业的创新成果通过与大企业的连带关系注入日本整个工业企业体系中提升整个国家的工业水平，其收益再顺着这个网络进行分配（当然，这里这么说，是特别针对二元经济结构中大企业--中小企业相辅相成的结构，并不是说大企业不进行创新行为。整体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大企业必然是高于中小企业，这是无须论述的天然事实，中小企业更多的突出表现在细部的"精益求精"，更多是基于自身的手艺、经验的积累以及对局部市场和社区需要的敏感）。与日本相比，中国在传统工业领域尚需极大的升级--或者说尚有极大的升级空间--这些升级内容中有一部分需要通过当今的新科技革命带动来实现，但是另有一些内容同样需要通过传统路子--如熟练技工的技术积累--来实现，厚此薄彼，在意识上将"与国际接轨"高端洋气的科技路子凌驾于草根之上，忽略两者间相辅相成的关系显然不智。当今我国制造业熟练技术工人的严重不足、技术岗人员热衷于管理岗的现象有赖于国策和市场杠杆来帮助修正。再进一步说，我们今天也看到，在科技革命的时代，知识和金融资本的结合，其垄断景象何曾弱于上世纪初。日本在1960年代看到的中小企业相对于大企业客观存在的"现代化的迟滞"，今天也广泛存在于我国的大企业与中小企业、食利产业与制造业、"新"产业与旧产业之间，非"市场"与"竞争"所能弥补平衡。这个时候能够做的，似乎应该是最大限度增强不同经济体相互之间的连带性、发挥各自的客观优势而不是人为扩大鸿沟。回顾1960年代以来的日本，大企业的资本和科技力量也曾经和草根的技术磨砺相得益彰，而平成以降的结构性改革却使二者渐行渐远，表面上的确让部分的"点"如甩掉包袱般愉快狂飙，但从国家整体来看，则反不如初了。

[i] 1970年代，在日本的经济成长大背景下，中小企业（从业者）与大企业之间的差距缩小，则关注提高附加值问题、开辟新视野领域问题、立地问题和公害问题。1980年代前半，亚洲经济竞争的加剧与日本经济结构转换的问题。80年代后半和90年代前半日圆高企，海外扩张问题和发展第三产业的问题。90年代后半以来则要针对国际经济大环境不振下的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和地方市街凋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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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妮妮：日本中小企业问题：技术革命--全球化对经济民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