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之光：巴以冲突的历史语境与寻找中东政策的新话语

人文与社会 — 2013-08-16T21:04:45+16:00

学科: 政治
来源: (经略29期)
关键词: 殷之光，巴勒斯坦，叙利亚，泛阿拉伯主义，犹太主义，阿拉伯世界，中东政治，干涉主义
摘要: 干涉主义在阿拉伯世界的表现，不仅仅在于直接的武力存在，更在于以金融和宗教甚至是文化力量介入的干涉方式。这种干涉主义，不能以简单的西方/东方，或者是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文明冲突的二元对立方式区分双方。泛伊斯兰主义本身，便是在穆斯林世界内部所产生的干涉主义形式。另外，资本市场标准的单一化也是这种干涉主义在新时期的表现。

5月5日，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下，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对北京进行了3天的访问。同时，5月6日，收到新任总理李克强的邀请，新近连任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到达上海，进行为期5天的访问。在会晤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时，习近平提出"四点主张"，并重新强调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地区的核心问题。国内外媒体与评论家们几乎一致认为，此举意味着中国将会以更为积极的态度参与到中东事务中去。那么，究竟如何将这"四点主张"变成符合中国利益与外交精神的战略主张？而非简单地卷入到矛盾纠结的巴以冲突问题中去，避免走美国中东政策的老路，则需要展开一个更为系统的对于新中国以来第三世界外交战略以及对于巴以问题的梳理。

虽然，在今天动荡的中东局势面前，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巴以冲突似乎都已经是一个不再那么引人注目的老问题了。相比这个持续了几代人的痛苦而言，我们似乎更容易为发生在当下的事件所吸引。并且，阿拉伯半岛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便不断被冲突与矛盾所笼罩。从表面上看，巴勒斯坦问题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历史纠结，其核心矛盾似乎建立在犹太复国主义与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之间，就领土，特别是圣城耶路撒冷归属问题上产生的不可调和的冲突。随之而产生的巴勒斯坦建国、以色列定居点、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以及持续不断的双方武装斗争，也都成为巴以冲突问题下诸多纠结不清的情况。巴勒斯坦问题还是一个情感错综的问题。从19世纪末开始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从其开端，便以充满感情色彩的文学作品及宣言，号召流散各地的犹太人回归故土，重新开始本民族的生活方式。而随着二战之后大量的犹太移民涌入，以色列建国，原本居留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穆斯林也开始面临着同样的流离失所的命运。此外，持续不断的战争与冲突给双方都制造了大批的平民受害者。巴勒斯坦这一被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共同称为家园的地方，在战争阴云笼罩下毫无宁日地度过了半个多世纪。巴勒斯坦问题更是一个现实政治的权利纠葛。以色列与美国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巴勒斯坦在地区政治中所占据的关键位置使其成为处理石油经济，教派冲突，叙利亚内战等重要事件的博弈场。

风云起伏的阿拉伯世界，似乎是整个现代世界一成不变的"他者"--不仅仅是如萨义德所说的西方的他者，甚至也是我们东方、我们现代中国的他者。我们为何去理解阿拉伯世界，以何种眼光审视这一世界，也便照映出我们反观自我的路径。而对于错综复杂的阿拉伯世界自身来说，巴以冲突无疑也是一面镜子，照映出了19世纪末期以来，笼罩在阿拉伯世界内部那种宗族与宗族、殖民地与殖民主、资本与人民、世俗与伊斯兰教、民族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现实政治与理想主义之间的纠结关系。

我们从来不缺少对于巴以问题的叙述。从外交史角度来阐述巴以问题的文本浩如烟海。近些年来，又有西方史家，意图通过殖民史的角度进入并阐发一战以来形成的阿以冲突问题，特别是为何以色列会最终落脚巴勒斯坦这一历史问题。二战之后，由于纳粹德国针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政策，西方世界普遍兴起了一种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近乎毫无保留的同情。在遍布欧美的犹太知识分子影响下，对于犹太人命运、大屠杀等问题的思考，在雷蒙·阿隆、汉娜·阿伦特、甚至是齐格玛·鲍曼的讨论下，与欧洲政治现代话语中的极权政治讨论及现代性问题相结合，更获得了理论的深度与普遍性的基础。当然，当反殖民的讨论浮现在西方学界视野中后，理论生产也渐渐开始倾向于那个曾经被西方话语压抑的"东方"（或者更准确的说，是那些曾经被殖民霸权所蔓延的东方--即阿拉伯世界与印度）。由此而产生的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角度开展的叙事则更是不胜枚举。萨义德对于巴勒斯坦问题的一系列讨论便是其中最富感情的一种。然而，正如他在《最后的天空之后》中隐晦地说道："我在远方写作，我并没有经历创伤。"许多参与到巴勒斯坦问题讨论的人--无论他们选择站在巴勒斯坦阿拉伯难民一边，还是同在战争与袭击阴云之下的普通以色列人一边--似乎都并未真正处在这一动荡不宁的现场。巴勒斯坦问题也远远超出了武装对抗、领土冲突、难民问题的法理边界，进而成为了一种关于压迫与反压迫，流亡与回归，身份与认同，和平与战争等普遍主题的哲学讨论，甚至是意识形态冲突。针对这些问题的表态，往往直涉人的道德与政治立场。笔者并无意介入这一充满争议且富有感情的讨论。而更希望能够站在今天的中东局势背景下，为巴勒斯坦问题在当下世界政治格局中的位置，提供一种有限的讨论。而这一讨论的语境，则是新近发生的阿拉伯世界动荡。这一讨论的目的，则希望提供一种现实主义的角度，为中国可能的中东战略提供一种分析。更重要的是，讨论是否可以透过对于巴以问题的介入，进而提出一种系统的、符合中国利益的、且非霸权的中东政策话语。

历史：在欧洲"中止"之处的巴勒斯坦问题

当罗马帝国焚毁了耶路撒冷重建起来的那座犹太人圣殿之后，巴勒斯坦这个名字又被当作一种消除犹太人历史记忆的方式，重新被加在了这块被犹太人视作神赐福地的土地上。正像2000多年之后，犹太人命名这里为"以色列"一样，围绕在这里的一个主题似乎是对于身份、认同以及记忆无休止的争夺。对于欧洲历史叙事来说，这里--特别是耶路撒冷--曾经一度占领着欧洲基督教世界想象的中心。那副著名的挂在英国赫利福德大教堂墙上制作于13世纪晚期的《世界全图》（Mappa Mundi）是一个让我们观察中世纪欧洲世界的窗口。透过这一窗口，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圆形的世界被置于上帝的观察与庇护之下，最后的审判超然于世界历史之外。而在这个可见的人世中心，则是耶稣布道的地方--耶路撒冷。越接近耶路撒冷这一中心的世界则越接近人们所熟悉的人性的世界，而越远的地方则被奇禽怪兽越多占据。耶路撒冷又是欧洲的边缘。这里充满着那些令欧洲恐慌的外人与异教徒们。

1095年11月27日，教皇乌尔巴诺二世响应拜占庭帝国亚历克休斯·科姆尼拉斯的请求，发表了那个著名的演讲，号召欧洲诸国组成一支志愿部队，前往耶路撒冷去营救在"异教徒"铁蹄下的基督徒们。"这是上帝的旨意！"他说道。可是，当十字军4年之后到达耶路撒冷时，这里的穆斯林、犹太人、甚至是基督徒们却遭到了残酷的屠杀。在这之后，一个拉丁化的王国在耶路撒冷建立起来。它控制着巴勒斯坦沿海地区，控制着海港以及王国内地一切的出口贸易。80多年之后，阿尤卜王朝的库尔德人萨拉丁从圣殿骑士手中重新夺回了加沙，夺回了耶路撒冷。然而，这段所有欧洲的基督徒与阿拉伯的穆斯林都颇为熟悉的历史既不是巴勒斯坦纷繁纠结命运的开始，也远非它的结束。这里经历了埃及人、波斯人、罗马人、阿拉伯人、突厥人、蒙古人的占领。战乱与贸易交通造就了这片土地上复杂的民族成份。直到19世纪，这一处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边陲，隶属于大马士革省与贝鲁特省的被称为巴勒斯坦的土地，依旧混居着穆斯林、基督徒，以及犹太教徒们。1887年之后，由于耶路撒冷特殊的宗教地位，它成为了一个独立的行政单位，直属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每年，耶路撒冷都会接纳许多来自欧洲的基督徒朝圣者们。他们相信，耶稣在这里受难、埋葬、复活、升天。当然，还有为数更多的穆斯林朝圣者。耶路撒冷对于他们来说，是第三大圣地。穆斯林们相信，按照一些圣训的说法，这里便是先知穆罕穆德夜行登霄的地方。自11世纪以来，在穆斯林心中，耶路撒冷应当被称为al-Quds（圣城）。而对于犹太人，这里更是独一无二的圣地。耶路撒冷几乎是所有犹太人的精神家园。自公元前10世纪，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成了圣殿。圣殿数次被焚毁的命运似乎也成为了犹太人历史的象征，而那面仅存的西围墙，也成为现在犹太人们对于自我身份认同与历史记忆的全部想象。

从社会结构方面，这块处于帝国边陲的土地仍旧延续了其阿拉伯属性。绝大多数居民为阿拉伯人，绝大多数人口为穆斯林。此外，穆斯林人口大部分居住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穆斯林为游牧的贝都因人。城市人口则大多为基督徒和犹太人。他们占有着商业、政治、以及金融资源。作为一个大帝国的边陲行省，在这一帝国的世界图景下，民族似乎仍旧还是一个较为含混不清的身份。我们很难用今天所熟悉的统称"阿拉伯人"去描述那些居住在这里的穆斯林们。虽然他们主要讲阿拉伯语，但是在他们中间，似乎只有那些贝都因人才能在今天的意义上被称为"纯粹"的阿拉伯人。其余的则可能是古迦南人、腓尼基人、或是古希伯来人的后裔。与这一含混不清的民族身份相比，教派与部族的认同则更为强烈。他们中间有逊尼派穆斯林、什叶派穆斯林，还有德鲁兹派与欧洲裔的基督徒，当然还有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甚至他们其中不少也来自欧洲各地。在巴勒斯坦社会内部，其基层的管理仍旧遵循部族制度。阿拉伯人的酋长（Sheikh）控制着农村社会最基本的权利，也是奥斯曼帝国政策的直接执行人。奥斯曼帝国也认同这种权力结构，通过由政府行政长官向酋长授袍的仪式，在形式上确认这种酋长与帝国中央政府的臣属关系。而酋长的权利来源，仍旧来自与他与部族成员之间家长式的关系。因此，部族仍旧是这一地区的基本组织结构，也是这一地区政治方式的基础。部族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单单以和平的政治、经济竞争方式出现，往往也会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出现。而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才会武力介入。事实上，对于中央政府来说，这种不同部族之间的纠纷与对抗形势实际上有利于中央政府对这一边陲行省的管辖。帝国中央政府在该地区的核心利益来自于税收（包括对往来耶路撒冷朝圣者们的课税）和贸易。在这一地区，犹太人、德鲁兹派以及基督徒为少数民族，真正能够对帝国统治形成威胁的，便是占据总人口80%左右的讲阿拉伯语的逊尼派穆斯林。为了避免他们形成统一的分离势力，维持帝国政府对于巴勒斯坦地区的松散管辖，维持该地区穆斯林内部的冲突局面实际上是帝国最为经济的统治方式。而到了20世纪初期，对于与奥斯曼帝国有对抗关系的英帝国来说，最为直接的方式便是希望能从内部将这一陈旧的、多语言多民族的帝国瓦解开来。巴勒斯坦，连同帝国边陲的其它阿拉伯人区域则变成了英帝国希望统一的对象。

然而，无论从文化、宗教还是情感上，游牧且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总不是欧洲理想的伙伴。即便在劳伦斯（T. E. Lawrence，即是那个被称作"阿拉伯的劳伦斯"的英国军官）看来，那些能讲一口流利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的犹太人要远比那群阿拉伯人入眼多了。他明确表示，"他们发展出了一整套标准与生活方式，使得他们能够适应在这一地区的生活。同时，这套方式要远比阿拉伯的习俗好的多。"在欧洲看来，阿拉伯属于那个神秘遥远甚至是落后的东方。无论如何，他们只能是欧洲的他者。而相比之下，犹太及其传统，则已经深入欧洲内部，几乎成为了基督教欧洲传统原罪的一部分。

毫无疑问，当代的巴以冲突问题起源于西方的殖民史。但是，这一问题并不止于此。真正的以色列建国与大规模犹太人移民，则是更为深刻的霸权政治与贯穿欧洲历史的反犹主义的综合结果。现代的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开始于19世纪晚期的欧洲。1881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一群革命者暗杀。随之在俄国掀起了大规模的反犹浪潮。1882年，亚历山大三世推出了所谓"五月法律"，大批犹太人因此逃亡。反犹在19世纪的欧洲绝不是新鲜事。很快在这之后，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出现。而在犹太人中间，面对这种遍布欧洲的排犹反犹浪潮，一些激进的犹太知识分子开始结成团体。在俄国，一个叫做"锡安热爱者"（Hovevei Zion）的运动吸引了大批犹太人。最早的犹太复国主义团体"比鲁团"（Bilu Group）的成员便来自这一运动内部。

"比鲁"取自于《旧约·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五节。在中文和合本里，这句话被译为："雅各家啊，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而在《希伯来圣经》中，这句话可以被译为"来吧，雅各的后裔们，让我们去神的光芒下生活！"（Descendants of Ya'akov, come! Let's live in the light of ADONAI!）这句话被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当作建国的精神宣言。"比鲁"则为这句话的希伯来文缩写音译。1882年，第一批比鲁团成员来到了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巴勒斯坦。他们全部是来自于俄国哈尔科夫的大学生。这批理想主义者在1882年发表的比鲁团宣言中，动情地召唤所有在"流亡中的兄弟姐妹"，遵循希律王的教导"吾若不自救，岂有人能救我"？他们将2000年的犹太历史叙述成为一个抗争、流亡、回归的史诗。将19世纪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pogrom）视作唤醒沉睡犹太人的火花。宣言中让犹太人重拾骄傲，忘记虚妄，以神的教导为律法纲领，凝聚成一个统一的民族，进而重建一个犹太民族的国家。在这一宣言中，犹太复国主义者们第一次正式提出回归耶路撒冷。这批犹太理想主义者们将《旧约》中的叙述作为整个犹太历史，特别是犹太建国历史的一部分。其合法性是神对犹太人国家的许诺。在实践上，他们向奥斯曼帝国的苏丹请求在其境内的内政、管理等政治权利的自治。而仅在外交上遵从奥斯曼帝国权威。虽然这一模式实际上与奥斯曼帝国一直以来对于巴勒斯坦地区的管理并不冲突。但是，奥斯曼帝国政府并未在法律上真正认可这群早期犹太复国者们的行动。

宣言中，这群理想主义者表示，他们相信西方国家的发展已到尽头，而西方人的希望则渐渐在东方升起。这批逃出西方国家的犹太人们则自诩为这一历史进程的先觉者。有趣的是，尽管诞生在反犹浪潮甚至是种族屠杀的背景之下，这一政治叙事并未宣布西方文明的终结。相反，却将犹太复国运动视作是西方在东方的新希望。而犹太人，则是这一新希望的先驱。这一叙述在后来的另一篇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重要文件中也得到呼应。1896年奥匈帝国犹太裔记者希尔多·赫兹（Theodor Herzl）在德雷福斯事件之后以德文写出了《犹太国家》（Der Judenstaat）。在文中他认为，反犹思潮在某种程度上是长久以来欧洲内部宗教与经济歧视（甚至是嫉妒）心态的反应。犹太人在他们欧洲各自的"祖国"里尽心尽力，为社会文明与经济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作为"爱国者"却不为社会所接受。萦绕欧洲的所谓"犹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社会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出路，则是将其变成一个世界性的政治问题，并交给"文明国家"的全球议会来解决。

在19世纪背景下，"文明国家"这一提法非常有趣。19世纪欧洲拿破仑战争之后形成的以现代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体系认为，"文明国家"是和平的前提。这种体系的基础是一种有限的武力均势与权利平衡。这种平衡仅可能通过在"文明国家"之间建立一种近乎骑士之道的行为准则达成。国际法的约束力在很大程度上便是道义与武力均势的结果。武力均势是一个非常容易被当代现实主义者理解的原则。而"道义"的准则则需要被放在19世纪欧洲殖民扩张的背景下去理解。虽然，现代国际法的理论话语是建立在对于欧洲古典自然法的批判基础上的。但是，我们仍不能轻易的将其视作一种在实证主义原则上与自然法的道德论述的绝对对立。虽然在实证主义原则看来，自然法对于道德的讨论过于抽象。因此，不能够将道德作为判断法律适用范畴的标准。但是，这并不是说现代欧洲国际法系统具有天然的普世性。事实上，随着殖民扩张，如何界定这一骑士精神适用的范畴便是形成格劳秀斯国际法体系的根本问题之一。文明与非文明的区别，则是这一范畴的标准。对于欧洲殖民者来说，这套用以规范欧洲内部战争与贸易的法则并不适用于那些欧洲之外的所谓"非文明"国家。这种文明与非文明的法律论述同时也与欧洲中世纪以来基督教内部形成的开化/野蛮的二元对立相结合。只有"文明国家"之间才有平等协商的基础。而"非文明"国家，则是被现代欧洲国际法条约体系排除在外的他者。现代国际法原则及法律精神的普遍化，在这个意义上便是随着欧洲殖民扩张而出现的非欧洲国家的"文明化"。而这一过程，则是随着殖民、基督教传教、战争、甚至是屠杀而达成的。

重新回到犹太复国主义的问题上来看，可以发现，无论是欧洲近代史上的反犹运动，还是19世纪末欧洲犹太人复国运动，都并未自外于这一"文明国家"的范畴。因此，所谓"犹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西方（或者更确切的说是欧洲）的内部问题。1917年11月2日发表的支持犹太人建国的《贝尔福宣言》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例子。排除《贝尔福宣言》在欧洲政治格局中的策略性价值，在理论上去理解这一宣言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所谓《贝尔福宣言》并不能被视作是一个法律文本。它仅仅是1917年英国外务大臣亚瑟·贝尔福在劳何·乔治首相的授意下回复英国犹太商人沃尔特·罗斯柴尔德勋爵的一封公开信。信的内容非常简单，即英皇政府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之家"（national home）。前提条件是，不得伤害在巴勒斯坦的非犹太民族的公民与宗教权利。宣言中用了概念非常含混的"民族之家"来替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或者是国家（state）这类概念。虽然奥斯曼帝国在19世纪中期已被欧洲国际法体系接纳为"国家大家庭"（family of nations）的一员，然而宣言发表时，英国政府正在试图调动阿拉伯半岛上的阿拉伯人团结抵抗奥斯曼帝国。亨利·麦克马洪向阿拉伯人保证，倘若加入协约国对抗同盟国的奥斯曼帝国，那么在战争结束之后，阿拉伯人便可以实现独立建国。但正如文中先前所提及的劳伦斯所言，相比犹太人，阿拉伯人则完全是一群非文明的奇异他者。事实上，犹太复国运动的提倡者们也尽力希望将巴勒斯坦塑造成"没有人民的土地"。而对无主之地或者是"非文明"民族所占据的土地按照格劳秀斯的国际法原则，则是可以被占领与支配的。因此才会出现所谓"一国正式对第二国许愿第三国的土地"这种情况。对于熟悉中国历史的读者来说，巴黎和会上协约国秘密将山东半岛转让给日本则是这种情况的另一种体现。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的巴以问题冲突，仍旧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国际法体系中那臭名昭著的例外原则上。

"巴勒斯坦问题"的失语与"犹太问题"的国际化

作为现代国际秩序构成主要环节的英国，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中东政策直接影响到了今天阿拉伯地区的政治结构。而同样，作为一个欧洲内部问题存在的"犹太问题"也同样通过殖民扩张与作为欧洲"他者"的阿拉伯穆斯林世界形成了对抗，并最终成为了一个具有"普遍"影响的世界问题。同时，伴随这个过程，一个独立的包含着阿拉伯民族主义兴起的"巴勒斯坦问题"也逐渐成形。理解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则必须将这两个问题作为知识史的问题，放在一个更为广大的殖民史现场中去理解。

从表面上看来，巴以冲突显示为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因为领土、宗教等问题的对抗，最终发展成为双方极端主义者的武力恐怖对抗。但是不可忽视，犹太、穆斯林与基督徒在长达4个世纪的奥斯曼帝国时期却一直在巴勒斯坦地区处于杂处的状态。伴随着犹太复国主义出现的，是帝国的瓦解与现代民族意识的出现。在犹太复国主义出现后的相当一段时间，欧洲的犹太人向巴勒斯坦地区的移民是以购买的形式取得在该地区的土地拥有权的。但随着犹太移民的增多，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纳粹德国针对犹太人的种族清洗政策，越来越多的犹太移民涌入巴勒斯坦地区。从当地原始居民手中获得土地的方式便渐渐变得更为激进。在乔治·科克的《战时中东》一书中，他引用一些犹太人的回忆表明，在这段时期，贿赂英国与阿拉伯地方长官、法律诉讼、甚至是武力夺取都成为可能被采取的方式。这一方式进一步助长了占有社会资源的犹太人数量的增长，以及相应的无地阿拉伯人的增长。这部分人也为后来的极端主义埋下基础。由于这种以资本扩张为主线的土地资源重新分配也牵涉到了新犹太移民与原有大地主（很多情况下是信仰伊斯兰的阿拉伯人）之间形成了共谋或竞争关系。在原有阿拉伯社会内部的部族冲突情况下，这一情况又使得阿拉伯社会内部以经济资源为基础的社会分化取得了新的政治性意义。20世纪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发展，在经济上多依靠犹太国民基金的支持。这同样与这时期迅速膨胀的金融资本主义相结合。到20世纪40年代，一些受到西方现代教育与金融训练的阿拉伯人也开始意识到这种在金融资本支持下的土地扩张的危害性，因而也采用组织"阿拉伯民族基金"的形式，试图协助阿拉伯农民与新兴"中产阶级"与这种急剧扩张的金融资本对抗，保护土地资源。

当然，20世纪初期开始逐渐形成的犹太复国主义与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居民之间的冲突并不仅仅是一种对于土地资源争夺的冲突。本质上作为欧洲内部问题的"犹太问题"得以扩大到阿拉伯半岛，并进而形成一种犹太/穆斯林，甚至是西方/东方的意识形态对抗本身便很值得反思。在英国殖民势力扩张背景下产生的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在奥斯曼帝国分裂消亡之后也开始转向更具民族国家特色的独立建国与反殖民运动。在一战背景下，作为一种对抗奥斯曼帝国的方式，阿拉伯民族主义被充分调动起来。在这一过程中，最为著名的便是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在1915年10月24日回复麦加圣城守护者（Sharif of Mecca）侯赛因·伊本·阿里的一封信。在信中，麦克马洪表示，除了在原奥斯曼帝国境内"梅尔辛区、亚历山大勒塔区、大马士革区、霍姆斯区、哈马区、阿勒颇区以西的叙利亚部分之外"，生活在其余地区的阿拉伯人，在不侵害到英国与法国利益的情况下，应允与独立建国。这便是著名的麦克马洪承诺。1916年6月，侯赛因建立汉志王国（Kingdom of Hejaz）。然而，在这一承诺中，麦克马洪所指出的不属于纯粹阿拉伯人的区域并不明确。在阿拉伯人看来，传统的"大马士革区"所指即是以大马士革为首府的"叙利亚省"，而叙利亚省则包含了巴勒斯坦地区。

在绝大多数对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叙述中，领土的争端被视为核心的问题。同时，这一问题又被更多归咎为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在民族主义兴起后所产生的争端。即便是在阿拉伯知识分子眼里，阿拉伯民族主义也被看作是被"发明的"，是一个殖民主义的结果。这一话语可追溯到乔治·安东尼斯（George Antonius）完成于1938年的《阿拉伯的觉醒》（The Arab Awakening）一书。这本书一般被看作为英语世界中第一本有关于阿拉伯民族主义兴起的历史著作。乔治·安东尼斯出生于黎巴嫩境内一个希腊正教家庭。成长于埃及，随后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受本科教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安东尼斯都在英国委任下的巴勒斯坦地区从政。同时还兼任英国外交使团翻译工作。在众多对其的赞誉中，他的"正宗优美的英语"被反复提及。他在政务退休之后写作的《阿拉伯的觉醒》一书，在英语学界被认为是第一部能够同时展现"阿拉伯人角度"对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看法的作品。事实上，安东尼斯得以开始写作这本书，更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人在一战之后逐渐兴起的对于中东事务的兴趣。同时，他们也迫切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既能避免像英帝国政府那样，过多易殖民帝国的政策形式介入，也能防止触及到当时在西方媒体中以颇有形象力的"犹太问题"。在美国商人的建议下，退休后的安东尼斯开始关注"近东事务"（Near East ）。他应邀加入了美国商人查尔斯·克莱（Charles Crane）出资建成的当代世界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for Current World Affairs）。克莱也迫切希望能够推荐安东尼斯进入到美国学界。在给当时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一封信中，克莱盛赞安东尼斯。称其出身于一个"传统的希腊家庭"，从"牛津和索邦取得博士学位"，讲着一口"最正统的牛津腔英语"。并且，"既非犹太人，也不是阿拉伯人"，因此一定能够"不受那些种族问题干扰，提供最为客观的观察"。

这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自然不符合实际情况。当时的安东尼斯只有一个剑桥大学医药科学本科学位。甚至，他在犹太复国主义中的名声也是纯粹的积极的"阿拉伯人的宣传家"。安东尼斯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能够切实参与到巴勒斯坦，以及更大的阿拉伯国家民族独立的问题现场。在接受了美国当代世界事务研究所的席位之后，他也表示，自己希望"为自己的地区"做一个彻底的调查。他认为自己的作品绝不仅是"宣传"。但同时，他通过自己的写作与讲演，不断地向英语国家的听众们强调："阿拉伯......也是一个文明的人群。"而自己则希望在"两个文明"之间建立起一个"桥梁"。

不难看出，在传统的欧洲与美国知识系统中，"阿拉伯"是被作为一种殖民知识展开的。"巴勒斯坦问题"仅仅是在帝国外交中所产生的技术性问题，其知识属性是建立在对于作为他者的"阿拉伯文明"的认识需求上的。安东尼斯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将这一问题第一次放在了现代西方知识结构中，也第一次将阿拉伯资源/阿拉伯视角的问题摆在了传统的欧洲观察者们面前。安东尼斯将自己视作是"阿拉伯"在英语殖民知识体系中的代表。然而，这一代表的前提是他必须被作为"文明"者的欧洲知识体系所接纳。安东尼斯得以言说的基础，当其作为巴勒斯坦地区政务官员时，是得益于他与英国殖民体系在制度上的密切关联。而在其退休之后，则是由于其与新崛起的美国的世界秩序观念相呼应。正如劳伦斯的论述一样，安东尼斯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也集中在将阿拉伯塑造成一个"同样具有文明的人群"。而阿拉伯的抗争，则意味着在这一过程中，阿拉伯（作为一个文明群体）的"觉醒"。同样，在殖民史的背景下，我们也能看到《万国公法》的译者丁韪良也热切的希望在英语世界展开一个"中国觉醒"的叙述。而此叙述，同样也围绕着"发现文明"这样一个中心主题。

必须看到，安东尼斯的"阿拉伯视角"多局限在诸如作为部族领袖的守护者侯赛因和伊本·沙特的身上。以及他们与奥斯曼帝国及后来的英殖民帝国之间的冲突与互动，希望向英国强调，这一对抗标志着阿拉伯作为一个民族身份的觉醒。但是，"阿拉伯人"作为一个部落混杂的集合，其复杂性与内部的宗教性、政治性差异却并未被充分展开。而这些复杂性及差异性则真正孕含着所谓"阿拉伯资源"。不但作为社会构成基础的群众未能获得注意，甚至连这一社会的结构本身也被大大地简化。作为"受害者"的"阿拉伯人"的觉醒，开始于反抗，似乎也终结于反抗。这便使得"阿拉伯问题"被诗意化为一种对弱者权利的发现与同情。虽然"犹太问题"同样在欧洲内部也起始于这种对于弱者权利发现的初衷。但作为一个欧洲思想内部的问题，它迅速获得了理论的广度，特别是在纳粹大屠杀之后，更变成了一种欧洲思想内部对于现代性思想批判的根源。但是，作为西方"他者"的"阿拉伯问题"甚至到了萨义德写作的时候也继续停留在西方的外部。"犹太问题"是一个欧洲的内部问题。对于反犹思想的批判则与对欧洲近代历史中的集权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等的批判相联系。在这个意义上，犹太知识分子的理论讨论则构成了现代西方知识话语内部的自我批判力量。而阿拉伯与伊斯兰则永远是这种话语外部可被替代的他者想象。事实上，萨义德、甚至不少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学者，根植于"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特性，在某种意义上便是非西方资源"他者化"的一种表现。而相反，犹太知识分子所提供的对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讨论与解决方案，均能被梳理到西方正统知识系统中。例如著名的汉娜·阿伦特针对巴以问题提出的"联邦制"解决方案，则充分根植于她对于西方传统中城邦制度的政治理想。并服务于她一直以来，在欧洲政治传统中对于理想政治体系的讨论与追求。在西方正统的政治哲学体系中，这一提议可以被接纳为符合知识逻辑的方案。而阿拉伯人对于巴勒斯坦问题的意见（当然，如果我们能称其为系统性的意见的话），则通常被理解为一种阿拉伯或穆斯林的"拒绝主义"（Rejectism）。这何尝不是一种悲哀，更是一种警醒呢。

"阿拉伯觉醒"的叙述意图在阿拉伯内部创造一种普遍性。这种普遍性的基础是一个对于统一的"阿拉伯民族"的认同。泛阿拉伯主义（pan-Arabism）在收到西方教育影响下产生的一代阿拉伯知识分子中形成的政治意识形态。其中19世纪中后期的基督教传教士影响也扮演了重要的"启蒙"角色。同时，在伊斯兰思想内部所产生的现代主义倾向也促使一批知识分子，开始从二元对立的角度，思考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差异性。两种文明间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在这种殖民扩张的语境下形成，并进一步促成了部分阿拉伯知识分子们对自我精神资源的批判。其批判模式，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在欧洲思想内部形成的文明标准的普遍化。这种反思同样也对伊斯兰思想内部传统的针对基督教的优越感提出了挑战。当然，这类反思与思想冲突多出现在埃及、大叙利亚地区以及奥斯曼帝国内部。而真正属于贝都因人的那部分"阿拉伯人"并未被囊括到这一轨迹中。1911年，一群在巴黎受教育的阿拉伯知识分子组成了第一个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小组"青年阿拉伯小组"（al-Fatat）。其中不少成员均来自于索邦大学。在帝国知识中心，一群由帝国边缘知识分子组成的意图在政治上对抗帝国影响的行动在20世纪以来的历史中并不少见。同样，这批知识分子也更具有世俗化特点。其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政治诉求也更倾向于符合现代西方标准的建国、独立、统一、去殖民等主权要求。

但是，泛阿拉伯主义并不能真正代表所谓"阿拉伯的觉醒"。在阿拉伯半岛内部，特别是贝都因人内部，其部族之间的认同往往更为强烈。建立在部族联盟基础上，以活动领域为范畴的族群认同（wataniyyah）往往要比来自知识阶层所要求的，泛阿拉伯（qawmiyyah）的认同要更为直接。这种族群一体化的建国方式虽然要比传统贝都因社会中建立在氏族基础上的认同困难，但与来埃及与奥斯曼帝国知识分子阶层所提出的泛阿拉伯主义的认同相比，前者无疑更具有群众基础。1932年沙特独立建国便是在这种族群认同与英法殖民体系协商的基础上出现的结果。同样，巴勒斯坦地区迫切的独立诉求，也可以被纳入到同样的认同秩序中。其差别，便在于相比阿拉伯半岛其他地区，巴勒斯坦地区人民所面临的是最直接的与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的领土争端。而这一争端，要比单纯在宗教意识形态上伊斯兰与犹太教之间的冲突更为现实和紧迫。而这是泛阿拉伯主义运动与其他阿拉伯地区族群建国运动都无法直接代表的。因此，"阿拉伯的觉醒"在其发生之初，便存在着意识形态与政治实践的分裂可能。与作为欧洲内部问题的"犹太问题"相比，自始至终都作为一个"他者"出现的"巴勒斯坦问题"在其开始，便缺乏其独立性与理论基础。而相比泛阿拉伯主义的意识形态来说，伊斯兰作为一个宗教意识形态甚至更容易在人民中形成共同体。虽然泛阿拉伯主义的思想资源之一来自于伊斯兰对于穆斯林大同"乌玛"（ummah）的想象，以及穆斯林共同体的认同。但是在近代阿拉伯世界中普遍存在的阶层分化、族群分化、部落分化等现实，加上缺少彻底的社会革命这一现状，使得泛阿拉伯主义这一政治意识形态难于取代伊斯兰这一宗教意识形态。因此，便不难理解，穆斯林宗教反抗运动得以从19世纪末期至今，一直都在"巴勒斯坦问题"中发挥作用。

"巴勒斯坦问题"是随着以色列建国而国际化的。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殖民帝国力量在中东形式上的消退是以阿拉伯国际独立建国为标志的。但这一过程，也伴随着美国作为新兴帝国势力在阿拉伯世界影响力的扩张。与欧洲殖民的差序秩序不同，美国所提出的国际秩序想象是建立在国与国之间形式的平等之上的。这一点在其20世纪早期所支持的阿拉伯问题话语中便有所表现。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美国的新帝国模式都处在这种秩序下，其帝国的差序结构以及霸权政治模式与殖民帝国的政治模式并不相同。对于中东世界来说，虽然随着1948年以色列的正式建国，反对以色列成为分布各地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共同问题。但随着几次中东战争的失败，新成立的以泛阿拉伯主义或族群民族主义为基础的阿拉伯国家也渐渐与真正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政治诉求越走越远了。并且，随着最近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变动，一批在20世纪中期泛阿拉伯主义与阿拉伯社会主义影响下建立起的世俗强人政权被推翻。"巴勒斯坦问题"甚至在阿拉伯国家中也开始变成了一个旧问题。海湾国家开始更为倾向于维持并加强他们已有的族群认同，以求防御来自政治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威胁。而北非与大叙利亚地区经历过政治变动的国家，则开始倾向于政治伊斯兰。随着阿拉伯国家联盟在2004年达成协议，拒绝在本国内接纳安置并归化巴勒斯坦难民开始，"巴勒斯坦问题"便一步步迅速蜕化成为一个纯粹的政治博弈筹码。

反对干涉主义：寻找中国的中东政策话语

新中国的中东政策是在冷战格局当中，在一个创造新的世界秩序话语意图中创造出来的一套独特话语。在冷战背景下，去殖民与民族独立仍旧是阿拉伯世界诸多国家的基本诉求。但是，正如上文分析的，这些基本诉求的共通性并不能掩盖在阿拉伯世界内部，由于旧的部族冲突、宗教差异及新的资本扩张所造成的深层分裂。从万隆会议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在冷战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中国中东政策话语直接处理的是殖民与被殖民、霸权主义与民族自决之间的冲突。而泛阿拉伯主义与更具地区性的族群认同民族主义之间的利益差别并不构成外交政策上的主要矛盾。这一基本思想，可以反映在中国对于埃及国有化苏伊士运河运动的明确支持，以及对于叙利亚、伊朗、伊拉克之间领土争端问题的中立立场上。针对巴勒斯坦问题，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对此的发言，在很大程度上为新中国的中东政策及对巴政策定下了基调。而在《亚非会议的最后公报》上，针对此问题所强调的两点内容，即"支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权利"和"实施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的各项决议"则在当时成为了阿拉伯国家及第三世界国家针对这一问题的基本态度。

然而必须认识到，这一民族独立与反殖民话语虽然在形式上赋予了阿拉伯国家一种政治认同的结构，但是在实践层面上的中东政治仍旧处于分裂状态。即便在上世纪纳赛尔为首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取得巨大胜利的时期，以沙特为主的一系列在部族民族主义精神下成立的阿拉伯国家，则试图通过泛伊斯兰主义（al-Jamiah al-Islamiyyah）的政治号召，以期能够合法化其与泛阿拉伯主义世俗化政权扩张的对抗。1962年，沙特支持下的世界穆斯林联盟（Muslim World League）便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重要对抗性机构。其与穆斯林兄弟会联合，成为了海湾穆斯林国家对抗埃及为主的泛阿拉伯主义世俗政权的重要意识形态武器。虽然以色列建国使得阿拉伯国家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同敌人，但是，从五次中东战争的局面来看，扮演重要角色的，实际上仍旧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利益冲突。除了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之外，其余所有针对以色列的中东战争，阿拉伯方均由埃及、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等在泛阿拉伯主义与阿拉伯社会主义世俗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权组成。在这个意义上，"巴勒斯坦问题"甚至在阿拉伯世界内部，都已经成为了一个他者的问题。与相对具有延续性的"犹太问题"相比，"巴勒斯坦问题"从其开始直至如今，都受到阿拉伯世界内部分裂的困扰，从属于泛阿拉伯主义、泛伊斯兰主义以及部族民族主义这一系列纵横交错的思想之下。

近年来发生的阿拉伯世界政治变动，则是分裂的阿拉伯世界中起始于19世纪末期的两种思潮矛盾的最新表现，即泛阿拉伯主义世俗化的统一目标与泛伊斯兰主义宗教意识形态的统一目标之间的根本冲突。必须指出，这一冲突完全不具有任何革命性意义。这一冲突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这中东地区进一步的碎片化。而这一倾向，则恰是对于二十世纪阿拉伯国家民族独立目标的反动。另外，这次中东动荡还显示出了一种新的矛盾走向，即在海湾国家内部，石油资本兴起之后造成的国家内部结构性分层与国家之间权力平衡的再争夺。除了沙特阿拉伯之外，特别是一些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建立起来的诸如阿联酋这样的新兴海湾食利国家，都开始意识到逐渐极端化的泛伊斯兰主义，对建立在石油资本之上的现有利益阶层的挑战。因此，也开始逐渐转向更为保守的部族民族主义认同之上。2004年阿盟得以签署协议，禁止在本国归化巴勒斯坦难民，除了为维持"巴勒斯坦问题"的目的之外，也包含了海湾国家希望保护本国族共同体及利益分配结构的目的。在这种部族民族主义影响下形成的收缩政策之外，卡塔尔所持的激进扩张其在阿拉伯世界内部影响力的政策更进一步促进了中东地区的碎片化进程。目前为止，在原有世俗国家内部，硕果仅存的便是叙利亚的阿萨德政府。而反对派与阿萨德政府之间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也能被放在泛伊斯兰主义对抗泛阿拉伯主义的线索中理解。由于看到了瓦哈比主义对于现有统治阶层的影响，针对泛伊斯兰主义，沙特逐渐转向更为实用主义的态度。而新崛起的卡塔尔，则热切希望通过其石油资本取代沙特，成为这一泛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国际领袖。这种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甚至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内部都有反映。法塔赫与哈马斯之间的矛盾，便是其政治表现。

比较英国、美国与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中东政策，我们应当可以发现，干涉主义的政策均无法真正在中东世界取得成效。作为西方外部的阿拉伯世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均受到干涉主义的影响。无论是英国的殖民外交政策，或是后来美国的资本扩张政策，造成的直接后果均是中东世界的进一步碎片化以及针对外国势力（不单是西方，也包括前苏联在内）以武力对抗、甚至是恐怖袭击为形式的抗争模式的大规模兴起。而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中东政策，以其不干涉主义的政治话语，合理地回避了中东世界内部分裂的结构。当然，所谓"不干涉主义"不能被视为一种放任不作为的态度。相反，这是针对干涉主义而提出的一种政治对抗性话语。这正是在20世纪霸权结构外部所形成的最具有政治意义和理论价值的话语之一。而这一话语的政治模式，则是以不断的对于自我外交决定在国际舞台上的理论阐述而达成的。是一种不诉诸武力的意识形态斗争。

干涉主义在阿拉伯世界的表现，不仅仅在于直接的武力存在，更在于以金融和宗教甚至是文化力量介入的干涉方式。这种干涉主义，不能以简单的西方/东方，或者是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文明冲突的二元对立方式区分双方。在当今的政治环境下，干涉主义具有更为复杂且内化的倾向。泛伊斯兰主义本身，便是在穆斯林世界内部所产生的干涉主义形式。另外，资本市场标准的单一化也是这种干涉主义在新时期的表现。因此，提出反对任何意识形态下的恐怖主义、促进建成资本市场多元化的模式、以及在此两者基础上对于稳定政府的坚持，则是对于这种干涉主义的话语对抗。

虽然同为外部问题，作为旧闻的"巴勒斯坦问题"与作为新闻的"叙利亚问题"在其他阿拉伯国家内所收到关注的程度及其意识形态影响力，却是截然不同的。虽然在近期，中国对叙利亚及巴勒斯坦这两个中东重要问题的表态在形式上遵循了一直以来的中国外交原则，但是必须认识到，政策本身并不能完成理论阐释所肩负的构建政治话语的能力。因此，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所坚持的立场，实际上并不能为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所理解。相反，建立在新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上对于阿萨德政府集权与暴力的批评，虽然并不反映政府与反政府之间对抗的实质，但却能够在其他阿拉伯国家人中间造成影响力。而新近针对巴勒斯坦问题发表的四点意见，却并未能够真正在巴勒斯坦外部的其他阿拉伯国家内受到应有的回应。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应让我们进一步反思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外交策略方面的重要不足。当然，近期，随着对于巴勒斯坦问题的主动态度以及对于中国周边国家问题的主动讨论，"习式外交"已经开始表现出与之前几届政府之间的差异。而同时，中国对于政党行政与外交政策的理论讨论倾向也逐渐开始显露。能否在这一新的时代世界政治结构中，重新取得话语的独立权利，是一个需要通过反思新中国初期外交政策以及二十世纪整体的政治资源，在新时期政治现场中讨论的重要问题。而这一讨论，则直接关系到未来的中国能否拥有一个和平的内部与外部。没有了参与性的理论讨论，政治将会蜕变成为人民之外的政治。而外交，也会成为短视的利益纠纷。不得不承认，随着在中国国内意识形态政治的消亡，新中国外交曾经取得的话语影响力也在逐渐消亡。而没有了对于政策行为的理论论述，不干涉主义便无法真正成为干涉主义的有效对抗性话语力量。

作者：阿联酋扎耶德大学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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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之光：巴以冲突的历史语境与寻找中东政策的新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