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岳：关于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几点看法

humanities.cn — 2008-08-12T05:25:17+16:00

学科: 环保
关键词: 潘岳环保
摘要: 我们无法先污染后治理。第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开始时世界早已经制定好了国际一系列不公平的规则，中国的生态成本根本转移不出去。绿色贸易壁垒就是其中之一，发达国家想什么时候制定就什么时候制定，他往我们转移时不制定，我们往他们那儿出口他们就制定，WTO也是这样。第二，中国人口资源环境的结构太差，人家能够折腾到人均8000到10000美元时解决环境问题，但我们在人均2000美元的时候环境危机已提前来到，不用等到小康，5年后就是环境风险高发期了。第三，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能当生态殖民主义或生态帝国主义，我们不能剥削亚非拉国家，我们不能不讲和谐世界。第四点最重要，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和谐文化，中华民族是全世界两三千年以来唯一以国家形态存留下来的同根、同种、同文的民族。今天想借此机会同大家谈谈三方面的问题：中国环境问题的现状、中国环境问题造成的严重后果、解决中国环境问题的若干设想，目的是理清环境与发展的关系，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第一，关于中国环境问题现状的认识

人口资源环境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在1949年之前就已经有1/3天然不可居住了。这是两千多年来多次人口的迁徙和几次大屯垦造成的，一次在秦汉、一次在宋元、一次在明清，尤其是明清。三次大的迁徙，1/3的土地没了，沙漠化、荒漠化了。建国以来，土地又因水土流失减少了1/3，现在可居住的国土面积是300多万平方公里。但人口却反而增加了一倍，从7亿增到13亿。许多人口学专家认为，中国人口在两三亿比较合适，7亿就是极限，实际上我们的人口已经增加到了13亿多。更不幸的是，人口增长得最快的地区，往往又是全国最贫穷的地区，也是全国生态屏障最重要的地区，也是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也是生态难民最主要的产生地区。

先谈谈能源问题。能源问题与环境问题是孪生兄弟，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全世界几千年来战争主要为两个目的而打：一个是为意识形态，如宗教战争、西方民主化输出等等；再一个就是为了资源,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为此而打的。

日本可以做个例子。日本当时国土面积狭小，人口多，素质高，野心大，它有一个亚洲帝国的梦想。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能源。本来他有个“西进”战略，即先朝鲜，后满蒙，再中国，然后进军西伯利亚的能源开发。后来发现，中国当时只有煤，没发现石油能源，而进军西伯利亚又成本太大，开发时间也太长（大约半个多世纪）。因此他们决定了另一个战略，即“南下”战略，就是打通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进入波斯湾，把中东的石油运过来。为此就必须发展海军，发展海军必须跟一路上所有的老牌殖民主义者发生冲突，而老牌殖民主义者的坚决盟友正是美国，日本背后的钉子正是美国太平洋舰队，所以无论如何要打珍珠港，无论如何要把背后的钉子拔掉才能放心南下。日本还必须占领澳洲，因为那里有铁矿砂。

西方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道路必然要走向资源枯竭，必然要为争夺资源而不断冲突。如今中国45个主要矿种在14年后将剩下6个，石油5年以后将60％以上依靠进口，木材铁矿等等也统统要依靠进口。中国GDP占世界4％，却消耗了全球26%的钢，37%的棉花、47%的水泥。传统工业化需要的三大自然要素，一个是土地，一个是水，一个是矿产资源，中国已耗损大半。

再说说环境问题。如今中国有三大污染：一是工业污染。我们现在拉动GDP增长几乎都是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如造纸、电力、化工、建材、冶金等等。二是城市污染。随着城市化迅速发展，城市空气严重污染。中国人好面子，在城市地上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上三路”都修得不错，而“下三路”几乎都不通。仅因排污管网不通，很多污水流不过去，那些建起来的污水处理厂就变成了形象工程。三是农村污染。这是我们治污工作中的弱项。农村面源污染那么重，别说治理，由于体制制约，就连统计数据都算不出来。总体而言两句话描述：一是1.5亿亩土地受到污染，其中一部分是重金属污染，很难恢复；二是1.5亿吨垃圾露天存放，农村的环保设施几乎等于零。现在谈新农村建设，生态安全应该是第一位，如果生态文明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物质文明都没有享受的基础。

如今，除了众所周知的这些老污染以外，一些新的污染接连而来，比如废旧电子电器的问题，比如机动车尾气问题，还有室内建材污染问题。北京的空气污染主要是机动车尾气造成的，尤其是北京三面环山，这些污染就淤积在城市上空，形成“阴霾”现象，让人昏昏暗暗看不清。还有洋垃圾进口问题，因为我们缺资源，就进口洋垃圾。但洋垃圾进来后应该有一个循环利用系统，可实际上他们将洋垃圾中有用的部件拆了，没用的就扔，这就造成了重金属严重污染。尤其在沿海城市十分突出，部分地方土壤重金属污染非常严重。还有生物多样性问题，还有争论不休的转基因生物安全问题，还有争论不休的核能核电的问题，还有我们至今不知道的、没有定性的新化学物质环境风险问题。
　　
　　以上这些问题给我们带来了一组数字：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国力得以明显提升，创造了不少奇迹。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全世界第一，中国的外汇储备全世界第一，中国引进外资全世界第一。与此同时，中国的煤炭、石油、钢等能源消耗全世界第一，建材消耗全世界第一，原材料进口全世界第一。中国是工业用的木材纸浆纸产品全世界第二大市场，石油进口全世界第二，单位GDP能耗是发达国家的8到10倍，污染是发达国家的30倍，劳动生产率是发达国家的1/30。我们的化学需氧量排放是全世界第一，二氧化硫排放量是全世界第一，碳排放是全世界第二，十年以后第一。我们的江河水系70％受到污染，40％的严重污染，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受到污染，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不足20％，工业危险废物化学物质处理率不足30％。三亿多农民喝不到干净的水，四亿多城市人口呼吸不到干净的空气，其中1/3的城市空气是严重污染。世界空气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国占了16个，一多半的城市空气不达标，山西几乎全不达标。1/3的国土被酸雨覆盖，“逢水必污、逢河必干、逢雨必酸”。
　　
　　传统污染的数字固然可怕，但是还要有一段时间才能看出来，就象一个人得癌症还没到中期晚期时还可以撑一段时间。如今最头疼的也是最紧迫的问题是环境高风险时期提前来到。
　　
　　以松花江事件为标志，平均每两、三天发生一起和水相关的污染事故，现在已发生150多起了。这是一个布局和结构的问题，因为我们所有高污染、高风险的企业都建在水边。先不说钢铁厂、冶炼厂等等，仅石化化工企业一项，一万个在长江，四千个在黄河，还有两千个在人口密集区与饮用水源地。其中81％地处环境敏感区域，45％存在高风险隐患。有人会问，国外的石化企业也是在水边，因为取水方便、运输方便、排污方便，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在水边？那是由于人家在建的时候，都考虑到了环境因素，为环境安全而建了很多设施。还有一个产业链的问题，即把这些重化工大规模、大集中、大封闭地建在一起，为未来的大综合、大循环奠定了整合的基础。而我们东一个西一个，重复建设不说了，但远远未考虑环境问题倒是真的。我们正在亡羊补牢，在高风险企业的旁边挖一个池子，建一个隔离带，争取一出事故能使污染物不流到江里。但这并未根本解决问题，它们确实成了一枚枚环境风险的“定时炸弹”。
　　
　　未来几年里，水污染的危机和缺水的危机会成为中国环保的一块心病，也成为我们工作的重点。一方面水污染，一方面严重缺水。一缺水我们就抽地下水。过度的抽地下水，致使华北出现了一个25万平方公里的大漏斗，并且每年以一至二米的速度在下沉。这个大漏斗又在河北等地产生了一系列大裂缝，几十年之内难以恢复。华北平原各级政府现在都盼星星盼月亮地盼南水北调赶紧过来。但几乎所有当地领导想的不是让这些水来涵养生态，而是为了上更多的火电与传统高耗能工业。环保部门这点人管不了如何用这些水，也管不了南水北调工程对长江的生态影响。我们首先头疼的是南水北调的水是不是污染的水，流过来的究竟是几类水质？一百年来，全球用水增加了五倍，40年后要翻一番。由于缺水，粮食产量必然下降，水价必然飞涨，水将继石油以后成为制约中国发展的主要因素，也是我们国家发展战略不得不考虑的。这是我讲的第一部分。
　　
　　第二，中国严峻的环境形势造成三大严重后果
　　
　　第一大后果是直接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十五”计划时，各省市GDP的指标全都超额完成了，一系列人因此升官，一系列人因此发财，一系列人因此上了广播电视，但是能耗的指标和环保的主要指标没有一项完成，全部都欠账，而且还有反弹。环保的指标一个是COD，水的指标；一个是二氧化硫，气的指标。COD每年的环境容量是700万吨，现在排的是1500万吨；二氧化硫每年的环境容量是1200万吨，2005年排了2500万吨，今年有可能突破2700万吨，2010年可能是3200万吨，2020年3500万吨以上。到时候国土面积50％都将被酸雨覆盖，80%的人口将处于严重的空气污染中。
　　
　　这源于我们重化工业发达，大气污染90％来自工业，工业中污染的70％来自火电。中国的能源结构85%都是燃煤结构。火电每年投资增长50％以上，2004年装机是三亿多千瓦，明年有可能一跃进入五亿多千瓦。这当然要拉动煤炭的需求。煤炭每年增长2亿吨，2005年是21亿吨，今年24亿吨，2010年将达到30亿吨。这一系列火电的发展，当然会产生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为此就必须实行严格的脱硫政策。但如今全国火电厂相当部分没有安装或者没有运营脱硫设施。
　　
　　世界银行做了一个统计，说空气污染造成的一系列损失几年内将达到我们GDP的13％。可能估计得稍高一些，但确实表明我们必将回头支付巨大的治理成本，而这些治理成本很可能抵消我们取得的经济成果。
　　
　　现在，GDP、能耗和污染物排放量的增长是“三同步”的。我们都知道这几年GDP增长10%，能耗增长10%，污染物排放量也差不多增长10%。“三同步”的增长就使大家理解为什么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要把这三个指标并列到一起来考核各级干部的政绩；大家也就可以理解总局为什么对火电、石化项目这么敏感的原因。因此，大家要记住几个“三”：三个5年计划的环保欠账，三个指标的同步增长，三个指标的第一次并列，因此要实现环保工作的“三个转变”。
　　
　　我对那些来上火电厂项目以大带小、以新带老的承诺越来越不相信。如果这些纸面承诺都兑现的话，中国的脱硫早完成达标了。这说明许多项目是在蒙我们，当然也就是在蒙中央。所以说环境严重制约了我们的经济发展这句话是不过分的。
　　
　　第二个后果是直接带来了严重的社会稳定问题。2005年全国共发生5.1万起环境纠纷；上访投诉40多万起，每年以30％的速度递增。两会的提案中，环境保护作为热门问题，已经超过公共安全、教育、医疗，成为前五位的热点关注问题。在北京等大城市已成前三位热点关注问题。未来的水电开发，将使移民、土地、环境三者搅合在一起，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
　　
　　还有就是人体健康问题。环保局管的是污染，卫生部管的是癌症，但什么污染造成什么样的疾病？污染和癌症两者之间的研究是空白，在国外却有专门的研究。咱们不是说以人为本吗？人命值钱啊，我们这方面的统计机制还远远没有到位。总体而言，城市的四亿人口受到了严重的空气污染，1500万人因为空气污染患上了呼吸道的各种疾病。据肿瘤专家统计，每年200多万癌症病死者中，70％跟环境污染有关。甘肃徽县出现血铅中毒，其中相当部分为儿童患者。我刚处理完，随后又陆续接到东部一些省、市老百姓来信，反映那里的血铅中毒比甘肃还严重得多。大家知道环境友好型社会这个概念产生于循环型社会，循环型社会的概念产生于循环经济，循环经济的理论又来自于日本，或者说来自于日本一次声势浩大的环境运动。这个运动因为什么来的呢？因为水俣病。这个病是由镉污染引起的。株州冶炼厂的污染，也正是镉，而且非常严重。
　　
　　再有就是环境公平问题。环境不公平必然促成社会不公平，社会的不公平也反过来会加重环境不公平。城乡不公大家已经知道了，农村的环保设施等于零，有限的环保投入全部用于城市和工业。区域也是不公平的，西部廉价的能源供应东部而没有得到生态补偿。人群不公平就更不用说了，有钱的洗桑拿、开高能耗的汽车，山西的“煤耗子”炒热了北京的房地产，现在进一步往东转移。他们也知道污染，也在逃避污染，而矿区都在严重污染，而承受的都是当地老百姓和居民。这便是严重的环境不公平，这能带来社会和谐稳定吗？
　　
　　第三大后果是带来严重的国际问题。现在各主要西方国家已经把环境保护和人权宗教联系在一起，变成对华外交的主题。比如我在英国学习的时候，正好赶上总书记访问英国，英女王首先谈的便是气候变化。外交学院不断要求我们给外交官们讲课，因为外交官以后出去经常面对国际上关于环境的询问，外交部也经常让我们出函提供关于环境问题的口径。所有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用环境问题制约中国，都会得到选票，特别会得到左翼的选票。
　　
　　现在邻国关心的是什么问题呢？象日本、韩国最关心的是沙尘暴，他们认为沙尘暴100%来源于蒙古和中国，落在他们头上的酸雨50%来源于中国；东南亚一些国家抗议我们在上游修水电站，破坏了他们的生态；俄国、马来西亚和印尼认为我们的造纸业毁坏了他们的原始森林；美国认为我们十年内会成为他们西海岸的主要污染源。
　　
　　最重要的是所有发达国家最关心我们的气候变化问题，也就是二氧化碳的排放。世界300多个环境公约，中国加入了50个。以《京都议定书》为例，美国虽然没有加入，但是定出一个削减的计划，又定出一个新能源替代发展计划，估计会马上见效好转，可能在五年内有一个巨大的转变。也就是说美国从碳排放全世界第一会变成第二，中国将迎头赶上变成第一。我们变成第一是因为我们的燃煤结构。我们现在非常庆幸美国是第一，何况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第一、二阶段没有削减任务。但到第三阶段即到2015年，我们也必须削减的时候，正赶上是全世界第一，我们将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热点。
　　
　　我们现在就应该马上调整应对，因为要改变一个能源的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不是一两年就可以转过来的，要经过好几年的转型，包括加油、加气都要转，我们很多消费方式也都要转。但似乎我们还远没有真正行动起来。因此再过若干年，中国将处于更加尴尬的境地：要减排，是天文数字，经济负担非常重；要不减，在国际上将成为众矢之的，中国的外交形象、政治形象、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人文与社会 :: 文章

潘岳：关于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几点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