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中：谭中教授口述历史访谈（上）

人文与社会 — 2013-05-06T20:43:39+16:00

学科: 社会
来源: (wsg)
关键词: 谭中，中国与印度
摘要: 谭中不但是"Chindia/中印大同"的象征符号，而且是有血有肉的中印文明结晶，很少看到像他的文章那样把中印文化有机地结合。他是有"现代玄奘"美称的已故学者谭云山长子及事业继承者，从他们的活动中可见谭氏父子两代毕生为增进中印友好与了解的孤军奋战。

时间：2008年5月18.19.30日

地点：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贵宾室

主讲者：谭中

与谈者：石之瑜、黄威霖、馀帛灿、徐和谦

誊稿人：黄威霖、馀帛灿、张咏铷、李厚颖

我们邀请谭中教授从芝加哥越洋到台北来口述历史有两大原因。第一，他不但是"Chindia/中印大同"的象征符号，而且是有血有肉的中印文明结晶。我们在中文的浩繁文献中，很少看到像署名"谭中"文章那样把中印文化有机地结合，主要是反映出他在印度生活了四十五年的感受，而不光是书本上的哲学理论。他在印度时，曾经自称"civilizational amphibian/文明两栖动物"，但出版社的编者认为不雅，就停止了。第二，也是更重要的，谭中并不只是"个人"，他是有"现代玄奘"美称的已故学者谭云山的长子以及事业的继承者，从他的活动上看到的是谭氏父子两代人毕生为增进中印友好与了解的孤军奋战。谭云山从一九二八年到印度（今年正是他入印八十周年）一直到一九八三年在印度菩提场中华大觉寺圆寂，可谓为了中印联合而"春蚕到死丝方尽"。谭中是一九五五年入印的，谭云山在世时，他就已经从父亲手中接棒，现在正在步先哲的后尘。谭云山是个奇人，早年血气方刚、对同校学长毛泽东崇拜不已，后来组建"中印学会"，有幸结识戴传贤（季陶）院长，和国民党许多领导人建立了友谊。他在印度追随大文豪泰戈尔，有机会和"圣雄甘地"、尼赫鲁等印度领袖交往。一九九八年十月北京纪念谭云山诞生百周年纪念会上，中国着名印度学泰斗季羡林说，谭云山的特殊性在于他和中印两国领袖都有深厚友谊，是沟通两国的"金桥"。谭云山在世时，自己总是为事业奔波而忽略写回忆录等，子女又不在他身旁。他逝世以后，亲朋好友都感叹说，没有让他把中印交往的许许多多细节交待出来让世人知道，使活生生的历史不幸永远埋没。正因为这样，我们就觉得这次把谭中请来交待历史非常必要了。下面是访谈的具体记录。

谭中怎么会走上"中印之路"？

谭中教授说，或许是命里注定要走"中印之路"吧！如果用逻辑思维，决定他从事中印研究的三个因素：第一个是泰戈尔，第二个是他父亲谭云山，第三个是湖南。

谭中教授对这三点作了发挥，先从泰戈尔谈起。泰戈尔在得到诺贝尔奖金后，兴办了国际大学，印度语为"Visva-Bharati"，"Bharati"是印度国家的意思，"visva"是宇宙，意思就是把自己的家变成宇宙。泰戈尔曾经形容这个学校为"世界鸟巢"，有了"巢"就必须有外国"鸟"来栖身，谭云山就是飞来的重要"外国鸟"之一。在泰戈尔的"国际"领域中，中国是一个重点。泰戈尔办国际大学第一年，请了法国的汉学家Sylvain Levi来做访问教授，教授中文也谈论中国文化。Levi有五位学生，其中一位便是P. C. Bagchi，中文名字"师觉月"，是北大第一位印度访问教授，师觉月也是国际大学公立以后由政府委任的第一任校长。（国际大学原为私人设立，泰戈尔死后产生经费问题，在印度独立以后尼赫鲁就把它收归国有，由中央政府拨钱，成为国立大学。根据国立大学章程，规定大学校长相关条件，而第一位公选的校长就是师觉月。）这师觉月本来就是谭中教授父亲谭云山的朋友。谭云山在一九三七年被泰戈尔任命为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后，请了师觉月到中国学院来开展研究工作。

泰戈尔于1924年访问中国。在中国作了七次演讲，主要论点是历史上中印两国之间有一个通道，那个通道现在荆棘丛生，我们应该重新找出这个通道来。泰戈尔在北京时邀请中国学者去他的大学开展中国研究，本来梁启超答应去的，后来没有成行。1927年，泰戈尔在东南亚演讲，谭云山居士在新加坡首次会见泰戈尔，泰戈尔刚好想要找一个中国学者去国际大学，谭云山居士便于1928年前往印度。

谭中教授的父母都有自己的一番向往新时代、拥抱新时代的经历。母亲陈乃蔚（1902-1980）可以算是中国最早的一代新女性。年轻时进了长沙稻田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还不到二十岁就到湖南湘乡谷水白鹭湾的陶龛小学教书，是学校第一位女教员。那时候的湘乡农村社会是很保守的，陈乃蔚住在陶龛小学董事长（实际上是校长）罗辀重家中，每早要走十多分钟去学校上课。乡下来了一个不缠足的未婚女子在外抛头露面变成了一件不寻常的事，陈乃蔚每天走在路上都会有一群孩子跟着她，好像她来自另外一个世界。

谭中教授的父亲谭云山出生于穷苦的湖南茶陵农村，小时发愤读书、考上了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比他较早与和他同时的有毛泽东等左派知识分子，他也受到影响，参加了毛泽东组织的"新民学会"，也创立过"兴中学会"。他回忆自己经常跟着一群男女同学到野外玩。毛泽东看到水，不管是湖还是河，就当着大家的面脱光衣裤下水游泳，女同学害羞、大叫"你疯了"，从此同学们就叫毛泽东为"毛疯子"。谭云山敬佩毛泽东，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毕业后到长沙船山书院进修两年，谭云山也这样做了。他在船山书院时正逢二零零零年十月比他年长九嵗、刚刚名扬法界的太虚法师到书院（即"船山学社"）设坛三天，讲"身心性命之学"，不但得到法师的传授，对佛教有了一定的根底也使他崇仰印度文明，打下了他后来以印度为终生事业基地的基础。太虚法师后来对帮助谭云山组建"中印学会"和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谭中教授谈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影响湖南知识分子的两大运动，一个是勤工俭学，是毛泽东发起的。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和约国家在出卖了中国的利益以后为了平息中国群众的愤怒而在法国设立奖学金，让中国知识份子可以一方面打工另一方面到欧洲学习，毛泽东当时便在湖南鼓励、帮助年轻知识分子去参加这一"勤工俭学"运动。另一个是南洋有许多新富华侨想要下一代受到祖国文化教育需要国内的知识分子到南洋去教华侨子女。谭云山有到欧洲去勤工俭学的意图，却先前往南洋，打算过些时日再去法国。在南洋时，谭云山参与教书与办报的工作，成为"马华文学"史的先锋之一。谭云山先在《叻报》负责星光文艺副刊，后来在《新国民日报》当「沙漠田」副刊的主编。他在南洋写的诗后来在中国出了《海畔》诗集。他也帮助办学，参加了马来亚爱群女校的创办。谭中教授的母亲陈乃蔚也是从湖南到南洋去的，她和谭云山是在南洋认识、结婚，在马来西亚的柔佛(Johor)巴株巴辖（Batu Pahat）担任爱群女校的校长，很可能是这个小学的创办校长。后来谭云山在与泰戈尔会面后，过去想前往法国的计划就全盘改变，可说是泰戈尔改变其一生。谭云山到泰戈尔的国际大学受到"贵宾"待遇，住在最好的招待所，伙食由学校供给。但是当时大学的同仁都是尽义务而不拿薪水的，谭云山当然也不例外，谭中教授的母亲只能继续留在马来亚教书，并且用自己的薪金支持谭云山在印度的用费。

谭中教授在襁褓时被母亲抱着，从新加坡到国际大学去见泰戈尔，泰戈尔当时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字"Asoka/阿输迦"（是古代"阿育王"的名字），是个很普通的印度名字，谭中教授在一篇英文文章中写了这事，北京一位学者将其翻译为「泰戈尔给了我阿育王的美名」，谭中教授说，这个不准确的翻译，好像谭中在"王婆婆卖瓜"了。谭中教授在他弟弟谭立编的一本英文书（Tan Lee, A Common Concern: Rediscovering Tagore's Visva-Bharati《共同的关注：重新发现泰戈尔的国际大学》）中写道，古代有"王维，字摩诘"，他把印度佛教神话人物维摩诘的名字占为己有，谭中毕生却没有机会自称"谭阿输迦"，但也可以像王维那样被看成"Chindian"(中印人）。这就等于泰戈尔和谭云山在他生下的那年就给他注册了，要他走上"中印之路"。

谭中教授为什么把"湖南"也算是使得他走"中印之路"的因素呢？他指的是两点：一点是湖南有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另一点是湖南人那种"蛮"劲。他认为自己和他父亲都算不上有名的学者，没去过北大，或是哈佛等学校，都是自己奋斗出来。谭云山是长沙第一师范毕业，和毛泽东是同学。谭云山读完长沙师范学学校又步毛泽东后尘到长沙船山书院进修两年，后来就到新加坡，再到印度。到了印度以后，泰戈尔的大学有了像谭云山这样的中国学者如获至宝，就要谭云山教中文，并且讲述中国文明，他也义不容辞，也能胜任。这是因为湖南人一般的国学基础很强，四书五经、成语都是从小读得背。

谭云山的另外一个湖南特点就是蛮干，是"湖南牛"的精神，可以擧个例子证明。谭云山知道泰戈尔有一个理想，就是要在国际大学里面办一个中国学院（印度文叫"Cheena-Bhavana"，英文叫"Chinese Hall"），他在一九三一年回到中国后就为这件事展开活动。起初于南京组成一个中印学会，蔡元培为当时的会长。中印学会第一个送到国际大学的学生魏风江，他写的《我的老师，泰戈尔》书中说到，有一次他在泰戈尔的家里看到蔡元培一九三六年二月六日寄给泰戈尔的一封信，信中有这样一句话：

"I will do my little part in cooperating with Prof. Tan Yun-shan in his courageous effort to work for the endowment of a Chinese Hall, although the present financial conditions in China are bad enough to discourage a less brave man than Prof. Tan." （128页）

（我将与谭云山教授合作为中国学院筹备基金，然而中国当前的财政情况是非常艰难的，如果没有谭教授那种勇气，人们早就泄气了。）

谭中自己到印度第三年就被印度国防部选聘去印度"National Defence Academy国防学院"教中文，后来又转到大学教中文、甚至较中国历史，他认为这也得感激小时候在湖南打下了国学基础，然后在"教学相长"中不断进步。没有湖南因素，他自己也会没有这段可以称得上的"成功"经历。

谭中认为还有一个湖南因素对决定他的命运不无关系，需要长话短说。一九五零年四月八日，谭云山吟出八首七绝，其中有：

"衡岳崔巍灵秀钟，三湘七泽多英雄；

每人香草今何在，海角天涯古国中。"

他开始有念旧之情，就写了一封信给昔日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毛泽东。毛泽东后来对谭云山说，刚接到信时想不起谭云山，后来想起了。由于很久没有囘信，谭云山也把这事忘了。过了好几年，当时中国驻印大使袁仲贤，也是湖南人，突然到国际大学去拜访谭云山，谭教授的母亲趁此机会告知袁大使有两个儿子在中国，希望让他们能出国前来印度。袁仲贤满口答应帮忙。就这样，谭中才得到许可出国。

谭中随父母回到中国的片断：

谭中教授是一对远离家乡的恋人结婚后第一个儿子，在马来亚生生下来乳名"爱之果"，专享父母之爱。一九三一年谭中教授的外祖父过世，他母亲打电报到印度催谭云山居士和她囘长沙乡下奔丧，三嵗的谭中跟着回国。谭中教授从此以后就在中国长大，后来遇到对日抗战。囘国以后，母亲在长沙乡下生了弟弟，有了"二果子"，谭中变成"大果子"。后来在上海又有了三弟，叫做"三果子"。后来在长沙有了第一个妹妹，以后母亲在印度又生了一个妹妹，两个弟弟，就再也没有"果子"的名字了。

因为母亲想在长沙定居，就在郊区买了一块小地，在农田中央盖了一所两层的红砖楼房。这时候"抗日战争"爆发，一架日军飞机朝着这所房子丢下一枚炸弹，炸弹在五十码之外爆炸，谭中的母亲带着四个孩子躲在防空洞里面而免难，轰炸以后回家一看，锁着的大门被震开，窗户玻璃都碎了。谭中的母亲马上打电报到印度请他父亲回来商议如何是好。恰巧在这以前不久，谭中的母亲曾经教过书的陶龛小学董事长罗辀重的两位女儿从蒋经国的"新赣南"囘湘乡时路过长沙来到谭中家中探望他母亲，并且欢迎谭家到比较安全的陶龛小学去住。谭中的父亲从印度赶回长沙，父母商量以后决定逃难到湘乡去。到了湘乡受到罗辀重的欢迎，把他们安排在学校的教员房间中自己开伙，父亲这才离去。再过几个月，父亲又把母亲接到印度去，但把四个孩子在抗战时带到印度不容易，于是只能带了两个小的，把谭中教授和二弟放在中国。刚开始的时候，谭中有点觉得被"抛弃"，可是事后想起来可说是因祸得福。因为那时候他十嵗左右去了印度就会缺乏中国文化的根底但又不能完全从小受到印度文化陶冶，在印度入学不会有好的成绩，对将来的前途会有影响的。

谭中教授小时见到父亲的机会很少，是在母亲的抚育下成长。母亲特别疼他，对他也很严格。谭中三嵗时母亲就教他读《三字经》，他记忆力强，能够全部背出来。这《三字经》的中国文化含金量很高，谭中小时很多东西都没懂却把音符深深刻在脑中，以后不管是读书考试也好，还是教书讲课也好，那些音符自然而然冒出来是很大的帮助（比方说，"宋齐继、梁陈承，为南朝、都金陵"，"梁唐晋、及汉周，称五代、皆有由"，帮助熟悉朝代历史。）

谭中母亲在长沙郊区买地盖房等都得到一位和他父母同在南洋教书的"张姨子"的帮助，"张姨子"的丈夫周方当时在长沙办"枫林学校"。谭中对母亲回忆最深刻的是初小二年级时，在全校作文比赛中他得了第二名，初小学生怎么能得第二名呢？于是学校传出谣言说谭中舞弊抄书，这消息被谭教授母亲听到，她不但把儿子大骂一顿，还带着谭中到校长那儿去自首认错。谭教授那时大概七八嵗自己也弄不清是怎么囘事，他从小喜欢看些课外文学作品，有好的文句就记在心里，大概恰恰在作文比赛时用上了，实际上没有舞弊，但母亲要他认错他也只能认错，后来学校并没有取消他的第二名奖，老师和同学都没有当他是坏学生。谭教授也从来不怪母亲冤枉他，反而对母亲那种"孟母"的严格很感激，因为那次事件以后让他知道诚实的重要性。

谭云山在中国建立"中印学会"的经过：

谭云山居士因为丈人去世带着谭中母亲和他从印度回中国，办完丧事后就带她们去上海。当时在江湾有湖南前辈匡互生于一九二五年创办的"立达学园"，谭云山就在那里教书，把家安顿在学园里，自己有空儿就去找知名人士宣传印度泰戈尔的国际大学，他还在《东方杂志》和别的报刊上写文章介绍自己在印度的经历，出了《海畔》、《印度周游记》和《印度丛谈》三本书。一九三三年四月，"圣雄"甘地在印度狱中绝食，谭云山也在上海绝食表示同情，太虚法师还特地去探望他。（印顺法师着的《太虚大师年谱》中写到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三日，大师访随甘地绝食而绝食之谭云山"。）他在上海与南京之间穿梭来往，结识了许多名流，最后和太虚法师、周谷城、梁漱溟、徐悲鸿等四十三人发起，更有蔡元培、戴季陶、于右任等二十四人赞助，于一九三三年在南京成立了"中印学会"，蔡元培任会长，谭云山当秘书。一九三四年，谭云山囘到印度国际大学，推动泰戈尔发起成立印度的中印学会，叫做"Sino-Indian Cultural Society"。关于这一段历史，有两个问题还需要详细考证：（一）"中印学会"在中国成立的确切日期与地点；（二）这"中印学会/Sino-Indian Cultural Society"念头究竟是谭云山的发明还是他贯彻泰戈尔的意旨？深圳大学郁龙余教授在他编的得奖书《梵典与华章》（463页）中引了谭云山一九三五年出的《印度丛谈》"自序"中的话得出结论是印度于一九三四年先成立"Sino-Indian Cultural Society"，然后中国于一九三五年成立"中印学会"。郁龙余当然也看到谭中教授在他一九九八年出的《谭云山与中印文化交流》（33-54页）书中对"中印学会"成立经过有比较详细的敍述，认为是一家之言。谭中教授说，关于"中印学会/Sino-Indian Cultural Society"的念头究竟先诞生在谭云山脑中还是泰戈尔脑中这个问题，中国印度学泰斗季羡林也曾经谈论过，季羡林大概是早期中国"中印学会"最后一位在世的会员了。谭中教授说，季老的作风是折中、不走极端，他既认为谭云山在这点上承继了泰戈尔的灵感，也承认谭云山的主动创造性。总而言之，谭云山风尘仆仆地在中国搭起"中印学会"的框架，后来通过这一框架实际上得到国民政府的支持而使泰戈尔的国际大学有了"中国学院"，并且从一九三七年起到一九四八年止"中印学会"的开销都是中国政府支持的，没有用泰戈尔一分钱，这些都是谭云山穿针引线、惨淡经营的结果。根据谭中教授了解，在幕后支持中印学会和中国学院的重要政府要人有戴季陶、陈立夫、朱家骅等。笃信佛教又是太虚法师好友的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后来也变成谭云山的好友。

谭云山在上海的这一段历史是相当重要的。可惜那时谭中教授太小、不懂事，他只记得魏风江夫妇和新生女婴住在他家。魏风江是"中印学会"派到印度留学的第一人。一九三三年到国际大学学习、和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同学，一九四一年囘国。在他过世以前变成在中印两国最知名的中印友好使者，把他杭州的住宅变成中印友好博物馆。听说他从印度囘国带了一大袋印度的土，每天都吃一点印度土来怀念印度。一九九七年他应印度政府邀请到印度参加中国学院成立六十周年庆祝，印度总理也亲自参加庆祝，谭中教授也应邀参加。当谭中见到陪同魏风江的女儿时喜出望外，后来才知道她不是他小时喜欢逗着玩的那个女婴，而是她异母妹妹。

陶龛小学和国师附中对谭中的教育：

陶龛小学在民国时代是很有名的，俗话说："北有行知、南有陶龛"（就是说它和北方陶行知办的育才学校齐名）。清朝时代有位叫罗信南的学者住在湖南省湘乡县谷水白鹭湾（现在是湖南娄底市西阳乡白鹭村），因为喜欢读陶渊明诗集并把诗集摆在神龛上，人称"陶龛先生"。他的儿子罗长裿（字申田）于一九零一年在家创办"陶龛义学"，一九零六年科举废除，改名"陶龛两等小学堂"，他的儿子罗辀重于一九一二年把它扩充，改名"陶龛学校"，一九一四年，罗辀重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了教育囘国，辞官不仕，集中精力办陶龛学校。他家是当地大户，他把家里的产业用来在八十多亩地上建成一个高墙围着的大校园，有十一栋房屋，二十三间教室，以及食堂、礼堂、办公、宿舍、图书馆、仪器、医药、音乐、美术、缝纫、印刷、商店等八十七间房间，还有球场、游艺、农场、工厰、猪舍、鱼塘、假山、喷池等设施，从远近各地来寄宿的学生数百、甚至上千。从一九三九年开始，谭中就在这儿生活、把它当作自己的家，罗辀重也把谭中看成自己家庭的一员。

谭中教授起初是和母亲、弟妹住在一起，有女佣人做饭，后来母亲和两个弟妹离去，他和弟弟谭正仍然有女佣人做饭，还有一个"义姐"（母亲从乡下收养的孤儿）照顾家务，后来"义姐"结婚、女佣人辞退，他和弟弟就等于寄宿生（在大食堂和罗辀重一桌吃饭）。他高小毕业后弟弟刚进高小，特们仍然以陶龛学校为家。谭中教授初中读的是湖南长郡中学，是春季始业，毕业后就在陶龛学校当了半年"教员"，然后两兄弟都进了国立师范学院附属中学（一九四三年），才离开陶龛学校。在那段时期中，谭中两兄弟在陶龛学校受到师生爱护、变得出名了。陶龛学校那段历史也是谭中成长的关键时刻，谭中教授认为陶龛学校那段历史补偿了失去天伦之乐的苦楚，使他逐渐健康成长，没有潦倒、没有堕落、没有偏离正常发展。

谭中教授回忆，每到寒暑假，寄宿的学生和老师都回家了，校园内冷冷清清，谭中有机会到处跑动。有间教室里摆着一架钢琴，谭中就去弹钢琴，他也喜欢到图书馆去借书，他喜欢看《水浒传》、《三国演义》，还有《万有文库》中的汉译法国小说《三剑客》，他也看看巴金、茅盾、鲁迅的着作。这些无形中奠定了他的国学基础。家中的女佣人鲁妈，是谭中教授三弟谭立出生后来家的奶妈，断奶后继续当用人，谭中教授父母离开以后，她就变成照顾两兄弟的长辈了。晚饭后坐着闲谈时，鲁妈有说不完的故事，还能把很多民间成语教给谭中。比方说："熰四冻九才是里手"，就是说，四月天气变暖时不要快快减衣，九月天气变冷时不要快快加衣，这样的成语谭中终生受益。

谭中教授回忆说，母亲离开他以后，身旁没人督促，学习就差起来。本来在班上总是考第一，母亲一走，第一名的位置也走掉了，到高中毕业就落到班上前三名以后了。可是陶龛学校的环境还是使得他注意学习，他毕业后先是考取长郡中学，后来又考取国师附中，老师、同学、朋友们都认为他有本领，钦佩他，这也变成对他向上的一种鼓励。

国立师范学院是一九三八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和国民政府教育部制定的《师范学院规程》而特别建立的，把当时从华东、华北逃难到内地的许多着名学者聘为教师。起初在湖南氨化县蓝田镇，后来迁移到乡西溆浦县的农村，抗战胜利后迁移到衡山县南岳镇，后来变成湖南师范大学。学院的附属中学当然也一同迁移。谭中在溆浦念了两年，然后在衡山南岳念了一年。由于是师范学院的附中，经常有机会聼到学院教授讲演；又因为是一所新型的师范学校的附中，教学方法也比较先进，是国家级水平。谭中这时已经比较成熟，受到很多好处。

谭中教授回忆他最敬佩的老师是高三新来得英文教员姓孟（名字想不起来了），他父亲孟宪承是师范学院教授，是现代中国的着名教育学家，后来担任过华东行政委员会教育局局长、华东师范大学校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市教育学会会长。这位孟老师英文特别好、知识广博，谭中喜欢英文，除了课上读了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Gettysburg address）等名着外，还由老师介绍看了俄国作家

Anton Chekhov的短篇小说英文翻译"The Bet/打赌"，这个故事终生难忘。

谭中教授到印度开始教书经过：

1955年到印度以后，谭教授57年在国际大学念了学士学位后58年开始教书。当时在国际大学获得的学位不是专业的项目学位，是属于修了几门课就得到的学位。谭教授在硕士是历史系，于1962年获得硕士学位，后来进一步攻读博士学位，于71年获得学位。博士论文的课题是英殖民主义对华鸦片贸易而引起鸦片战争，后来以China and The Brave New World: Origins of the Opium War为书名发表"，后来又把自己多年教近代史的笔记发表成另一本书，名叫《海神与龙》Triton and Dragon: Studies o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and Imperialism。谭教授说，他做博士研究时，由于主要着重于经济史，又利用大量中文材料（如《筹办夷务始末》等），德里大学历史系派给他的博士指导只能在文字上对他的论文草稿作些修改，如何写出有质量的论文全靠自己奋斗。他还自己花钱到伦敦东印度公司档案局搜集资料。可幸的是：他的研究成果在印度以及第三世界、甚至第一世界学术界的一部分得到承认，不但印度各大学都把他两本书当作重要参考书，在其他地方也有这现象。二零零六年谭教授参加"北京论坛"，就有台湾学者在会上介绍谭教授的着作对自己在大学教近代史有很大帮助。

谭中教授在印度自我奋斗可以从他获得硕士与博士学位的经过看出。他到了印度刚过了三年就找到政府的工作，是教中文，教书的地点先是在西海岸的浦那Pune，后来调到首都新德里。一九六二年，他以"教员"的身份报考德里大学"硕士"学位考试成功而获得学位。后来他被聘到德里大学当中文讲师又在历史系注册为博士研究生。他在历史系经常和教员们喝茶、聊天时，有位同事说，你这样先成家立业以后再念博士学位很不容易，像我们都是先在大学把博士学位念完才开始教书的。谭中教授都是白天教书，晚上囘家写博士论文，经常搞到深夜。那些日子中，他充分显示出湖南蛮牛的性格。

关于谭中教授找到政府工作也有一段遭遇。刚好在他得到国际大学学士学位文凭（是从印度总理尼赫鲁手中接到的）以后，印度政府国防部就招聘中文讲师，"学士"是必要得学历。谭中教授马上应征，通过笔试和口试，他就被印度政府国防部选聘到叫做"印度国防学院"(National Defence Academy)的三军军官的预备学校去教中文。其实这工作并没有什么机密性，可是按照印度政府的惯例，政府聘任任何人员都必须有安全审查。印度的安全机构以及各种政策、制度都是继承殖民时代政府遗留下来的。比方说，印度管外侨的部门叫做"CID"，是"Criminal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罪犯调查部门"的缩写。英殖民政权遗留下的政策，不允许共产党加入政府部门当公务员（共产党却可以赢得选举当政府总理、内阁部长、邦政府的首席部长和部长）。谭教授那时还是拿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为了这事，印度政府情报局长亲自去问外交部副部长钱达Anil Kumar Chanda（他原来是泰戈尔的秘书，是谭中教授父亲谭云山的挚友。钱达毫不犹豫地保证谭中是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他说："我了解他就像了解我儿子一样"。钱达部长又答应了情报局长的请求，写了书面保证，谭中这才一到了印度就找到政府的工作，他当然高兴而全力以赴。由于他教得好（学生参加印度政府的中文考试成绩优异），在1959年被国防部调到首都新德里去教新开的中文"翻译班"，一直教到1963年他被辞退。

谭中教授被印度国防部辞退的经过：

谭中教授参加浦那国防学院工作第二年，即1959年，中印边界发生冲突（印度警察被击毙），中印关系顿时紧张起来，印度政府认识到要加强军队的中文水平，就在首都新德里国防部的外国语文学校增设中文"翻译班"（在两年时间内学生达到能当翻译的水平，因此有这名字，实际上是办不到的），国防部就把谭中从浦那国防学院调到新德里外国语文学校教这个"翻译班"。当时，国防学院就传出流言，说谭中是中国人，被政府撵走，有人甚至说谭中已经被捕。针对这些谣言，系主任特别找谭中谈话说，这次调到首都去是政府对他"重用"，不要去聼那些谣言。

谭中和妻儿到了新德里，政府还特别拨给他一般人要等候多年的宿舍，他也心安理得地教书。一九六二年中印边境战争，谭中也没受影响。当然，那时民间也有些零星的反华示威，中国餐馆的招牌被砸，甚至有非中国的东亚人在公共场所受到侮辱，日本人在汽车中展出日本国旗以及"We are friends, not foes/我们是朋友，不是敌人"的标语。当时谭中住的是政府人员住宅区，和邻居相处得不错。擧个例子，大概是1963年，打仗后不久，谭教授骑着摩托车，妻子在后座，晚上跨进路坑车摔倒了，他妻子从车上摔下来，路过的印度人都来帮忙、慰问，虽然谭中夫妇一看就知道是中国人，但帮忙、慰问和微观者都没有任何敌意。

是在1963年夏天，有位反对党领袖在印度国会向政府提出质问，他说，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有一个儿子在中国军队，另一个儿子在印度军队，要求政府调查，国防部长当即应允。所谓"一个儿子在中国军队"，指的是谭中教授的二弟谭正在大陆海军当体育教官，所谓"另一个儿子在印度军队"指的正是在国防部外国语学校教书的谭中教授。事过不久，谭中教授就接到以"总统"的名义发的通知被政府辞退（谭中教授受聘也是以"总统"的名义发的），补偿三个月薪金。谭中教授的学生从政府内部打听到，国防部长下令调查谭中教授是怎么囘事，国防部也没有和内政部的情报局通气（情报局有钱达副部长的书面保证），只要外国语学校校长写个书面担保。这外国语学校校长是个胆小鬼，不敢担保，谭中就这样被辞退了。

按照当时的情况，不但被政府辞退是一个污点，谭中教授还有可能被捕，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他就去找父亲的好友钱达副部长，钱达副部长马上叫他的秘书帮谭中起草一封信，向总理尼赫鲁申诉。谭中在信上签了字亲自到尼赫鲁的官邸交信时，在门房遭到拒绝。后来谭中教授急中生智，说出钱达副部长的名字，信才被总理秘书处收下。恰巧第二天是尼赫鲁的生日，谭中在信上一开头就祝贺生日，又说出自己在国际大学得学士学位是从总理手中接到的，尼赫鲁是个人情味很重的政治家，信交出以后第三天，谭中在家就收到使者送来的总理囘信，答应亲自接见谭中。

谭中到总理办公室去见尼赫鲁的当天恰好美国总统甘乃迪遇刺，临时要安排尼赫鲁向全世界广播追悼甘乃迪，只能让谭中等候（在等候时，谭中听见尼赫鲁从里面打电话出来问秘书，谭中是不是等得不耐烦了）。后来谭中见到尼赫鲁时，向他抱怨自己在教书时尽忠职守而遭到辞退，这不公平。他又告诉总理当时德里大学需要中文教员，但他被政府辞退了，蒙上污点，可能得不到那份工作了。尼赫鲁当时只认真聼，一句话也没说。事后马上有两个发展，一是全印广播电台新闻组组长突然写信给谭教授，请他到该处担任翻译工作，另一是谭中的父亲谭云山（是尼赫鲁多年好友）写信给尼赫鲁总理向他抱怨对谭中不公平。尼赫鲁在囘给谭云山信中说，他对谭中被政府辞退感到抱歉却无能为力，因为谭中是中国籍，不宜在印度国防部工作，可是他希望谭中能够在德里大学得到一份好的教书或研究工作。这封信后来对谭中能顺利参加德里大学起了关键性作用。

谭中教授说，就在尼赫鲁见过他的第二天，尼赫鲁总理在国会回答问题时说，谭云山是很好的学者，但对他儿子的事却全然不知。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尼赫鲁也不好把幕后的真相都坦率地兜出来，如果他那样做的话，谭中的前途可能就完蛋了。谭中教授后来聼说，尼赫鲁总理还从国防部调了谭中的档案来看，还把办事的人骂了一顿。

谭中教授后来顺利地加入德里大学教书，被友人形容为"出于幽谷，迁于乔木"，因祸得福。他刚参加就在一次小型会上看见大学校长，校长笑着说："I am glad to have you/高兴能够得到你"，表面上看一切顺利，可是校长办公室不断来问谭中要尼赫鲁总理给谭中父亲谭云山的信的副本，大概要了四五次。谭中可以体会到德里大学（是印度国立大学）为了争取政府批准聘用谭中是花了很多功夫的。

1973年谭中教授到巴黎参加"International Orientalist Congress/世界东方学会"（是"东方学会"在巴黎成立一百周年），在那儿遇到许多来自西方各国的华人/华裔学者。当时谭中教授仍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却当上了德里大学中日系系主任。当时华裔在西方国家的大学当系主任的还没有，大家都觉得奇怪，使谭中有一种"人在福中不知福"的感觉。以后谭中在系主任的位置上，经常接到政府指示说，国立大学应该尽量不用外国人，要用外国人要有特殊的理由。谭中自己还是外国人，却也常得为系内聘用别的外国人而辩护。至于他自己，因为在参加的时候靠尼赫鲁总理的保护伞保全了永久性的位置，根本没人来找他的麻烦了。

谭教授对印度中国研究的看法

谭教授提到三人，一为现代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泰斗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他形成一种可谓"哈佛学派"，对西方学术界、政界等对中国的看法影响很深；二为历史学家李剑农的着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里头分析鸦片战争，是有关自由贸易但中国反对自由贸易，且中国并未平等视英国为贸易对象；三为张馨保写的《林则徐与鸦片战争》，三人均认为鸦片战争是文化冲突所导致。张馨保曾提及"Opium is the occasion not the cause"。谭教授曾对这类言论有所驳斥，认为如此一来鸦片战争可以用X战争替代。他批评张馨保所说的如果当时的"occasion"不是鸦片而是糖蜜或大米，中英冲突仍然不可避免。那岂不是说，这"X战争"很有可能是"糖蜜战争"或"大米战争"。从任何逻辑理性来看"鸦片战争"与"糖蜜战争"或"大米战争"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谭教授认为印度和中国要搭起一个桥梁的话，需要有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作为根柢，不论是传统文化深厚的湖南、印度或是谭教授的父亲，均因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才容易搭起中印交流的桥梁。中印就是缺乏这样的桥梁，中国学者一方面不在印度，一方面没有empathy，而使得桥梁形成不易。Empathy的想法是谭教授在印度的经历中产生的，比如教中文是来自于中国父亲的教导，但教中文如果用美国的教学方法，就不能正确理解中文。谭教授认为，现在印度、中国的研究大多受到西方的研究方法所影响，其实并不正确。

谭教授认为中国和印度都有丰富的理论逻辑智慧，应该从中印文明之中找到一种研究中印问题的方法。他回忆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他到新德里讲演、同时参加他和北大耿引曾教授合着的英文书India and China: Twenty Centuries of Civilizational Interaction and Vibrations的首发式学术讨论会，在会上作了主要发言，讲话主旨当然是他一贯的"中印大同"理论。当时听众中有印度历史学家、宗教学专家，还有一位尼赫鲁大学的研究方法专家，他们从历史学的角度、宗教学的角度对谭中的理论提出批评，研究方法专家还引了后现代主义的法国学者的话来指出谭中的逻辑思维不够标准。谭中教授一方面坚持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说："好吧，你们算是权威，但我也不怕。我作为历史学者被你们开除了，作为佛教的学者也被你们开除了，我的研究方法不对头，那我作为社会科学学者的资格也没有了。"他的回应在许多学者中引起了共鸣，他的观点得到支持。

谭教授回忆说，初到印度时，因为印度大学都用英文，他经历过一个把头脑变成用英文思维的过程。谭教授认为，一个人能同时精通两种语言是相当困难的，他自己觉得，努力了几十年，自己的英文仍然达不到中文的水平。他说，成为双语专家就是要能够在两种思维逻辑体系之间运转自如，不仅仅是在字面上翻译上的问题。他擧了中国把"soft power"译成"软实力"或"软权力"的例子，认为这是错误。他说，power是强力的意思，不是strength，soft power是软强力不是软实力。中国有些字眼也不易翻译，例如Power与「权」一字的对应关系。(石之瑜老师则补充，中文里的权是动词的用法，英文则是名词，是物质；中文的权是道德，在过去是一种判断的地位，也与西方讲的power、capacity、resource相异。)谭教授进一步诠释说，西方文明的主导是对"power/强力"的追求。在西方国家，不管你是办企业的、还是搞科研的、还是规划经济经济发展的，都是一心一意要"maximization of power/把强力扩展到无限大"，他说应该要从这一角度来了解西方"soft power"理论才对。他说，「power不是strength，strength是self-defensiveness，power是to influence and dominate others。如美国人说we have the strength but not enough power to dominate others，也显示两者的不同，这不只是语言的问题，也是文明体会上相异的问题」

谭教授回忆一九六二年中印战争的经历

战争发生之前，周恩来总理前后到了印度四次，欲与尼赫鲁对中印边界纷争谈判，避免冲突。60年最后一次到新德里去，但印度的舆论倾向对中国持负面的态度。周恩来一九六零年访问新德里时，尼赫鲁甚至不好好和周恩来谈判，而是让其他印度领袖和他消磨时间（当时的财政部长德赛和周恩来大谈"吃素"的好处）。谈判没法继续，双方军队当然就尽量向前推进占领土地。在做冲突准备的时候，中国当然比印度认真，而且暗地里进行而不宣扬。印度人的通病是讲得多、做得少。尼赫鲁前往斯里兰卡时，在机场回答记者询问时说，他已经下了命令把侵占印度领土的中国军队赶出去，他的口气虽然很硬，实际上准备工作根本没有做好。（当时计划是新成立一个专门打边境战争的集团军，尼赫鲁发表谈话时，这集团军八字刚有一撇。）尼赫鲁发言以后，中共方面就召开紧急军委扩大会议就决定打了。据说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尼赫鲁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不愿意打，希望这一仗能够使印度清醒，打了以后可以维持20年的和平。结果是印度防线被打垮，中国军队打到山脚以后单方面宣布停火而把军队撤退至麦克马洪线北边去。这一仗使尼赫鲁的威信全失，使印度全国上下震动。印度社会上层许多人都对尼赫鲁很失望。这次战争中两个人最伤心，一个是尼赫鲁本人，另一个是谭中教授的父亲谭云山。12月尼赫鲁到国际大学主持年会，是打仗后第一次公开讲话。在年会上，尼赫鲁提及国际大学的中国学院有来自中国的学者主持(指谭云山)，尼赫鲁公开说「我们不和中国的伟大开战，如果你们认为中国几亿人口都是你们的敌人，我要告诉你们他们并不是。...我们和侵略者作战时不与文化作战，不与和我们友好的人们作战。」谭教授举此例子，用以说明中国印度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地缘政治，如果按照西方地缘政治，针对敌人的侵略当然要抨击回应，但尼赫鲁并未表达对中国的敌意。

石老师针对尼赫鲁的中印关系演讲，提出意见：尼赫鲁的发言和毛泽东在跟美国作战的时候讲的是一样的话，说这个「中国不是在和美国人民为敌，只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行为而已」，所谓的帝国主义行为不只包括韩战时美军的登陆韩国。毛泽东的论调，到了1972年季辛吉访中国时也是同样的论调。石老师认为这是因为要跟美国建交，所以就说不和美国人民为敌。而在实际上来说，是因为实力不足才说这样的话。石老师认为毛泽东是为了对付苏联，为了回应美国，毛必须去说明为什么中国可以跟美国建交。

谭教授认为不是实力不足。谭教授的意见是，当时毛身边有极左派的份子分析第三次大战一定会开打，毛泽东吩咐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还有聂荣珍等四人研究国际状况，他们的报告指出美国不会打中国，第三次大战可以避免，而且得出结论是苏联比美国更应提防，美国可以争取成为盟友。陈毅后来另有报告也倾向与美友好(打美国牌)，这两个报告以后毛泽东才决定要拉拢美国。当时毛提出所谓一条线、一大片，一条线就是从北京到华盛顿，一条反对苏联的阵线，一大片是联合起来反对苏联。不过毛的言论到了76年时被提出反驳，当时华国锋为总理，赵紫阳说我们不玩美国牌也不玩苏联牌，更不让美国苏联玩中国牌，等于是在反驳毛泽东，把一条线一大片的策略给推翻，不过毛泽东也无法说出和尼赫鲁相同的话，即尼赫鲁一方面讲我们被侵略，要对付侵略者，但一方面中国人民、中国文化不是我们的敌人。

石老师认为那是由于尼赫鲁把国家跟人民分开了。

谭教授认为这不是国家和人民分开的问题，尼赫鲁基本就是不把中国当敌人，虽然中印已经开打且印度也吃了亏。

这些证明就是尼赫鲁对中国友好是没问题的，中国看不到尼赫鲁对中国不具敌意。但他是印度的总理，中国在边境把他打的这么惨，不仅反对党，国大党也说再对中国让步，会把尼赫鲁逼下台，尼赫鲁有很多事情非出于他的愿望。

至于中印战争，当时印度政府采取的措施，就是把所有的中国人一律限制。印度国会通过两个决议，一是把(中国)侵略者赶出去，只要他们还在我们的领土，我们就不跟他们谈判，现今这个决议尚未取消；另一个是在印度的华裔都是安全的威胁security risk，为此，政府公安部门就严密监视他们的行动，华人、华裔离开住所24小时以上就必须申请，得到公安部门的批准以后才能旅行，到目的地还得到公安局报到。

1965年谭教授到旁遮普首都Chandigarh开会，还另一位中国学者胡季藻一起，两人到了旁遮普大学就忙于活动未去报到，后来警察局派人过来，质问为何接到命令却未报到。便衣警察很不客气、气势汹汹，有位印度学者在场怒斥警察不应该这样对待印度的中国学者，之后旁遮普大学的组织会议的教授还打电话给警察局长，警察局长说，别理会下面的人，请他转告谭、胡两位学者、安心开会，好好看看地方。几年以后谭教授又到当地，依规定到警察局去报到了，这次却受到礼遇接待，警察说，他们只是公事公办，又提及上次的经过，恳请他以后别通过朋友打电话给警察局主管。遭受这类对待的不只谭教授，1965年福特基金会从哥伦比亚大学派到德里大学当顾问的胡昌度教授（是美籍华裔），他一到新德里就收到公安机关的限制命令，他当时很生气，就把命令交给德里大学校长。这德里大学校长是很有威望的，过去当过部长，他拨一个电话给印度中央政府内政部就把对胡昌度教授的限制取消了。但以后来的帮助德里大学开展中国研究的华人、华裔仍然不可避免限制。几年后，美国来帮忙教中文的杨鼎勋和同事到外地旅行，也遇到谭中和胡季藻遇到过的不愉快经验，印度同事也是当场打抱不平。后来谭中教授变成印度公民，这限制就没有了，对非印度公民的华人、华裔这种限制还有没有，他也不知道了。

石老师插话问谭教授，因为谭教授谈到在中印战争之前毛泽东在国防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提到尼赫鲁是中国的友人，因此只能小打，不要过分伤害尼赫鲁的感情，石老师想知道，这些讯息谭教授是当时就得到还是后来得到的？

谭教授回答是从一本印度同事从中国得到的内部发行的《喜马拉雅山上的雪》（听说这本书后来禁止流传了）书上看到的。那本书的作者好像是用的笔名，有杨成武写的"前言"，想必是对内幕熟悉的。

Q. 这么来说在印度有很多中国学者，胡季藻很早就去印度了吗？

A. 比我还早，40年代就在印度。他先在北印度勒克瑙大学（Lucknow University）念了人类学、得到硕士学位，60年代开始到新德里教中文，后来得病死亡，没留下什么着作。

Q. 还有别的中国学者吗？

A. 60年代还有一位赵国钧教授，从哈佛大学来的，是经济学家，早期出过一本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英文书。据说到了印度以后和一位在印度工作的华人女性相恋，两个人说好要回中国，但赵国钧却在欧洲出车祸死亡。谭教授还谈到另一位徐范臣（又名徐虎），起初是40年代在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后来从50年代开始到南印度哲学家奥罗宾多Aurobindo的"圣地"工作，差不多把奥罗宾多所有的着作都翻译成中文了。70年代回到中国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90年代过世。40年代在国际大学中国学院的还有一位女画家叫游云山，后来去了香港出家，以后就是台湾着名的晓云法师，她在台北县创办了一所华梵大学（"华梵"就是"中印"），前不久才过世。还有杨允元，是谭教授的堂舅。40年代到印度，起初在国际大学中国学院，50年代到新德里国防部外国语学校教中文，后来去了美国。他的儿子杨雅南Anand Yang现在是美国着名的东亚研究学者（印度历史专家），现任美国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杰克逊国际研究学院院长（Director, Jackso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谭教授回忆自己当时被CID监视，监视的便衣一般呆在离他住所不远的拐角上，有时他出门上街买菜，他也老远在后面跟着。他到德里大学教书刚开始仍然住在很远的政府住宅区，搭公车去大学。他上车时，远远看到CID便衣骑自行车跟着公共汽车，大半个小时他到达德里大学，骑自行车的CID便衣也到了，真够他辛苦的。谭中夫妇常说："我们随时随地都有CID便衣保护，够幸福了。"虽然口里这么说，心里总不是滋味。可是，有一次，大概是1965-66年，有一件事使得谭中夫妇对监视的便衣警察产生了好感。平常他和CID便衣警察偶尔在街上面对面碰到都只当作不认识。可是，有一次谭教授去市场买菜，突然那个CID便衣出现在他面前说："你的uncle Mr. Yang上你家找你去了"，他马上赶回去欢迎远道来的亲戚，心中非常感激。后来他把这一经过告诉家人，从此以后，他们对CID便衣的敌意完全消失。

谭教授回忆说，他舅舅杨允元人很老实，人缘很好，学生也都喜欢他，印度国防部外国语文学校一成立他就参加了，也不知道教过多少学生。很多学生学完以后在国防部情报部门工作，主要是把情报部门获得的有中文的实物或文件弄清楚。很多印度人有不懂装懂的性格，在办公室接到的任务又无法看懂的，就偷偷地把有疑问的地方临摹下来问中文老师。谭教授在外国语文学校教书时也碰到过这种情况。有一次，一个军官学生在纸上画了什么来问他，谭教授一看，那好像是毛泽东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草书，可是学生不懂草字，临摹得面貌全非。后来他被辞退离开了，杨允元仍然在外国语文学校，而且经常要到陆军总部去帮忙翻译，可见印度政府是很器重他的，他也很喜欢自己的工作。可是，他的家门外也有CID监视，他的太太气得不得了。正是因为这一点，后来他们全家都离开了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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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中：谭中教授口述历史访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