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对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几点看法

人文与社会 — 2013-02-19T19:04:21+16:00

学科: 历史
来源: (文章作于1998年，摘自《大历史不会萎缩·黄仁宇作品系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年9月北京第5版)
关键词: 黄仁宇，蒋介石，毛泽东，淞沪会战
摘要: 1937 年抗战爆发后不久，沿海各处相继失陷，我即立意去从军。当时我未满20岁，符合传统所谓"弱冠"，只凭这一股稚气，满以为前方战事失利大抵都由于旧式将领以下军官畏死塞责。若有如我辈者一下决心，口至身随，有进无退，必能挽回颓势。与我一同应考的军校同学，很少例外，都有此愚志。

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大凡经过长时期大规模而又带急剧性的改变，即当时的领导人也难洞悉当中的实际意义。

我自信我的历史观已经尽其客观，因为重要的结论，都曾几次三番从不同角度引证，也曾先后在纽约、台北、上海、北京、香港出版。不过现在还是让我先退归本位，回复到主观的立场，简述我自己孕育着这段历史观的由来。

1937 年抗战爆发后不久，沿海各处相继失陷，我即立意去从军。当时我未满20岁，符合传统所谓"弱冠"，只凭这一股稚气，满以为前方战事失利大抵都由于旧式将领以下军官畏死塞责。他们不断地后撤，嘴里只说转进，若有如我辈者一下决心，口至身随，有进无退，必能挽回颓势。这是绝不止我如是想，与我一同应考的军校同学，很少例外，都有此愚志。

也料不到以后编入军校16期1总队派往成都受训，入学时间即是两年，内地交通不便来往又各半年。及至毕业分发到部队里当排长，已入抗战后期。这时候我们一个师通常只有6000人左右，并且行军时埋锅、造饭、煮水、挑柴全系农村习惯。日军的一个师团经常有12000人至 14000人，配属特种兵后可能多至2万人。双方火力尤其无可比拟。最近我才看到湖口、马当要塞失陷的记录，当时过早失陷，据说咎由支援的步兵。可是事前检阅该部队的德籍顾问即有报告："机枪迫击炮全系废铁，步枪堪用者不及半数。"李宗仁所写《回忆录》（原文如此-编者按）述及他在徐州时，由他指挥的四川部队所用兵器半系土造，由他自己请发新兵器，也只有每师步枪250支。同时史迪威任美国驻华武官，他发现一个步兵团应有机枪百余，实际只有4挺，每挺配子弹200发，可在10分钟内射击。这团激战两昼夜后，死600人伤500人，剩余400余人奉命撤退。战后，我看及的日方文件，一般在列举他们自己的死伤数外，动称国民党军队"遗弃尸体"在他们阵亡数20倍以上，使阅及的人至今目击心伤。

原来中国是一个中世纪的国家，全靠上下蒙哄对外掩饰才胆敢以苦肉计和空城计的姿态对日全面作战。战前蒋委员长所掌握的30个德式装备师，不及一年即耗损殆尽。据日本大本营一个大佐的估计，国民党军队总数曾一度低至90万人，以后全赖吸收各地保安队及征调农民，素质也每下愈况。即后期仍维持兵员300万也只有步枪100万支，即最基本的轻兵器弹药每月用原料300吨也全赖美援空运；制成的步枪子弹平均每兵每月分得4 发，包括机枪所用在内。

当日国民党军队所掌握的省区全年产钢，最高量不过13000吨，最近大陆方面所产粗钢早已超过每年亿吨。这也就是说：1944年的全年产量，约50年后可以在90分钟内制就。

其所以如此，乃是蒋介石及当日之国民党替新中国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使中国独立自主。毛泽东及中共则翻转了农村基层。经过这样的惨痛牺牲，历史不能令人平白的浪费。即在辗转反复期间，亦仍有全民含默的共同意志（卢梭及黑格尔称之为"公共意志", general will或volonté générale）在。即有如"文革"期间，虽一方面盲目地破坏，另一方面全民吃大锅饭穿蓝布袄，政府以低价向农民购取粮食，又以低价配与市民。于是两端压低工资，全部节食缩衣存积得一些国家资本，为钢铁增产的原动力，也是以后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本钱。

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大凡经过长时期大规模而又带急剧性的改变，即当时的领导人也难洞悉当中的实际意义。还待几十年后，有了多余的历史之纵深，才能使人了解各事的因果关系。又有如托尔斯泰所提示：观测个星球运转的规律，才能领悟到地动。

蒋介石所组织的高层机构主要有三个项目：一是统一的军令和征兵法；一是法币与中央银行；还有一项是新型的教育制度，包括各种军事及专业学校。除此之外，大都有名无实。即是以上三者也因为缺乏社会因素在侧后支持，效能脆弱，被人斥为"贪污无能"。其实问题的症结不在外表现象，而是一个中世纪的农村社会缺乏支持上述高层机构的功能。

我之有此醒悟，还是1950及1960年间在美国以悠闲的姿态，披阅有关明清社会资料所得成果。这样一个中世纪的农村社会以小自耕农作基干，土地分割至细，无大规模存积资本之可能。政府也只注重管教，无意于提高人民生活程度，对内不设防，更无应付国际战争的财政税收能力。至此掩卷长思，忆及我年轻时做下级军官在农村里看到各种宗祠，"文魁"及"进士及第"的牌匾，大人物墓前的"神道碑"和节妇的贞节牌坊。这样看来，我在1941年所眼见的社会仍是明清社会，因为当中并未经过体制上的改革。尤其日后听费正清教授说及，蒋廷黻告诉他：中国学人对西洋情事非常熟悉，对自己内部情形反而茫然。至此更增加我的信心，我更要不拘形式，将以前不见诸经传情形，以口语道出。

在农村社会里，以人与人之关系为单元。通过"尊卑"、"男女"、"长幼"的序次，"学谊"、"乡谊"与"族谊"，有等于新社会中之"权利"和"义务"。我在军校既为16期生，则凡15期以上概为"老大哥"，17期以下尽为"小老弟"。以后我做幕僚，与司令长官朝夕过从也真奉之如父兄，他也真以子弟待我。为什么不能摆脱这些"封建"陋习？因为新社会尚未登场，我们无从参照电影脚本，预度台词，去适应一个凡物都能公平互相交换可以用数目字管理的社会。换言之，军队固为改造社会之工具，它本身也仍系社会产物。当日国民党军队不仅装备落后，内中的人事关系也沉湎在明清社会的气氛里。

这样看来，蒋介石在历史上的行止至为特殊。他固然训练出来一批黄埔师生，但也接收大批过去的军阀部队，他的兵员90%以上来自农村。于是他以各式不同的方法与手段，又机智地利用外援，苦斗8年，终将日本拖垮。我们只能惊叹于他的胸襟气魄；指斥他的手段在某方面道德与不道德，就误解了历史赋予他的课题。前面已经提及，整个社会需要再造，道德标准才能修正。要是在这再造期间，身为领导人的蒋介石行止全部符合某种角度的道德标准，那他所处的社会也用不着改造了。

我所写有关蒋介石的文字曾被指摘 "以历史之长，掩人身之短"，其实凡人指斥蒋之情事我书内无一不提，只是我不相信他利用历史之矛盾自利。相反地，他主要的贡献，乃是以自己人身抵挡历史的缺陷。他的高层组织缺乏社会机构支持，他就以自己人身填塞过去。有如在重庆时，中央大学教职员产生内部纠纷可以影响到陪都的安宁，他就自兼校长。学校里公费生抗议伙食不好，他又以校长的身分到食堂里与师生进餐一次。四川省主席王缵绪与川康绥靖副主任潘文华冲突，他将各人外调又自兼主席。同时他又自兼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家银行联合办事处主席。这最后一段兼差更表现当日困境：内地无调节金融机构，如股票市场和公债市场；军费开支与税收不能平衡，当中无缓冲地带。四行在战前沿岸一带，各有专业也能尽到分工合作的功效；一至内地，不仅业务重叠，也与原来的性格冲突，他身为统帅尚须在财政部长之下钻人干预到各行的日常的经理业务，他的琐屑常为外人讪笑。但是，后面更重要的背景则始终未为人道出：中国以18世纪的架构贸然接受20世纪的挑战，宜其组织发生细罅隙。

蒋介石为历史人物，已无赖于我们之"褒贬"。可是因为他是中国近代史里一个重要环节，对他错解，也可能误解历史，甚至也可能全部忽略他所领导的群众之实情，以至对我们自己今日在历史上的立场发生惶惑。

去年（1997年）5月白先勇先生来访。席间他提及他父亲白崇禧将军事迹，白先后任蒋之副参谋总长及国防部长。蒋倚之为战略策划；但又不能对他完全推心置腹，因为白不能完全脱离李宗仁，也和桂系将领如廖磊、李品仙等有私交。所以白在台北逝世时，蒋有如汉高祖之悼韩信，"亦悲亦喜"。

我钦佩白先勇说及此事时的慷慨坦白，他的见证也反映着我所说蒋利用各种因素设法创建新时代体制的矛盾。

蒋介石在1949年内战失败而来台湾，在1950年"复总统职"而为草山之主人。很少人想及，他在对中国最大的贡献，仍是在大陆创造的高层机构。这种成就不因内战失败而泯灭，假使没有他那一段奋斗，中国可能仍是军阀割据，外强干涉。

国共两党两次合作又两次交兵，如果我们完全接受当事人的论点，则蒋在1927年的"清党"，就可算背叛革命等等。在这里我们固然可以采取中立的立场解说：既然双方都有不是，也各受冤损，何不彼此捐弃宿愿，只算两相抵消，一切重来。然则这样的解释消极浮浅，况且历史学家的任务，究竟与和事佬的立场不同。

从大历史角度看，当日两党所主持的群众运动，同有迫于事实的需要，技术上却无从合作。为了救亡图存，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正在补苴罅隙地创立新国家门面，企图获取友邦支助。他的成员兼容并包，旧时军阀与政客投降靠拢，也就是来者不拒。即暂时引用旧社会作风，亦无所不可，实际也别无他法。中央及毛泽东则望实质上改造中国，他们的改造基层有如在室内更换地毯。于是一在城市，一入乡村。一方编成德式装备的步兵师，在证券市场和借贷投资的条件尚未具备的情形下，先设银行联合办事处；一方则宁可在青黄不接的期间整个地摒弃都市文化，也有志清算各家祠及大人物的神道碑。这样的趋势至"文化大革命"的阶段犹然。

彼此之各走极端，看来并未经事前策划，只是通过行动逐步加紧。武装冲突一开，对立的情势更无可挽回了。中共因此转以土地改革为唯一要务。这样的转向不仅影响了国共关系，而中共内部尚要经过几次三番的整肃。

中国的土地问题异常复杂，也可以分作"远景问题"和"近景问题"两方面解释。远景上问题的重心不在土地集中，而在政府为了征兵纳税，亘世纪贯穿朝代地培植小自耕农，防止兼并。土地分割愈小，愈无从存积资本，人民一般生活程度不能增高，只有使人口增殖。乡民也无力聘用律师，供应法官。清官断案则只注重息事宁人，不顾各人内在的公平，如此不仅阻碍新型司法制度之展开，间接亦遏制农村经济的多元化。

近程的困窘出于以上情形恶化形成，因为多年军阀割据内战频仍，真实情形还至少为外间获知。但是在内战前夕，据报道山东隔胶州湾与青岛相对的一个村庄（在中国犹为较富庶的区域），当日土地占有的零乱方式，使耕地无从合理地使用，已不能供应当地人民生计，致无业游民为盗为匪，作者预言如重新规划即保持私有制亦难避免流血惨剧。另一个美国作者在山西潞城一个村庄（比较干亢，但仍不是最穷僻的区域）的观察，农民放债收租已及于远亲近邻，往往使地主与佃农同处困境。所谓剥削的方式，尚不止于租佃关系，往往有雇人做工所付工资不能继续生计情事。因为如此，一遇天灾可能一家数口相继填于沟壑。即在最富裕的广东，领有30亩以上即算富农。这种穷困情形已非外援所能救济，只能由内部解决，即当日中共之土改人员非亲临现地尚不知问题之严重。

内战更增加土改之需要，人民解放军张正隆中校书《雪白血红》，记东北地区情事。作者访问参加内战之老人，都说抗战胜利后光复地区人民仍视国民党军队为"正牌"，初对"杂牌"之共产党军队并未热情支持。后者之动员，得力于土改，一经此号召则兵员粮秣与后勤诸问题亦从此解决。

中共进行土改的方式，以报仇雪恨发难，也鼓动村民造反。但是村庄一经掌握，所有粗暴行动立时终止，为凶作歹的流氓也被整肃。第二轮进入村内主持改革者多为志愿服务之青年学生，他们长久与村民开会讨论，以便寓行动于教育。土地也经过三数次的分配及更正，以期公平合理，并顾及每家农户内劳动力情形，兼及特殊人户的需要，原则上尚且考虑同一地区之一致。在土改过程中村庄组织同时经过一段改造，最初由贫农团体为核心组织农民协会，次以农协为核心组织村民大会，所以全部最低层向上。本地中共党员也经过以上三种机构复核，凡村民不表同意不得"过关"，仍须送特别班改造。今日中共党员近6000万，代表中国人口剖面，内中亦仍有10%之不识字党员。其原始组织仍追溯于当日全部农民以黑豆及白豆投入碗中表决所产生，除最近两三年内开始村镇选举，有非党员当选为地方负责人外，中共及于基层至今已40余年。

当日土改结果，一般在华北地带平均每人可分得耕地5至6 亩（相当于1英亩而弱），华南水田地带每人不过1亩。至此，均分田地仍不能永久解决问题。所以分田既毕，立即执行合作生产，次即归并于集体制度，实行土地国有，人民公社及生产大队因此登场。凡并合耕地，重开阡陌，筑建水库，修改地形也迅速完成。

今日中国人口逾11亿，即在最基本条件下衣食无缺已至为不易。尚能继续增进，应当视作历史上之突破。毛泽东之功过，其党史研究室1987年所编之《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亦对之有所指摘，但是我们又无法忽视他在中国长期革命中之贡献。并且在革命的过程中，他一家所付出之代价，亦非不惨烈。况且我们教历史的人，责无旁贷，一件大事既已发生有不可逆转，则我们个人憎爱不论，只有鼓励后人珍视当中积极性格。

台湾之农民始终未如大陆之困窘。日治时代曾鼓励以稻米、蔗糖、樟脑等向外输出；蒋介石来后即由陈诚主持1953年之"耕者有其田"法案，使地主各以土地一部分价让与佃农，实与强迫交接无甚出入。亦仿麦克阿瑟在日本所执行政策，既经付出如此之代价即免除了有似大陆方面之动荡，以后再配合美援，终使台湾之现代化，较大陆占先机。

今日两岸同样重商，一方面固然旨在增进人民生活，使工资逐渐接近国际标准；一方面也借此充实新社会之内容，自此不断继续立法，使新体制逐渐接近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之境界。当中不免牵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执，然则即忠实之马克思主义者亦不应对今日中国之举措产生异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执更无必要。现今世界上资本主义性格最浓厚之国家，亦不时在立法行政跟前，带社会主义色彩。未来世界是否可能进入共产社会，尤非生产及组织至今落后之中国所应仓皇着虑，且目前亟待注意的其他情事尚多。

附录：关于抗战中的空城计与苦肉计

黄仁宇：从大历史角度看淞沪会战--国家无从动员

（摘自《从大历史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黄仁宇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淞沪作战并无全盘计划

淞沪地区之攻防战，国军不能算是尽到战术上之至善。战事开始第一日就有第88师旅长黄梅兴阵亡，可见得战况激烈。战后日海军陆战队营房为第三方面军接收，此建筑物上凡经枪炮损伤之处，虽经日方修葺，但其弹痕仍特别留出标示，以作历史例证。观者可以看出，命中之处虽多，但所用非重兵器，不能尽摧毁歼灭之效也。此亦为今后八年国军作战之最大弱点。

从现已公布之蒋日记看来，淞沪地区作战无全盘计划。最初蒋希望以优势兵力消灭敌之据点，此计未酬，他即下令严守1932年第五军及第十九军在128战役之防线，逼近黄浦江西岸，此阵线被突破，他再扼守罗店、大场、蕴藻浜之线，距原阵地仍不过五之十公里。他从未作敌方可能使用之兵力及进攻目标之判断，本军防守期间之预计，全面反攻计划，次一步之战略防御，和总预备队之区处与控制。从日记文字看去，这一切均未经考虑。

淞沪之败在于蒋介石不知兵？

淞沪之攻防战损害过重，非中国可能担负，南京应早放弃，而不应作装饰门面之防守，此等错误日后为政敌用以攻击蒋介石之口实。史迪威及李宗仁均以此等等差池与过失，作为蒋介石不知兵之明证。

即是同情于蒋氏之读者，至此亦难为之解说，他不是已经说过对付日本不能孤注一掷，应当有第二线及第三线等阵地？他不是已经说过长期抗战越久越是有利？何以他自己不顾前言，作不较厉害的牺牲，招致无从整补的损失，并且以"维持一时体面"构成作战之用意之一，因不避虚名而就实害？

当时蒋介石日记即已隐若的说出此情节，有如淞沪抗战将近尾声时，日记中有此段："此次抗战成败得失固难逆料，但统一局面必可因益见巩固。"(1937年10月31日)此与我们所说，因着抗战蒋介石替新中国制造一个高层机构之说法，至为接近。

用此眼光倒看回去，我们可以认清1937年之所谓国军，非似其他国家之陆军，亦不似于对方日本之陆军内中常备役、后备役、预备役之人员器材全可以互相对调。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里亦已说起，当卢案发生时，他奉蒋电邀往南京协商，兹后李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白崇禧为副参谋总长。然则彼等成行之前，仍有四川之刘湘及云南之龙云劝阻，他们以为蒋介石必乘抗敌之名拘留李白，攫得广西，并及川滇。可见得内部缺乏团结及统一之情形由来已久。

1937：中央与地方之复杂关系

蒋介石如何能诱致各地方领袖参加他主持的抗战？日记内无确切之说明。但其行动则极显然，最先只有将"嫡系"部队不惜牺牲的投入战场，包括德式装备各师及机械化部队已是如此，此外教导总队原为筹备新军而设，数千人全部新式装备，而且其人员经过极严格之遴选，所有士兵身材限于一定之长度，全总队经过严格训练，以便为示范及储备为下士官之用，并为来日各军师标准化之基础。此时以毫无留恋，立即耗用于淞沪及南京战场，以后始终无法恢复。我曾在各地说及，蒋之主持抗战，"空城计"之姿态有之，"苦肉计"之姿态有之。

初期抗战无争胜之可能，但对于鼓舞人心则收效极大。郭廷以摘录国民政府迁都宣言文句，"各地将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等语(1937年11月20日)为"所说毫不夸张"。这种精神不因南京失陷而减杀。台儿庄战役(1938年4月)的过程中，云南部队蜂拥上前，企图以密集队形捕捉敌军战车，四川部队因军纪不佳而两个战区拒绝收纳，自惭形秽。这情景已与当初刘湘与龙云企图劝阻李白的疑忌，有了一日千里的距离。

根本缺陷：国家与社会无从动员

蒋在各省抽调部队，以个人磋商激劝之方式行之，已如上述。其所发津贴各出不同，各部队到沪日期及沿途所需交通工具，则按路途远近及与中央之关系，分别责成交通部(俞飞鹏)、军事委员会第一部(黄绍竑)及侍从室第一处(钱大钧)就地办理。因皆临时到达，亦无从全盘计划。

淞沪战事紧张之际，蒋曾手书宋子文，以麻袋"交南市朱逸民五万只，南翔第六师转陈辞修五万只，其余30万只皆运苏州交顾墨三兄可也"(1937年9月24日)。如是许多麻袋有何用场？视其下令日期及指定交纳地点，似为准备填塞泥沙作为巷战之用，然则兹项处置，不由军需军械人员筹办，亦不经参谋设计分配，即由统帅决定，麻袋又不在后方购买向前输送，而在租界内采办，似此种种举措均超过常情。主要原因为缺乏经费预算及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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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对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几点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