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唐纳、帕兰特：体面的衰落？--大国收缩策略的意外成功

人文与社会 — 2012-10-27T18:55:29+16:00

学科: 政治
来源: (国外社会科学2012.1；原刊spring 2011 International Security)
关键词: 大国衰落，中美关系，收缩政策
摘要: 要避免快速衰败的必然命运，大国须敏感于其地位变化，以一种迅捷和相称的方式来做出反应，减少承诺和收敛抱负，恰当地调整其目标和手段，使收缩的力度与其衰落的速度相适应。做到"体面地衰落"，不仅可以延缓衰落，或许还能重振国力。这对于即将到来的中美权力转移不无启示。

作者：〔美〕保罗·K·麦克唐纳约瑟夫·M·帕兰特封永平编译 Graceful Decline? Paul K. MacDonald and. Joseph M. Parent.

大国是如何应对严重衰落的呢？美国相对实力的削弱使得学者及决策者重新审视这个问题。核心问题是，迅速进行收缩是否具有合理性或可能性？一些悲观主义者认为，收缩策略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它表现出弱势并招致攻击，应当避免采用收缩策略。如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警告，"世界范围内已经存在一种认识，即美国正处于晚期衰落中。许多专家认为经济危机将使美国撤销对海外承诺。削减防务开支的宣言被世界认为是美国人开始撤退的标志......减少我们对世界事务的参与，将会对人类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这些观点对当代国际政治有着深刻的含义。随着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国际格局秩序将会在下一个十年内发生越来越多的变化。如果悲观论是正确的，美国的政治家和利益集团将不愿或者无法对其海外责任进行重新整合资源。美国信用度的削弱和下降的观点将刺激决策者不惜鲜血和财富的高昂代价继续坚持沉重的海外负担。而在另一些观察家看来，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意味着一个衰落的霸权国家为了寻求振作其一落千丈的地位而作出愚蠢的最后喘息。

有关收缩策略的概念

"收缩"作为一项为应对相对权力衰落而缩减其重大战略性责任的政策。抽象来看，所有这些政策都是将资源从次要利益重新分配至核心利益上，从而降低对外政策的总成本。具体而言，可以分为节省支出、降低风险和转移负担三种途径。一般来说，悲观主义认为，为应对相对衰落的收缩策略带来的挑战主要有两种。

第一，国际制约条件：收缩策略产生滑坡效应。一些悲观论者认为收缩策略的实施会对大国的国际地位产生负面影响，因而并不可取。比如，在《世界政治的战争与变革》一书中，吉尔平将收缩政策视为"衰落大国很少采用"的"危险路线"。因为收缩被视为"相对虚弱的象征"，只能使盟友失望，同时会煽起潜在敌人的欲望。在这种情况下，预防性战争而不是收缩政策更可能成为急剧衰落困境的"主要解决手段"。

戴尔·科普兰（Dale Copeland）也同样怀疑大国收缩策略的可取性。虽然科普兰意识到预防性战争及其他强硬政策的风险，但他仍将收缩政策视为最后解决措施，认为它收益低风险大。一方面收缩政策"通过牺牲相对权势的过程......能够降低一个国家赢得任何所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收缩调整付出的代价不可能"获得崛起国家的好意"，因为衰落大国无法相信崛起国家对"取得优势之后"的行为的保证。结果，只有在排除武力选项的极少情况下，收缩政策才是理性的选择。

这些论点具有许多局限性。首先，反对者夸大了信誉在确保承担的责任中的重要性。在柏林、古巴发生一系列危机之后，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曾评述道，"苏联政府之前同意从古巴撤回导弹和飞机，并不是力量削弱的表现，而是基于现实考虑......但是柏林是完全不同的情况。它不仅对苏联政府至关重要，而且苏联人在这一地区占有压倒性的常规优势。"这项发现支持了收缩策略的基本内涵：通过集中稀缺资源，收缩政策以其强硬信誉的消散换取了关键目标上的能力集中。其次，高估了收缩政策对大国能力和声誉的破坏程度。大国的各种承诺之间并非相互依赖，而经常被是认为是竞争性的。朝鲜战争期间，杜鲁门政府明确放弃朝鲜半岛的全胜，转而加强对欧洲的威慑力。从次要地区撤出节省了资源，标志着对战略重要地区更强有力的保证。最后，批评者也低估了预防性战争的危险性。他们的推理完全漠视俾斯麦等人的警告，即预防性战争是"对死亡恐惧的自杀行为"。实际上，大国进行预防性战争风险颇大，一旦打败，则为整体溃败打开大门。即使打赢了，巨额花费也足以将一个强国折腾到一蹶不振的地步。

第二，国内限制条件：收缩策略受（国内）政治所困。另外一些悲观论者认为收缩虽是一个吸引人的战略，但是国内政治进程的干预会阻碍国家采取收缩策略。艾伦·弗里德博格（Aaron Frideberg）认为，国内政治分歧阻碍了国家准确评估本国相对实力地位以及在转型期作出理性反应的能力。保罗·肯尼迪强调，国家很难收缩，受到诸如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和僵化的经济机构等国内因素的制约。亨德里克·斯普鲁特同样认为，在被军方、说客或僵化的国内经济机构利益集团主导的国家，放弃领地责任会更难。也有人认为是文化或观念因素使大国放弃对收缩策略的考虑。

尽管收缩策略受到国内制约的观点在一些情况下有用，但也有一些严重的问题。其一，国内政治理论假定利益集团一致支持推动海外扩张。然而国内利益团体的进程偏好比我们大众想象的更为复杂和微妙。很多国内利益团体反对海外义务，而支持将开支花在国内而不是海外冒险上。其二，那些支持强硬对外政策的利益集团并非一种声音，也不是将所有利益都置于同等地位上。其三，国内政治理论有关国内利益团体如何干预政策制定过程的能力并没有清晰的阐述。一些研究强调民主国家可以使利益团体更易参与到政策制定的过程中。然而，史蒂芬·克莱斯纳（Stephen Krasner）在研究中发现，"中央决策者的目标与那些私人部门的目标之间始终存在严重分歧"，但"国家往往都能占据上风"。其四，国内政治理论一般都低估或忽视国际环境影响国内政治的能力。决策者并非在真空中运作，精英们需对国际格局的变动作出反应。

衰落程度与收缩程度的关系

新现实主义的基本逻辑是清晰的，在无政府状态下为安全而竞争的国家对它们所处的环境会作出大致理性的反应。因为在竞争性的世界政治舞台上，反应迟缓或无远见之明的大国将会收到负面反馈，直至幻想破灭或被挤出大国行列。要避免这种命运，国家须敏感于其地位变化，恰当地调整目标和手段，并且体面地衰落。国家如同公司一样，如果挥霍无度，那么这个国家就可能会破产。一旦目标过于宏大而超出了现有能力限度（这种情形亦被称作"李普曼差距"），国家会由于过度扩张而引火烧身。为避免破产，即使无法扭转颓势，国家也会采取收缩策略争取喘息、重组和延迟衰落。就收缩的方式而言，新现实主义的中心思想是均势政治，它经由两种途径实现：内部或外部的平衡。内部平衡就是指通过经济增长、减少军事开支或两者并用。这通常是最好的平衡方式，可以减少对他者的依赖。但遭受衰落的国家可能会无法仅仅通过国内改革来平衡其承担的义务和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可能还需要借助外部手段来进行收缩。外部平衡包括组建联盟来集体制衡崛起国家。考虑到盟友的不可靠性和不可避免的搭便车问题，所以这是一个次优的平衡方式。然而，对那些遭受严重衰落的国家而言，如果国内改革无法奏效，那么这些冒险就值得一试。

解释收缩程度最重要的因素不是地理位置、领导能力和政体类型，而是相对于其他大国的衰落程度。"相对严重衰落"(acute relative decline)时期有两个特点：衰落大国在大国中的地位开始下滑；相对实力的衰退至少持续5年。如果一个国家GDP的国际排名至少5年内持续下降，就将此归为相对严重衰落时期。例如，1908年，德国占所有大国的GDP总量的15.69％，从而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越英国。接下来的5年，相对于德国，英国继续衰退，在所有大国GDP中的比重总计下降1.41％。

表1考察了自1870年有GDP确凿数据以来的18个相对严重衰落案例。这些案例表明，与排斥收缩的论点相反，面临相对严重衰落的绝大多数国家都会选择收缩策略。在18个案例中，面临相对严重衰落而采取收缩策略的大国至少有11至15个，占其总数的61％到83％。无论预防性还是其他性质的战争，似乎并不是衰落国家的必然命运。所有案例中，只有4个衰退大国卷入国际战争，其中只有1个国家--1935年的英国的确向刚超过自己排名的国家发起战争。有6个衰落国家通过收缩最后成功地恢复了所失去的排名。这表明，收缩的国家很少导致灾难，甚至问或恢复其先前的地位。

另一个重要变量是在排名发生逆转后5年内对外政策的收缩程度。一般而言，当要进行重大战略利益收缩时，国家往往因循若干路径来撤回。军事上，国家在国防上支出多少，将资源分配到了何处？外交上，国家花费了多少政治资本来聚焦核心，减少卷入外围冲突？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些方面的任何一个重大变化，都可被视为进行收缩的证据。

研究表明，在对于衰落的军事反应程度方面，经历相对严重衰落的国家会放慢军力增长步伐或缩小军队的规模，比一般大国倾向于减少国防开支和裁减军队，而且其军事收缩的程度往往与它相对衰退的程度正相关。对那些经受大幅衰退的国家而言，进行裁撤收缩的力度会更大。在外交反应方面，相对实力大幅衰退的大国在其地位开始滑落的五年间平均签署的新联盟条约数量几乎是其他大国平均水平的3倍。正在衰落的大国没有比其他强国更易于成为外部攻击的对象。这可能是由于外部的侵略者有很大的难度去评估其潜在的脆弱性，或者因为收缩策略使得衰退国家有效地从衰落中恢复，并依然对潜在挑战者保持着威慑。

案例分析

为了进一步评估上述论点，下面具体分析两个历史案例：1924年的法国和1946年的英国。这两个衰落大国都背负着代价高昂的战争以及难以维系的海外义务，同时都面临着一个不利的国际环境以及不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如果悲观主义者是正确的，两个案例聚焦于信誉下降或国内选民应该能够阻碍战略调整。

乌托邦迷思：1924年的法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法国人意识到自己对昔日的敌人有着暂时的优势。1922年，德国拖欠赔款，法国总理雷蒙·庞加莱（Raymond Poincare）向英国寻求制裁德国未果后，转而采取单独行动。1923年法国占领鲁尔山谷，但是，干涉的代价是沉重的，使得法国同英美相疏离。法国高估了自己的能力，1924年情况发生逆转，左翼联盟选举获胜，准确地反映了民众对由鲁尔占领所造成的经济乱象和庞加莱的"单干"政策的不满情绪。一位著名历史学家为此评论道："正是1924年之前的那些年，似乎充满了幻想，征收赔款的企图以及这些行为所激起的希望所掩盖的是法国国际地位的脆弱性。"

1924年之后，法国外交活动能力快速加强。从1924年至1927年，法国签订了一系列协议，除了著名的《洛迦诺公约》外，法国还与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国签署防御性、协商性的、互不侵犯等条约。法国也努力尝试1926年与德国在图瓦里（Thoiry）谈判恢复两国邦交，但没有成功。法国虽然不主张结盟，但正如白里安所说，"我们必须警记，即使再痛苦也要拥有一些朋友"。

在海外，法国回应叙利亚和摩洛哥这些殖民地的平息骚乱请求。为了减少这类外围开支，法国寻求增加本地军队来为其效力，而将自己的常规军队撤回到法国本土，同时，法国也努力增加公民接管原由军方负责的非军事性的工作。法国总的军事态势是防御性的，这与其国际地位的下降相一致。

简而言之，法国人对其衰落保持着充分警觉性并以一种迅速而适当的方式作出回应。他们这样做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目标明显地超越了自己国家的能力，并且其政策反应与现实主义给出的方案相一致：收敛抱负，改革竞争力较弱的机构，从外围到核心进行资源重新布局，尝试解决潜在的爆发点和缔结防御联盟。

绝望的衰落：1946年的英国

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英国被击垮而且债务缠身，但它却对战后的恢复寄予厚望。1945年7月，在外交部提交的关于英国前景的综合分析报告中，奥姆·萨金特爵士（Sir Orme Sargent）说，英国"在三大国中最弱、地理上最小"......进攻是最好形式的防御，英国应该采取攻势，"挑战共产主义在东欧的渗透，反对任何控制德国、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的企图......如果这些国家有失去自由制度的危险，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对其内部事务进行干预"。但英国决策者很快打消了他们的乐观预期，西欧对英国的领导角色态度冷淡，自治领地对于分担英国重负同样不感兴趣。

然而，到1947年，经济似乎还是毫无起色。幕僚们建议："我们应该把重心集中在那些对我们而言至关重要的地区和在交通要道上和平时期的储备和战争时期的防御上。这些地区指的是英国、美洲大陆以及白人自治领。这必然要求我们应该削减对世界其他潜在冲突地区所承担的义务。"因此，英国放弃了对德国的大部分责任，交由美国建立战后德国西部美英占领区，并支持美国在欧洲扮演一个更加建设性的角色。紧接着，英国还取消了曾不容别人染指的传统义务，把希腊和土耳其的防御任务移交给美国，并匆忙抛弃了印度和巴勒斯坦。

简而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决策者是非常灵活的战略家。他们很快发现，英国缺乏足够的手段来维系殖民地、巩固自治领以及领导西欧国家，于是审慎地放弃那些外围承诺而集中于核心利益保护。尽管帝国政治绵延世代，极不情愿放弃那些宝贵的殖民地，但在明显的资源匮乏情况下，英国决策者还是果断地移交、卸下这些负担。由于在1946年英国比法国1924年的时候衰退的速度更快，所以它放弃的也更多。

对中美关系的蕴涵

以上研究对于即将到来的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权力转移似乎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虽然对经济实力的评估各不相同，然而大多数观察家预测中国的GDP将在10年或20年之内赶超美国。这一预测产生了极大的担忧。许多学者预测，在中美地位转换时期会发生较大冲突。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双方目标难以调和：中国想超越美国，而美国则不希望有一个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存在。用他的话来说，"当一个雄心勃勃的霸权国家出现在欧亚大陆时，任何善意都不能减缓即将到来的紧张的安全竞争"。

与这些预测相反，我们的分析给出了乐观的根据。从那些大国应对严重衰落的历史轨迹来看，美国应能够在未来几十年成功进行收缩。今后几年内，美国进行军事改革、向盟国转移负担以及努力减少高昂的国际责任的时机已趋于成熟。美国可能比一般大国减少发起和卷入军事争端，也会较为友好地解决这些争端。一些人对这一前景充满忧虑，担心美国信誉不断遭到侵蚀。然而，我们的分析表明，收缩政策并不意味着软弱。与收缩到代价更小、更易防守的核心领域相比，仅仅为了一国的声誉而继续无保留地承担那些代价高昂的义务，无疑是一个风险更大的地缘政治赌博。

一些观察家也许会不同意我们的结论，认为霸权转移比其他衰落时期更易发生冲突。理论上而言，霸权国实际应能更容易地处理衰落问题。衰落的霸权依然拥有对他国施以重大危害的强大能力。而且，它已不再是联盟平衡的首要目标，可以在联盟的形成中发挥关键作用。拥有广泛海外责任的霸权国也能更容易确定和消除那些外部负担，而不会显露软弱或刺激国内民众。从实践上看，与其他衰落时期相比，霸权的过渡期并没有出现更多的冲突。最近的一次权力转移是英美转换，它发生在1872年前后，转移成功进行却没有发生武装冲突。虽然中国和美国的制度类型不同，但类似因素可以发挥作用，缓解即将发生的中美转移。两国都是巨大、相对安全的大陆强国，这一事实减缓了潜在的地缘政治竞争。中国面临着国内各种各样的政治挑战，包括地区间的竞争压力，这些都可能使得支撑其经济表现或实行冒险主义外交政策的能力进一步复杂化。

最重要的是，美国并非直线下滑。预计美国在未来10年或20年被中国超越之后，将经历一个"中等程度"衰落，五年内在大国GDP中的比重将下降2％至4％。鉴于美国之于中国相对平缓的衰落速度，任何一方冒险挑起冲突的动因微乎其微。美国仍将占有大国GDP总量1／3以上，在无关紧要问题上挑起危机无利可图。考虑到美国市场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以及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发挥的关键作用，中国几乎没有动力来利用美国的弱势，目前还不能断定北京希望通过直接对抗来巩固或扩大其日渐增强的优势地位。

总之，美国应该能够在未来几十年里减少其在东亚地区所承担的义务，而不会引起中国的扩张主义。事实上，收缩政策可能获得潜在好处。例如，减少和调整美国在韩国的驻军而不是继续助长不稳定，将会改善华盛顿和汉城之间不时紧张的双边关系。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保持克制，而不是鼓励北京的强硬派，会改善两岸关系，并且使盟国放心：华盛顿将不会肆意将其拖人中美冲突之中。此外，华盛顿在不损害双边同盟的情况下，支持建立多边安全机制，能够提高美国的声望，同时将中国嵌入到一个更加透明的地区秩序中。一个渐进的收缩政策不会损害美国对联盟承诺的信誉或引发不稳定的地区安全困境。事实上，即使北京怀有修正主义的意图，也不能肯定中国会通过发展必要的军事投送能力来夺取更多的领土。通过逐步将负担转移给地区盟友和多边机构，美国能够增强其核心承诺的可信度，同时容纳一个崛起的中国的利益。收缩政策不乏益处，尤其有助于减轻其不可持续的财政问题，大规模的冒进部署只会加剧美国的大战略问题和甘冒不必要的冲突风险。

结语

研究表明，收缩是应对大国衰落颇具吸引力的战略。在强权政治的高风险世界里，当相对实力衰落、濒临危险边缘时，国家很少能够承担欺骗自己或纵容狭隘利益的后果。当国家从大国之列滑落时，会以一种迅捷和相称的方式来做出反应，减少承诺和收敛抱负。

收缩策略常背负恶名，但研究显示它的好处被忽略了。竞争鞭策着国家改进自身，如果明智应对，可以让国家更好。历史记录并没有给出绝望的理由：开支可以得到限制，利益集团可以受到控制，创新可以获得培育。衰落应对得当还有很大的复苏可能，重新恢复先前的荣耀。当然，过于响亮地说出这些结论可能是不明智的。衰落是否产生这种令人振奋的结果可能取决于它所激发的普遍的悲观主义。

（注释佚）（译者单位：武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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