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加佳：琉球失国

人文与社会 — 2012-09-11T23:36:45+16:00

学科: 历史
来源: (北京日报2012.8.14)
关键词: 中国与日本，琉球，马关条约，牡丹社事件，黄加佳
摘要: 1874年，日本借牡丹社事件出兵台湾，清政府第一次见识到了日本的蛮横不讲理。一向在外交上采取息事宁人态度的清政府，为了早点了结此事，竟然与日本签署了《北京专条》。

在古代汉语中，"石之有光者"谓之"琉"，"美玉"谓之"球"。琉球群岛，正是一串撒落在太平洋上的美玉。

琉球位于中国台湾岛和日本九州岛之间，依东北、西南走向依次由奄美诸岛、冲绳诸岛和先岛诸岛组成，蜿蜒1000公里，总面积4600平方公里。从名字也能看出它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372年（明洪武五年），琉球中山王察度遣使来华，琉球正式成为中国的藩属国。此后500多年，中国与琉球始终保持着宗藩关系。

随着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大门，老大帝国自身难保，与周边小国之间的固有秩序也土崩瓦解。师法西方列强而迅速崛起的日本一步一步挑战着清王朝的权威，吞并琉球只是它计划中称霸全亚洲的第一步。

琉球呼救

1875年（清光绪元年），同治帝驾崩，光绪帝即位。在帝国时代，没有什么比新君登基更重要的事了。然而令清政府纳闷的是，作为藩属国的琉球对于如此重大的国家典仪竟毫无表示。

自1372年（明洪武五年）琉球中山王察度遣使来华，正式成为中国的藩属国以来，中国与琉球已保持了500多年的宗藩关系。起初，琉球每岁一贡，贡船两只。后来，明政府觉得接待起来太麻烦，便让他们隔年一贡。明亡清兴，琉球又跟清王朝接续了这种宗藩关系。在与藩属国的关系上，中国一直奉行"厚往薄来"的原则。因此，琉球每每朝贡后，都能带着数倍于贡品的礼物满载而归。在这种朝贡体制中，琉球是实际的受益方。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明太祖朱元璋派"闽人三十六姓"进入琉球。他们不但给琉球带去了生产技术，还带去了中华文明。后来"闽人三十六姓"的后裔，很多都成为琉球国的股肱之臣。由于受益良多，500年来琉球对中国的朝贡从不怠慢。就连负责接待琉球使节的闽浙总督何璟都称，琉球"岁修职贡，较诸国最为恭顺"。

然而，就是这个最恭顺的属国在新君登基的大日子里，竟没有露面。此时，他们正面临着来自日本的灭顶之灾。

日本与琉球的纠葛，说来话长。1609年，日本萨摩藩主岛津氏出兵琉球，毫无武力防御能力的琉球束手就擒。萨摩藩强迫琉球向其纳贡。琉球从此成为中日两国的属国。只是，两个多世纪以来琉球并未向清政府言明其两属的尴尬处境，而相隔大海，清王朝竟也没有察觉。

1872年，日本明治五年。明治维新刚刚拉开序幕，日本国内还危机四伏，但日本已经显露出其对外扩张的野心。1872年，日本鹿儿岛县参事大山纲良来到琉球，软硬兼施地要求琉球王尚泰派使节团前往日本庆祝明治新政。不明就里的琉球使团刚到日本，就收到了明治天皇"琉球藩叙列华族"的表文。天真的琉球使节当时还没有意识到，日本已剥夺了琉球作为独立国家的地位，强行把它变成了自己的一个行政区。不过，日本明白若想真正把琉球攥在自己的手心里，光换个称呼还不够，割断琉球与中国的宗藩关系才是问题的关键。

三年后，日本内务大丞松田道之以钦差大臣的名义来到琉球，宣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包括禁止向中国纳贡，禁止使用清朝年号，对华贸易由日本全权负责等。这个所谓的"改革"，就是要阻断琉球与中国的联系，把琉球的主权控制在自己手中。

琉球王尚泰这才发现自己已经成为日本人砧板上的鱼肉。琉球朝野把保存自己国家的唯一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他们向日本人苦苦哀求：只要保留对中国的宗藩关系，其他一切条款都能应允。在给日本政府的上书中琉球人写道：

自归清国版图，以其保护声援，乃可无忧外患，自建为国。有古来风俗之礼乐政刑、自由不羁之权利，上下雍睦，安居乐业，若离清国必失自由权利而招掣肘之累，国家岂可永葆？父子之道既绝，累世之恩既忘，何以为人，何以为国。

这段文字至今读来仍令人动容，琉球对中国的情义，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琉球的哀告并没有打动日本人，日本陆军大将西乡隆盛率三万人马大兵压境。眼看亡国在即，琉球王尚泰只有最后一步棋可走派密使前往中国求救。1876年12月10日，尚泰的姐夫紫巾官向德宏与通事蔡大鼎、林世功等人，乔装改扮，躲过日本人的监视，乘一小船前往中国。由于风向不顺，向德宏等人的船竟在海上漂泊了将近半年，直到第二年4月2日才抵达福州。

到达福州后,向德宏等人拜见了闽浙总督何璟和福建巡抚丁日昌，呈递了琉球王的咨文，请求清政府代纾国难。收到琉球的求救信，何璟感到有点纳闷，琉球地瘠民贫，日本何必兴师动众要灭琉球国呢？虽然，他在给总理衙门的奏报中也称："若不代为陈情，何以宣朝廷绥远之恩，慰藩服瞻依之念"，但对于琉球与日本的纠葛，无论是何璟还是总理衙门都抱着审慎的态度，因为就在几年前，中国刚刚吃过日本的亏。

牡丹社事件

1871年11月，一艘满载着土特产的琉球船只在海上遇到飓风，被刮到了台湾。66名船员奋力凫水，才算登了岸。万万没想到，他们闯入了台湾原住民部落牡丹社的领地。台湾原住民生性彪悍，不但剥了琉球人的衣服，还把他们扣在了部落中。当琉球人试图逃走时，牡丹社生番大开杀戒，一下子砍死了54个琉球人。剩下的人一路狂奔跑到附近的保力庄，遇到当地汉民杨友旺才得以幸免。事后，亲历者陈阿三回忆那惊魂一幕时说：他们看到两个异族人惊慌失措地从森林中跑出来，似乎在呼救。阿和（杨友旺之弟）在地上写字问他们是什么人。两个异族人写道：我们是琉球人，同伴多人惨死于番人刀下。看到有救了，他们大声招呼藏在林中的琉球人赶紧出来。这时，牡丹社番人也循声而来。由于杨友旺平日与番人做生意，会说番话，他跟番人交涉，用酒、牛、猪、布等物品换回了琉球人的性命。

杨友旺把幸存的琉球人交给了当地政府。清政府历来视当地生番为化外之人，无法绳之以法，所以遇到生番杀害藩属国海员这类事，清政府往往都给受害者发一笔丰厚的抚恤金，再送他们回国了事。对于牡丹社事件的受害者，清政府也如此处理。

事情过去半年多了，来华签订中日《修好条规》的日本外务大丞柳原前光突然在1872年5月11日出版的《京报》上看到了关于牡丹社事件的报道。柳原前光立刻写了一篇名为《琉球人在清国领土台湾被杀害，为鹿儿岛县参考》的报告寄回国内。牡丹社事件本来是中国与藩属国琉球之间的内部事务，可野心勃勃的日本却感到其中大有文章可做。鹿儿岛县参事大山纲良上表日本政府，要求率军出征台湾生番之地，为遇难的琉球人报仇。当然"报仇"云云只是借口，日本人真正的目的是以此试探一下清政府的反应，为侵吞琉球和台湾做个铺垫。

彼时，日本刚刚明治维新，国家尚无多大起色。国外列强环伺，国内矛盾重重，正是内外交困的时期。不过，那时他们已经把中国大陆作为对外拓展的主要目标。入侵台湾，吞并琉球，觊觎朝鲜，正是他们蚕食中国的一步步计划。然而，国力尚弱时他们每一步都走得很小心，借牡丹社事件出兵台湾，正是要看看中国的反应。

1874年5月，日本陆军大辅西乡从道率舰抵达台湾社寮港，与台湾原住民开战。经过一个多月的激战，日本攻下了牡丹社、高士佛社、女奶社等多个土著部落。所谓杀敌一万自损三千。在热病侵袭下，日军也纷纷病倒了。

日军虽然已经打上门来，清政府兀自没有察觉。直到英国公使威妥玛致电总理衙门询问此事，清政府才如梦方醒。刚刚签了中日《修好条规》打算共同对付西方列强，日本人就出兵攻打自己，清政府感到十分莫名其妙。恭亲王奕为此事照会日本时，语气无辜地写道："此次突闻贵国兴师赴台一事，就其真伪，本王大臣未敢深信其有无，若贵国真有此举，何故不先与我方商议？"

日本政府来华谈判的全权大臣大久保利通硬是说，清政府既然管不了"台湾生番"，他们来管，他们要为自己的属民琉球人报仇。

清政府第一次见识到了日本的蛮横不讲理。一向在外交上采取息事宁人态度的清政府，为了早点了结此事，竟然与日本签署了《北京专条》。在《北京专条》里，清政府竟承认日本此次为"保民义举"，"中国不以为不是"，并且赔给日本50万两白银，让他们赶紧撤兵。其实若论军事实力，当时日本还不是中国的对手，可清政府花钱买个清静的昏聩想法，却让外强中干的日本头一次挑衅就尝到了甜头。在《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中，王芸生先生称此次事件乃是"近代史上日本侵略中国的开端"。更加被动的是，《北京专条》间接承认了琉球"两属"的性质，为此后琉球问题的交涉留下了隐患。

日本人刚为琉球"强出头"，琉球又来控告日本要吞并它，这不免让清廷困惑。琉球与日本到底是什么关系？清政府决定让即将赴任的驻日公使何如璋好好考察一下。

"听之乎，何以为国"

1877年12月，何如璋刚到日本，在神户港尚未下船，滞留日本的琉球使臣马兼才就乘夜色秘密登舟，哭诉日本欲吞并琉球的阴谋。琉球王在向清朝公使的求救密信中写道："今日阻贡，行且废藩，终必亡国"。何如璋到达东京后，琉球官员毛凤来等又先后求见，请求清朝出面干涉，以救琉球危亡。听了琉球官员的陈情，又看了他们带来的琉、日之间往来文书的抄件，何如璋看清了日本对琉球阻贡在先、吞并在后的狼子野心。

1878年5月，何如璋通过对日本的考察和分析，向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写信谈了自己对琉球问题的看法："阻贡不已，必灭琉球；琉球既灭，次及朝鲜。否则，以我所难行，日事要求，听之乎，何以为国？拒之乎，是让一琉球，边衅究不能免......他时日本一强，资以船炮，扰我边陲，台澎之间，将求一夕之安不可得。是为台湾计，今日争之患犹纾，今日弃之患更深也。口舌相从，恐无了局。然无论作何结局，较之今日隐忍不言，犹为彼善于此。"

相信每位读者读罢何如璋的这段分析，都会倍感唏嘘。因为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日本对中国的蚕食，正是循着这个步骤一步一步进行的。从明治维新初期，他们武力扩张、称霸亚洲的一盘大棋，就已经开局了。

经过对日本的考察，何如璋认为日本财政困难，常备陆军只有三万多，海军不过四千人，新近从英国买回的铁甲舰也都徒有其表，且废藩置县后国内矛盾重重，实在不是中国的对手。不过考虑到清政府自鸦片战争之后一直奉行息事宁人的外交政策，何如璋还是给清政府提供了上中下三策：上策为先遣兵船，责问琉球，征其入贡，示日本以必争；中策为据理言明，约琉球令其夹攻，示日本以必救；下策为反复辩论，或援万国公法以相纠责，或约各国使臣与之评理。这就是著名的"琉球三策"。

在何如璋看来，当然采取强硬措施是最好的选择，但总理衙门却觉得上策、中策都过于张皇不是不动声色的办法。于是他们选择了下策，指示何如璋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决不动武。

1878年9月，收到总理衙门指示的何如璋来到日本外务省，向日本外务卿寺岛宗则提出口头抗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戴东阳告诉记者，当时中国对日本的情况了解很少，准备工作也很不够，何如璋出使日本竟然连个日语翻译都没带。"当时清政府以为，日本已经全盘西化，官方用英语，带上英语翻译就行了。"实际情况与此相差甚远，何如璋跟寺岛交涉了几次都是鸡同鸭讲，说不清楚。不过，汉字大家都懂，何如璋在征得寺岛同意后，给日本政府送了一份书面照会。

10月7日，何如璋把一份措辞强硬的书面照会交到寺岛面前。照会中，何如璋引用历史证明了中国与琉球的宗藩关系，并谴责了日本恃强凌弱的行为。他在照会中写道："今忽闻贵国禁止琉球进贡我国，我政府闻之，以为日本堂堂大国，谅不肯背邻交，欺弱国，为此不信不义无情无理之事。"

面对何如璋有理有力的照会，日本外务省理屈词穷。他们感到从法理人心上很难解释自己的做法，便抓住照会中"背邻交，欺弱国"等语句，指责这是何如璋对日本的"暴言"。寺岛要求何如璋收回照会，否则一切免谈。

戴东阳向记者指出，以往研究者们大多忽视了一个细节，日本外务省与中国使馆之间的信函，一般一天或者几天往复，而日本政府对何如璋的复照则拖了一个多月。从时间上不难看出，他们在反复评估清政府对"球案"的真实态度。几次会面中，寺岛反复问何如璋，这是清政府的态度还是他个人的态度？出使前，李鸿章曾嘱咐何如璋先以个人名义表示抗议，这样还有转圜的余地。因此何如璋表示，这是他个人的意见。日本方面似乎品出何如璋强硬立场的背后，并没有清政府的有力支持，因此他们决定抓住措辞问题，把态度强硬的何如璋踢出局。

就在何如璋与日本的交涉陷入僵局时，日军乘着新泻丸号汽船在琉球那霸港登陆了。1879年4月，松田道之向琉球王尚泰宣读了日本政府"废藩置县"的命令，宣布琉球国变成日本冲绳县。尚泰也被强行掠到东京软禁。

半路杀出个格兰忒

一个月后，滞留福州求援的向德宏收到琉球人的密报，得知国家已亡。国破家亡，哀告无门。向德宏感到不能再在福州傻等下去了，他决定带着蔡大鼎、林世功等人上京陈情。从后来向德宏给总理衙门的陈情表中可以看出，他们一路北上走得并不太平。使节团走到上海，听说在华的日本特务为了阻止他们去北京求援，已经组织了暗杀队，要劫杀他们。琉球人的发型、服饰很大程度上保持了明代汉服特色，迥异于长袍马褂、剃头梳辫的清人。为了躲过日本特务的暗杀，一干琉球人只好剃头改服，一路跌跌撞撞来到天津。在天津，向德宏先拜见了实权人物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向德宏写道："生不愿为日国属人，死不愿为日国属鬼！虽糜身碎首，亦所不辞！"字字泣血，一个小国面临亡国之灾的彷徨与无奈跃然纸上，至今让人读之心酸。

面对复杂的国际关系，李鸿章还是决定采取审慎的态度，先观察一阵事态的发展再说。

与此同时，琉球国内百姓惨遭涂炭的信息也源源不断地传来。为了毁灭日本武力吞并琉球的证据，日本政府在全琉球范围内，收缴了过去行政机关的全部公文、账册等各种文字资料，企图销毁旧有政权的一切痕迹。琉球民众不甘心就此亡国，武装抗争之事此起彼伏。抵抗日军暴行的官民遭到严刑拷打，一些忠义之士自刎殉国。宫古岛上民众向中国求援复国的血书，至今仍保存在冲绳县立博物馆中。

向德宏见国内形势十万火急，而李鸿章又态度暧昧。他决定派毛精长、蔡大鼎、林世功等人，去北京找总理衙门求援。面对琉球人的泣血哀告，恭亲王奕也是左右为难。一方面，清政府已经自顾不暇，不太想管琉球的事；另一方面，面对藩属国的求援，老大帝国又一时放不下宗主国的面子。正在踌躇时，李鸿章听说不久后美国前总统格兰忒（今译格兰特）将造访东亚，打破琉球事件僵局的希望能不能寄托在格兰忒身上呢？

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格兰忒曾任联邦军队统帅，并代表联邦政府接受了南军罗伯特•李将军的投降。南北战争后，格兰忒于1869年当选为美国总统，直到1877年方才卸任。卸任的格兰忒，1879年带着妻子来远东旅行，目的地就是中国和日本。别看格兰忒已经卸任了，但他在国际政治领域有很大影响力。而且，日本的明治维新主要是因美国入侵推动的，日本人对美国人可谓惟马首是瞻。李鸿章觉得，如果说服格兰忒来调停"球案"，不怕日本人不就范。

格兰忒刚到上海，李鸿章就两次给总理衙门写信道："格兰忒不久将由上海出发，途经天津而至北京，应以礼优遇接待"，并"以此为机，与格兰忒谈话，以求他日琉球问题公评时，助我一臂之力。"

恭亲王奕采纳了李鸿章的建议。1879年6月3日，格兰忒抵达北京的第二天，他就会见了格兰忒。会谈中，格兰忒大方地接受了奕请他调停琉球问题的请求。6月12日，当他到天津见到李鸿章后，详细询问了琉球的情况。

格兰忒问李鸿章："中国果无争朝贡有无之意乎？"李鸿章答："朝贡有无非问题之所在，惟琉球王历来受中国册封，今日本无故废灭之，违反公法，实为各国无比例之事。"格兰忒又问，琉球能用中国文字吗？李鸿章说，琉球人能用中国字，也能看中国书。格兰忒复问，琉球王可是"闽人三十六姓"的后裔。李鸿章答，琉球王不是"三十六姓"之后。他同时指出，琉球作为主权国家，曾与美国签有通商条约，现在日本吞并琉球，也会伤害美国的利益。如果中日之间因为琉球打起来了，必然会影响到美国在远东的商贸往来。格兰忒对李鸿章所言深以为然，他说，他最怕各国开战，如果能调停解决，对大家都有好处。最后，格兰忒说："琉球原来为一国，而日欲将其并合而得以自扩。中国所力争之处，乃土地而非朝贡，甚具道理，将来需另设特别条款。"

看样子，格兰忒已经站在中国这边了。李鸿章相信日本不能不给格兰忒一个面子。可格兰忒到日本以后，情势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8月1日，格兰忒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写道："两国应该彼此互让，庶不至于失和，似不再请他国出为调处。"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要置身事外的意思。

表面看，格兰忒还是在和稀泥，但实际上他的天平已经偏向日本了。不到一个月时间，日本人给格兰忒喝了什么"迷魂汤"呢？前几年学者戴东阳在日本访学期间，偶然看到一份资料，这才揭开了谜底。戴东阳告诉记者，在日本一所大学的图书馆中，她偶然发现日本人宫岛诚一郎给日本政府的报告，报告称，他曾从中国驻日使馆工作人员沈文熒口中得知，美国前总统格兰忒不日将访问日本，格兰忒已接受清政府的委托，要调停琉球问题。

戴东阳说，沈文熒倒不是故意要泄露情报，只是当时中国的外交还很不专业，使馆工作人员往往是些在国内不得志的落魄文人，他们缺乏对外交往的经验，更没有保密意识。沈文熒是个传统的中国文人，爱好吟诗作赋。日本自古受中国文化影响深远，许多日本文人汉诗做得非常好，他们经常来公使馆拜访沈文熒切磋汉诗，彼此之间有不错的交情。然而，沈文熒不知道这些交流汉诗而来的日本文人们，同时肩负着另外的使命。当宫岛诚一郎在闲谈中探知格兰忒已经受中国政府之托，前来日本调停琉球问题后，马上报告给了日本政府。

日本右大臣岩仓具得到情报后非常重视，他立刻报告政府："今格兰忒将琉球之事奏陈圣上，又忠告政府，然不知其乃受清廷之请愿而为其周旋。今得此言，实需仔细考虑，则我须先采取措施。"

于是，日本政府开始紧锣密鼓地布置起对格兰忒的接待工作。1879年7月3日，当格兰忒乘坐军舰"里奇蒙德"号驶入横滨港时，受到日本朝野的盛大欢迎。明治天皇亲自出面宴请格兰忒，还把自己的海边行宫腾出来给格兰忒住。日本政府要员陪着格兰忒在日本度假胜地日光山又吃又玩，好不惬意。别看宾主相处甚欢，但对于琉球问题日本是毫不让步，格兰忒的随员杨越翰在给李鸿章的信中提到，格兰忒在日光山游览途中，曾经与日本内务卿伊藤博文和陆军卿西乡从道晤谈了3个小时。对于琉球问题，伊藤和西乡始终"默然不发一语"，仅表示回去同政府商量。

调停没什么进展，但明治维新后日本蒸蒸日上的景象，却给格兰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给李鸿章的信中，他写道："我看亚细亚，只有中华、日本可称两大强国，甚盼两国各设法自强，诸事可得自主。日本气象，似一年兴旺一年。中国人民财产本富，自强亦非难事。"格兰忒先后游历中日两国，两个国家的精神风貌高下立判。日本虽然明治维新刚刚几年，但军队整肃，人心向上，的确是一副奋发向上的状态。相比起来，中国虽然洋务运动已经十几年了，但是整个社会和人的状态没多大改观，还是一派暮气沉沉的模样。从感情上讲，格兰忒也会更加倾向于师从西法的日本。

不久格兰忒给李鸿章写信道："我到日本以后，屡次会晤内阁大臣，将恭亲王与李中堂所托琉球之事，与北京、天津所闻，情节微有不符。虽然不甚符合，日本确无要与中国失和之意。在日人自谓琉球事系其应办，并非无理；但若中国肯让日人，日本亦愿退让中国。"

显然，格兰忒的调停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虽然日本对他极尽殷勤，但他毕竟是个卸了任的总统，东亚之行也不带官方色彩，因此日本方面对他只是虚与委蛇罢了。为了挽回面子，他在信中对李鸿章抱怨，中日谈判之所以陷入僵局，主要因为何如璋在照会中措辞过当。

不过，他的随员杨越翰却不这么认为。杨越翰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公正地写道："何公使照会一节，此系细故，球事未来了结与否，及如何了结，与照会无干，可以不必追求。"杨越翰分析，日本政府不肯让的原因是，明治维新后失去特权的武士阶层生活贫苦，"惟愿日本与别国动兵，伊等有事可做。"事实上，日本是从一开始就制定好了吞并琉球的既定方针。

分岛改约

格兰忒在日本停留了两个多月，也没提出什么具体调停方案。1879年9月3日，他便归心似箭地从横滨港登船回国了。临行前，格兰忒给李鸿章写信劝道："譬如两人行路，各让少许，便自过去，无须他人帮忙。"

格兰忒走后，双方虽然同意重新开启谈判，但很长一段时间，却都没有再派人员接触。中国方面本来就没什么通洋务的人才，总理衙门担心如果派出一个腐儒，闹出笑话反而失了体统。日本方面也端起架子来。这么一来两相矜持，成了不来不往之局。

僵了几个月，一位自称是"日本闲人"的竹添进一郎，以个人名义找到李鸿章斡旋。那时中日两国语言虽然不通，但是通过汉字还是能够传情达意的。李鸿章和竹添见面后，令诸人回避，两人关在小屋里秘密笔谈。竹添写道："今日之天下，非昔日之天下。有虎狼之国，无一日不欲逞志亚细亚......贵国地方广大，四疆之地不易把守。乃如伊犁，又与露有疆吏之争，未闻其结局。正值此时，琉球有外患，恐贵国鞭长莫及。"

把吞并琉球的野心说成是给中国分忧，帮助中国看管边疆。竹添的巧舌如簧，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不过，这段话戳到了李鸿章的一个痛点此时在中国西北边境的伊犁正爆发着一场危机。

1871年7月，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入侵新疆。俄国趁乱以"安定边境秩序"为由出兵占领了伊犁地区。清政府多次交涉，沙俄拒不撤兵。1876年，钦差大臣、陕甘总督左宗棠进军新疆，经过一年多的战斗，击溃了阿古柏的军队，收复了除伊犁地区以外的全部领土。

然而对付拥有强大武力的俄国，清政府只能走外交途径一条路。1878年6月，清政府任命崇厚为钦差大臣，赴沙俄谈判收复伊犁事宜。可没承想，崇厚谈了一年多，竟然稀里糊涂地签了个《交收伊犁条约》（即《里瓦吉亚条约》）回来。按条约的规定，俄国倒是把伊犁还给中国了，可霍尔果斯河以西和特克斯河流域广大的疆土，竟然拱手让给了俄国。此外，崇厚还答应了开通陆路通商线路、赔偿500万银卢布（约合白银280万两）军费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款。

崇厚带着《交收伊犁条约》回到北京，国内舆论一片大哗，清政府也急了，指责崇厚"俄人与崇厚所议约章，流弊甚大"，拒绝批准该条约，并把崇厚下了大狱。俄国一瞧自己的如意算盘没打成，立刻剑拔弩张，向中国西部边陲和沿海集结军队。1879年至1880年间，中俄双方火药味极浓，大战似乎一触即发。此时，清政府最怕的就是俄国与日本联手对付中国。恰恰在这个节骨眼上，俄国军舰还到日本长崎买了50万元的煤，这下更让清政府产生了一些不好的联想。为了避免日俄勾结，清廷内部"快速解决球案"的呼声日益高涨。

日本人也看中了清政府息事宁人的心理，让竹添进一郎向李鸿章抛出了"琉球二分方案"，即把琉球群岛最南端的宫古、八重山两岛给中国，其他部分归日本。但是，这两个岛也不是白给，日本方面提出修改中日《修好条规》，要跟西方列强一样在中国内地享受通商权。这就是所谓的"分岛改约"。

未了的"球案"

日本人把琉球问题跟改约搅和到一起，大有讹诈之意。李鸿章极不满意，但是考虑到来自俄国人的威胁，又怕跟日本纠缠下去没个了局，他还是倾向于喝下这杯苦酒。不过，他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明确表示，中国不能要琉球两岛，还是应该把它们还给琉球人。让琉球王尚泰把宗庙迁到这两个岛去，也算为琉球人保存了香火。

琉球人得知这一方案大失所望。他们告诉清政府，宫古、八重山两岛乃是不毛之地，在那里生活都极其困难，更别说保留宗庙了。

关于要不要接受琉球分割方案，清政府内部也产生了严重分歧。赞同一方认为，这样可以快速解决与日本的纷争，防止日俄联手夹击中国；反对一方认为，这样一来会让中国丢掉宗主国的尊严，使得朝鲜、越南等藩属国对中国失去信心，转而依附日本。右庶子陈宝琛上书指出，日本"视我之强弱而已。中国而强于俄，则日本不招而来，中国而弱于俄，虽甘言厚赂，兴立互相保护之约，一时中俄有衅，日本之势必折而入于俄者"，"今我若轻结琉球之案，则俄人有例可援，中国无词可措，以俄兵取高丽，如汤沃雪，而其势与关东日逼，非徒唇齿之患，实为心腹之忧。祸延于朝鲜，而中国之边更及矣"。可以说，陈宝琛的看法极有见地。自以"牡丹社事件"为由出兵台湾以来，日本就是用一次次挑起事端的方法来试探清政府的反应与实力。在这种博弈中，日本权衡着自己与中国的力量对比，有条不紊地推动着自己蚕食中国、称霸亚洲的计划。

与此同时，琉球人反抗日本人殖民统治的报道，屡屡见诸报端。《申报》曾以"琉民恶日"为题报道了几个典型事例：琉球一山林着火，烧掉当地百姓40余间房屋。日本官吏欲用米赈灾，琉球人却拒不受领。又如，一常年驻华的琉球官员回国宣传"清国有意出援兵"，立刻遭到日本人的逮捕......

一边是清政府对"分岛改约"的暧昧态度，一边是国内不时传来的日人暴行，来华请愿的琉球使臣感到从未有过的绝望与无助。当听说清政府要与日本签署"球案条约"的消息时，在华奔走呼号几年的琉球使节林世功在总理衙门前挥剑自刎。

事实上，清政府并没有如林世功听说的那样与日本人签订"球案条约"。1880年2月，经过驻英公使、钦差大臣曾纪泽的斡旋，清政府不但要回了伊犁地区，还挽回了崇厚拱手让给俄国的部分主权。2月24日，中俄《伊犁条约》、中俄《改订陆路通商章程》及其附件签订。一度剑拔弩张的中俄边境，暂时恢复了平静。来自俄国的威胁解除了，清政府正式否决了《球案专条》。在中国坐了几个月冷板凳的日本公使宍户玑，只好灰溜溜地回国了。

此后的若干年，中日双方虽然也曾试图重开谈判，但一来双方主张相去太远，二来比琉球对中国意义更重大的藩属国越南、朝鲜先后发生危机，中国与周边国家维系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宗藩关系，面临着西方列强全面的挑战，清政府也就无暇再处置琉球问题了。直到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被这个曾不放在眼里的蕞尔小国日本打得毫无还手之力，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琉球才最终划给日本，成为了冲绳县。

人文与社会 :: 文章

黄加佳：琉球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