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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胡珺：苏联解体原因研究综述</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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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学科: 政治&lt;br /&gt;来源: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7.4)&lt;br /&gt;关键词: 苏联，苏联解体&lt;br /&gt;摘要: 苏联解体原因研究综述（至2007年），看书单可&lt;p&gt;1917年11月7日，斯莫尔尼宫沸腾的欢呼声向全世界宣布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1991年12月25 日，镰刀锤头国旗的悄然降落宣告了社会主义苏联从地球上的消失。短短74年转瞬即逝，苏联于一夜之间突然崩塌，让整个世界为之震惊和不解，同时也为中外学者研究这一20世纪的&quot;历史之谜&quot;留下了永恒的课题。&lt;/p&gt;&lt;p&gt;16年来，不同的人从不同的阶级立场、不同的审视角度、不同的利害关系出发，对这一重大 的世界性和历史性课题开展研究，众说纷纭，见仁见智。综述近年来的丰硕研究成果，列举各派各家的争鸣看法，指出研究过程中的困难与不足，探究苏联解体的深 层次原因，并在此基础上认 真总结苏共执政的经验教训，无疑具有巨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lt;/p&gt;&lt;p&gt;一 学术界研究成果述略&lt;/p&gt; &lt;p&gt;苏联解体是&quot;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quot;。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其原因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分析，到目前为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lt;/p&gt; &lt;p&gt;第一，具有较高水平和科研价值的学术论文大量涌现。据不完全统计，苏共丧权亡党原因及其相关文章，我国学术界已经发表了700多篇，有些分析对 我们研究苏共垮台原因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郑异凡的《苏共丧权的教训》[1]和《苏联共产党执政合法性问题考察》[2]、刘靖北的《关于苏共败亡的几 点思考：从&quot;三个代表&quot;思想看苏共败亡的教训》[3]、周尚文的《百年老党，一朝倾覆：从苏共败亡看坚持&quot;三个代表&quot;的重大意义》[4]、潘德礼的《苏共 先进性的丧失与苏联剧变：学习&quot;三个代表&quot;思想，对苏联剧变原因再认识》[5]、叶书宗的《苏联共产党是个什么样的党：关于苏共自行解散的又一思考》 [6]、左风荣的《苏共败亡的关键何在》[7]和《苏共在农民问题上犯错误的原因探析》[8]、姜跃的《僵化的思想，固化的体制：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党建 问题探析》[9]、黄东宏的《苏共在民主集中制方面的失误与启示》[10]、高放的《从政党政治的特性看苏共的兴亡》[11]、徐恕的《用&quot;三个代表&quot;重 要思想解读苏联兴亡》[12]、檀雪菲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苏共领导权的丧失》[13]、马龙闪的《苏共的&quot;超资本主义&quot;倾向及其历史根源：苏共执政的 历史教训》[14]、潘其胜的《苏共党内监督的历史经验及现实启示》[15]、邢广程的《苏共亡党教训的几点思考--学习党的十六大精神的体会》 [16]、曾宪章的《执政党丧权失政之警示》[17]、李爱华的《苏共蜕变的历史教训[18]、郭信根的《苏联解体内部原因的再探索》[19]、任俊英的 《共产党先进性的历史回顾与现实思考》[20]和黄苇町的《谁是苏共掘墓人》[21]等。&lt;/p&gt; &lt;p&gt;第二，资深学者、专家的专著力作纷纷出版。近年来，探讨苏联解体的著作主要有：江流等主编的《苏联剧变研究》[22]、江流著《苏联演变的历史 思考》[23]、中共中央党校科研部东西方政党和文化比较研究中心编著的《苏共的失败及教训》[24]、周尚文著《苏联兴亡史》[25]、宫达非主编的 《中国著名学者苏联剧变新探》[26]、陆南泉、姜长斌主编的《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27]、申健著《论苏联剧变的体制原因》[28]、许新和陈联 璧等合著的《超级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原因探析》[29]、左风荣著《致命的错误--苏联对外战略的演变与影响》[30]、陆南泉和姜长斌等主编的《苏 联兴亡史论》[31]、陈新明著《苏联演变与社会主义改革》[32]、孟迎辉著《政治信仰与苏联剧变》[33]以及陈之骅、吴恩远、马龙闪主编的《苏联兴 亡史纲》[34]等等。&lt;/p&gt; &lt;p&gt;第三，以探索苏联解体原因为主要内容的学术研讨会圆满召开。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2000年5月主办的&quot;苏联解体的原因和对欧洲 的影响&quot;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者热烈讨论了研究苏联剧变的方法论和苏联剧变的原因、经验教训及其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意义等。2001年10～11 月，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2001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在湖南师范大学隆重举行。来自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联络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 华东师大等高校和科研单位的10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并就苏共执政教训作了认真的探讨。&lt;/p&gt; &lt;p&gt;2002年，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和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共同发起召开的&quot;苏共执政的历史教训座谈会&quot;，与会专家对已有成果进行了深入座谈，从诸多方面分析了苏共垮台的原因。&lt;/p&gt; &lt;p&gt;由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与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共同举办的&quot;时代特征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quot;全国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8月在山东泰安市召开，与会代表全面总结了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和新探索，展望了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面临的机遇和挑战。&lt;/p&gt; &lt;p&gt;第四，国外学术界有关著作文章不断涌现。例如，美国学者彼得&amp;middot;拉特兰的《美国学者对苏东剧变的反思》[35]、美国学者&lt;a name=&quot;baidusnap0&quot;&gt;&lt;/a&gt;大卫&amp;middot;科茨的 《一位美国学者对苏联解体的分析》[36]、英国学者斯蒂芬&amp;middot;怀特的《苏联解体原因研究的反思》[37]、美国学者瓦迪&amp;middot;哈拉比的《对苏联解体的一些看 法》[38]、美国学者小杰克&amp;middot;马特洛克的《苏联解体亲历  记》[39]、俄罗斯学者斯&amp;middot;维&amp;middot;契什科的《苏联的解体》[40]、俄罗斯学者瓦列里&amp;middot;博尔金的《震撼世界的十年》[41]、英国学者本&amp;middot;福凯斯《东欧共 产主义的兴衰》[42]、美国学者威廉&amp;middot;奥多姆的《苏联军队是怎样崩溃的》[43]、美国学者彼得&amp;middot;施魏策尔的《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44]、美 国学者约翰&amp;middot;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45]等等。&lt;/p&gt; &lt;p&gt;第五，原苏东国家政治家的有关回忆录和评论书籍翻译引进。例如，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amp;middot;雷日科夫的《背叛的历史》[46]和《大动荡的十年》 [47]、赫鲁晓夫之子谢尔盖&amp;middot;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下台内幕及晚年生活》[48]、苏联总统米&amp;middot;戈尔巴乔夫的《生平与改革》[49]、曾任戈尔巴乔夫办 公室主任的瓦&amp;middot;博尔金的《戈尔巴乔夫沉浮录》[50]、格&amp;middot;阿&amp;middot;阿尔巴托夫院士的《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51]、保加利亚共产党前领导人托多 尔&amp;middot;日夫科夫的《日夫科夫回忆录》[52]、尤&amp;middot;阿&amp;middot;布拉诺夫的《被篡改的列宁遗嘱》⑩、列昂尼德&amp;middot;姆列钦的《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53]、苏联总统 助理阿&amp;middot;切尔尼亚耶夫的《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54]、贝利亚之子谢尔戈&amp;middot;贝利亚的《我的父亲贝利亚》[55]等等。&lt;/p&gt; &lt;p&gt;第六，原始档案资料陆续解密公布。自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陆续解密并公布了苏联时期自1917年十月革命至1991年年底 70余年间的大量历史档案。我国学术界极为重视，尽其所能地收集各国有关俄罗斯解密档案的文献专集和杂志、报刊上发表的有关苏联的历史档案；奔赴俄罗斯、 美国、德国、荷兰等有关国家的档案馆和图书馆，收集俄罗斯解密的原始档案；组织大批翻译人员，将其中的万余件档案译成中文，进行整理、校对、注释、编辑并 加工成数百项专题，分别编成34卷(包括总目录1卷)，总计近2000万字。这对研究苏共兴衰演变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lt;/p&gt; &lt;p&gt;二 国内外主要研究观点及争鸣&lt;/p&gt; &lt;p&gt;英国政治家温斯顿&amp;middot;丘吉尔曾经说过：&quot;我不能向你们预言俄国的行动，这是一个神秘的谜中之谜&quot;。今天，对于世界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关注这一悲剧主要的不是哀之，而是鉴之，鉴之的关键即是要讨论索源。&lt;/p&gt; &lt;p&gt;苏共执政的历史跨越时间长、涉及面广、理论层次深、实践内容丰富，国内外学者专家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艰辛探索、秉笔直书，研究成果累累，汗牛充栋。&lt;/p&gt; &lt;p&gt;在资料的占有和引用上，研究者多半运用的是公开出版发行的报刊杂志、苏共领导人的言论选集、当事者的回忆录、权威人士的判断及一些统计数据，也 有学者利用搜集到的部分原始档案资料进行分析研究。从研究方法看，有些学者运用系统分析法，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外交、民族和个人等视角对苏 联解体、苏共垮台进行比较全面的分析和研究，而后得出一个综合性的结论。有些学者运用个案分析法，把全部研究力量集中于一个研究对象，例如苏联改革的尝 试、戈尔巴乔夫的作用等，从而得出比较深刻具体的认识。有些学者运用历史分析法，通过对一些历史事件的回顾，从中总结出苏共执政的经验教训。&lt;/p&gt; &lt;p&gt;此外，还有运用比较研究方法、行为心理分析法等对之进 行多层次、多角度的探讨。&lt;/p&gt; &lt;p&gt;应该承认，中外学术界对苏联解体的探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对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给予了认真的梳理和思考，对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与人物给予了 尽可能客观合理的分析和评价，并在许多问题上逐渐达成了共识。但由于研究者占有资料的多少和视角的不同，运用的理论依据及研究方法的差异，因此对一些问题 的认识存在很大差异。本文试就以下几个观点略作评述：(一)经济滞后论。在人类社会的各种关系中，经济利益关系是最基本、最普遍、最具决定意义的关系。在 探讨苏共垮台原因过程中，经济滞后论逐渐占了上风。&lt;/p&gt; &lt;p&gt;著名的理论家弗兰克认为，苏联剧变中首要的决定因素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同西方经济竞赛中失败了，特别是在最近的技术革命期间，苏联的中央集 权经济不能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并驾齐驱[56]。国内学者肖枫等人也认为&quot;苏东的悲剧能够发生，经济没有搞好是深层根源，于是在同资本主义的竞争中败下阵 来&quot;[57]。综合起来分析，苏联经济始终是滞后于世界大国的，突出表现在：(1)苏共在执政过程中，在经济理论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理论方面，未能与时俱 进，旧有的产品经济观日益僵化与教条化，成为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2)长期以来，苏联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经济增长上是一种拼消耗的粗放型 方式，由此导致经济效益低下，缺乏国际竞争实力。&lt;/p&gt; &lt;p&gt;(3)为了追求发展的高速度，苏联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盲目制订了赶超战略，苏联模式的功效不具有可持续发展性，因此苏联经济总体上未能实现稳定增长，呈现的是增长率递减的局面。&lt;/p&gt; &lt;p&gt;另有学者对经济滞后论持相反意见。客观地讲，苏联在其存在的70多年中，经济成就举世瞩目。革命前的1913年，旧俄国工业还不到世界的 3％，1985年已达20％[58]。1950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工业产值、农业产值、基  建投资分别仅为美国的20％、20％、50％、24％，到1980年这4项指标已分别达到美国的67％、80％、85％、100％[59]。&lt;/p&gt; &lt;p&gt;大量事实表明，如果把苏联剧变归因于经济滞后，那么中国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就几近于生存无望了。&lt;/p&gt; &lt;p&gt;还有观点认为，&quot;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quot;[60]。因此，苏共垮台绝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现象，而是20世纪最重大、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事件，必须挖掘其政治根源。&lt;/p&gt; &lt;p&gt;(二)上层自决论。苏联亡党亡国的真正原因首先要从政治制度上去寻找，于是就产生了上层自决论。美国马  塞诸塞州大学大卫&amp;middot;科兹教授认为苏联剧变的真正原因是&quot;苏共的上层精英对苏联的发展方向进行讨论所做出的决策结果&quot;。他指出，上层精英指的是大约10万人 左右的占据着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quot;精英集团&quot;，由于执政党建设和国家建设上的以党代政、党政不分，使得此&quot;精英集团&quot;逐渐蜕化为不受约束的官僚特权阶 层，此阶层信仰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只关心自己的特权和利益。当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面临着三种路径选择时，他们理智而清醒地认识到：(1)如果苏联回 到社会主义的老路，自己所拥有的部分特权和财富就无法复制和遗传；(2)如果苏联走上民主化轨道，自己手中的权力和资源也会相应减少；(3)如果苏联实行 资本主义，那么就能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实现个人财富更快地增长，还可以合法地让子女继承权力和财富。所以，1991年6月，美国的一个社会问题调查机构 在莫斯科所做的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一项调查显示：在苏共精英中，76．7％的人认为应当实行资本主义[61]。&lt;/p&gt; &lt;p&gt;另有学者认为，自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整整一代人的心灵受到巨大冲击，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从此开始动摇。戈尔巴乔夫等人自那时起对社会主义 已持怀疑态度，他们只相信自己，个人主义代替了集体主义。时至70年代末苏联社会形成的既得利益阶层自觉地推动苏联一步步走上了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lt;/p&gt; &lt;p&gt;美国学者小约瑟夫&amp;middot;奈则提出了与&quot;&lt;a name=&quot;baidusnap3&quot;&gt;&lt;/a&gt;自上而下的革命&quot;相反的观点，他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只是想对共产主义加以改革，而不是以别的东西取而代之。然而，改革就像滚雪球一样导致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是&quot;自下而上&quot;发生的，苏联上层很难对此加以控制[62]。&lt;/p&gt; &lt;p&gt;、  (三)民众抛弃论。黄苇町、包心鉴以及刘靖北等专家认为苏共败亡的原因，归根结底在于苏共违背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背离了先进文化的方向，脱离了广大 人民群众，丧失了人民群众的信任。苏联共产党被它一直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所抛弃，是导致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决定性因素[63]。&lt;/p&gt; &lt;p&gt;另有学者认为：说苏共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可以，若说苏联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抛弃了苏共，则是不符合实际、缺乏说服力的。苏联剧变前夕，美国一个 机构在苏联的欧洲部分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结果抽样人口中有10％的人赞成改革前的社会主义，36％的人赞成更多的民主的社会主义，23％的人赞成瑞典式 的社会主义，只有17％的人赞成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由此可见，并非苏联人民不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抛弃了苏共，而是苏共上层精英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背叛了 人民。如同1993年2月俄共&quot;二大&quot;通过的《纲领性声明》和1994年3月的俄共党纲提要所说：&quot;苏共的瓦解始于党的上层发生蜕变&quot;；&quot;苏联是苏共上层 统治者叛卖行径的牺牲品&quot;。&lt;/p&gt; &lt;p&gt;(四)政党转型论。作为执政党的苏共本身存在很多问题，这是导致苏联解体、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根本原因。&lt;/p&gt; &lt;p&gt;历史地看，苏共没有解决好从一个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问题，这体现在如下方面：(1)党的干部制度没有从任命制转向选举制，一直都是&quot;年轻的媳 妇熬成婆&quot;，从而造成干  部欺上瞒下，只对上级负责、本身脱离群众，人民群众也不再把党看成是自己的代表。(2)从20年代末开始，民主集中制蜕化成了个人集权制，党的决策只是领 袖个人意志抑或仅仅在少数人的小圈子里做出，连政治局委员都失去了对党的方针政策发表意见的权利，普通党员除了执行和服从外更是别无选择。这种集权制造成 了许多决策失误，有些失误甚至是致命的，例如入侵阿富汗的决定。(3)苏共凌驾于整个社会其他一切力量之上，本身又不受任何监督。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 的腐败。政治腐败造成了执政党难以愈合的创伤，为苏联剧变埋下了祸患。&lt;/p&gt; &lt;p&gt;(五)改革失败论。不少学者持这种观点：任何社会都要通过不断改革来进行自我完善和发展。在苏联历史上曾多次出现改革的机会，但苏共领导人没有 正确认识和把握，加上客观阻力，一再错过改革时机，致使不适应现代化大生产和世界发展潮流的体制和观念得不到更新，问题越积越多、积重难返。&lt;/p&gt; &lt;p&gt;1．1921年苏联从军事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这是苏联历史上第一次改革，列宁通过新经济政策找到了一条在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道路。&lt;/p&gt; &lt;p&gt;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未能作出相应的变革，这也是第一次改革的败笔所在。&lt;/p&gt; &lt;p&gt;2．战后初期，群众强烈要求把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心转到满足人民日常生活需要上来。但是，斯大林总结说，卫国战争的胜利是苏维埃制度的胜利，错误 地判断了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拒绝改革，理论上否认商品货币关系；实践中极力排斥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日趋高度集权化。由此，苏共错过了第二 次改革时机。&lt;/p&gt; &lt;p&gt;3．1953年斯大林逝世，为苏联提供了又一次改革时机。贝利亚在内务部实行的改革和针对柏林起义提出的新方针，马林科夫提出的农业政策和对乌克兰问题的处理方式，莫洛托夫起草的解决朝鲜战争的新方案，都表明改革或改变斯大林的&quot;既定方针&quot;已经在各个方面悄然兴起。&lt;/p&gt; &lt;p&gt;赫鲁晓夫领导苏联进行的改革是用斯大林体制改革斯大林体制，本身的缺憾自然无法克服。&lt;/p&gt; &lt;p&gt;4．勃列日涅夫上台初期，苏联还在纠正赫鲁晓夫改革偏差的基础上进行经济改革。例如，1965年9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完 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的决议》，1966年苏共二十三大在党章中规定：&quot;在选举一切党的机关(从基层组织到苏共中央委员会)时，应遵守党的 机关的成员要经常更新、党的领导要新陈代谢的原则&quot;。但这一切只是对斯大林体制的修补。在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勃列日涅夫便满足于苏联表面 上的歌舞升平，整个社会靠着惯性运动，经济发展速度连年下降。勃列日涅夫是苏共的掘墓人。&lt;/p&gt; &lt;p&gt;5．美国《新闻周刊》1991年12月23日发表的一篇特稿认为，&quot;没有戈尔巴乔夫，苏联也许仍会继续存在下去&quot;。合众国际社记者杰夫&amp;middot;伯利纳 1991年12月27日发自莫斯科的英文电说：&quot;怀着改革热望的戈尔巴乔夫使这个帝国在他周围倒塌，最后也把他埋葬&quot;。戈氏改革中的重重失误表现在，公开 摧毁原有的意识形态；经济改革的重点选错了；盲目进口与盲目投资；反酗酒斗争得不偿失；&quot;军转民&quot;起步过晚等等，最终葬送了苏联。&lt;/p&gt; &lt;p&gt;三 困难与努力&lt;/p&gt; &lt;p&gt;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我国理论界对这一选题的研究正步步深入，具有以下重要特点：研究领域日益宽广，研究方法日益多样，研究结论日趋客观。毋庸 讳言，与苏联亡党亡国本身造成的巨大社会震撼及其对当今时代世界思潮和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相比，由于受到资料不足等诸多方面的限制，研究中还明显存在一 些困难和有待进一步努力的地方：  第一，研究的深度还有待挖掘。十多年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是对有些问题的研究和认识依然不够深入。比如，学界普遍认识到，在苏共的 衰败及其垮台的各种因素中，有一个重要因素是苏共没有跨越腐败的陷阱，特别是在党内形成了一个权贵阶层，导致苏共自己割断了与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关 系，淡漠和疏远了与人民群众的鱼水之情，在人民群众的不满、失望、冷漠和抗议的逻辑链条中，最终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苏联的官僚阶层产生于计划经济 体制，计划经济的理念要求有一整套按这一理念运作的机制以及所需的一大批管理人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由于对党的领导认识有误，党的机关、各级党组织和整个苏 共都被紧紧地绑在了这个机制上。严重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导致党组织的机关化和官僚化，事无巨细都得经过党的机关才能得到解决，国家的立法机关和执法机 关不能真正发挥作用，缺乏依法治国的战略思想，缺乏民主和监督，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和发展，妨碍集体智慧和群众智慧的发挥。从根 本上说，个人迷信、个人专断、唯意志论等之所以一再发生，都是源于这种权力的畸变。但是，苏共权力的变异到底归咎于什么?剖析其根源乃是学者们需要努力的 地方。&lt;/p&gt; &lt;p&gt;第二，研究的视角仍有待拓宽。尽管国内学者对本选题从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等多个领域进行了一定的探  索与研究，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是对一些问题涉及较少。例如，国内有学者意识到，戈尔巴乔夫是一位&quot;真正的改革家&quot;，但不是一位&quot;革命式的改革家&quot;，戈 尔巴乔夫的政治态度以及他所制定的改革政策的失败是苏联剧变的重要原因。但是，对于戈尔巴乔夫个人作用中的性格和特质因素并没有充分发掘。戈尔巴乔夫认为 自己是一位强权型的领袖，能对苏联体制中的关键之处进行改革，可倡导对过去的体制进行彻底改革，这对摧毁共产主义的合法性起了促进作用。正如学者高曼所 言，&quot;戈尔巴乔夫既愿意听又愿意学&quot;，可一旦政治各派间的关系非常紧张，戈尔巴  乔夫就改变其原来的立场而扮演调和角色。高曼指出，1989年，当激进派提出500天私有化计划之后，戈尔巴乔夫本应该考虑到这个计划的错误而立即加以否 决，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部分批准它之后又退回来，采取一种介于雷日科夫计划与500天计划之间的&quot;中间&quot;立场。优柔寡断的性格不能使改革持续，在政局剧 变时亦不能力挽狂澜，这也是戈氏改革和政治失败的原因之一。戈尔巴乔夫作为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曾经给东欧国家发出信号，允许它们追求各自的目标，这 最终导致了苏联集团政权的垮台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分崩离析。&lt;/p&gt; &lt;p&gt;第三，研究的方法也有待进一步开拓。诚然，近年来，在这一方面已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远未达到满意和可喜的局面。比如，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对苏 联解体中的两个或多个事件进行对比性研究。像美国学者多米尼克&amp;middot;列文、斯特雷尔从帝国研究的角度人手把苏联解体同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东罗马帝国 以及蒙古帝国的解体进行了比较。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能使我们从求同研究中把握苏联解体同其他解体国家之间的共性，从求异研究中揭示出苏联解体的特殊性和必然 性。另外一个方法是运用行为心理分析法。苏联解体的行为心理分析法主要是  指对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心理活动在导致苏联解体中的作用进行分析。对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心理研究大致有早期经验心理分析、避免被伤害的心理分析、权 力欲望心理分析和复仇欲望心理分析等。例如，西方的俄罗斯学者雪夫绍娃、斯特雷尔、莱斯利&amp;middot;霍姆斯对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的心理活动的分析。&lt;/p&gt; &lt;p&gt;苏联的诞生和解体是一个历史过程。它的失败，使无数人的梦想灰飞烟灭。执政74载，拥有1  800万党员的苏共丧失执政地位；统一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彻底解体；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实践模式失败，无论就其中的哪一方面来讲，我们的研究都仍然需要 继续。相信通过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我们能够更好地将苏共作为一面镜子，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搞好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建设，并胜利完成构建和谐中国的伟大 事业。&lt;/p&gt; &lt;p&gt;(责任编辑 崔皓旭)&lt;/p&gt; &lt;p&gt;注释：&lt;/p&gt; &lt;p&gt;[1]《俄罗斯研究))2001年第2期。&lt;br /&gt;[2]《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3年第2期&lt;br /&gt;[3]《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年第2期。&lt;br /&gt;[4]《上海党史与党建))2001年第11期。&lt;br /&gt;[5]《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6期。&lt;br /&gt;[6]《探索与争鸣))2001年第10期。 &lt;br /&gt;[7]《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年第5期。&lt;br /&gt;[8]《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3年第3期。&lt;br /&gt;[9]《科学社会主义))2002年第2期。&lt;br /&gt;[10]《上海党史与党建))2002年第5期。&lt;br /&gt;[11]《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lt;br /&gt;[12]《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3年第4期。&lt;br /&gt;[13]《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3期。&lt;br /&gt;[14]《俄罗斯研究))2003年第1期。&lt;br /&gt;[15]《上海党史与党建))2003年第3期。&lt;br /&gt;[16]《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3年第1期。&lt;br /&gt;[17]《济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lt;br /&gt;[18]《政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lt;br /&gt;[19]《聊城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5期&lt;br /&gt;[20]《理论与改革))2005年第4期。&lt;br /&gt;[21]《决策与信息))2005年第1期。&lt;br /&gt;[2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lt;br /&gt;[2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lt;br /&gt;[24]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lt;br /&gt;[2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lt;br /&gt;[2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lt;br /&gt;[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lt;br /&gt;[28]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lt;br /&gt;[2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lt;br /&gt;[30]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lt;br /&gt;[31]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lt;br /&gt;[3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lt;br /&gt;[]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lt;br /&gt;[3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lt;br /&gt;[34]《国外理论动态))2000年第9期。&lt;br /&gt;[35]《真理的追求))2000年第7期。&lt;br /&gt;[36]《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11期。&lt;br /&gt;[37]《国外理论动态))2003年第1期。&lt;br /&gt;[38]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lt;br /&gt;[39]莫斯科出版社1997年版。&lt;br /&gt;[40]北京昆仑出版社1998年版。&lt;br /&gt;[41]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lt;br /&gt;[42]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lt;br /&gt;[43]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lt;br /&gt;[44]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lt;br /&gt;[45]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lt;br /&gt;[46]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lt;br /&gt;[47]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lt;br /&gt;[48]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95年版。&lt;br /&gt;[49]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lt;br /&gt;[[50]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lt;br /&gt;[51]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lt;br /&gt;[52]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lt;br /&gt;[53]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lt;br /&gt;[54]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lt;br /&gt;[55]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lt;br /&gt;[56] 徐祟温：《苏联剧变后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的几个热点问题》，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7年第2期。 &lt;br /&gt;[57] 肖枫：《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lt;br /&gt;[58] 樊亢：《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七十年》，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第230～233页。&lt;br /&gt;[59] 周荣坤、郭传玲：《苏联基本数字手册》，时事出版社1982年版，第361页。&lt;br /&gt;[6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6页。&lt;br /&gt;[61] [美)大卫&amp;middot;科茨：《一位美国学者对苏联解体的分析》，载《真理的追求&amp;gt;&amp;gt;2000年第7期。&lt;br /&gt;[62] [美)小约瑟夫&amp;middot;奈：《理解国际冲突的理论与现实》，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5页。&lt;br /&gt;[63] 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载《新华文摘)2001年第11期；包心鉴：俨三个代表&quot;思想的时代价值、实践指向和创新意&lt;br /&gt;义》，载《科学社会主义)2001年第3期；刘靖北：《关于苏共败亡的几点思考》，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年第2期&lt;/p&gt;&lt;br /&gt;</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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