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禾：六個字母的解法（选章）

人文与社会 — 2012-04-14T20:38:01+16:00

学科: 文学
来源: (《今天》飘风专辑，此系选摘；编辑提供)
关键词: 刘禾，纳博科夫，《今天》
摘要: 納博科夫的小說《洛麗塔》大约無人不曉，研究著作更是林林總總，也算文學研究中的一道風景。不過，我最初對這位作家發生興趣，倒不是因為他的作品，而是出於好奇，這個人為什麼一輩子租房子住？

納博科夫的小說《洛麗塔》大约無人不曉，研究著作更是林林總總，也算文學研究中的一道風景。不過，我最初對這位作家發生興趣，倒不是因為他的作品，而是出於好奇，這個人為什麼一輩子租房子住？

納博科夫一生搬過無數次家，每次都是租房子住。二戰期間，他從歐洲遠渡美國，幾年辗转，最后在紐約州的康奈爾大學定居下来--这也是胡適早年留學的地方。纳博科夫在那裡教了十幾年書，他從不買房，只租房。大學有上千名教授，總有人休長假，有人出租房屋，因此，納博科夫一家三口，不愁租不到地方住。他的這種做法，在精於盤算的美國人眼裡，自然是极不明智的。後來，小說《洛麗塔》一炮打響，成為暢銷書，版稅收入源源不斷，納博科夫從此衣食無憂，但他依舊不買房，依舊租房住。到了晚年，他搬回歐洲，索性和妻子住進一家瑞士小城的賓館，租了一套客房，一住就是十幾年，直到他離開人世。

一個作家一輩子租別人的房子住，實在少見，尤其放在歐美作家的行列里，就更顯突出。這勾起了我的好奇心：納博科夫為什麼這樣做？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是不是早年有過什麼創傷，造成了不為人所知的心理障礙？

工作之餘，我開始零星地蒐集有關納博科夫的各種資料，想從他的人生蹤跡中找出某種心理邏輯，因為在我看來，任何古怪的行為後面都隱藏著一個真實的理由。但我完全沒有想到的是，手中的資料彙集得愈多，我的研究就愈變得撲簌迷離，枝杈叢生，而且愈偏离主题，到後來，竟然放弃了原先的想法，沿著另一條路越走越遠。

仔細回想，最初使我偏離主題的導因，可能還是一封不期而至的電子郵件。

一天傍晚，我收到了一封電郵，一封來自瑞士的巴塞爾大學的普通會議邀請信。這些年来，我對於參加這一類的學術會議，變得興趣日淡，經常找些藉口，推辭了事。可是這一回我實在难于推辞，會議地點太吸引人了，英特拉肯--它是瑞士阿爾卑斯山腳下的一座小城，歐洲的滑雪勝地。從這裡乘小火車，坐纜車，就能登上那座享有歐洲巔峰之盛譽的少女峰，上面有長达二十三公里多的阿萊齊冰川，据说它是阿爾卑斯山上最大的冰川。

從紐約飛到歐洲共要六個多小时，抵達日內瓦國際機場後，再乘兩個半小時的火車，才能到達瑞士小城英特拉肯。臨行之前，我順手從書架上抓了一本書，塞進旅行袋中，預備在路上打發時間。這是納博科夫的小說 The Real Life of Sebastian Knight，中文譯名是《塞·納特的真實生活》，我自己寧願把它譯為《塞·納特的人生真相》。書名平淡無奇，但它屬於讓我著迷的那一類作品，也是納博科夫用英文撰寫的第一部小說。比後來在商業上聲名大噪的《洛麗塔》，這部《塞·納特的人生真相》读起来更加耐人尋味，技巧上也許更勝一籌。不過，我為什麼特别喜愛這本書，這裡面是不是有更隱秘的因素，在當時，我自己也不甚了然。

人的命運有時很詭異。有的人足不出戶，就無所不通，实际上一輩子只生活在自己熟悉的小天地裡。比如哲學家康德，他從未離開過自己出生和成長的城市哥尼斯堡，可是竟然在大學裡長期講授人類學，這在後來的人類學家看來，即使不算犯规犯忌，也不大靠譜--不做田野調查的人類學，那算什麼人類學？好在康德講授人類學和撰寫人類學著作這件事，差不多早已被人忘記，也很少有人追究。另一種人恰好相反，他們浪迹天下，一生漂泊，始终找不到归宿，最後客死他鄉。他们都是一些失去家園的流亡者。

生於孰地，來自何方？這樣的人在二十世紀颇多，以後會越來越多。

其實，這種流亡者在世界各地都能碰到，我周圍的朋友和同事中就有很多这样的人。我不是指通常意義的流亡人士或持不同政見者，而是一些靈魂深處不安份的人，他們不切實際、耽於幻想，似乎只能在幻想之中安身立命，否則，這種人為什麼與文學或思想多少有些緣分？納博科夫的《塞·納特的人生真相》就寫了这樣的一個流亡者，不过，這本書的不尋常之处在于，主人公塞·納特的下場預示了作者自己後來的命運，因為小說發表四十年后，納博科夫本人也客死他鄉，选择的地方就是我提到的瑞士賓館。

火車上的廣播說，英特拉肯站馬上就到了，我趕忙從窗外望去，殘冬的英特拉肯徐徐滑入車窗的視野。第一眼看上去，這個小城就像歐洲的任何一處旅遊勝地一樣，美麗而不真实。我把眼镜摘下來，呵了口氣，仔細擦拭鏡片，抬頭再看時，重重叠疊的阿爾卑斯山脈已經赫然矗立在眼前，幾座高峰在霧中小城的背後平地拔起，高聳入雲，巍巍峨峨。火車停靠英特拉肯東站的時候，天色变得陰沉起來，旋即飄起了雪花，雪花裡摻和著一些細小的冰粒，大約就是古人所说的雪霰。我因出發時沒有帶傘，下車後，凌空飛舞的冰粒砸在臉上，有點隱隱作痛，幸好打聽到，賓館的位置離車站不遠。

走在空無一人的街道上，兩旁的店舖緊閉著大門，這光景似乎不像一個度假勝地，我感到有些意外。沿途看到兩三家餐館，似乎還在營業中，其中有一家中餐館外賣店，生意蕭條，毫無人氣。不論走到世界的任何地方，哪怕是天涯海角，必然會碰到這種千篇一律的、裝潢俗氣的廉價中餐外賣店，我開始還有些奇怪，現在已經見怪不怪了。

雪越下越急，幾乎叫人睜不開眼，抬頭一看，雲層又加厚了，偶爾露出狹窄的縫隙，讓人瞥見藏在後面黑壓壓的山峰。幾乎在一秒鐘的瞬間裡，山峰像魔術般地閃現出來，即刻又融化在雲霧背後，教人看不清這雲霧後面的真实情形。我心底忽然升起了悵惘的情緒，說不清是為了什麼，這時，一個遙遠的聲音在耳邊響起：

谁在那边踏雪，终生不曾归来？[1]

第二天早晨起晚了，赶到餐廳时，发现只剩下一個孤零零吃早飯的人。這是一位中年的美國學者，个頭不高，但衣著极为考究，用英文来說是 well groomed。他和我同樣由於時差的原因，都起晚了。我们彼此問候了幾句，他匆匆看著腕上的表說，會議馬上開始了，說完就起身告辭。剛走出幾步，好像忘記了什麼，他轉過身問我，你對英特拉肯這個地方的印象如何，我說，還不錯吧，你也是第一次来？他说是，然后指著自己的衬衣说：瑞士人只認名牌和高档商品，别的什么都不懂，瞧，我的名牌袖扣就是专门戴给他们瞧的。聽他這麼講，我才注意到他身上穿的那件淺藍色的襯衣，是很好的質地，袖口上別著一對晶莹透亮的裝飾扣，这扣子到底是什麼名牌？不待我弄明白，這人已消失在我的视野之外。

走進明亮寬敞的會議廳時，上午第一場的發言已接近尾聲。一位來自德國法蘭克福的歷史學家正在發言，我仔細一聽，才知道他在描述1919年歐美列國迫使德國簽署《凡爾賽條約》的場景，這位世界大戰的專家認為，《凡爾賽條約》造成了德國人喪權辱國，激怒了德國的普通大众，於是希特勒乘虛而入，釀成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悲劇。

報告人的話音剛落，一場激烈的爭論就開始了。我剛才在飯廳碰到的那位美國學者，馬上質疑報告人的歐洲中心論，他一邊說，一邊情緒激昂地打著手勢，我看見他衣袖上的袖扣熠熠闪亮。

1919年，一個充滿變數的年份：難民、條約、巴黎和會、經濟制裁、家國......但是，對個人來說，對一個普通人的命運來說，1919年究竟意味什麼呢？

我變得有些心不在焉，會場上的發言依然在繼續，漸漸地，嘈雜的人聲退到了很遠的地方，我的意識開始渙散起來，不知不覺地聯想到納博科夫。

1919年，我努力地回想，這一年，納博科夫，他在哪裡？翻開筆記本的最後幾頁，那上面有我曾經隨手記下來的幾個名字，不過沒寫日期。我在這幾個名字之間曾經勾勒出幾條虛線，其中一條線把納博科夫和一個被他化名稱為"柰思畢特"的劍橋大學的同學連接起来。我在蒐集有關納博科夫的材料期間，這個"柰思畢特"一直讓我很好奇。他是誰？我掌握的相關信息很少。納博科夫在自傳裡提到過一個細節，他說柰思畢特在講話的時候，總是煙斗不離手，這個人叩煙斗、放煙絲、點火和抽煙的姿勢有點與眾不同，不知為什麼，那一連串重複性的動作給納博科夫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

這個柰思畢特是英國人，他酷愛文學，並毫不諱言他對列寧和十月革命的擁護，他的政治立場是納博科夫所不能接受的，兩個朋友因此而經常爭吵，有時爭得面紅耳赤。納博科夫畢竟是在俄國革命爆發後，才流亡到英國的俄國貴族後裔，並且他歷來對政治很反感，只有當話題轉移到兩人共同熱愛的詩人和作家时，他們才言歸於好。

這條線索是我在納博科夫的自傳裡讀到的，它是我當時所能找到的惟一的線索。

出於某種原因，納博科夫不願透露此人的真實姓名，據說他在發表這部自傳的時候，那位當年的大學同學已成為令人矚目的公眾人物，他的名字在英國幾乎家喻戶曉。這讓我更加好奇，柰思畢特這個化名背後究竟隱藏了一個什麼人物？我在筆記本裡，把 N E S B I T 的幾個字母用大寫拼出，來回變換字母的排列順序，企圖從中發現隱藏在這六個字母背後的密碼，但始終毫無所獲。直覺告訴我，這條線索很重要，如果運氣好，它可能解開我心中的一個謎團。

歷史上有太多難解的謎團，多重的偶然性和時間脈絡意外地交叉在一起，迷雾重重，幽深难测。最近聽說，有人研究氣候變化與人類戰爭的關係，拿出了大量的數據，聲稱戰爭爆發的時間和持續的時間，竟與氣候變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然而，這之间真的是一種因果關係？還是有更複雜的因緣在起作用？我一直認為，因果關係是我們人為地建立起来的分析模式，而偶然性和時間脈絡的意外交叉則不同，它更像氣候，更像地球的生態，那裡面的因緣脈絡無比龐大和複雜，如同科學家所說的蝴蝶效應，這一類的複雜系统究竟如何運行運作，那是我們凡人難以把握的。

說實在的，一個人想要撇開現成的歷史書，另闢蹊徑，尋找通往時間深處的陰暗小徑，談何容易。在我接觸到的二十世紀的歷史敘事中，1919年，1948年，1968年，1989年這几个年份，尤其撲簌迷離，好像是一團團理不清的亂麻，無論你往前梳理，還是往後梳理，都無法清晰起來。這不能不令人懷疑歷史學家的因果邏輯和敘述技术，反倒是，詩人的想像更能喚起我們的靈感：

多麼漫長，這個春天

一直徘徊到冬天的盡頭

時間丟失了它的鞋子

一年猶如四百年[2]

為了弄清一戰和1919年以後的變遷，我曾多次鑽進圖書馆和檔案館，翻閱從前的圖片、電報，文獻，還有報紙刊物。在圖書館裡，布满灰尘的紙張永遠散發一股發霉的氣味，我一邊嗅著這熟悉的氣味，一邊埋頭翻找所有可能找到的線索；有時看累了，就閉上眼睛，任憑時光流轉，幻覺中，好像這故紙堆的氣味已經轉化為歷史本身，使我幾乎觸摸到1919年的脈搏。可是一睜眼，我又陷入深深的沮喪，在此之前，世界上發生了那麼多的事，活過那麼多的人，而在我的身後呢？一百年以後呢？......這一類的胡思亂想常常干擾我的思緒，加之幾次尋找的線索，都化作捕風捉影的努力，我不止一次想到放棄。

在瑞士英特拉肯的最後一夜，風暴戛然停止。早晨起來時，雲霧已不見蹤影，我們得到消息說，通往少女峰的小火車開放了。這天下午，久違的藍天顯得格外透明，藍天襯托著白皚皚的雪山，我想像中的阿爾卑斯山竟然化為現實。和會上認識的幾位學者結伴出行，我们登上了小火車，沿著蜿蜒起伏的山區鐵道緩慢爬行。列車像一隻掛在在險峰和山壑之間的玩具火車，驚險無比地蠕蠕而行，一眼望下去，身邊就是萬丈深谷，難怪這條鐵路在暴風雪期間必須關閉。火車在海拔三千四百五十米處，駛入一個山區小站，這大約就是歐洲最高的火車站。

站台上的人群川流不息，許多是肩扛滑雪板的青少年。我們看到遠處有人在排隊乘纜車，也趕過去排隊，不久便登上了擁擠的纜車。這裡是滑雪族的天下，全副裝備的年輕人抱著滑雪板和遊客擠在一起，滑雪板幾乎遮住了每個人的視線，我努力往後車窗移動，想找到一個合適的角度朝外面看。纜車緩緩移動，隔窗遠眺，只見一峰獨立，眾峰俯首，幾朵白雲奔騰腳下。再定睛凝視，五隻滑翔傘倏然從纜車的左方衝出，遊戲般地繞過我們，在雲霧中玩起天女散花的游戲--紅、藍、黃、綠、紫，五种色彩點綴起白雪皚皚的山脈，好一個阿爾卑斯山的氣象！

不到少女峰，安知萬象空？

黃昏時分，我拖著行李箱，登上了返回日內瓦的火車。白天的興奮消耗了我的大部分精力，我忽然感到極度的疲乏。火車走得很慢，停靠了幾個小站後，我昏昏欲睡，不知自己身在何處。過了很長的時間，火車似乎又在一個小站停下，聽不清站名，我喝了一口水，努力使自己清醒過來，從桌上拿起《塞·納特的人生真相》，再接著讀下去。

我上車後，二等車的這排沙發椅只坐了我一人，對面的座位一直空著。這時，上來一個矮個的，看起來約六十七八歲的男人，他朝我點了一點頭，把手提包放在頭頂的架子上，就在對面坐了下來。火車繼續前行，窗外遠近的燈光一閃而過，在空中繪出上下飛舞的直線和圓弧。我正望著窗外舞動的線條發呆，忽然發覺玻璃窗上映出一雙明亮的眼睛，正在注視我。轉頭一看，對面的陌生人在朝我微笑，他的兩條粗重的眉毛跳动了幾下。

天氣真不錯。You...Japanese？他帶著法語腔問。

No......當然不是。我不願意和陌生人搭話，歐洲人經常弄錯，把中國人當成日本人，讓人心裡不快。

陌生人摘掉手上的羊皮手套，指著桌上的書說，你懂英文？我點點頭，和他簡單應酬几句，目光又轉向窗外。我此時並無心情和人聊天，陌生人也顺着我的眼睛向窗外看去。這時，火车駛入了日内瓦湖区，月光下的湖水银波荡漾，遠方的阿尔卑斯山脈影影绰绰。

戰後我第一次去英國，陌生人說。他停了一下，兩條粗重的眉毛跳动了一下，眉毛是灰白色的，我注意到，他那两只夸张的耳朵，微微地抖动了一下。

陌生人扳著手指頭說，我去的是倫敦，曼徹斯特，劍橋，愛丁堡...他看了一眼沒有數到的大拇指，然後朝我跟前湊近一點。

你去日內瓦？

我點點頭，我是第一次來瑞士。

让我來猜猜，像你这样的亚洲女子，獨自在歐洲旅行，是來度假，還是來找人？他的腦袋向右邊一側，兩條濃眉下面的眼睛專注地看著我，两只耳朵微微顫動了幾下。

我不想回答，可嘴裡卻說：找人。難道他要繼續盤問下去嗎？

陌生人張了一下嘴，點點頭，若有所思的樣子。他拿起放在身邊的羊皮手套仔細戴上，又輕快地把它脫下來。

我叫柰思畢特，說著他伸出右手，和我握了握手。

又一个柰思畢特，有意思，這人難道是從納博科夫的小說裡走出來的？

我也把自己的姓名告訴了他。

原來你是中國人。陌生人忽然來了興致，他接著剛才的話頭继续說：二戰後我先是到了倫敦，然後又搬到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剛成立的時候，我在秘書處幹了兩年半，認識幾個中國人。我那時很年輕啊，現在不行了，已經退休十多年。記得當時一個很有學問的中國人在某一個部門主事，他叫什麼名字？讓我想想，游－党－林......

是林語堂嗎？我好奇地問。

對，對，是他......啊......對不起......他從衣兜裡掏出一疊紙巾，抽出一张，開始大聲地擤鼻涕，擤了一會，又抽出一张纸巾，仔細地擦了擦自己發紅的鼻頭，然後把用過的紙巾仔細卷起来放進褲兜，接著又說：我記起來了，新成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秘書處还有一位可愛的中國女人，英語讲得漂亮，還會說法語，她人很聰明，見過大世面，好像是搞科学出身的，名字我還记得，叫桂－簡－路。

桂－簡－路，魯－桂－簡？她是谁？好像没听过這個名字。柰思畢特先生似乎猜到了我的心思，他说，等一等，然后站起身，從行李架上把公文包拿下来，打開側面的拉鎖，掏出一個很舊的笔记本，嘩嘩地翻幾下，從裡面撕下一頁空白紙。我把一隻圓珠筆遞給他。柰思畢特先生抬頭看了我一眼，在紙上把他剛才所說的名字工工整整地写下来，递给了我。我接過來一看，Gwei-Djen Lu，這是很少见的漢字注音，既不是老派的韋氏拼音，也不是當年傳教士使用的注音符號，比如像用 Peking 來书写"北京"的發音。我搖搖頭說，沒見过这个名字。

窗外的燈火飛馳而過，猶如月光下闪光的河流。我意識到火車開始減速，透過鐵道附近樓房的黑影，隱約看見街道上一晃而過的紅綠燈，公路橋下開始出現川流不息的車流。這時，列車上的廣播響了：前方到站是洛桑車站。

火车駛進車站時，車廂裡立即熱鬧起來。那些身背行李肩扛滑雪板的年輕人，大呼小叫、成排結對地往外走，柰思畢特先生碰巧也在這一站下車。他站起身來，将公文包從行李架上取下，不慌不忙地說：认识你很高興，後會有期。我與他握手道別，也說了幾句同樣的話，柰思畢特先生走到車門口，略停了一下，转过身對我说：

听说 Gwei-Djen Lu 女士後來去了剑桥大学。

看著柰思畢特先生的背影消逝在站台的夜幕之中，我把那張寫著 Gwei-Djen Lu 的紙片夾在書頁裡，腦筋飞快地轉动起來，這位陌生人讓我想到納博科夫筆下的那個煙斗不離手的同學柰思畢特，怎麼會這麼巧，名字聽起來一摸一樣？納博科夫傳記裡的柰思畢特是個杜撰的化名，實際並無此人，這是我知道的。那麼，剛才與我邂逅的陌生人......他們的名字是純粹的巧合，還是有不同的拼寫？

車輪有節奏地向前行駛，窗外的景物越來越暗淡，我的思緒也隨之渙散起來。這時，Nesbit 和 Gwei-Djen Lu 這兩個名字的16個字母，慢慢地升到空中，在我的眼前旋轉起來，如同動畫片裡的單個字母，歪歪斜斜地分散開來，過一會兒，它們又慢慢地聚合在一起，組成奇奇怪怪的詞組，不下於幾十種不同的字形，可我連一個都認不出來，就像在讀徐冰的《天書》。驀地，有一個詞組從一堆飛舞的字母中跳了出來，那形狀似曾相識，但又看著陌生，這使我焦急萬分。我努力克服無意識的惰性，正打算看得清楚一點時，這個神秘的詞組已在空中化為烏有......

我從日內瓦飛回紐約的途中，心中忽然懊丧起來。頭天晚上，火車停靠洛桑車站的時候，我怎麼沒有想到從那裡下車，换乘一趟車去蒙特勒看一看呢？納博科夫去世之前曾經住過的賓館就在這個濱湖小城。我回家后在地圖上查了一下，发现洛桑距離蒙特勒只有不到半小时的車程，不到半小时啊，真懊悔！一個人在路上稍不留意，就會自動地被某個既定的目的地所約束，我當晚為什麼觉得自己非要趕到日內瓦呢？我明明知道，從日內瓦返回紐約的班機是第二天下午五點，中間還有十幾個小時可以消磨。現在回想起來，我本來可以偏離英特拉肯－日內瓦的路線，從洛桑下車，換乘另一趟列車，繞個小彎路去蒙特勒，說不定我在納博科夫住過的賓館裡，會有一兩個新的發現，当然，這也很難說......

很湊巧的是，過了幾個月，我申請的一筆研究經費批下來了，这意味着第二年夏天，我又能去歐洲旅行一次。劍橋大學圖書館裡保存著英國海外聖經公會的檔案，我計畫在那裡查一些有關鴉片戰爭期間來華傳教士的資料，為我正在寫的一本書做準備。這是一次難得的機會，我打算在劍橋的研究完成之後，從倫敦飛往柏林去探望我妹妹一家，如果時間充裕的話，再從柏林乘火車去德萊斯頓，然後，去布拉格......

在此之前，我雖然從未去過劍橋，但脑子裡似乎已存留著一些頑固的印象：三一学院的古老庭院，國王學院的禮拜堂，中世紀風格的基督教堂，大学城裡那條秀美的康河（也稱"劍河"），河上有一座著名的"哭泣橋"。後來我問自己，這些印象都來自何處？想來想去，似乎都出自同一个源头，那就是五四時期留学英国的那一代人的诗文，尤其是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橋》，還有他的一些詩歌，比如《再別康橋》：

......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

上中學的時候，我們讀的不都是這一類的詩文嗎？記得我读博的時候，選過一門現代英國詩歌的課，在課上聽教授談起二十年代的劍橋大學，常常会描述那裡的詩歌氛圍，当时我驚訝極了--五四那一代人給我們傳遞的信息是多麼有限。

徐志摩去劍橋大學，據說是因為他在倫敦的時候，正好和林徽因的戀情受到挫折，於是决意離開，放棄他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學習計畫。1921年春，他來到劍橋，成為國王學院的特別生，先後大約待了有一年半的時間。雖然徐志摩在劍橋逗留的時間不長，但这次經歷居然成為他的人生新起點，從那時起，他的志趣就開始由政治學轉向文學。

初抵劍橋時，徐志摩充滿了新鮮感，他寫到："從此黑方巾、黑披袍的風光也被我佔著了"。這裡所說的黑方巾和黑披袍，指的是劍橋本科生在正式場合，或在某些規定的場所，必須穿戴的學位服。我用心琢磨這句話，不知道他說的"佔著了"是什麼意思，究竟是說他自己也戴了黑方巾，身穿黑披袍呢？還只是站在國王學院橋邊的那棵古樹下，觀望那些身著黑方巾和黑披袍的劍橋學生呢？我的猜想是後者。徐志摩當時只是國王學院的特別生，不算是正式註冊的劍橋學生，因此他不可能穿上黑色的本科生學位長袍，也不可能住在劍橋大學的學生宿舍裡面。事實上，他一直住在校外，住在校外的好處是，不必像劍橋學生那樣夜晚翻牆回宿舍，動輒被門房處以罰款。

徐志摩來到國王學院的那年春天，留學生納博科夫已是劍橋大學二年級的學生，他的宿舍在三一主院的西南角，斜對面就是牛頓當年住過的宿舍。納博科夫對他在英國留學那幾年的記憶，與徐志摩的溫馨回憶恰成鮮明對照，用納博科夫自己的話來說，那是一段隱晦和潮濕的時光，從一開始就充滿了不祥的預兆。

二十歲的納博科夫在1919年10月1號正式註冊，成為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的學生。报到那天，他身穿黑中透藍的學位長袍，頭戴黑方帽，去見導師哈里遜，但很快就發現自己几乎走進了一場荒誕劇。根據納博科夫在自傳裡的回憶，大致的情境應該與我如下的描绘相差不遠。

導師的辦公室在二樓，一年級學生納博科夫走上樓梯，來到哈里遜辦公室門前，沉重的大門虛掩著，他敲了一下。

進來吧！

一句短促的聲音從遠處傳來。

已是黃昏時分，納博科夫穿過前廳，小心翼翼地走進導師的書房。書房的光線很暗，只有大壁爐那邊透過來一息微弱的火光，他隱隱綽綽地看見壁爐前擺著一把椅子，看不清椅子上坐著什麼人。納博科夫向前跨了一步。

我的名字叫......

話音未落，納博科夫不小心一腳踢翻了哈里遜先生放在座椅旁邊的茶具，壺裡的茶葉全部翻倒在地毯上。哈里遜不滿地嘟囔了一句，從座椅上斜過身來，伸手把茶壺扶正，然後用手指頭掬起茶壺口吐出來的那一團黑糊糊的茶渣，又把這團東西重新塞回茶壺。

這一類的事情似乎時常發生在納博科夫身上，讓他窘迫不已。對於一個在聖彼得堡長大、嬌生慣養的俄國貴族後裔來說，劍橋的學生生活實在難以忍受，尤其是宿舍裡的寒冬。他寫道："冬天的寒冷讓我苦不堪言......早晨起來，水罐裡總是結著一層薄冰，用牙刷輕輕地一敲，薄冰立刻成為碎片，把水罐弄出叮噹的響聲。"也许這種叮噹聲還悅耳，但每天早晨起床，是一場逃避不了的磨難。納博科夫身穿單薄的睡袍，胳膊下面夾著一包浴具，打著寒噤從宿舍走到浴室，途中要穿過那個狹窄的三一巷。由於他喜歡瀟灑，拒絕像英格蘭人那樣貼身穿毛衣，所以他身上穿的那件從倫敦買的紫紅色睡袍，必定讓他經受零度以下氣溫的考驗......

這個三一學院和徐志摩所在的國王學院同處一條街，相距不遠。兩者之間僅隔著另外兩個學院，聖約翰學院和冈维尔-基兹学院，後者俗稱基兹学院。劍橋大學的主體，與牛津和歐洲其它古老大學一樣，是由幾十座本科生學院--即開明文理學院（liberal arts colleges)，這是我自己的譯法，因為"博雅學院"的譯名含糊其辭--組成的。至二十世紀初年，劍橋已拥有23個本科生學院，現在擴充到31個學院。本科生生活在各自的學院裡，但他們可以在劍橋大學的任何院系選課。我猜想，當年徐志摩站在國王學院橋邊的那棵古樹下，觀望那些頭戴黑方巾、身披黑披袍的剑桥學生的時候，未必沒有看見納博科夫的身影在他的面前走過。我甚至懷疑，在1921年初夏的某一個清晨，徐志摩可能與穿著紫紅色睡袍的納博科夫在三一巷的拐角處不期相遇，但彼此並不認識。

兩人擦肩而過，各自走向一個未知的命運。

人们很難想像，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劍橋並不像今天這麼平和寧靜。在那時，這裡是一個充滿激烈理念衝突的地方，空氣裡充滿了硝煙--思想和思想的交鋒同樣是真正的戰場。從納博科夫的回憶和其他劍橋人的記載中，我們多少可以領略到當時的氣氛，在這裡，英國同學柰思畢特的出场尤其關鍵。柰思畢特信仰社會主義，這樣的年輕人在劍橋大學的中間很普遍，他們都想從納博科夫的口中了解一些關於俄國革命的事情。比如，柰思畢特經常找納博科夫聊天。這人身材修長，舉止優雅，顯然來自於有教養的家庭。兩個人聊天的時候，柰思畢特會不停地擺弄他的煙斗，一邊抽煙，一邊耐心地聽著納博科夫對俄國革命的抨擊。

但無論如何，你必須承認列寧是一個了不起的政治家，他改變了世界，柰思畢特說。

沒錯，他改變了世界，納博科夫激烈地反駁道。你知道他是怎樣改變世界的嗎？英國人孤陋寡聞！你們聽說列寧殺人如麻嗎？你們聽說多少人被布爾什維克扔進牢籠，遭受酷刑，被流放嗎？

柰思畢特倚在壁爐旁邊，把煙斗在壁爐台上磕了幾下，叩出裡面的烟灰，他的兩條長腿換了一個姿勢，又重新悠閒地交叉起來；那兩隻手始終不停地動作，他不慌不忙地把煙絲裝好，打火，點燃，深深地吸上一口，這才把煙斗從口中拿開，繼續說道：

你家人的不幸，我說過我很同情，但你別忘了，列寧發動的是一場從未有過的革命，革命能不流血嗎？何況，資本主義國家對蘇維埃新政權進行了全面的封鎖，特务间谍天罗地网，時刻在威脅著它的生存，你说它能不整天紧张，有过激的反应吗？再说，從前的沙皇統治残暴不残暴？列寧推翻的是沙皇統治，還有你們這些白俄貴族，要不然，他怎麼能讓工人農民當家作主？

納博科夫寸步不讓，他說：像你這樣整天坐在安樂椅上的社會主義信徒，不如搬到蘇聯去住着，你去親身體驗一下蘇維埃政權的厲害好不好？我敢打赌，列寧會把你這樣的知識分子全部趕盡殺絕，就像農民捕殺野兔那樣毫不留情，到时你还唱什么高調？剛才提到沙皇時代，我告訴你，即使在沙俄最黑暗的年代，我們還能聽到不同的聲音，可是現在呢？現在......

柰思畢特把煙斗從嘴裡拿出來，在空中做了一個優雅的手勢，打斷了納博科夫的話。

他笑著說：恕我直言，自由言論從來就不是貴國的傳統，這和布爾什維克沒有什麼必然的聯系。換個話題吧，我一直想問你，你怎麼看馬雅可夫斯基？

阴郁

的雨

飞着斜的目光，

电线流着铁的思想，--

像铁窗一样

清清楚楚......

柰思畢特一字不差地背誦了馬雅可夫斯基這首詩，納博科夫聽罷，沉默了一會說：馬雅可夫斯基的語言，屬於我們這個時代，很有力量，我承認他的原創性超過魯伯特·布魯克，不過，我本人更喜歡普希金......哎，先不要轉移話題，你們英國人對俄國的了解太過膚淺......

魯伯特·布魯克(Rupert Brooke)是他們兩人共同喜愛的英國詩人，可惜他英年早逝，去世前曾是國王學院的寵兒。納博科夫在大學期間將布魯克的幾首诗歌譯成了俄文，經常和柰思畢特在一起議論他；他們當時還常談到另一位詩人，這人名叫郝斯曼（A.E.Housman)，就生活在劍橋。納博科夫是三一學院的學生，郝斯曼是這個學院的院士，教授拉丁文學。晚上在學院的餐廳裡，納博科夫偶爾碰到這位教授詩人，郝斯曼面色陰鬱地往教員高桌那邊走，上唇的鬍鬚像茅草一般地耷拉在嘴角兩邊，這一類的細節也成為納博科夫和柰思畢特的談資。在當時，布魯克和郝斯曼都是英國最知名的詩人，劍橋本科生喜歡在背後議論他們，是不奇怪的。

在英國同學中，柰思畢特最早成為納博科夫的朋友，說不定也是他惟一的英國朋友。有了這個當地朋友的引導，納博科夫才有幸進入劍橋大學的特有文化圈，也才有幸了解並且遵守劍橋本科生的那些不成文的禁忌。本科生的這些禁忌不但繁複，而且讓納博科夫，也讓今天的人覺得怪異。比方說：

禁忌之一，在任何情況下，見人都不握手，不點頭，不問早安。碰見熟人，包括碰見教授的時候，咧嘴一笑，或者高喊一聲就行了。

禁忌之二，無論天氣有多冷，外出不得戴帽子，不得穿大衣--這一條其實不易遵守，原因是納博科夫最不喜歡穿英格蘭毛衣，他不穿大衣就得感冒。

禁忌之三，不得被學校制定的任何規矩所束縛，絕不循規蹈矩，晚上需要翻牆時，就翻牆。

新朋友柰思畢特身上有一種頹勁，這叫納博科夫很欽佩，但他很快就明白，除了在文學上有共同的興趣和愛好，兩人可以彼此欣賞之外，在政治上，自己永遠不可能與這位朋友志同道合，更不必說在經常的辯論中說服他了。那個時代的劍橋大學，像柰思畢特這樣的左翼知識分子有一大堆：費邊社會主義、共產黨、工黨、女權主義、布盧姆斯伯理團體(Bloomsbury Group)、使徒會、邪學社、裸體派等，這些人聚在一起時，總是進行無休無止的思想辯論。1917年俄國革命爆發以後，这些英国人全都對俄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也開始注意到劍橋大學新到的幾位俄國留學生，這些俄國學生是尾隨父母，來到西歐國家避難的青年。

一天下午，納博科夫被一個左翼學生團體叫去做公開講演，請他從白俄流亡人士的角度談談俄國革命，為當地的聽眾現身說法。這對納博科夫來說，難度不小，因為他一直不善於在公眾面前講話，也不喜歡捲入政治，更不必說做政治演講和辯论，所幸的是，他有超人的記憶力。此刻，這個特長幫了他的忙：納博科夫的父親曾是沙俄時代的杜馬議員，也是一位經驗豐富的政論家，經常在報刊上發表言論，當時就在柏林主編一份由他創辦的俄國流亡人士的報紙。納博科夫找來父親的一篇時政論文，在主席台上把它流利地背誦了一遍，大意是譴責列寧的一黨專政，指責布爾什維克斷送了俄國的民主前景--我們可以猜想，納博科夫當時背誦完畢之後，定然大大鬆了一口氣，但當時的場面卻出乎他所料：這番背誦結束後，台下的聽眾馬上舉手提問，一個接著一個的尖銳問題，猶如萬炮齊轟，不善言辭的納博科完全不知所措，只好搪塞幾句，倉皇逃跑。

不久以後，劍橋大學右翼學生的一個組織也開始向他靠攏，希望拉他參加右翼團體的活動。但納博科夫很快就發現，這些人向他示好的原因很簡單，純粹為了反共，他對這個淺薄的理由是很不屑的。又過了一段時間，他注意到，這個右翼團體周圍聚集了一大批出於各種不同的動機湊在一起的雜牌軍，他們各自心懷鬼胎，其中既有老牌帝國主義的吹鼓手，有種族主義分子，還有來自俄羅斯的白俄流亡人士。對那些失去家國的俄國同胞，納博科夫尤其感到失望，他們斤斤計較於個人得失，一面為自家的房產地產被剝奪一事痛心疾首，一面卻弄不清自己究竟是反對克倫斯基，還是反對列寧，納博科夫後來在自传里写道：

我對蘇維埃政權的不滿始於1917年，但我的不滿與財產之類的事情毫無關係。有些白俄移民"痛恨赤黨"，因為赤黨"偷走了"他們個人的錢財和地產，我對這種人的蔑視簡直無以復加。多少年來，我思念我的故鄉，因為我痛感自己逝去的童年永不復還，而不是在哀傷一大疊丟失了的鈔票。

納博科夫認為，這些右翼人士狹隘自私、頭腦混亂，如果與他們為伍，那是一件很可恥的事。但他也感到很無奈，因為他不得不繼續忍受柰思畢特的列寧主義和他的煙斗。

事實上，納博科夫的家族和沙俄時代所有的顯赫世家都一樣，在1917年的革命風暴來臨之前，一直享受著貴族階級的絕對特權。在孩童和少年時代，納博科夫和他的弟妹們，多數時間都是在彼得堡郊外的魏拉公館度過的，那裡是孩子們的世外桃源，家中僱佣了五十多個奴僕，伺候他們的起居。納博科夫從小陶醉於魏拉公館周圍的自然風光，他讀書、下棋，到河邊散步；高興時，鑽進濃密的杉樹林裡面，捕捉罕見的蝴蝶標本；稍後，他把自己心愛的姑娘帶到那裡去幽會。維拉公館的平靜生活是如此天經地義，直到有一天，也就是納博科夫十九歲的那一年，所有的這一切在頃刻之間土崩瓦解，化為煙塵，他自己一下子成為一名落難公子。在一家人顛沛流離逃往外國的路途中，納博科夫首次品嚐到人生的心酸。

納博科夫成为小說家以後，他慣常使用分身術或折射法，把自己內心最隱秘的東西投射到小說的人物身上。而且，当纳博科夫笔下的人物是一位作家，那麼在這個作家創造的文學人物身上，我們就能捕捉到更多的蛛絲馬跡。翻開《塞·納特的人生真相》第七章，主人公納特在他自己的小說裡，敘述他--納博科夫？--在劍橋大學時的心裡狀態：

我大腦裡的天窗、蓋子、門無時無刻不是一齊敞開的。多數人的大腦都有星期天，我的大腦卻不肯休半天的假。這樣持續不斷的警醒給我造成了極端的痛苦，後果很糟糕。一件平常不過的事，輪到我，就變得極其複雜，它會在我的大腦裡勾起一連串的聯想，拐彎抹角，莫名其妙，一點實用價值都沒有，因此，我或者乾脆放棄不做，或者由於精神過於緊張，把事情搞得一團糟。一天早上，我拿了幾首在劍橋寫的詩，去找一個刊物的編輯，希望他能發表。結果，不知為什麼，我說出的話完全不是我想要跟他說的話。也許是因為這位編輯說話口吃，有點特別，再加上屋頂和煙囪之間的線條構成了某種圖案，窗戶玻璃的瑕疵又將這個圖案輕微變形--所有這一切，包括屋裡散發的那股霉味（是不是字紙簍裡的玫瑰花腐爛了？），一下子攪亂了我的心緒，結果我的思路不知跑到哪裡去了，於是，我居然向這位初次見面的陌生人透露了我們倆共同認識的一位朋友的寫作計畫，這本來是人家讓我替他恪守的秘密，但話已經說出了口，才想起來，也就後悔莫及了。

我猜測，這是納博科夫自己的一次真實經歷。為什麼這麼說？因為他剛到劍橋那一年，寫過幾首不成熟的英文小詩，這幾首詩白紙黑字地印在劍橋《英文評論》（English Review)上，發表的時間是1920年。由此看來，那位口吃的編輯很可能就是《英文評論》的主編。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納博科夫是一個內心極其敏感，想像力格外豐富的人。如果逃避政治是他的最終選擇，那麼當他遠離故土，必須每天說英文、寫英文的時候，他大腦的天窗是如何面對流亡的這個現實？如何面對文化上的斷裂和傷痛？

對於流亡中的作家來說，文化斷裂的意思很具體，因為在日常生活中，他只能和人講外語，沒有機會講母語。我發現，這樣的傷痛經歷一次又一次地在二十世紀的作家和诗人身上重演。我記憶中特別深刻的一次，是詩人北島的朗誦，時間大約在九十年代初。當時我住在美國加州的伯克利城，那天晚上，伯克利的"黑橡樹"書店擠滿了聽眾，在眾人期待的目光下，北島走到台前。這是我第二次在美國見到北島，他那些年始終在北歐各國之間顛沛流離，這次得到美國筆會的邀請，才來到美國的西海岸訪問。我發現，北島瘦削的面容上增添了一層憂鬱的陰影，他站在麥克風前，平靜地說，最近我寫了一首新詩，叫做《鄉音》，然後輕聲念道：

我對著鏡子說中文

一個公園有自己的冬天

我放上音樂

冬天沒有蒼蠅

我悠閒地煮著咖啡

蒼蠅不懂得什麼是祖國

我加了點兒糖

祖國是一種鄉音

我在電話線的另一端

聽見了我的恐懼

於是我們迷上深淵

我當時的印象是，這首詩的意象準確到家，隔了多年以後再讀，依舊如此，叫人難忘。一個人獨自對著鏡子說中文，這近乎於瘋狂的舉動，比任何一種修辭都夠傳達流亡者的心境，它讓我想到北歐的冰天雪地，想到那些漫長無際的長夜；每讀這首詩，它必然在我的頭腦中唤出無聲的《尖叫》那样的画面，與挪威畫家蒙克對疯狂的理解十分吻合。

詩歌，這棵救命的稻草，為淪落他鄉的流亡者指點迷津，它何嘗不是一種宿命？

有一天，納博科夫在劍橋逛舊書店，發現一部四卷本的《活著的俄語詞典釋解》，如獲至寶，當即買來，他發誓每天讀十頁，一直不停地讀下去。因為在這段時間裡，納博科夫忽然陷入一場巨大的恐懼之中，這是他離開彼得堡後的第一次精神危机。面對流亡這個鐵打的事實，面對他自己永远可能要流亡下去的前景，二十歲的納博科夫心裡，產生了种种不祥的預感，他惶惑起来，不斷地問自己：萬一我失去了母語怎麼辦？

語言，惟有語言，才是他從俄國帶來的財富；尤其對於志在寫作的人，一旦失去了自己的語言，那不就等於失去了一切嗎？納博科夫開始失眠。

每天晚上回到宿舍，他把《活著的俄語詞典釋解》、普希金詩集、果戈裡和托爾斯泰的著作都一一攤開，擺在床上，他自己則坐在這些書的中間，像发了疯似地閱讀俄國文學，翻來覆去地讀，一直熬到天亮 ......

與這樣的經歷相比，徐志摩筆下的歐洲和劍橋大學，好像是另一個世界，它往往讓人想到明信片上的風光，想到職業攝影師的鏡頭，那是在合適的光線下捕捉到的理想畫面，明暗對比、色澤濃淡都有安排，恰如一個旅遊者的夢。

相比之下，我們在劍橋詩人燕卜蓀差不多同時期的詩歌中，會碰到這樣的開頭：

她此刻衝著湖水刷牙

......

這是燕卜蓀一首詩的名句，粗狂率性，故意把人嚇一跳。這樣的景觀，很難入畫，更不必說和明信片上的風光相提並論，事實上，燕卜蓀的方式更貼近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現代人的情感世界。

燕卜蓀發表那些詩歌的時候，他還是劍橋大學莫德琳学院(Magdalene College)的本科生。燕卜蓀很早被理查茲教授（I.A. Richards)看重，並在他的保護傘下寫詩、辦刊物，火辣辣地放任他的文學才華。後來由於理查茲教授的引薦，燕卜蓀在抗戰時期來到中國，在西南聯大教授英國文學，他的學生中有王佐良、李赋宁、還有詩人穆旦，據說艾略特、奧登這些現代詩人得以進入中國大學的課堂，也是燕卜蓀的功勞。

我粗粗算了一下，這三個年輕人--納博科夫，燕卜蓀，徐志摩--在劍橋大學邂逅的時間，前後既有重合，也有相隔不出三四年的。在這幾年裡，英國現代主義詩歌的實驗，正如布盧姆斯伯里成員的裸泳，已經在劍橋內外如火如荼地展開了。劍橋的右翼保守派學生不時地和布盧姆斯伯理团体發生衝突，打砸搶這一類的事也时有發生......

徐志摩的詩歌生涯也始於劍橋大學，奇怪的是，他的繆斯好像來自另一個時代，一個完全不同的情感王國。有人說，徐志摩是浪漫主義詩人，我們最好且不忙把他歸入浪漫主義文學傳統，他的很多想法也許浪漫，可他的詩歌是不是浪漫主義詩歌，還有待於批評家進一步評判。但問題不在這裡，問題在於，他和納博科夫都是外國留學生，又差不多同時都在劍橋，為什麼這兩個人眼裡的劍橋大學，會出現如此大的反差？這裡面反映的是詩人性格上的差異？還是生活遭際的不同？抑或是不同的文化背景使然？

對此我想了很久，檢索了不少有關徐志摩去英國留學的材料，其中有一個發現為我提供了一把鑰匙：那時期的中國留學生--尤其是沒有正式註冊的短期留學生--很難有機會接觸到英國學生和英国社会，我甚至懷疑，徐志摩與布盧姆斯伯里團體究竟有沒有真正的接觸？實際的情況是，徐志摩並不住在劍橋，他租的房子在郊外一個叫做沙士頓的地方，這地方距劍橋足足有六英里之遠，而且他每次去一趟劍橋都不太容易。我覺得，徐志摩吟詩賞月，自娛自樂的方式，可能是因為他沒有機會融入劍橋那個特殊的小社會，这當然也许還有其它的原因，但無論如何，與世隔絕是最直接的原因。畢竟，旅遊和流亡，兩者之間存在著天壤之別，徐志摩從來沒有像納博科夫那樣，參與那些充滿硝煙的辯論，被捲入大學生中間無處不在的思想衝突之中，這既是他的不幸，也是他懵懵懂懂的福分。

如果稍加留心，我們就會發現，在徐志摩訪問劍橋的時候，詩人艾略特的名字已开始在剑桥文人中間传来传去，儘管《劍橋評論》(Cambridge Review)的主編當時不以為然，1922年刊登一條消息說：文壇上出現了一個新刊物，發表的是艾略特先生寫的那種似詩非詩的東西。我敢肯定，他说的新刊物就是艾略特主編的季刊《標準》（The Criterion)，他的名作《廢墟》（The Waste Land )--中文通常譯為《荒原》，不幸的是，這一類的誤譯造成了國內對現代主義詩歌的長期誤解--就是在這一年公佈於眾，發表在《標準》的第一期。

艾略特的《廢墟》应该就是《劍橋評論》裡批评的那種"似詩非詩的東西"，徐志摩雖然人在劍橋，但似乎對此並無耳聞，不過，即便是他當時聽說了艾略特的名字，或者讀過《廢墟》這首詩，他未必就能理解和欣賞一個尚未被英國主流文坛承認的詩人。我的判斷並不是沒有依據，因为弗吉尼亚·伍爾夫出名之前，徐志摩對她和她的畫家姐姐頗有微詞，似乎很瞧不起，反而向国人極力推荐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事隔幾年，伍爾夫在英國一躍成為大紅大紫的現代主義小說家，徐志摩馬上修正自己的看法，再次造訪英國的時候，他又想方设法要採訪伍爾夫。

文壇上的這些人物行状，一般都逃不過魯迅的犀利目光。魯迅原本就不喜歡新詩，自然更不喜歡徐志摩的詩文所代表的輕浮趣味。1924年，魯迅與同仁創辦《语丝》，徐志摩得知消息以後，馬上積極地投稿，可是，他萬萬想不到，魯迅为了遏制他的投稿熱情，竟在一篇雜文裡寫了一首戲仿徐志摩的新詩，詩曰："咦，玲瓏零星邦滂砰珉的小雀兒呵，你總依然是不管甚么地方都飛到，而且照例來唧唧啾啾地叫，輕飄飄地跳麽？"如此一來，徐志摩果然就停止投稿了。

既然艾略特在1920年代默默無聞，那麼英國詩壇當時的領軍人物是誰呢？

說起來，嚇人一跳，因為很少還有人記得他們的名字。一位是納博科夫在大學時代翻譯過的詩人布魯克，另一位就是納博科夫在三一學院的餐廳裡，傍晚碰到的拉丁文教授郝斯曼。在當時，這兩位英國詩人都有大批的粉絲追捧，儘管對今天的讀者來講，他們的名字已經十分陌生，作品也差不多被文學史家所遺忘。令人感慨的是，在1920年代，英國有誰不知道布魯克和郝斯曼的大名呢？據說，布魯克的詩歌和他本人的美貌，曾讓英國人--無論是女人還是男人--都為之傾倒。愛爾蘭詩人葉芝曾盛赞說，布魯克是英格蘭最英俊的小伙子。布盧姆斯伯里團體的現代主義作家伍爾夫，在言談中竟也忍不住會夸耀，她曾經在月光下與布魯克在劍橋水中一齊裸游......

說起來，劍橋最著名的裸游人士，還不是在月光下幽會的那些詩人和作家，而是大白天也可能出現在康河水中的年輕科學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如果世上還有誰沒聽說過李約瑟的名字，那起碼對他那部多卷本的《中華科學文明史》--另譯《中國科學技術史》--應該有所耳聞，因為這部鴻篇巨著一直都在改變著世界文明史的書寫。不過，李約瑟從1918年到1921年在劍橋大學基兹學院就讀本科生的時候，他所學的專業不是歷史學，而是生物化學。對於一個天才來說，循規蹈矩不是他的本分，李約瑟三十歲出頭被選為皇家科學院的院士，成為世界頂尖的科學家，後來由於各種偶然和陰差陽錯--中間牽涉到一個偉大的愛情--他旋而轉向科學史的研究，搖身一變，成為一個歷史學家。

這樣的人生轉折發生在很多人身上，只是時間各異罷了，有的人早一些，有的人晚一些，其中有种种誘因，都難以說清，通常是越解釋越不清楚。但凡注定要發生的，早晚都會發生，比如我正在寫的這篇文字，說是散文，不很像散文，說是隨筆，不很像隨筆，說是小說，又不很像小說，更不是人物傳記或學術论文，儘管也有一些學術研究在裡面。寫這樣一篇四不像的東西，何以早不寫，晚不寫，何以偏偏寫在此时？這也是許多偶然促成的。生活中存在著大量的謎，往往都是我們解不開的謎。拿納博科夫來說，當年他在劍橋大學讀書的時候，假如沒有輕易地放棄生物學而轉向文學的話，那麼他日後能成為《洛麗塔》的作者嗎？

納博科夫從小就著迷蝴蝶標本的採集，到了中學階段，他的蝴蝶知識幾乎達到了專家水平。1919年剛踏進劍橋大學的時候，他首先想到了生物學，打算將來當一名科學家，這是很自然的選擇。他開始修了一門動物學的實驗課，這門課要求學生實習動物解剖，實驗室裡提供了大量的魚，供學生解剖使用。納博科夫拿起解剖刀，在實驗室的台子上開始解剖魚。一個月過去了，他仍舊在實驗室的台子上解剖魚；兩個月過去了，他的鼻子開始作怪，無論走到校園的哪一個角落，他到處都嗅到魚腥味。等到學期結束的時候，納博科夫突然脫下實驗室的工作服，宣布說，從此不做生物學，要改修文學。畢業前夕，納博科夫主修了法國文學和俄國文學，嚴格地講，這就是比較文學，不過，當時還不叫比較文學。

傳記作者薄亦德（Brian Boyd)對纳博科夫在實驗室的生活，做过一些具體的描述，但我認為，他的故事明顯有漏洞。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劍橋大學動物學的實驗室裡，為什麼除了魚，就沒有其它動物供學生解剖呢？比如老鼠、兔子、或者青蛙。像大科學家霍爾丹那樣在自己的身上做實驗，把自己整得死去活來的教授，人們也偶有耳聞。我猜想，假如納博科夫沒記錯的話，那麼，他大概是把解剖魚的事誇大了。誇張，畢竟是作家慣用的手法。

想想看，納博科夫在動物學的實驗室解剖魚的時候，李約瑟已經是劍橋二年級的學生。他們相互認識不認識呢？我的猜測是，他們彼此並不陌生，但我的困難是，找不到直接的證據。至於他們兩人是否在同一門課上見過面，打過招呼？那就更加無法得知了。

有一點可以肯定，李約瑟是不怕解剖魚的，不僅如此，他在劍橋的實驗室裡還如魚得水，很順利就攻下了生物學的學位，然後直接被研究生院錄取，繼續深造，成為劍橋的碩士生，继而當了博士生。就在納博科夫決定轉修文學的一年以後，科學家李約瑟也作出一個新決定：他參加了剛剛成立的英國裸體協會。要說前者的決定有著某種水到渠成的意思，後者就顯得多少有些離奇了。這兩件事之間到底有沒有聯系？必須承認，应该沒有什么必然聯係，只是時間和地點上的交叉罷了。其實，世上發生的很多事情，如果說它們之間有什麼聯系的話，通常也都是時間和地點上的交叉和巧合，或者還有佛家所講的因緣。遺憾的是，歷史學家經常趁人不備，把他們想像出來的因果關係和歷史邏輯，強行塞進這些複雜的巧合裡面，然後利用敘事的手法說服我們。

劍橋大學這種地方，在有些方面很像我曾經居住過的美國加州的伯克利城，怪才名士居多，所以也就見怪不怪。李約瑟的傳記作者文思淼（Simon Winchester)說，在二十年代的劍橋城，裸體行為和各種怪人怪举，都能得到人們的諒解和容忍。只要公開裸體不傷害他人，不嚇跑街上的馬匹，不造成交通事故，一般很少有人過問，更不會大驚小怪。徐志摩筆下的那條已然具有"靈性"和"秀麗"的康河，就是李約瑟和裸體協會的成員經常現身的場合。這些自然之子，往往不分時間場合，突然赤裸裸地在康河的水中浮出。

如果碰巧有淑女們划船經過，她們就趕緊掩面，不敢斜視，像鴕鳥一樣把頭藏在陽傘下面，用眼睛拼命地盯著蕩漾的水波，期待著這場突襲運動儘快結束。直到河水徹底恢復了它先前的體面之後，淑女們才敢把頭抬起來。

這一段有趣的細節，是文思淼在翻閱達爾文的孫女拉佛拉特的童年記憶時，為我們發掘出來的。

英國裸體協會于1922年成立，在劍橋吸引了一批前衛人士，他們中既有布盧姆斯伯里團體的成員，也有行為古怪的科學家。這個組織的規定是：入會人員必須使用化名--比如像"柰思畢特"這種化名，會員在進行裸體運動時，渾身上下都不得有任何穿戴，必須做到一絲不掛，惟獨允許頭上系一條彩帶，或腳上穿一雙涼鞋。他們喊的口號是，恢復古希臘人的天體。

篤信這種理念的人並不孤立，至少魏晉時期劉伶以天地為宅舍，以屋室為衣褲的放浪，就可與劍橋的裸行媲美，只是那个時代的中國文人，或許態度更加坦然。不過，魏晋文人的狂放，劍橋學子的荡行，都畢竟是歷史，現實生活往往是另一碼事--二十世紀初的英國社會對待怪傑们的態度，要远比一百年後的美國社會開放和寬容，這聽起來似乎有點奇怪，然而是事實。

我想起一個外號叫做"光身漢"（the Naked Guy)的人。我先是把這個外號譯成"裸體人"，後來覺得不準確，因為與"裸體"相對應的英文詞是nude。"光身"和"裸體"的詞義區別很大，這個區別就在一絲不掛的 naked 和帶有藝術遮羞布的 nude 之間，不然我們就無法解釋後來發生的事。我說的這個"光身漢"，一度是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的學生，大凡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在伯克利城生活過的人，都不會沒有在街上碰到這位"光身漢"，即使沒有碰到，也聽別人說過，因為此人太出眾了。

有一天，我下班回家，走在伯克利電報大道的人行道上，忽聽身邊有人低呼一聲Here comes the Naked Guy ("光身漢"來了)。我一扭頭，只見一輛自行車飛奔過來，車輪緊貼人行道的邊緣呼嘯而過，騎車人果然渾身一絲不掛，皮膚在明亮的加州陽光下閃閃發光。這人高個長腿，英氣勃發，背上跨著一隻雙肩包，足下登著一雙涼鞋。"光身漢"的光身行為，一度轟動伯克利全城，在大多數師生和市民心中，這個人形象很酷，大家不覺得他的行為對社會構成什麼威脅。後來我才知道，此人名叫馬蒂尼茲，當時是伯克利的在校學生。記者問他，為什麼要當眾裸體？他回答：我不認同中產階級的價值觀，他們花大筆的錢買衣服穿，無非是招搖過市，炫耀自己的身份等級。灣區這個地方天氣溫和，人不穿衣服，可以活得更逍遙自在一點。

後來聽說"光身漢"被多次告上法庭，被控患了精神病，接著他又失業，進監獄，直到2006年5月的某一天，他在被關押的加州矽谷的一家監獄自殺。那時，我早已離開伯克利，聽到他受迫害致死的消息以後，心裡很難過。馬蒂尼茲僅活了33歲。

我動身前往英國劍橋的前一個月，曾給劍橋大學圖書館的英國海外聖經公會檔案部的負責人去過一信。信中描述了我的研究計畫，希望在資料方面得到檔案部的協助，沒等對方回信，我就出發了。先飛往倫敦，然後從倫敦的國王十字路車站上火車，一小時後，火車抵達劍橋城。乘天黑之前，我搭乘一輛出租車，找到劍橋大學聖約翰學院的招待所下榻。

夏日的英倫島，天氣變化無常，每當冷空氣襲來的時候，猝然降溫，叫人措手不及。我来时只帶了幾件單薄的夏裝，根本没有禦寒的準備，到了這裡才發現，英倫島的夏天很像舊金山的天氣，毫无夏日的氣息，天黑之後，更是涼如秋夜。我把行李安置好後，打聽到附近有家義大利餐館，馬上动身前往。天剛下了一場雨，冷氣襲面而來，我打著寒噤，加快腳步，邊走邊想到一句著名的格言："最寒冷的冬天就是舊金山的夏天。"這句話是誰說的？馬克·吐溫？不過，據說好事者在馬克·吐溫的書中翻過，找不到這句格言的出處。反正無所謂，我的切身體驗是，最寒冷的冬天是英倫島的夏天。

穿過幾條街，拐過一個十字路口，疾走幾步，我就找到了那家義大利餐館。進去叫了一盤熱騰騰的用菠菜汁做的通心粉，一口氣吃下去，這才覺得自己身上的血液在冰冷的四肢內重新循環起來。

晚上回到招待所，有人提醒我說，在圖書館辦手續，可能要排隊，最好早起。第二天早晨，天氣放晴，我的心情馬上明朗起來，早早就來到圖書館大樓，發現門前已有十幾個人在那裡排隊。九點鐘，圖書館準時開館，我在門口等了二十分鐘以後，進入一間接待室，於是，填表格，交手續費，領到一張閱讀證。我慶幸地想，這裡的手續雖然比美國大學圖書館要繁瑣一些，但我好歹拿到了閱讀證。

英國海外聖經公會檔案部的位置在圖書館大樓的南翼，我從接待室走出來，穿過大堂，拐進南側的走廊，很快找到上面寫著"英國海外聖經公會檔案"幾個字的大門。我輕輕推開門，探頭進去，環顧四周，發現屋裡的空間很大，結實厚重的書架靠牆站立，上面擺滿了書和文件夾，書架很高，一直通向天花板。大廳中央擺放幾排古雅的書桌，棗紅色的桌面擦得十分明淨，檔案館裡面空無一人，安靜得像一個修道院。正在詫異之中，我聽到一個空洞的聲音從右邊傳來：你需要什麼服務？我順著聲音看去，見到一個瘦高個的男人從右側小門旁邊的陰影中現身，然後面無表情地朝玻璃門這邊走來。待來到我跟前的時候，這人顯得更瘦更高，活像一根長了腿的電線桿矗立在我的面前。

證件？他居高臨下地問。這個英國人年齡在六十歲左右，面色陰暗，皮膚粗糙，臉上的皺紋讓人想起橡樹皮，與他那挺拔的身材極不協調。高個子左手扶在木頭門框的邊緣，右手握住玻璃門的門把，完全擋住了我的視線。

我本能地向後退了一步，從包裡翻出我的閱讀證和護照，一並遞給他，高個子拿著證件翻了幾下，又問：

有回執嗎？

什麼回執？

檔案館寄給你的預約日期。

我沒收到這個東西。

對不起，沒有事先做預約，就不能進檔案館。他不苟言笑地說，然後轉過身，預備把我關在門外。

等等，先生，我是專程從美國來看這個檔案的，長途旅行不容易，我來之前是給你們寫過信的。你現在不讓我進，叫我怎麼辦？

沒有事先預約，就不能進，這是規定。高個子絲毫沒有讓步的意思。

我明白，但我的確給你們寫過一封信。

你有回執嗎？

沒有。

那就對不起。

高個子從容不迫地把兩扇門關好，轉過身去，他的身影重新消逝在修道院深處的陰影中。我站著愣了一會，恍惚之中，覺得自己剛才在和一個幽靈對話，无奈話不投機，幽靈棄我而去。

我懷著沮喪的心情，走出圖書館的大門，坐在了石頭台階上。這時，陽光直射在台階上，白晃晃的，十分刺眼，我閉上眼睛，努力使自己鎮定下來。剛才發生的那一幕，完全出乎我的預料，一下攪亂了我的研究計畫。從前我以為這種倒霉的事情，只能在北京的檔案館發生。

遠處飄來一陣悠揚的鐘聲，抬眼望去，一個教堂的尖頂在雨後的陽光下熠熠發光。不遠的地方有隻黑鷹，正在穩健地盤旋，它一個猛子扎到低空，在那裡轉了三四圈，隨後騰空而起，逐漸消逝在西邊的天際。我低頭看錶，忽然想起，聖約翰學院 M 教授與我有約，傍晚他要請我參加教員的高桌晚餐，事前还特地交待說，客人衣著可隨意，沒有特别規定。听到这句话，我大大鬆了一口氣。

儘管如此，下午上街，我还是給自己買了一條新款式的黑色無袖連衣裙，还是有备无患的好。

傍晚四點，我準時來到聖約翰學院大門口，發現 M 教授已經等在那裡。這是我第一次與 M 教授見面，他看上去五十歲出頭，態度親和，眼睛裡閃著机智的光。我很驚訝，這位教授一點不像個書生，卻像整天在戶外活動的園丁，因為他的面部、脖子和兩隻手上面都打著陽光留下的深色印跡。幾句寒暄過後，M 教授步伐敏捷地將我引入聖約翰學院的大門，我們穿過兩進的院子，來到一座樓房門前，拾階而上。M 教授拉開一扇厚重的木門，很禮貌地請我走進去。

這是一間不大的教員起居室，牆壁上掛著幾幅老舊的肖像，肅穆莊重，細看時，畫面的油彩有點褪色，估計是幾百年前的老畫像。油畫下方靠門的地方，安置著一個安妮王后式樣的圓桌，桌上擺滿各式酒水和玻璃酒杯，四周圍著沙發和椅子。我和 M 教授走進去時，幾位教員正在壁爐前方輕聲交談，他們身披黑色長袍，給人的初次印象既是學者，又很像中世紀的修士。他們每人手裡端著一杯雪莉酒或波特酒，站在那裡說話。這時，M 教授像變戲法似的，不知從哪裡找出一件薄薄的黑長袍，也像其他人那樣披在肩上。他走過來，問我想喝一點什麼，我說只要一杯帶氣的礦泉水。不知何時開始，我略感身體不適，可能因為忘了吃午飯，有低血糖的症狀。M 教授將水杯遞給我，輕聲說道：現在是正餐前的雪莉酒聚會，等這個儀式過後，我們就到隔壁的餐廳吃飯。

飯前的雪莉酒儀式好像進行了很久，大家站在一起沒完沒了地說話，不斷地轉換話題，好像是沒話找話。我一邊和剛認識的幾位教授聊著天，一邊用心地打量著四周，這時教員起居室陸續地走進來十幾位聖約翰的教授和講師，他們都是清一色的男性，除了一位和我同樣的臨時客人以外，其他人都披著黑色長袍。我突然意識到，自己來到這一群修士打扮的學者中間多少有點古怪，一下子切身體會到納博科夫初到劍橋時的感覺，覺得好像自己走進了一幕戴面具的荒誕劇。我萬分小心地拿著手中的杯子，生恐也像納博科夫一樣，初次見面就惹出不必要的麻煩。在男人們安排的這種井然有序的場合下，女性難免覺得自己是一個 stranger。英語的 stranger 至少有兩層意思：一是陌生人，二是外國人，我呢，兩者兼有之。

終於，晚餐的鈴聲響了，起居室通往餐廳的門忽然被人打開。身穿黑色長袍的教授和講師們緩緩放下雪莉酒杯，形成一字隊列，魚貫而入。在高桌前，我找到了印著自己姓名的卡片，在事先安排好的座位上坐下來，對面坐的是一位聖約翰學院的資深院士，他自我介紹是語言學家。

高桌，是餐廳專供教員使用的長條桌，它通常橫擺在餐廳的主上方，那裡的位置比學生餐桌的地面高出一兩個台階，師生雖然在同一個餐廳進餐，但師生的等級是由高桌來維持，因此，顧名思義，叫做 High Table。從那裡，教員可以俯視或監督低桌的學生，學生也有機會觀察高桌上發生的事情，同时交頭接耳，傳播一些關於教授私生活的閒話和趣聞。不過，我在聖約翰學院做客的那天晚上，學生已放假回家，餐廳比以往都安靜。劍橋高桌用餐的傳統，和牛津、德萊姆這些英國最古老的大學一樣，在維持了幾百年以後，如今依然如故。英國人對傳統文化的愛恋，只要看看這些頑強保存下來的禮儀，就一目了然。我想，這不僅僅對我，恐怕對任何一個現代中國人--無論在視覺上，還是在思想上--都會產生強烈的衝擊。

我迅速向四周掃了幾眼，觉得這裡不像是餐廳，倒像一個古樸的羅曼式教堂。高桌上方的天花板是由帶弧度的木製拱頂裝飾起來的，周圍嵌有玻璃彩窗，牆壁上鑲了近三米高的老橡木雕花墙板，上面掛著聖約翰學院歷代的著名院士的肖像。所有这些，都是活着的传统：如果高桌是天主教神壇的某種變異，那麼低桌就代表前來祈福的芸芸眾生，這一點也不奇怪，因為古老的英國大學原本是教會的精神堡壘，亨利八世以後，大学更成為英國國教的學術重地，其時的學術，主要是基督教神學。在中世紀，基督教神學的研究和傳授是大學的本義，身穿黑色長袍的教授是神學家，他們差不多是那個時代惟一的識字群體。我不由得向四周的墻上望去，可是餐廳的光線相當昏暗，完全看不清牆壁上掛著的那幾幅肖像的人物--這些人是神學家，還是科學家？

高桌兩邊的講話聲戛然停止，餐廳變得鴉雀無聲，納悶之際，我聽到高桌上方傳來一聲低沉的聲音，拉丁文的禱告開始了。不知為什麼，每次參加這種宗教儀式的場合，聽到飯前禱告時，我都會變得精神緊張，手足無措，好像犯了什麼過失，因此，真盼望這個聲音快點結束，直到眾人一齊重複 Amen 時，才暗自鬆了一口氣。祷告结束，穿黑色制服的侍者们開始走動，他們熟練地將沙拉盤子擺在每個人面前，替客人斟酒，高桌上的氣氛頓時活躍起來。

坐在我對面的語言學教授懂得世界上二十多種語言，不過中文除外。晚餐期間，他特別喜歡和我討論中文和漢字。比如，英国 Cambridge 這個名字譯成中文怎麼講？我說：前一半 Cam 是音譯，後一半 bridge 是意譯，從前的音譯不确定，有人用"康桥"，有人用"剑桥"。事实上，普通话"康"或"侃"字的音，更接近英语 Cam 的发音，閩南話或廣東話就另當別論了。為什么"康桥"的譯法未能流传下来？我說不知道，也许是歷史上什么偶然性的作用吧。

語言學教授聽得興趣盎然，他又不停地追問，那麼在普通話裡把"剑桥大学"改成"康桥大学"或者"侃橋大學"是不是更準確呢？我笑起來，這個建議當然很好，但是，一個約定俗成的東西，要想把它改過來，恐怕實行不通。我忽然想到，這個小小的翻譯問題，足以讓人體會到語言和文字捆綁人的思維和心理的力量，為什麼我們不能接受"康桥大学"或"侃橋大學"的說法？一個詞，一組意象，似乎是一張不可摘除的、獨一無二的面具，問題是，這張面具和它後面的"真實"，亦实亦虚，亦真亦幻，有什么理由永久地捆綁在一起？

我這一連串模糊的思緒忽然被打斷，坐在右邊的 M 教授插話道：你還記得 Joseph Needham（李約瑟）吧？他抬眼看著語言學教授說。

當然，聽說他的中文是自學成才的，非常了不起，語言學教授禁不住讚嘆起來。

你猜，他學會的第一個中文詞是什麼？

不知道，你聽他講過？

"香煙"。對一個初學的人來說，這兩個字其實不好寫。M 教授用手比劃著給語言學教授解釋道，M 教授在劍橋大學講授中國歷史，他的中文底子很好。

我心中產生了好奇，問道：李約瑟在世的時候，你們認識他？

他們兩人互相看了一下，笑了， M 教授說：天下無人不識君啊。

語言學教授接著說：我們劍橋當年有一大批紅色科學家，最著名的兩個天才，一個就是生化學家李約瑟，另一個你恐怕沒有說聽過，隔行如隔山嘛，他是大物理學家貝爾納（J. D. Bernal)，外號叫"智者"。這兩個人從上大學開始，就信奉上社會主義，到後來，一個支持毛澤東，另一個捍衛斯大林，至死不變，你說奇怪不奇怪。

這讓我更加好奇，於是問道：貝爾納是哪一年進劍橋的？

語言學家伸手接過侍者遞來的甜點，帶著疑問的目光看著 M 教授：記不清了，是不是和李約瑟同年？

M 教授端起他的酒杯，想了一下說：我想是一戰結束後的第二年，1919年。

我的心咯登一下，好奇怪，又碰到這個年份。

這是我第一次聽說劍橋有一批左翼科學家，真是意想不到，李約瑟和貝爾納都是被認可的皇家科學院的院士啊。

我忍不住又問道：除了這兩個人外，劍橋還有哪些左翼科學家？

語言學教授說：你聽說過生化學家霍爾丹(J.B.S. Haldane)那個怪人嗎？他是其中的一個；還有大數學家哈迪（G. H. Hardy，有人譯為"哈代"），生物學家郝格本（Lancelot Hogben),和數學家萊威（Hyman Levy)。讓我想想，哈迪三十年代才到劍橋，在此之前，他是牛津的教授，呵呵，我聽說，他的宿舍裡老是掛著列寧的巨幅畫像。這人是一個瘋狂的板球謎，在他的眼裡，世界上只有兩個人夠得上偉人布莱德曼--唐纳德·布莱德曼被公認是最偉大的板球手--的檔次，一個人是列寧，另一個就是愛因斯坦......

M 教授好像猛地想起什麼，他把手中的甜點勺輕輕擱在盤子上，轉身對我說：上星期《衛報》披露了一條特大醜聞，聽說《紐約時報》也轉載了這個消息，你回去看看。報上公佈了喬治·奧威爾1949年向英國情報部門遞交的絕密黑名單，他的筆記本上有135個名字，比我們先前知道的多了一百個人。

你是說《動物莊園》和《一九八四》的作者 George Orwell 嗎？

正是這個傢伙，從M 教授說話的語氣聽得出，他對奧威爾很不以為然。

什麼黑名單？誰的名字在上面？......我不觉愕然，不知這是怎麼一回事。

誰的名字？自然是當時的地下共產黨和地上共產黨，還有他們的同路人，比如像卓別林、蕭伯納、斯坦貝克，你信不信，就連紐約市長拉瓜迪亚也榜上有名，這人1947年就死了，和共產黨有什麼干係？還有我們劍橋人的名字，貝爾納、布萊克特、普利斯特利，都統統列在上面。奧威爾這傢伙是不是够陰險？

聽到這裡，我来了研究兴趣：奧威爾是一個作家，他為什麼向諜報部門遞黑名單？文學和政治之間到底有些什麼瓜葛？我心想，回去把這個名單找來，好好研究一下。

1919年--列寧--劍橋的科學家--奧威爾的告密名單。這些閒談中的掌故觸動了我，我的腦子裡馬上想到那個煙斗不離手的社會主義信徒柰思畢特。說不定，這是一條值得追究下去的線索；說不定，困擾我多年的那個疑團就會迎刃而解。

柰思畢特是納博科夫使用的一個巧妙的面具，套在誰的身上都有可能，這裡的困難是，隱藏在這個面具背後的是不是一個有名有姓、活生生的人？他究竟是誰？李約瑟、貝爾納、霍尔丹、哈迪、郝格本、萊威，布萊克特、普利斯特利，我把這幾個名字迅速地在腦子裡過了一遍，馬上斷定，數學家哈迪暫時可以排除，因為他來到劍橋的年代太晚，時間對不上。

誰是柰思畢特？

晚上回到招待所房間的時候，我毫無睡意，躺在床上，手中握著電視機的遙控，一邊變換頻道，一邊心裡琢磨著這件事。上午碰到的那些挫折和不快，全都不翼而飛，我迫不及待地需要查找一些資料，以證實我的初步猜想。

從哪裡開始？

[1] 歐陽江河《初雪》。

[2] 聶魯達的《狂想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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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禾：六個字母的解法（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