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煜烇：东方学想象下的中国环境问题--以《一江黑水》为例

人文与社会 — 2012-02-08T00:00:44+16:00

学科: 书评
来源: (绿叶2012.1 (人文与社会：改了几个错字))
关键词: 左煜烇，东方学，环境问题，《一江黑水》，易明，对外关系协会
摘要: 《一江黑水》The River Runs Black 书评：这本书在中国环境问题研究领域享有声誉，曾被剑桥大学评为关于可持续发展的50部最佳著作之一。如果说本书存在什么问题的话，可能在于本书的作者由于无法或不愿理解中国人的切身生存体验

环境危机已经成为中国不能承受之重，并且早已燃起了中间阶级的无明业火。然而，各种偏执、激动和极端的批判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对传统或西方的生态景观的浪漫想象亦不能代替理性的分析。也正因如此，对于环境问题的著作，我更喜欢阅读社会科学风格的著作，而对各种所谓悲天悯人的诗人式随想一向敬而远之。

现在手头这本《一江黑水》（The River Runs Black）的书名翻译化用了"一江春水"这个诗意的词语，作者似乎想要用这个书名暗示，因为环境恶化，一切诗意都毁灭了，所剩只有"一江黑水"。所幸这并非是一本环境文学的作品，而是一部社会科学类著作。初看此书书名，我们很可能以为这是一部江河治理史类的著作。然而，作者虽然以对淮河污染的考察开篇，但本书所处理的主题实际是整个中国的环境问题。

这本书在中国环境问题研究领域享有声誉，曾被剑桥大学评为关于可持续发展的50部最佳著作之一。但此书的价值并不在于对具体问题的剖析，而在于其全景式的视角。作者易明的专业是国际关系，环境史和环境政策并非其本行，在其所涉及的任何一个领域内，她都谈不上专家，此书也多是在二手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她书中的所有主题，没有一个是国内学者没有处理过的，而她所得出的大多数结论，对于熟悉中国环境问题的读者来说，都已经是老生常谈，并且这些结论甚至颇多争议，未必全然正确。但此书的广度弥补了其深度上的缺陷，在我的阅读经验中，尚未有这样全面审视中国环境问题的著作。本书的广度既体现在贯穿整个新中国历史的时间跨度上，也体现在作者跨越学科界限的全方位观察上，更体现在作者多年来对中国环保官员和NGO人员的大量跟踪接触上。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此书所引用的资料极为全面和新颖。在中文版翻译过程中，作者还在更新书中所涉资料。

如果说本书存在什么问题的话，可能在于本书的作者由于无法或不愿理解中国人的切身生存体验--如大多数海外汉学家一样，于是只能从外部解释中国，难以深入中国历史的内在脉络之中。以本书所涉的环境史研究为例，我们可以在德国环境史和美国环境史的研究中，看到对所谓的德意志灵魂和美国精神露骨颂扬，但在中国环境史研究中，不要说这种赤裸裸的辩护史学，即便是起码的内在理解我们也是难以看到的。在伊懋可（Mark Elvin）等外国人写作的中国环境史中，中国历史中发展与环境的冲突被不适宜地放大了，仿佛一部中国历史就是一部生态灾难史，而中国文明与环境之间积极影响却被忽略了。他们头脑中似乎有这样一个信念：未被人类活动中介过的自然才是生态的。本书正是在这种外部理解的框架下写成的。

不能否认，有时候跳出民族情感和伦理的羁绊，对理解历史而言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否不必去体察民族精神的历史脉动，仅仅从一个真理在握的旁观者的角度出发，我们就能客观地还原历史的原貌呢？我看未必，因为若是如此，萨义德也不会写一本《东方学》来批判西方世界的东方想象。就这本《一江黑水》而言，虽然作者努力摆出客观、中立、不偏不倚的架势，可惜也难以摆脱一定程度上的东方学想象。

生态主义的东方学想象

何谓东方学想象？我们还要从东方学说起。近代东方学以"西方-东方"的二元对立为前提。在东方学的意识形态中，东方的历史是混沌、无序、没有进步的，充满了各种非理性的神秘事物；而西方则孕育了现代的科学技术和民主制度，其历史就是一部理性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然而，东方学想象却比这种"西方-东方"二元论要复杂得多，它既要在东方找寻自身的起源或理想，又要把东方建构为一个消极意义的他者。因此，东方在西方永远同时存在着积极与消极两种形象，而这两种形象，都与东方的本来面目无关。

以东方学最为繁荣的十九世纪为例，当时的反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运动渗透到东方学之后，东方学开始担当起了反思西方文明的角色。随着印欧语系的发现、印度学的繁荣，很多东方学家开始在东方尤其是印度找寻西方文明的源头，并希望通过东方的神秘文化克服西方现代性的弊端。生态主义作为反启蒙运动的产物，它的发展也与东方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正是在这期间，东方学勾起了欧洲人对前基督教的多神教世界的乡愁，并让他们转而发掘其历史中的神秘主义和泛神论传统，以期克服西方犹太-基督教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宗教不宽容和对自然的统治心态等弊病。在十九世纪的德国思想界，弥漫着这样一种观点，犹太-基督教是一种没有自然的宗教，鲜花、森林以及一切美的自然事物，对于一神教徒而言毫无意义，只是在多神教和泛神论的世界观中，自然才呈现出它内在的美丽。这种对一神教的生态学批判与东方学合流之后，印度作为一个典型的多神教文明和泛神论的发源地，自然而然地被寄托了一种生态主义的希望。于是，印度（文化）从此之后成了几乎所有绿色分子心驰神往的沃土。

中国在启蒙运动期间也曾扮演过一个灯塔式的角色，很多启蒙思想家把中国视为理性的国度。然而，这种美好的想象最终淹没在东方学的意识形态之中，继而又在反启蒙主义的思潮中烟消云散。在孟德斯鸠、黑格尔这些现代性的思想家看来，中国文化太缺乏自由了，太缺乏生机了，中国鲜明地体现了东方专制那永远循环往复、没有进步的晦暗图景。而在浪漫主义的东方学家看来，与印度相比，中国文化过于实用主义、过于缺乏想象力了，全然没有印度那种梦幻式的神秘经验。最终，在西方后启蒙时代的东方想象，非但没有中国的位置，相反，中国成了现代性弊端的集中体现。

于是，我们看到了中国形象的反转，在从黑格尔到韦伯的现代性叙事中，中国不够工具理性、不够进步，而到了以生态主义为代表的后现代话语中，中国却太过工具理性了、太现代了、太工业化了。这个反转，部分可以归结为中国的历史大转变，但也折射出西方内部的思想变迁，即从启蒙现代性转向对现代性的反思。当这种反思渗透到东方学之内，对中国的东方学想象就呈现出戏剧性的变化。但无论如何变化，中国永远是西方的对立面，西方人正是需要中国这样一个他者以自我确认。

在西方的生态主义话语中，中国几乎都是以一个反面角色出现的。本书中的中国形象正是这种东方学想象的产物。但这并非是说本书的资料全是梦呓式的胡编乱造--尽管不排除有很多夸张，我们只是说，因为作者的东方学想象，她（包括她引证的很多作者）对这些材料都做出了不恰当的解读。

这集中体现在作者对中国环境问题的错误认识上。易明在此书中引用伊懋可的研究，认为中国古代对权力的追逐让自然环境成为了发动战争的工具，而中国人民对南方地区的开发也成了破坏环境的行为。易明进而认为："中国传统中在攫取权力、发展经济、满足需要方面表现得过度进取，给森林和矿产资源带来了浩劫，使河道和水利管理工程变得盲目，使土地因集约耕种而日益退化。"（第51页）这个论断显然经不起推敲。如果中国古代在环境破坏上真的表现得那么过度的话，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从关中平原到岭南地区这块并不算辽阔的土地上，竟然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哺育了全世界1/4~1/3的人口。相反，正是因为中国对土地实行精耕细作的集约式耕种，加之对有机肥料的合理利用，中国的土地在数千年的时间里都保持了肥力。这种耕作方式甚至启发了现代生态农业开创者Franklin King的灵感，他因此将中国的传统农业称之为永续农业。与之相比，欧洲在中世纪时经历人口爆炸之后（当时的人口与宋朝大致相等，面积却远胜宋朝），耕地的扩张使得原始森林几乎被砍伐殆尽，那葱茏茂密的黑森林只能永远活在德国人的幻想中了。

客观地说，中国古代并非不存在环境问题，但并不比任何文明更为严重。人类的发展必然会与环境造成冲突，问题的关键在于对环境的破坏是否到了不可自然修复的地步。如波兰尼所揭示的，在资本主义兴起以前，人类对自然的破坏都限于自然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只是当市场从社会中分化出来之后，包括自然在内，一切都变成了商品，自然才因人类的征服而变得不可修复。所谓生态危机乃是现代世界的产物。

但包括作者在内的中国学专家们，出于其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东方学想象，似乎认为东方的自然就应该是未被人类触碰过的原始丛林，只要人类改造了它们，就意味着生态危机。但当他们考察中国的历史时，却发现中国人非但没有臣服于自然的权威之下，相反却有"人定胜天"的英雄信念，从北到南一路披荆斩棘，把蛮荒之南改造成了繁荣富庶的鱼米之乡。这样的历史，的确太过美国化，太过现代了，于是在这些东方学家的笔下，古代中国必须生态危机，古代中国已经生态危机了。

东方学想象就是这样书写历史的。

东方学想象的用途

东方学想象并非生活在真空之中。如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所揭示的，东方学的意识形态是和西方的殖民主义制度配套生成的，东方学的繁荣伴随着殖民权力在东方的扩张。从历史上看，东方学的发展与西方传教组织在东方的活动密切相关。十五世纪开始，天主教为了反击新教的挑战，陆续成立了各种反宗教改革组织，并向全世界派出阵容强大的传教团。而随着新教国家殖民主义的发展，它们也开始了大规模了海外传教。这些传教团体正是最早的国际非政府组织。而这些传教士在东方的见闻、观察及其搜集的材料，便成了当时的东方学研究的重要材料。传教士与非政府组织、殖民主义和东方学，构成了西方向东方侵略扩张的三驾马车。

二战以后，虽然殖民主义体系无可挽回地崩溃了，但"国际非政府组织-东方学"这一综合体仍或隐或显地出现在各种东西方交往的各个层面中。冷战爆发后，西方世界的东方学研究越来越从语言文化转向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以便为冷战政策的制定服务。这些国际非政府组织依靠在第三世界设立各种项目，搜集各种情报信息，并潜移默化地传递西方世界的价值观。东方学在此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个时期的东方学有这样的特点，一边继续对东方的前现代社会和地区进行空中楼阁式的美好想象，但也同时对民族解放运动后实行现代化政策的民族主义国家进行各种问题研究，专注于第三世界的制度、人权和环境问题，而无视这些国家在医疗、教育和工业方面取得成就。由此，东方学建构了一个经济落后、政治腐败和环境崩溃的第三世界图像，并认为发达国家负有责任带领第三世界走向一个更加文明的世界，但这也意味着第三世界对发达国家而言是一种拖累。

这种东方学在与生态主义话语合流之后，其意识形态色彩变得更加隐蔽。

一般而言，第三世界的生态主义话语是由发达国家输入而非内生的。通过各种召开国际环境会议、出版相关书刊、对第三世界的环保从业者的培训、扶植第三世界的本土非政府组织、设立各种环境项目和援助等渠道，生态主义话语就这样被不知不觉地灌输到第三世界。也许再也没有其他议题，比第三世界的环境议题更典型、更充分地体现了东方学想象。发达国家的环境分子，以及受其影响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一边想象着前现代的田园生活，一边宣扬着西方世界的生态景观和环境政策，与此同时，又用这两种想象批判着处在工业化阶段的国家的所谓环境灾难。

明白了这种东方学想象，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权人士对旧西藏的神权政治追捧，却对相对更为进步的第三世界民族主义集权国家大火力批判；同时也明白了为什么中国的工业化受到了那么多环保人士的批判，而印度的贫民社区、浮尸的恒河水却被他们称赞不已。这些颇为矛盾的看法体现出他们的一种症候，也即他们是通过意识形态而非科学理性的态度来观察东方世界的。这种意识形态的核心是，第三世界必须是一个前现代社会，而决然不能是一个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带来的环境问题必然会引发不可逆的环境灾难。然而，环境议题只不过是对第三世界现代化道路批判的一部分而已，问题的关键在于，西方世界急欲用所谓的人权、环境等理由扼杀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

《一江黑水》作者易明也许深谙此道。作者花了很大篇幅来叙述中国环保NGO的发展历程，其中又花了很大篇幅来叙述NGO从业者的抗议活动。尔后，作者又笔锋一转，讲起了环保NGO在东欧剧变中的重要角色。作者认为，很多异见分子以环保NGO为依托，借环境问题对政府进行发难。作者对NGO运作显然深有研究。作者对这一议题的涉足并非没有缘由，因为她的本行即是国际关系。

事实上，本书作者易明即是一个非政府组织的研究人员。她供职于美国著名智囊机构"对外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为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和高级研究员。如果我们对对外关系协会的历史和现实地位有了解的话，无疑会对作者的这一身份大加赞叹。

对外关系协会的前身是英国殖民分子阿尔弗雷德·米勒等人联合罗斯柴尔德家族、摩根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等资本寡头在各国建立的半秘密组织"圆桌会议小组"（Round Table Group）。一战以后，美国的圆桌会议小组在合并一些机构之后，改组成立为外交关系协会--与此同时，英国的圆桌会议小组则更名为著名智囊机构"皇家国际事务协会"（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对外关系协会的会员多为大资本家、退休高级官吏、著名律师和御用学者。自建立伊始，协会就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很多任美国总统都是该协会会员。协会的目标即是建立一个"新世界秩序"，为美国资本的国际扩张提出相应的外交政策。

在1946年，该协会主办的《外交事务》刊出了乔治·凯南的著名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决定性地影响了美国的冷战政策。此文提出了所谓的"遏制战略"，亦即通过掌握强大的军事实力，进而威慑苏联势力的扩张。这一战略旨在不诉诸热战的情况下，促使苏联收缩其战略范围，并破坏苏联内部的团结，最终实现和平演变。最近，美国高调"重返"亚洲，似乎有意重新祭出其"遏制战略"。美国的重返针对的是谁，显然是不言而喻的。希拉里最近与此相关的言论，已经让我们充分领受了美国是如何霸气侧漏的，而美国大使馆及其大使们的充分表演，也已经让我们充分领教了他们搬弄是非的高妙手段。然而，这一切也仅仅是台面上的行动，至于那些上不了台面的手段，则恐怕只有美国自己知道了。

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易明何以对中国的环境问题这样关切，并花了相当篇幅叙述东欧国家当年所面临的环境挑战。易明在此书中希望发达国家在环境问题上与中国多多合作，并呼吁中国放宽对国外组织的活动限制。然而，易明却没有对这些组织的活动存有丝毫的怀疑，我们可以想象中国的某个基金会以项目支持的方式，让美国的环保组织去为它搜集美国的环境信息，或者是反对某个工程项目的上马吗？然而，中国的一些环保组织似乎很乐于去做这些事情。随着西方文化霸权的建立，东方学想象不仅存在于西方人的头脑中，更植根于东方人的心灵中。中国的环保话语与实践，无不被东方学想象深深地支配。

结语

至今依然有不少极端环保人士认为，中国应该在经济生活上回到前现代的田园诗般的小农生产中去，同时在政治上采取西方社会的代议制。然而，这个极为矛盾的设想恐怕没有国家能够做到，即便是印度也只能部分做到。但正是因为印度部分做到了这一点，笑嘻嘻的印度乞丐的生活方式就似乎应该成为第三世界人民的终极追求：低碳、自由，并且安贫乐道。

只是中国人从来就不是一个安于等级秩序的民族，两千多年的平民化进程和近代一百多年的革命运动，不断冲击破坏着传统的等级宗法制。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人追求的亦是人与自然的平等，而非任何意义上的对自然的敬畏或征服。在此意义上讲，平等，正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逻辑原点。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谈得上对中国历史包括环境史的内在理解。

另一方面，如果不考虑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不平等结构，我们也难以理解如今的环境危机的深层根源，相反任何的东方学想象除了掩盖危机的缘由，只能加深世界的不平等从而加深环境危机。为了克服种种生态主义的东方学想象，同时也真正地解决到环境问题，我们有必要回归社会主义的平等信念，在此基础上创造基于中国立场的环保话语与实践，这也正是生态社会主义的立场。

（责任编辑：夏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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