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夙："不科学的美国"还是不科学的世界？

人文与社会 — 2011-11-23T00:07:50+16:00

学科: 科技
来源: (经略第十期)
关键词: 刘夙
摘要: 英国著名科普杂志《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在2011年11月1日出版的一期上刊载了肖恩•劳伦斯•奥托（Shawn Lawrence Otto）的一篇文章，题为《科学在美国的衰败》（"Science in America: Decline and fall"），读过之后，我很同情这位科学记者：他关注的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现象，但是他的水平并不足以对此进行真正深入的分析。

英国著名科普杂志《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在2011年11月1日出版的一期上刊载了肖恩•劳伦斯•奥托（Shawn Lawrence Otto）的一篇文章，题为《科学在美国的衰败》（"Science in America: Decline and fall"），读过之后，我很同情这位科学记者：他关注的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现象，但是他的水平并不足以对此进行真正深入的分析。

其实，如果论科研水平，自二战以来，美国就一直在世界居于领先位置。到现在，美国也仍然是世界上科技水平最高的国家，说"衰"已经多少有些勉强，"败"就更谈不上了。尤其需要指出的是，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以来，由于财政吃紧，政府削减了福利、教育等领域的经费，但是仍然力保科研经费不遭削减，可见美国政府对科研的重视程度。

和美国相比，只有苏联在国防、航天等技术领域一度达到可以向美国挑战的程度，但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苏联要落后美国很多。欧洲和日本虽然在二战之后奋起直追，但始终也无法达到能和美国全面抗衡的水平。其中欧洲是近现代科学的起源地，在二战前的400多年间始终占据世界科研中心的地位，如今却沦落到这般境地，这导致曾任欧盟科学委员的菲利普•比斯坎（Philippe Busquin）和记者弗朗索瓦•路易（François Louis）（他们均为比利时人）在2004年出版了《欧洲科学帝国的衰落：如何阻止下滑》（Le déclin de l'empire scientifique européen: comment enrayer la chute?）一书，建议欧盟各国加大对科技的投入，并在欧洲建立统一协作的"欧洲科研区"。至于中国的科研工作，虽然在最近几年来进展很大，但不用说美国，连欧洲和日本的水平都还没有达到。

《新科学家》这篇文章所谓的"科学在美国的衰败"，实际上指的是美国大众（特别是中产阶级）的反科学情绪越来越通过民主、通过选举的方式影响到公共政策的制定。然而，就像鲁迅先生所痛斥的中国人的"劣根性"，实际上很多是全世界人类共有的毛病一样，这种中产阶级越来越反科学的现象，其实并不为美国所独有，而是全世界的普遍现象。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美国人虽然因为宗教原因反对干细胞研究，但是并不太介意食用转基因作物。而反转基因运动恰恰是从欧洲开始的，并从本世纪初开始波及中国，而且由于"乌有之乡"等左派媒体的介入，目前中国的反转基因运动已经强烈政治化了。不过，比起反转基因来，在中国，大众对中医的盲目支持情绪更为热烈，而且一样已经强烈政治化。

既然事实如此，把美国大众的反科学情绪简单归结为宗教势力的影响，就不免肤浅了。因为这样就不能解释，在那些世俗化程度明显高于美国的欧洲国家，何以也有反转基因运动这样的反科学运动；而在民众大多数持无神论信念的中国，何以也有力挺中医的情绪？

在我看来，当代中产阶级普遍的反科学情绪，实际上是多个不可避免的因素合力造成的：

一，科学发展到今天，其知识广度和理论深度都已经大大超出了常识所能及的范围，很多时候，科学得出的结论甚至直接和常识相悖。然而，社会化分工使得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需要掌握和他们的工作无关的大多数的科学知识，也不需要了解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原理。因此，只具备常识的大众是很容易对科学产生误解的，这种误解很容易在某种意识形态的驱动下演变为反抗情绪。比如美国的宗教意识形态导致很多民众反对堕胎、反对干细胞研究；欧洲社会中盛行的生态主义思潮导致了反转基因运动和其他一些极端环保运动；而在中国，力挺中医的情绪往往和民族主义态度交织。

二，作为社会中少数对科学知识有深入了解的人，科学家不可避免会成为知识精英的一个组分，并进而成为整个社会精英的一个组分。当大众在他们的视野中把科学家大致归为"统治者"行列，而和自己所属的"被统治者"阶级相对立时，对科学的反抗，便又融合进了反权威、反统治的民粹情绪，而这种民粹情绪往往是中产阶级的特征。

三，由科学推动的工业化的确带来了众多的环境问题、社会问题。然而，除去环境问题不论，追根溯源的话，很多社会问题的本质实际上是人类心理对现代化环境的不适应问题。比如工业化必然造成城市人口增加，使大量的人不可避免要群集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之中生存。根据进化心理学，由于这种许多人高密度聚居的生存方式完全不同于石器时代以小规模（150人以下）的部族为单位低密度散居的情况，而人类的先天心理已经适应了石器时代的生存方式，因而在现代城市生活中，不可避免会遇到很多社会交往上的问题，这会使很多人产生不适感，从而生发向往"小村寡民"的乡野生活的情愫。由于人类的先天心理在可预计的未来不可能改变，而工业化的趋势在世界范围内也不可逆转，因而这种心理不适应问题将长期存在，这正是生态主义思潮能够在全世界的中产阶级中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

因为这些因素，一点也不夸张地说，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直到今日，反科学情绪已经成为当代中产阶级意识形态本底的一部分。这种情绪可能因为科学工作者针对民众的科学传播活动而得到缓解，但只要造成中产阶级反科学情绪的根本原因不消失，再怎么进行科学传播，这种情绪也不可能消失。由此便可见《新科学家》这篇文章立论之浅薄，并进而凸显其妄说中国"大跃进"造成超过四千万人死亡之可恶。

不过，虽然这篇文章堪称美国人的"劣根性体"，但是其中反映的部分美国知识精英的危机意识还是很值得注意的。文章作者是共和党的支持者，对共和党如今沦为"反科学党"的现实十分痛心。而2009年，还有两位民主党的支持者--记者克里斯•穆尼（Chris Mooney）和杜克大学的海洋生物学家谢里尔•柯申鲍姆（Sheril Kirshenbaum）--出版了一本内容类似的著作《不科学的美国：科盲如何威胁到我们的未来》（Unscientific America: How Scientific Illiteracy Threatens Our Future）。尽管该书遭到普遍的差评，但是从其标题也能看出作为世界第一科技强国的美国知识精英对社会上的反科学情绪的担忧和警惕。

将来，中国的科研水平还会进一步提升，而中国的中产阶级队伍也会进一步加大；目前在中国已经初显苗头的反科学运动，在将来也必然会得到进一步加强。从现在我们就应该思考，将来我们应该如何解决科学与民主的矛盾呢？

要避免让科学和民主在未来发生冲突，最关键是要明确一点：在对进行判断所需的专业素质有较高要求时，民主决策经常不是最理性的。对于涉及科学等专业领域的公共事务，绝不能全部通过简单的投票来表决，也不能由投票产生的代表决断，其核心内容只能由具备相关知识的专家来协商。当然，由此会带来民众对专家的信任问题，甚至对政府的合法性带来一定影响，然而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鉴于科技在国家生存和发展中的关键地位，如何选择，仍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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