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炎：伊斯坦布尔一日

张晓波 — 2011-11-11T01:20:00+16:00

学科: 人文
来源: (《读书》2011.11)
关键词: 王炎，土耳其，民族国家伊斯坦布尔游记
摘要: 时光荏苒，沧海桑田，亚洲大陆上天各一边的两个古老国家，现代进程曾戏剧性地交集，又淡然擦肩而过，形同陌路，记忆失落在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

一、
阅读欧洲古典文学，会与君士坦丁堡不期而遇，古罗马君士坦丁大帝以本名命名这个城市，欲在东方重建罗马。想象中它总带些东方情调的基督文化之都，拜占庭、十字军、东方快车，辽远而神秘。在当今的世界地图上，它已更名伊斯坦布尔，土耳其共和国让首都恢复了奥斯曼时代的阿拉伯称谓——即“城市”，里面有横跨欧亚大陆的大桥，气势恢宏。多年来悠然神往，无奈隔岸观火，如今终于如愿成行。虽说眼见为实，但多年的旅行经验告诉我，亲历往往不如遥念美好，而此行却在意料之外。
从北京直飞伊斯坦布尔，只有午夜航班。所以子夜赶奔机场，在飞机上困撑几个小时，第二天清晨5点半就到了土耳其。这么早下飞机很尴尬，街上空无一人，从机场到旅店一路睡眼惺忪，无精打采望着车窗外古街陋巷倏然掠过。远看旧房老屋鳞次栉比，把这座城市塞得满满的。出租车驶入狭仄的胡同，吃力爬上近70度的陡坡，然后冲下店铺林立的小巷，身体感觉失重，还没睡醒就坐上了“过山车”。伊斯坦布尔有1300万人口，与北京不相上下，而土耳其全国才不过6千多万人。
到了旅馆，瞌睡连天的前台服务生面露难色，时间太早了，客房还没有准备出来。只好先暂存行李，到餐厅吃早餐等待。但还太早，早餐还未摆上桌来，好在有咖啡提神，消磨一下时光。别看酒店不大，餐厅却很排场。宽敞明亮的用餐空间，进深很长，三面的半玻璃墙，窗明几净，可俯瞰伊斯坦布尔全城。餐桌边的窗户敞开着，温润的空气吹进来，是古东方的早晨的甜净与春意。餐厅里已有一位早起的客人，靠在一扇窗边，摆弄着一架硕大的照相机，粗壮的变焦镜头伸出窗外老长，像门小炮架在三脚架上。快门每隔一两分钟自动启合，扫描着明媚相涵的水光山色。她是位四十多岁的美国女摄影师，高大硕健，特意早早起来，要把古城的时光流驶印刻在胶片上。天空是清澈的淡蓝，射在雪白桌布上的晨曦一寸寸移动着，映衬蓝色清真寺穹顶的光影色调，幽微变幻。一只白鸽从破败的基督堂尖顶上一跃而起，飞入如洗的碧空，掠过苏丹的皇宫，俯向喧闹的大巴扎市场，斜刺冲向索菲亚大教堂，渐渐地，消失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烟波浩淼之中。瞬间，古代、近代、当代时空交错，希腊拜占庭的教堂与奥斯曼帝国的清真寺，遮隐在同一片白云的阴影之下。大巴扎市场贩夫走卒的叫卖声，与18世纪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笔下的君士坦丁堡别无二致。远处高音喇叭传来婉转悠扬的《古兰经》的吟诵，你仿佛被时间机器带回了欧亚大帝国的颓败古都。而下面的CBD商业区，后现代办公大楼，光鲜陆离的玻璃门廊下匆匆出入的时髦男女。楼层拐角挂耳麦、戴墨镜的“黑衣人”，手持对讲机，职业地为客人登记答疑，低调且明察秋毫，提醒你，伊斯坦布尔也是个欧化的国际都市。
早餐已经上桌，品着本地香茗，我发现土耳其人不用热水沏茶，而文火烹煮，茶味极浓，须兑半杯白水，才有茶香。早起的客人三三两两来到餐厅，人人脸上露出惊异神色，大概被外面寓目的景色所感染，或为城市诗画般的风韵心折。仅凭一张餐桌便可将古城春色尽收眼底，可谓秀色可餐。良辰美景让不相识的过客忘掉拘束，不经意搭讪起来，海阔天空，意犹未尽。千里相会在这个陌生的城市，似有一份缘分，乡魂旅思，刚出行已有淡淡的乡愁了。

二、

云淡风轻近午天，一个上午快要荒废掉了，这么懒在餐厅里，大好时光要从指缝间溜掉了。忙到前台询问还能否赶得及市内一日游，于是随个旅游团，走马观花，也算到此一游吧。最后一站是多尔马巴赫切宫( Dolmabahce Palace)，已时近黄昏。这里也叫“新皇宫”，曾为奥斯曼帝国站罢最后一班岗，便恭送横跨欧亚的大帝国寿终正寝。它富丽堂皇、穷极奢靡得让人炫目。于1842年破土兴建，占地11.2公顷，耗去国库35吨黄金，仅天花板上的镀金就用掉14吨。风格上，多尔马巴赫切宫模仿凡尔赛宫和圣彼得堡的冬宫，与四百年风雨飘摇的“老皇宫”——托普卡帕宫（Topkapi Palace）风格迥异。老皇宫保持奥斯曼—拜占庭风格，古木萧疏、庄严持重。新皇宫突出“全盘西化”的成就，将巴洛克、洛可可与帝国风范融于一身。宫内帷幕帘榻、威仪雍容。维多利亚女王赠送苏丹的4.5吨重大水晶吊灯，从文艺复兴穹顶壁画的中央垂挂下来，让大舞厅溢彩流光，珍宝器用更充庭溢目。
随导游迂回曲折，穿过内宫一个个房间。他指点着苏丹的铺张奢华，讲述着帝国的沧桑变幻。导游停下来，手指大殿窗外一片蔚蓝色海面：这便是博斯普鲁斯海峡欧洲一侧，1918年11月13日，协约国舰队从金角湾（Golden Horn）驶入伊斯坦布尔，一艘艘炮舰排起16海里的长队，队尾甩到这扇窗户下。此情此景让末代苏丹默罕默德六世潸然泪下，瘫软在宝座上，曾叱咤欧亚大陆600年的广袤帝国就这样崩溃了。我身边有位英国游客一路话特多，与他同行的是位年龄稍长的女友，沉默寡言，好像不赞成她的男友。这位英国绅士自来熟，告诉我他是作曲的，在网上兜售流行歌曲和轻音乐，趁女友不在，还偷偷讲了一段与中国姑娘的艳遇。他这时对导游评论道：末代苏丹可是一位进步明君，爱好和平，儒雅细腻，理性宽容，在历代苏丹中，开明者非他莫属。导游一下沉下脸来，不客气地回答说：我们土耳其人可不这么看，默罕默德六世是民族败类，国家的叛徒。早在1922年，大国民议会就以勾结英国叛国罪起诉他，这个人代表民族的耻辱！英国人一脸不悦，小声叨咕着：这个导游无知，一个顽固的民族主义者。

三、

两位拌嘴让我好奇，为搞清缘由，我翻看了些土耳其史料，虽涉足不深，倒发现土耳其近代史与中国现代演进相映成趣。比如，奥斯曼帝国虽在15世纪吞并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根除了长达1500年的罗马帝国残余，但到18世纪，就与清王朝一样出现败象。西方列强蚕食它幅员辽阔的帝国版图，使其渐渐失去在埃及、摩洛哥、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巴尔干、波斯的大片领土，财力、军力消耗殆尽。至19世纪下半叶，奥斯曼被世人戏称为“欧洲病夫”，晚清则被嘲为“亚洲病夫”，两个“病夫”天各一方，却似神交已久。苏丹的幕僚与大清朝臣一样玩“以夷制夷”的把戏，利用英、法、意、俄、希腊等国各怀心腹、分赃不均，使它们相互掣肘、彼此消耗，土耳其帝国竟也苦苦撑到1922年才土崩瓦解，比清朝覆灭还晚11年，算技高一筹吧。苏丹也搞洋务运动，且比清朝早20多年。先有苏丹马赫默德二世改革，后有1839年阿卜杜尔•麦吉德苏丹的 “坦齐马特”（Tanzimat）改革。同清朝一样向西欧派遣留学生、创办外文编译局、建立现代世俗学校、引进科学技术和启蒙思想，聘请外国顾问训练“新军”。结果也难逃满清洋务的劫数，改革发轫于衰弊之际，但纲维不振，国运衰微，欲籍洋务治乱兴衰，谈何容易，弊政已日久年深了。
受西洋熏陶的土耳其少壮派回国效力，他们渐渐羽翼丰满，成为帝国军队的中坚。进步军官效仿意大利烧炭党人，组建“青年奥斯曼党”，搞宪政救国。数年后，他们政变夺权，迫使苏丹妥协，屈就立宪制下的傀儡君主。20世纪初，帝国命运掌控在后组建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手中。这个党又分裂为两派，一是亲英的“自由派”，醉心于英国自由民主政治，希望帝国实现名副其实的宪政，产生自由的公民社会。另一派是亲德的“民族派”，欣赏普鲁士军队的铁血尚武，推崇德皇专制下的科技与工业进步，欲富国强兵，复兴突厥人的强大帝国。清末民初，中国宪政变革也曾讨论仿英还是随德，可知亚洲大陆两端所见略同。青年土耳其党两派争论不休，相互倾轧，在“一战”山雨欲来之际，为加入德国主导的“同盟国”，还是英法主导的“协议国”争执不下。苏丹是个傀儡，首鼠两端，既讨好英国，希望结成盟友，又巴结德国，恳求永结秦晋。而英、德、法、俄都看不起“欧洲病夫”，无人响应。奥斯曼帝国已衰羸颓废之极，早无勃兴发奋之力，一心只想“傍大款”，想借强国之力，提携自己。终被人玩于股掌，忍辱蒙羞，最后糊里糊涂地被拖入战争。
英国人最急功近利，利用土耳其人求和心切兜售军火。原本巴西向英国船坞订造一艘战列舰，却中途退货。英国想起了苏丹的谄媚，便巧言令色，将订单转售给奥斯曼，还搭售一艘无畏型战列舰。苏丹忙不迭地送上全部定金，签订1914年7月交船。期限一到，苏丹派高级代表团赴英接船，付清尾款，筹备国内盛大的阅舰典礼。此时，英国人意识到与德开战在所难免，是用战船之际，便无故拖延交货。果然，8月1日英国对德宣战，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下令征用应属于奥斯曼的两艘战列舰。苏丹的接船代表目瞪口呆，而帝国政府仍忍气吞声，只考虑平息国内的怨气，恳求英国退款，希望息事宁人。丘吉尔这才拿出购船合同，土国代表发现合同条款规定：如大英帝国参战，可随时征用两船，不必赔偿任何损失。显然，寡廉鲜耻的谈判军官吃了回扣，据说有几个贪官携赃款到纽约做了逍遥寓公。
亲英的自由派无地自容，没想到在一心向往的大英帝国眼里，奥斯曼帝国的价值不及两条战列舰。这让亲德的民族派占了上风，外交天平一下倾向了德国。德国正与协约国开战，需要土耳其人扼住达达尼尔海峡，便趁虚而入，卖给奥斯曼两艘巡洋舰，连人带船一并交货，挽回了帝国的面子。昏庸的苏丹欣喜若狂，让随船到来的德国水兵换上土耳其军装，编入奥斯曼海军，还任命德国船长为帝国海军司令。稍有常识便想得到，德军官兵身在“土”营心在“德”，只听德皇的调遣。德国要求奥斯曼参战，而亲德与亲英两派还相持不下，苏丹左右摇摆。德皇索性密令由德国船长充任的奥斯曼海军司令出击黑海，炮轰俄国港口和要塞，迫使协约国对土宣战。苏丹像旁观者一样，眼巴巴看着自己的舰队四处出击，无计可施，帝国就被挟持加入“一战”，最终惨败。整个过程看似衅起他族，实事在萧墙，都说弱国无外交，可一个民族的灵魂握在他人手上，更加悲惨。末代苏丹与协约国订城下之盟——《色佛尔条约》（Treaty of Sèvres），“一战”下来让奥斯曼丢了五分之四的领土，其欧洲部分几乎被意大利和希腊瓜分殆尽，汉志和亚美尼亚独立，伊拉克与巴勒斯坦由英国托管，叙利亚和黎巴嫩被法国托管，失去了几乎所有海岸线，军队编制不得超过5万人，且经济在西方的监控之下运行。如此苛刻、羞辱性的条约，彻底终结了一个帝国，甚至也没给未来土耳其留下回旋余地。
在亚洲大陆的另一端，中国知识界对土耳其之变很关注。在1912年，《东方杂志》刊发了玄览的文章《青年支那党与青年土耳其党之比较论》，1917年，该杂志主编杜亚泉又撰文《外交曝言》，告诫国人须以青年土耳其党为鉴，：“设我国政党，不揣时势，效土耳其青年党之行为，致演成巴尔干分裂之局势，则瓜分之祸，即在目前” 我们今天视土耳其为偏邦小国，不放在心上。可民国初年，奥斯曼老大帝国虚名尚存，两国又国运相似，便惺惺相惜起来。北洋政府在“一战”中没像苏丹那样站错队，还得了个战胜国的头衔，出席巴黎和会，本想收回战败德国在胶东半岛的特权，不想德国权益被转手给了日本，战胜国竟受胯下之辱。中国代表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北京学生闹起来，“五四运动”爆发了。在小亚细亚，土耳其国命将亡之际，也出现戏剧性变故。一位曾在加里波利抗英的民族英雄振臂一呼，号召国人拒绝《色佛尔条约》，志士仁人闻风景从，推翻了丧权辱国的苏丹政府，把协约国占领军赶出国门，在昔日帝国腹地建起土耳其人的民族国家，这位乱世英豪便是穆斯塔法•凯末尔。

四、

五月的伊斯坦布尔，春物尚余，夏景初丽。多尔马巴赫切宫花园里，硕大的黄玫瑰沈馥香浓，芳艳动人。皇宫一墙临海，开了扇大门，是进皇宫的水路，想必为朝臣驾船面君而设。现由一名土耳其国民军把守，一看便知他是从仪仗队精挑细选的，意气轩昂，挺胸抬头，纹丝不动，在水天一色的背景里，像幅剪影，与皇宫的琼楼玉宇相映衬，真可入画，烟景清朗。导游领我们穿过一间间豪华居室，如入迷宫，最后进到一陈设简单的小房间。他手指墙上挂钟，时间停在9点05分，深情地讲解道，国父凯末尔于1938年11月10日9：05分病逝于此，时钟从此停在悲恸的一刻。凯末尔病重时，政府让他从安卡拉搬到伊斯坦布尔新皇宫疗养，在这里度过他生命的最后时光。多尔马巴赫切宫对土耳其人有特殊意义，人们来此凭吊伟人，仰国父立国之荫泽。伊兹密尔的一条高速路边，我曾看到半山上有一尊巨大的国父石雕，颇似乐山大佛，可想凯末尔在土耳其人心中尚未走下神坛，这种民族情结要放在20世纪初的世界史语境里才能理解。
“一战”后奥斯曼梁折栋焚，举目皆非。凯末尔在安纳托利亚发动民族革命，势孤力薄，虽艰苦鏖战，仍被协约国和苏丹围堵，光景绝望。他唯一能找到的盟友只有苏联，沙俄原本在协约国一方参战，但中途爆发了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列宁决定退出协约国，与英法反目成仇。新生的苏维埃向外输出革命，在世界范围与西方抗衡。1921年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广泛接触，后来向孙中山提供资金、军火和军事顾问，协助筹建黄埔军校，训练国民革命军，支援北伐，削弱西方在华势力。出于相似动机，苏联也支持凯末尔，给他提供大量军火、现金和军援，帮他与英、法、希腊、亚美尼亚多线作战。苏联强有力的外援，让凯末尔在希土战争中节节胜利，1923年他迫使协约国废止屈辱的《色佛尔条约》，重新订立《洛桑和约》，土耳其人保住了最基本的生存空间——安纳托利亚范围内的主权与领土，夺回了海峡区，罢黜末代苏丹，建立了现代共和国。土耳其今日版图，便是凯末尔革命的战果。

五、

中国共产党人曾关注凯末尔的成败。1922年，第一份共产党机关报《向导周报》刊发主编蔡和森的文章《祝土耳其国民党的胜利》，蔡评论说：“世界上最被国际帝国主义压迫的老大国家莫如土耳其与中国。” 两国都曾是幅员辽阔、雄踞世界的大帝国，现却皆沦为任人宰割的“病夫”，从土耳其的兴衰可观中国之未来。他称赞凯末尔是“最伟大最有革命精神的”，他的胜利“不独挽回土耳其和近东几千万被压迫回教民族的命运，而且给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以最好的模范与印象。所以历史上最可祝贺的胜利，除苏维埃俄罗斯的诞生外，要算是这一回了！” 蔡文的目的要劝说国民党联俄联共，于是自问自答：土耳其已从重病中霍然而愈，前途一派光明，“然则远东被压迫的民族应当作何感想呢？尤其是与土耳其国民党处同一地位的中国国民党应当作何感想呢？” 蔡给出济世良方：苏联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最可靠的救星，必须与苏联结盟，才是被压迫民族实现民族解放胜利的必由之路。他疾呼：“四万万被压迫的同胞呀，…. 快快起来促起我们革命的政党统率我们与苏维埃俄罗斯的联合，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压迫呀！！！” 高君宇也在该报撰文《土耳其国民军胜利的国际价值》，称土耳其的胜利不是回教打败基督教的胜利，也不是黄种人打败白种人的胜利，更不是亚洲人打败欧洲人的胜利，而是被压迫民族反抗欧洲帝国主义的胜利，它将促成工人阶级与被压迫民族的联合。蔡、高两人依照20年代初共产国际撮合国共合作的路线，把土耳其之变视做中国反帝、反军阀革命的理想道路，误以为在小亚细亚发生了另一场苏维埃革命，乐观地期待凯末尔“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国步其后尘。然而，土耳其走向共和之路却让他们始料未及。
建国之初，土耳其的确以俄为师，推行计划经济，搞高度集权的国家主义。但凯末尔从来不认同苏俄政治意识形态，相反他积极反共，最终导致与苏联交恶。对西方的态度上，凯末尔坚信千年的伊斯兰传统不能救国，必须走西化道路，只有实行现代化与世俗化，才能让土耳其摆脱蒙昧，走向文明。但他不因此向英、法、希腊低头，相反与西方国家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是凯末尔时代的国策。凯末尔曾为青年土耳其党人，信仰自由、民主的启蒙理念，但也认同铁腕与强力，奉行现实的民族主义，奉国家利益为圭臬。他以专制推行西化，以暴力实施政教分离。多少世纪的传统积习，被他一下子铲除。奥斯曼的礼仪、服饰和风俗均被取缔，民众改着西装，妇女除去面纱，公元历取代伊斯兰历法，拉丁字母替换土语中的阿拉伯字母，连学校教授阿拉伯和波斯语也明令禁止。如此过激的政策无法以和平手段推行，政府就不惜残酷手段。土政府为实现欧洲式的单一民族国家，与希腊、亚美尼亚和保加利亚等邻国粗暴地交换人口，血腥驱逐、屠杀少数民族，给现代土耳其政治留下深刻的隐患。凯末尔铁血冷面之下也有柔情，他以国家元首之尊深入乡间、村社开办社会讲堂，手把手交农民识字，为妇女争取权利，废除多妻和休妻制，赋予妇女参政、议政权。从立国到辞世仅短短十多年，这位强人让土耳其脱胎换骨，从衰弊的封建帝国，改造成现代资本主义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人对土耳其兴味索然了，而国民党人又对凯末尔艳羡不已。1928年1月，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偕孙科、伍朝枢等赴土耳其，做为期两周的访问，详细考察军事、政治、财政、教育诸方面，顿觉喜遇知音。特别对土耳其“党政合一”、“党指挥枪”的政策，胡推崇备至。出访前，他曾撰文《就土耳其革命告我国军人》，指出中土国情相似，国民党的北伐与土耳其民族革命殊途同归。到土耳其后，胡更视凯末尔为“完美领袖”，认为土国政治已臻完美。访问期间国内传来北伐胜利的喜讯，胡在途中致电南京政府，提议结束军政之时、开始训政之际，实施“训政大纲”。其内容颇有现学现卖之嫌，他把土耳其共和人民党的“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领袖”原则，包装成“以党统一、以党训政、以党治国”的方针，恰中蒋介石下怀。同年10月，国民党中常委通过《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宣布中华民国由“军政”转入“训政”，实行“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统治，奠定一党独大的架构。胡汉民回国后到处宣讲土耳其经验，渲染凯末尔完成建国大业，便深居简出，大权交由内阁总理代行，暗示蒋应效法土国父功成身退，由他掌权，全不顾蒋介石正年富力强、野心勃勃，不比凯末尔重病缠身，风烛残年。胡只落得软禁汤山的下场。

六、

回眸80年前，民国时代的世界参照系不仅有英、法、美、日、俄等强国，也有土耳其这样绝地逢生的欠发国家。与向发达国家虚心求教的态度不同，那时国人谈及土耳其时，似有心契魂交、视远如近的情感，这是我们今天体会不到的。知识界提醒民国政客，土耳其式的政党政治会误国。早期共产党人则把反帝、联俄、团结世界被压迫民族的世界图景，投射到小亚细亚这片古老土地上，希望它为世界革命树立一杆大旗。国民党人把它视为新兴国家建立威权式国家主义的理想型，土耳其因此给民族独立运动树立了榜样。而今日国人，对这个第三世界国家不太关注，西亚一个普通的穆斯林国家，它能否加入欧盟，倒是对欧洲文明包容性的考验。其实，这些体认所反映的不是对象的真实，而是主体自身欲望的表达，爱德华•赛义德描述的西方人对东方的想象，我们早耳熟能详，也可用之反观自身，一切文化主体对他者的想象不都有“东方主义”之嫌吗？
夕阳落入博斯普鲁斯海峡淡淡的薄雾后面，日光残影映红了一弯新月边薄薄的云。我步伐疲惫走出多尔马巴赫切宫，拐入一座清真寺歇脚。按规矩脱下鞋子，穿回廊入内殿，寺内冷冷清清，有三、四位西装领带打赤脚的男子在殿中央礼拜，拇指顶在耳垂下，双掌开合着，念念有词。一位四十多岁面庞消瘦的阿訇在唱经，音调婉转悠长。不巧电话打进来，阿訇适时收声，悄悄绕入回廊，抱着手机说起悄悄话来。殿内静默下来，肃穆、安谧。我心静似水，现代与传统在这里交汇、宽容了，没有像别处常发生的冲突、躁动与不安。在伊斯坦布尔走马观花，也许没了解多少内情，或还平添不少误解。我很难把眼前的一切与20世纪初叱咤风云的历史联系起来，更难想象国人曾对这里如此深的期许与憧憬，凯末尔对我们是否还有意义？
被贴了标签的“凯末尔主义”，却难用左或右、西化或传统、民主或专制、世俗或宗教等概念归类，拿“主义”去套现实本来就捉襟见肘、词不达意，何况凯末尔是个克里斯玛式的人物，乱世枭雄，不会照着理论、观念或类型创生一个国家。他书写的历史是革命性的，在断瓦颓垣上打造出一个新国家的主体，改写了一个民族的历史意识，在以往的历史经验中打开了新的可能，也留给史学家丰富的研究素材，但外人不易模仿或学习，甚至后来者也难继承。他选定的接班人没有走他的路线，凯末尔身后土耳其政治动荡起来，渐渐失去了国家自主性。“二战”后投入美国怀抱，参加了朝鲜战争，并与中国军队兵戎相见，曾有一个精锐旅被志愿军片刻消灭，轰动世界，史称为“金化惨案”。时光荏苒，沧海桑田，亚洲大陆上天各一边的两个古老国家，现代进程曾戏剧性地交集，又淡然擦肩而过，形同陌路，记忆失落在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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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炎：伊斯坦布尔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