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永生：作为保守主义社会运动的宗教右派

人文与社会 — 2011-07-15T22:00:22+16:00

学科: 宗教
关键词: 罗永生，保守主义，宗教右派，香港
摘要: 虽然宗教右派的确和基督教内某些福音派及灵恩派的信仰内容、教义诠释方式有关，但外显出来的，却是一个影响广泛，遍及信徒和非信徒的右翼文化政治运动。

平信徒或神学家多会从信仰内容、教派分歧和神学思想的脉络讨论「宗教右派」，但其实所谓宗教右派，首要地是一个社会文化现象，它在政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等学科是一个被广泛研究的题材。虽然宗教右派的确和基督教内某些福音派及灵恩派的信仰内容、教义诠释方式有关，但外显出来的，却是一个影响广泛，遍及信徒和非信徒的右翼文化政治运动。

六、七十年代资本主义西方世界曾经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战后维持社会稳定的福利国家体制，被石油危机所震动而开始解体。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等，猛烈地冲击著资本主义的文化和社会体制。可是，这股主要由青年人带动的文化反叛浪潮，在七十年代末期，却开始遭遇「新保守主义」的强力反弹。这场新保守主义运动，试图在旧的保守主义基督教教义当中，吸取某些元素，以新的形式和姿态与资本主义重新结盟，充当挽救资本主义危机的文化后盾。

新保守主义者回避对资本主义的彻底批判，却将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责任，归咎於社会价值的转变，例如父权家庭权威衰落、个性解放、人权意识上升、女权主义兴起，和对性的态度日趋开放等。新保守主义者的目的，是将社会体制广泛存在的危机感，从一种可以促进进一步社会改革的左翼动力，转化及收编为一种保守的右翼动力。他们从过去保守退缩的基督教基要派教义中，抽取了部分信条，却得出在政治上和基要派不沾政治原则完全相反的激进结论，推动美国的右派的政治势力，以政治的方式推动一场新保守主义运动。

新保守主义者从左翼的社会运动对手中习取了社会运动的方式，也有效地利用了社会危机处处的恐慌情绪，却将危机和不满视为当代社会和文化制度将会崩溃的徵兆，并将资本主义产生的异化意识及疏离失落，广泛归咎於基督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日渐减退。美国正远离（他们心目中的）基督教立国精神，例如，他们不满意学校只教达尔文的演化论而不教授「神创论」，公立学校不要学生祈祷，媒体上存在大量挑战传统家庭价值、鼓励性开放及同情同性恋的信息；而政府政策也日益对女性有选择堕胎的权利更为宽容。整体来说，他们将进步主义改革看成是文化危机，而更认为危机的根源是「世俗化」趋势，把宗教信仰变成只是私人选择。

当共和党在这种保守主义的宗教力量身上，找到了反击六十年代左翼进步主义改革运动的同盟军之后，右翼政治力量和这股新的宗教力量就开始互相勾结，变成所谓「宗教右派」或「基督教右派」。於是，互相矛盾的「政／教」组合就出现了：一方面是保守的文化价值，另一方面是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这种组合就是所谓「新右派」。

换句话说，「宗教右派」是一种新保守主义的政治运动和文化现象，政治权力是其核心，宗教只是这场运动的载体，提供精神动力及组织资源。区分这种主次关系是重要的，因为基督教教义并不必然自动引申出文化保守主义，相反地，是文化和政治上的需要，把丰富的信仰内容，压缩为一种意识形态。保守政治运动要从宗教抽取的，其实只是一种政治上有用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因此，他们对圣经教义其实只是选择性的紧随字义(selective literalism)，而为了和其他保守主义力量结盟，他们甚至可以策略性地把某些教义和信仰原则束诸高阁。1

新保守主义运动的目的是重整文化道德与政治的关系，原本在现代自由社会下被划分开来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被重新混同，不单公共权力在挽救道德危机的大旗下被宗教右派大力利用来规管社会的德性培养、调控公民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也使得公共权力和公共机构日益沾染宗教色彩。在宗教右派大力鼓动下，性、身体和生活方式这些领域，渐次纳入了政治规训和管理的范围。堕胎、安乐死、死刑、同性恋、婚前性行为、滥药等，也成为公权力介入私人生活领域的切入点。反对学校教授进化论，要求法院展示宗教象徵物等，也一一成为宗教右派燃点的政治角力的焦点。

所以，宗教右派是一种全方位地开展的右翼社会运动，目标是使宗教和政治的界线含糊化。虽然最终目标，即所谓建立一个依上帝旨意所管辖的国度（神权政治）未必受所有宗教右派一致同意，但务求在公共政治仪式渗进宗教象徵，在公共空间扩大宗教影响力，和在宗教仪式及宗教空间中展现、论述，甚至推动某些政治议程，则只不过是同一个过程的两种不同面向。

宗教右派所策动的这些新保守主义社会运动，比起西方世界这几十年来日渐疲乏的左翼社会运动，有更清晰的运动目标和政治目的。而比起在议会和政治建制（例如政党）中活动的自由派和民主派，宗教右派更能在日常生活和社区组织的层面鼓动民众。宗教右派之所以能够有强大活力，乃在於他们不将自己囿限在平凡乏味的议会政治规则和律法框框，反而更倾向以某种民粹主义和煽情反智的方式谋取支持。

宗教右派以宗教热情动员信众投入政治，却不会像自由主义者一样恪守理性辩论及透过协商寻求共识，因为他们抱有强烈的敌我区分意识和文化战争心态。不过，亦因为这种战争心态，让宗教右派显现出一种对理性的犬儒态度，这种犬儒乃源自他们认为理性只是一种自由主义者所运用的武器。他们诉诸诡辩，因为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却并非有诚意透过讨论而求共识。从这个角度看，宗教右派实是一种在宗教面具下的犬儒主义者。

香港近几年出现了宗教右派积极活动的现象。最多人留意的当然是个别团体（例如明光社及性文化学会等）在一些性、道德、家庭和生活方式等议题上大量动员教友参加一些施加政治压力的社运活动。但最近，宗教右派活动的发展，实在超越了推动个别社会道德议题的范围。例如，在立法会选举中，某些教会的牧职人员，集中支持一些抱持右翼保守立场的亲建制候选人，为其拉票。这种将宗教背景作为政治动员因素的趋势，也可以在一些民主派政党内部，个别议员积极支持和呼应宗教右派的政策取向中可见。

不过，由於香港的政治并非主要透过民主选举进行，政治权力并不是主要由选票去分配，所以，宗教右派政治亦无需像美国一样，以选举的动员和选民的支持来标示。相反，一些选举以外的政教互动，更能显示保守或建制政治势力和保守主义基督教之间的相互靠拢。例如，2007年在苏锦梁出任高官之前，当时身为民建联副主席的他，就在恩福堂参加了一个名为「主力爱家庭」的会议，同场演讲的还有浓厚亲中商人背景的容永棋、活跃在亲中商界的教会长老陈世强，以及恩福堂的牧师苏颖智等，而民建联主席曾钰成当时亦有上台发言，鼓励与会基督徒日后就家庭和谐的议题多多表达意见，以制衡其他小众声音。

八十年代基本法草拟期间，支持民主运动的基督徒论政团体守望社，曾经就基本法内如何规限教会及教徒的参政权利，与亲北京的声音进行过笔战。当年因为忌讳基督徒间普遍存在的批评建制取向，北京努力约束教徒及教会的参政空间，高举政教分离原则，警告基督徒不得利用教堂宣扬政见及作政治动员。当时化名辛维思的亲中写手后来被证实是马力。当二十多年后曾钰成在恩福堂发言呼吁教徒起来时，马力正是民建联的主席。可见，亲北京的建制力量与基督教的关系，在这些宗教右派的壮大底下，态度上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故此，恩福堂这次会议，实可看为香港宗教力量和亲建制右派政治相互靠近的一个历史里程碑。

事实上，香港政府建制正由一批保守的基督教右派所穿透，乃一日益明显的事实。退任高官马时亨的妻子主力代理美国宗教右派相关组织在香港办大型祈祷活动，基督徒高官代表政府接受祈祷祝福，这类活动屡获政府以不同名目的财政支持，显示基督教右派的跨国联系正在实现。诸如基督教《国度复兴报》不断鼓吹文化战争论，鼓吹教会拥抱中国现政权，以及鼓吹香港基督教仿效美国宗教右派宗师Jerry Falwell成立类似Moral Majority的组织及政团，在在都显示美国宗教右派既能发挥其自身直接的跨国的影响力，其理念亦不断被本土保守建制派积极挪用，为香港打造一股强力的新保守主义。

1 例如最近家暴条例争议，明明是宗教团体把信徒动员出来，但他们却被指示，不要以信仰教义来支持自己的观点，甚至要隐藏自己的信徒身份。这虽然有点匪夷所思，但在政治策略的考虑下，矛盾的做法也好像合理。

作者为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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