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颐：美国传媒眼中的伊拉克战争：批评报道角度的考察

人文与社会 — 2011-07-15T13:59:46+16:00

学科: 政治
关键词: 新闻管理，新闻管制，军事报道，战地报道，伊拉克战争
摘要: 2003年3月20日，美英联军绕开联合国，在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对伊拉克发动了所谓“先发制人”的大规模战争。这场战争中，美国政府对新闻报道采取了新的管制措施，传媒活动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本文拟将美国政府的战时新闻管理方式作为切入点，进而考察战争状态下传媒活动情况，特别是人们不大提到的批评报道，以折射出美国政府同新闻界之间关系的另一方面。

2003年3月20日，美英联军绕开联合国，在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对伊拉克发动了所谓“先发制人”的大规模战争。这场战争中，美国政府对新闻报道采取了新的管制措施，传媒活动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本文拟将美国政府的战时新闻管理方式作为切入点，进而考察战争状态下传媒活动情况，特别是人们不大提到的批评报道，以折射出美国政府同新闻界之间关系的另一方面。

战前

2002年10月11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授予布什对伊动武权的议案，一场震惊世界的战火即将燃起。10月30日，美国防部官员在新闻界的一次会议上，首次使用了“嵌入” (embedding)一词，即把记者固定安排在军队各级单元中随军全程报道。在战史上，这是一种全新的战地报道管理方式。从11月19日起，作为嵌入式报道的前期准备，美军先后对包括反战国家在内的数十个国家的记者250余人，分批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军训。

2003年2月28日，美国防部正式公布了长达13页的嵌入报道具体规定，通常被简称为“战地报道规则”(Ground Rules)。考察伊拉克战争报道，需要先从这一规则入手。这个规则的约束对象，仅限于各国记者对美军的采访报道，对联军其他国家军队没有约束力。由于它今后有可能成为美军战地报道的指导原则和具体形式，因此值得我们详细了解。

虽然接受这个规则是成为嵌入记者的先决条件，但从行文和内容看，与其说它是个单方面的告示，倒不如说更像一份合同，因为它在强调军事安全第一的前提下，对军方和记者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做了几乎对应的规定。规则分为7 个部分，涉及报道内容的是第四部分，其中允许和禁止报道的项目分别为14项和19项，其他部分也还散见一些许可和禁止性的规定。其特点可大致归类如下：一是规定了如何报道具体细节。例如，可以实际报道己方参战部队的番号和原驻地、军兵种、空中行动的数量与架次、军事侦察的次数、遭敌方攻击的损失情况、敌方被俘人数等等;另有一些虽然可以报道，但规定必须使用笼统的语言和数字，如作战飞机起降地点、武器弹药类别、常规军事行动的时间地点以及友军的兵力、伤亡等。不允许报道的，则限定了具体的数量下限，例如军力方面，参战规模在陆军的军(corps)以下、海军的航母编队以下、海军陆战队的远征军(MEF)以下、空军的联队(wing)以下时，其具体人数不得实报 ;装备方面，战斗中使用的弹药、坦克、雷达、给养、车辆、后勤补给等准确数字不许报道;军事行动方面，未经许可不得报道的，包括军事行动计划(含延期和已取消的)、己方部队位置、行进方向、宿营地、防护措施、情报搜集手段、具体技战术手段、敌方电子战及伪装效果等。二是对报道时间和器材使用的有条件限制，如作战飞机返航前不得在机上直播、飞机和舰船被击落或失踪报道需待营救行动结束、夜间使用照明设备须经批准等。三是与“人道主义”有关的方面，如强调按照《日内瓦公约》，照片和图像中不得出现敌方战俘的面部及身份牌;披露己方伤亡人员的身份资料，须等待72小时或军方通知家属之后;采访伤病员须经医生和患者本人同意，不得干扰治疗和侵害伤病员隐私权等。各类规定中有关医疗报道的限制性条款最多，共9项。

除上述报道内容方面外，战地规则对军方和记者各自的行为规范、权利义务和双方协调准则也做了规定。对于战地指挥官，规则赋予其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如报经中央司令部批准后解除违规记者嵌入资格的权力，特殊情况下可临时性禁止使用某些电子通信工具等。但同时也要求军队配合并支持记者工作，为记者“提供观察战事所需的一切可能条件(every opportunity)”(3.g.，即规则第3项g款。以下仅标出序号)，提供交通工具、食宿、医疗等物质支持，紧急情况下还允许记者使用军队通信工具。军队可以为记者指派陪同，但不得以没有陪同为由拒绝采访(3.f.)，“任何情况下”(under any circumstance)不得以记者性别、安全等理由，拒绝记者前往采访地点(3.g.;3.h.)。对于记者，在遵守战地规则的前提下，还有一些具体要求，如对军人的正式采访、记录和发表(on the record)须征得同意，采访空勤人员须待飞机返航之后，不得携带武器和使用自备车辆等。

当代任何一场战争，都会涉及安全保密与公开报道、正面与负面消息、军事行动与记者权利等对应关系。在指导思想上，战地规则对于这两类关系的处理，字面上比较突出的是开放性，声称目的“决非在于阻止损害性的、令人尴尬的、负面的或贬抑性消息的报道”(4.)，要求对记者采访“尽可能少地加以限制”，(2.a.)，“信息能否发布的原则，是先问‘为什么不能发表’，而不是问‘为什么要发表’”(3.q.)。双方发生争议时，要求军方尽快上报调解，不得有意拖延，以便“维护新闻价值”(3.n.)。

在战争状态下对新闻实行预审制，这在各国历史上十分普遍，今后恐怕也是如此。但是和近年来的几次战争不同，美军此次对新闻报道总体上没有采取预审制，用的是事后追惩制(6.a.)。对新闻稿的事前安全检查只规定了一项例外，就是当记者拟采访的对象超出前述禁止范围，而一时又难以判断是否属于机密时，战地指挥官可以预审稿件，剔除机密材料。但同时又对此设立了两项限制，一是记者接受审查与否“必须严格出于自愿”，二是如果记者接受审查，则军方不得对文稿观点做“任何改动”(6.a.1.)。

对于嵌入报道，各方的看法不尽相同。3月14日，斯特恩斯等12名保守的共和党众议员联名上书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反对取消新闻审查，认为报道美军伤亡等将会影响公众对战争的理解和支持。一些军人私下里也对记者的嵌入表示疑虑。但美国防部高层的正式说法，是反复强调将为新闻界提供“前所未有的”(unprecedented)报道条件，认为这是信息时代抵制反宣传最有力的武器。至于新闻界，虽然肯定了记者可以获得更多的采访报道权，然而更多地是持怀疑态度。总的来说，战前对于嵌入报道，除军方之外，持怀疑、观望态度的是多数，特别是新闻界，看好的不多。直到战后，新闻界对这种报道形式的肯定才多了起来。

这一阶段，美国新闻界对战争的认识也是有分歧的。《编辑与出版人》杂志从1月20日到3月14日，先后五次公布了对美国发行量最大的50家报纸社论倾向的调查分析，3月13日还公布了50家发行量最小的报纸分析。以2月5日国务卿鲍威尔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证据”为界，此前两次调查中，以《华尔街日报》为首，无条件支持立即对伊开战的不超过7家，此后一度达到18家，其他多数则认为应当给联合国核查小组更多时间，取得各国对战争的支持或理解，而不应当绕过联合国，采取单边主义的“先发制人”政策。对“证据”的可靠性表示怀疑的，只有《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少数几家;对战争目的持否定立场的，像《每日评论报》(Daily Review)那样，批评利用对伊开战是“向世界输出资本主义和自由……企图按照我们自己的图式改造其他国家” 的，更是寥寥无几。然而即便如此，仍可以说传媒的观点呈现为多元状态，因为传媒总体倾向不仅与超过70%的国内公众战争支持率不同，而且和美国政府紧锣密鼓的好战立场有异。

战时

2003年3月20日，美英联军悍然发动了对伊战争，嵌入报道随即开始。为便于叙述，下文所称“战时”和“战后”，以美国宣布主要战斗结束的2003年5月1日为界。需要注意的是，嵌入报道不等于伊战报道的全部，就信息来源而言，以常规战争为主的战时阶段，嵌入报道比重较大，战后美军遭遇游击战袭击时，来自非嵌入记者的报道，包括言论等增多，这些都属于本文考察的范围。由于重大战事主要集中在2003年，因此本文使用的材料多数是2003年底之前的。

战争爆发初期，嵌入式记者的数量有660多人，以后一度达到770多人，其中既有属于法德俄等反战国家的，也有来自阿拉伯国家的传媒，包括令美国人头痛不已的半岛电视台、阿拉比亚电视台、阿布扎比电视台等，涉及国内外上百家。由于人员流动性较大，美国新闻界和军方均没有嵌入记者人数的严格统计。到4月底，数量降至160余人，7月初仅剩20多人，以后较长时间维持在这个水平上下，嵌入报道只是零星可见了。

除700多人的嵌入式记者，新闻界投入伊战报道的方式还有其他几种：一是没有签约正式成为嵌入记者，但仍随军报道或自由行动的，这部分人数量最多;二是战前就留在了巴格达的(其中美国记者16人);三是以自由撰稿人身份出入于美英联军控制区域或伊拉克政府难以控制地区的(如北部库尔德人居住区和南部什叶派穆斯林地区);四是为数不多的与任何新闻机构都没有签约关系的所谓“独行”记者。加上嵌入记者，报道伊拉克战事的共约两千人左右。实力雄厚的传媒派遣记者时往往会同时采用几种不同方式，比如一家电视台派遣数十人从事战地报道，其中严格意义上的嵌入记者可能不到1/4。

在技术手段上，有人称之为战争史上的首次全程同步直播，是一场透明的战争，这种说法不无道理。通过卫星和数字技术，利用数字可视电话，数码摄录机、数码相机、数码录音机、卫星终端传输设备、无线上网技术等，现场图像、照片、录音、文字稿瞬间就可以传遍世界，时效性远非以往可比。越战时期，电视录像带需要经由西贡或曼谷转运至美国，有时还需要经过东京中转，节目在美国播出至少需要5天。

战前曾有人认为，如果说二战是广播之战、越战是电视之战、海湾战争是有线电视之战的话，伊拉克战争将成为因特网之战。为此，美国一些大的传媒做了充分准备，设立临时机构，指派专人负责，提供网上视频、音频新闻节目，如美国有线新闻网(CNN)就开通了网络广播节目“美国有线新闻网电台”(CNN Radio)，微软国家广播公司(MSNBC)提供了每日可供50万人收看的网络电视新闻。但是，因特网之战的预测没有成为现实，据盖洛普公司等三家机构调查，战事初期的3月22～23日，美国公众获取新闻的渠道，电视为86%，广播为6%，网络为4%，报纸为3%，网络所起的作用相对较小。当然上网者的绝对数量仍是不少，据尼尔森公司统计，CNN、MSNBC网站3月份日平均访问量均超过了80万人次，近乎一家大报的读者数量。后期随着战事的复杂化，作为信息渠道，报纸的比重上升，电视有所下降，而网络的上升依然没有超过20%。另一方面，对于传媒来说，网络还是发挥了较大的辅助作用，例如报纸常将超过截稿时间的新闻先登在网站上，以争得先机;许多传媒或出于技术原因，将篇幅过大的伊拉克领导人和基地组织头目的讲话全文放在网站里，然后在正式报道中摘要刊登播出;或从新闻伦理角度出发，将过于血腥的照片发在网站上，而不在传统媒介上刊播。至于嵌入记者个人建立博客网页、网站，有的传媒支持，有的传媒则由于担心影响记者本职工作而不予许可。总的来看，因特网的利用只是手段之一，就技术而言，更准确地说，这场战争的报道是一场数字多媒体之战。

对于报道活动，海军和空军的限制较严，其他兵种记者可介入的层次有所不同，有的甚至可以列席所在部队最高层作战会议。

就报道内容和倾向总体而言，战争初期的一周内，充斥美国传媒的是美军在伊拉克领土上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的报道，包括一些后来证明是失实的报道，如萨达姆首日被炸、伊军第51师成建制投降等。按美国新闻界后期在自我批判时所说的，这一阶段传媒扮演的是“拉拉队”(cheerleader)、“狂热协作者”(gung-ho)的角色，是将血腥的战争变成了一场攻无不克的“电子游戏”。当然，平心而论，这一阶段美军进展的顺利也确实超出了世人预计。但是战争进入第二周，即伊军小规模抵抗展开之时，负面报道和评论开始出现，以后随着美军伤亡的不断增加，批评报道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

由于不实行预审制度，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下属一家新闻研究机构统计，战争初期美国各大电视台的报道中，64%的新闻是未经编辑加工的现场直播。这样，从第二周起，在电视和报纸上就处处可见各种负面消息：美军被击毁的直升机和装甲车辆、阵亡和被俘的士兵、沙尘暴中艰难行进的车队、给养的匮乏、士气的低落、阵亡士兵家属对政府的批评等等;而与此同时，萨达姆号召抵抗入侵、争取最后胜利的电视讲话，伊拉克新闻部长萨哈夫鼓舞士气、诅咒美国的新闻发布会，也在美国传媒上频频出现。这些报道对公众是有影响的，美国广播公司(ABC)3月28日公布的调查显示，开战当日公众有63%认为战事不会导致重大伤亡，而一周后82%的被调查者认为将遭受重大伤亡。同期盖洛普公司和皮尤中心的调查也反映出相同趋势，对战事进展持乐观态度者由62%下降到34%。对于负面报道，美国政府和军方十分不满，3月28日白宫发言人弗莱彻就曾和新闻界发生了正面冲突，3月29日《华盛顿时报》称有官员透露，布什私下里对新闻界颇感失望，甚至指责新闻界“愚蠢” ，军方三巨头也在各媒体纷纷亮相，为战事进程辩护，拉姆斯菲尔德还抱怨新闻报道“一落千丈”(from highs to lows)。

随着美英联军攻城略地，特别是4月9日巴格达陷落之后，由于记者活动范围的扩大，有关平民伤亡的报道逐渐增多。这里可以举一篇典型的实例：4月28日《芝加哥论坛报》的《儿童惨剧》一文，报道美军遗留的集束炸弹给儿童带来的伤害。文章先用现场感极强的手法，从躺在地板上濒死儿童的眼神写起，层层递进，直写到悲痛欲绝的亲属和人权组织的抗议，最后还不忘点上几个字：美国防部不愿多谈(said little)集束炸弹致伤平民事。类似的报道，像美军“误炸”民用车辆、住宅、医院等等，随处可见。说美国传媒不报道平民伤亡，并不符合实际。当战火一旦消散，条件一旦具备，传媒走得就更远了。2003年5月18日《洛杉矶时报》公布，该报在巴格达市区调查了27家大医院及郊区诊所、穆斯林丧葬机构等，查阅了大量病历和死亡记录，统计出4月27日之前巴格达至少有1700名平民死于战火，伤者超过8000人。五六月间，美联社又展开了规模更大的为期五周的调查，派7名记者分赴各地，查阅了伊拉克全国124家大型医院中60家的资料，统计出截至4月20日前的一个月内，伊平民死亡至少有3240人，其中仅巴格达一地就有1896人。2003年6月10日，美联社公布了调查结果。两项调查还特意强调了并非完整的统计数字。由传媒直接调查本国军事行动给对方平民造成的伤亡，笔者在战史中未能查到先例，至少我们可以说，这种做法十分罕见。

战时美国各传媒的报道倾向有很大差异，但总体上看是好坏参半。美国传媒与公共事务研究中心(CMPA)对2003年3月19日至4月14日期间，三大广播网和福克斯(FOX)新闻网的1131则消息和评论做了内容分析，结论是正面和负面内容基本上各占一半。

战争期间美军以违反战地报道规则、泄露军事机密为由驱逐的记者共三人，分别是《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自由撰稿人斯马克(Philip Smucker)、福克斯新闻网的随军记者瑞弗拉(Geraldo Rivera)和《爱国者新闻报》的嵌入记者利伯曼(Brett Lieberman)。从三人惹祸的报道看，无一不是涉及了具体行动细节，如瑞弗拉提前两小时报道了所在部队位置、人数、行进方向和攻击目标，还在沙地上顺手划出了示意图。这里附带说一句，我国媒体有的报道曾为瑞弗拉被逐叫屈，其实大可不必，此公是一极端右翼分子，是美国战争政策的狂热拥护者，2001年在阿富汗战争期间就曾因携带武器并声称要击毙本·拉登，而在新闻界引发了一场关于记者职责的争论。伊战前后，他由于鼓吹战争，又被美国新闻界和学术界称为沙文主义者(jingoist)和牛仔，一直是批判的对象。许多文章中和研讨会上，他都被新闻学界视作混淆了记者和军人身份界线的反面实例多次提及，这方面的材料很多。

战后

到了战后阶段，批评报道渐成主流，既有对负面现象的表层批评，也有对战争本身正当与否的深层质疑，后者从6月份开始急剧增加。

就前者看，涉及范围很广，在报道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对于美军的一些劣行，记者们并不客气，美军士兵从脑后射杀俘虏(《拉斯维加斯评论报》)、抢劫巴格达机场商店(《时代周刊》、《纽约邮报》)、不加警示地射击检查点附近的平民车辆(CNN、《洛杉矶时报》)、突击行动中射杀误入现场的妇女(《华盛顿邮报》)、违反人权粗暴对待战俘(《新闻周刊》)、偷鸡摸狗(《芝加哥论坛报》)等等，报道中都可以见到，其中很多是嵌入记者通过现场观察报道出来的。备受记者关注的不仅有日复一日的袭击、爆炸、伤亡，还有军队内部的厌战情绪和士气的低落。2003年7月15日，美国广播公司(ABC)报道了美军士兵出于对战争的反感，制作了一副扑克牌通缉令，通缉对象是布什、拉姆斯菲尔德等人，此事引起很大反响。后方报道也是如出一辙，2003年5月29日《今日美国报》报道了军人遗孀的困难境遇，8月14日《亚特兰大宪法报》报道了军人家属组织的“让他们马上回家”运动，10月17日，合众社报道了佐治亚州一军事基地医院中600名伤病员缺医少药、怨气冲天的情形。类似新闻举不胜举，有的还想方设法采访“敌方”战士，8月18日一期的《新闻周刊》，刊登了对三名袭击过美军的抵抗者的长篇采访，全文自始至终只介绍这三人的经历和反美声明，不着一字评论，可以说是为“敌方”提供了一个发言平台。

另一方面，战后伊拉克许多基础设施被毁，劫掠、爆炸此伏彼起，民众生活苦不堪言，社会秩序十分混乱，美国新闻界对此不仅广泛报道，而且时常还会往深处开掘些许。2003年5月7日的《今日美国报》就说，萨达姆时期伊拉克还能够维持基本生活水平和秩序，而现在远不如过去。5月28日的《华盛顿邮报》，11月28日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则直接将自杀性爆炸归咎于美国对伊拉克的占领，8月20日《纽约时报》社论的标题，干脆就是《美国人如何造就了恐怖分子的天堂》。更为常见的报道手法，是在客观叙述现状之后，消息结尾通过现场的伊拉克人之口责问：连基本生存和生活条件都不具备，要民主自由有什么用?即使有些重要新闻不能不报，但通过事实选择的巧妙组合，仍然能够用看似客观的手法表达出传媒的倾向。例如，对一位声称战后伊拉克一派升平的美国参议员就是这样报道的：“参议员访问伊拉克后说：‘传媒并没有告诉我们……成千上万的伊拉克儿童已经重新返回课堂。’但是议员先生忘了交待，访问期间的两个晚上，他(只敢)住在科威特而不是伊拉克。”

这些还都是表层现象，对战争合法性的怀疑和批评，就涉及深层问题了。美英政府发动战争的主要理由，是宣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基地”恐怖组织有牵连，对美国和其他国家构成了“威胁”。当美军占领伊拉克全境，却未能找到任何证据之后，除《标准周刊》等极个别的之外，绝大多数美国传媒不再像战前那样立场各异，而是异口同声，纷纷谴责政府夸大威胁，欺骗世界，甚至称布什为说谎者(liar)，有的还提出应当追究政府责任。否定了战争的理由就否定了战争的合法性。从6月份开始，这方面的文章数量之多，即使排除了民主党为竞选需要而对布什政府的批评，仍可谓铺天盖地。好些文章的观点还比较到位，《纽约时报》在一篇社论中，针对布什《国情咨文》中的说辞分析道，“基地”是极端宗教分子的组织，同萨达姆的世俗政权“不可能相互信任，不可能存在使得双方走到一起的共同利益” 。这一点已被美国“9·11”独立调查委员会2004年7月公布的报告所证实。《编辑与出版人》呼吁传媒承担责任，告知公众萨达姆与“9·11”事件没有关系。 6月16日《新闻周刊》的《夸大威胁》一文还算了一笔历史帐，从伊拉克战争一直批评到美国政府数十年来夸大来自苏联、中国等国家的“威胁”，包括1999年的李文和案。有的文章眼界放得更广，批评美国政府不仅对伊拉克进行“政权更迭”(regime change)，而且把自己所不喜欢的国家都视作恐怖主义的大本营，使之成为自己行使罗马帝国式权力的借口。文章借罗马史说明，每当一个共和国开始寻求霸权之时，它就不再是共和国了。从10月份开始，一些主流传媒从质疑开战理由转向了直接否定这场战争。

美国公众也感到了负面报道量的变化。10月14日～15日，福克斯的一项全国调查表明，有60%的公众认为战争报道是负面为主，认为正面为主的只有19%。皮尤中心2003年10月15日～19日的调查可以从另一角度反映这一点，调查发现，战争支持者中有71%对报道不满，而反战者中感到满意的有58%。面对传媒大量的批评报道，美国军方和政府有些坐不住了。2003年9月起，美军粗暴对待战地记者的记录骤然上升，美联社、路透社都有记者被拘留盘问，有的摄影器材被扣留，对此新闻界纷纷表示抗议，一些新闻界团体和传媒如美联社等，还联名向国防部递交了抗议书。

其实，美国政府对传媒的不满显而易见，拉姆斯菲尔德就曾抱怨说，传媒无视伊拉克重建的“成就”，美军修复了许多桥梁不见报道，只要有一座被炸就要上头版。布什本人也采取了异乎寻常的对策，2003年10月13日，他绕过各大新闻媒介，接受了5家地方传媒的联合采访。答问中他将那些大型传媒称为“过滤器(filter)”，指责说美国人民无法通过这样的过滤器得知事实真相。此言一出，且不说新闻界一片哗然，就连获此“殊荣”的几家地方传媒也一再表白，声称照单接受官方的说法“不是我们的使命”。另有一家在播出专访时，第一句话就是：“尽管本周以来汽车炸弹和美军士兵阵亡层出不穷，总统先生却试图描摹出一幅伊拉克战争的轻松图像”。对这种改变报道口径的企图，新闻界的答复毫不含糊：爆炸和伤亡本身就是新闻，“改变新闻并不能改变事实，改变事实才能改变新闻”，传媒有责任将真相告知公众，由公众根据事实去判断和评价政府行为，隐瞒负面消息是传媒的“失职” 。

战争不仅给伊拉克平民带来深重灾难，而且也给各国记者造成重大伤亡。从2003年3月20日到2004年5月29日，十四个月中，殉职的新闻工作者(含翻译等辅助人员)共38人，是2001年阿富汗战争的四倍多，另有英国独立电视台(ITN)两人失踪至今，生还可能性已很小。具体情况是：①38人中，除7人来自反战国家(以政府表态为准)外，多数供职于参战国家传媒，占总数的81.58%。②38人中，与摄影、摄像工作相关的31人，兼做文字和摄影报道的一人，如果后者加权作0.5计，则摄影工作者殉职的占82.89%;如果加上英国独立电视台失踪的两人，则这一比例上升至83.75%。③殉职的38人中，死于车祸、疾病等意外的有7人，死于战火的31人。31人中，减去死于何方不明的一人，死于伊方战火的超过半数，为19人，占63.33%;死于美军之手的11人中，多数来自参战国家，为7人，占66.64%。这些数据很是耐人寻味，从中可以推导出许多新的认识。比如国外有半岛电视台记者死亡是美军“灭口”的说法，如果没有过硬的事实证据，那么统计数据就很难为这种说法提供支持，因为死于美军之手的多数还是他们“自己人”。

分析与评价

同以往美国对外战争的随军报道相比，伊战期间的嵌入式报道虽没有本质的不同，但仍有一些明显区别。一是记者全程固定，介入层次较深，可以观察到过去在各部队间跳跃式采访难以看到的细节。二是反应迅速，分布面广，借助高技术手段，记者可以抢在军方正式公布之前发布现场实况，军方隐瞒负面信息的难度较大。三是不仅记者数量众多，而且允许反战国家传媒随行，这是不多见的。四是开放程度较高。

回顾战地报道史，从两次世界大战到1950年代，预审制是各国普遍采取的形式。越战时期美国放松了审查制度后，传媒广泛的批评报道激起了国内强烈的反战运动，这被一些美国政客视为越战失败的原因之一。此后军方严格限制记者接近战斗现场，例如，美军1983年入侵格林纳达、1989年入侵巴拿马时，不允许记者前往战地，除军方公报外没有现场报道。直到海湾战争前夕的1990年，当时的美国总统老布什还曾恨恨地说，绝不让新闻界把科威特变成“另一个越南”。海湾战争中，美军用联合采访(pool coverage)控制报道，记者要么在华盛顿、利雅得或宰赫兰的新闻发布会场趸售军方公报，要么在军人“陪同”下组织少数几家传媒前往战地采访，其他传媒共享新闻稿，自由报道空间很小。美国有线新闻网安放在巴格达的彼得·阿内特等虽然一时名声鹊起，但报道深度其实有限，后来美国新闻界称之为“宾馆战士”(hotel warriors)，倒是既准确又传神。到了阿富汗战争后期，情况才多少有些变化。2001年10月7日，美军开始轰炸塔利班，11月25日第二阶段地面战斗展开之后，美军放松报道管制，记者才被允许随军行动。

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对战地报道的管理一反常态，从一开始就允许各国记者分散随军，观察战事，并且不实行预审制度，这是负面报道得以出笼的前提。美国新闻界有一种说法，认为伊战报道自由度超过了越战，但笔者认为，仅就军队与记者之间关系看，伊战报道自由度在实质上相当于越战，只是由于技术手段的高度进步，使得伊战报道的透明程度超过了越战。至于嵌入报道规则，战场上军人对新闻报道不享有任意的自由裁量权(6.a.1)，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这套规则令军队行使权力受到了约束，无法为所欲为，而记者也有了明确的活动范围和对自身行为后果的预期，不致动辄得咎，从而获得了战争状态下批评报道所能达到的最高点。战地规则对军事机密报道的限制，也没有超出各国的惯常做法。战时对新闻报道实行某些不同于和平时期的限制措施，这在许多国家都是通例，也是国际社会所认可的。美洲人权公约第27条、欧洲人权公约第15条、欧洲社会宪章第30条，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涉及新闻自由的一些会议决议等，都认可国家在战争等紧急状态下采取某些限制措施的权力。因此，是否对战地报道实行预审制，是否惩处了泄露军事机密的记者，都不是一个国家新闻自由度的衡量标准，判断的尺度主要应看负面报道和批评所能到达的边界。

美军之所以改变数十年来以隔离、限制为主的战地报道管理手段，转而采用嵌入报道这种较为开放的方式，分析军方高层说法，一是当今时代信息流动的特点决定了信息封锁难以奏效，二是充分展示美军“良好”的战斗素质，三是吸取阿富汗战争的教训，对抗伊方及阿拉伯国家的宣传。这里既含有迫不得以的成分，也有把传媒用作公关工具的动机。

国外传媒在美国落地较为普遍，美国公众有着极为通畅的信息资源渠道，2003年4月有美军士兵被俘，家属在得到国防部通知前，就从当地传播的半岛电视台画面中看到了自己落入伊方手中的亲属。伊拉克新闻部的发布会、阿拉伯国家一些反美倾向明显的电视报道、恐怖分子斩首人质的网上视频资料等等，都能通过美国传媒反映出来。此外，人们还可以通过网络看到世界各国的战争报道。美军新闻管理手段的调整，正是对新技术条件下信息开放时代的回应。阿富汗战争时期，一些阿拉伯传媒中，广为流传着美军在人道主义援助食品和为村民打的井中投毒的说法，以致伊战爆发初期美军不得不提醒士兵，不要给儿童散发糖果之类，以免节外生枝。假设此次军方仍像以往那样封锁消息，那么在各国传媒中流通的，就会有不少这类消息了。

美国政府对内没有专门的宣传管理部门，不能直接控制新闻报道，这与一些西方国家也是不同的。在这种制度性的框架内，美国军方在伊战中信息控制或者说宣传战的主要特点，一是不隐瞒己方的负面消息，不仅公布美军在战斗中遭遇的挫折及军事行动中连带造成的平民伤亡，而且逐一公布阵亡士兵的个人资料。从传播学说服理论和传播心理学角度看，真实地公布负面消息，反而增加了信息的可信度。比较前伊拉克政府，只公布美军遇挫和本国平民伤亡消息，2003年3月30日还对各国记者颁布了限制性规定，如在巴格达以外采访须由政府派专人同行、市区内采访须提前告知当局等，4月2日又驱逐了包括半岛电视台两名记者在内的6名各国记者，这样反而于己不利。当年塔利班政权尚且组织西方记者参观美军炸毁的阿富汗村庄，懂得利用西方传媒传播于己有利的消息，提高其可信度，而伊拉克政府却只知道通过萨哈夫激情四溢的新闻发布会争取舆论。在这种落后的观念和体制下，当萨哈夫公布的战况一次次被各国电视画面所否定时，当伊新闻部大楼和国家电视台毁于一旦时，伊拉克就不仅在战场上，而且在宣传战上也吃了败仗。

美军另一个特点，是将新闻控制点向信息源方向前移，以疏为主而非以堵为主，即主动发布而不是封锁消息，用的是传播学所谓议题设置的方法控制信息传播的制高点，这与前几次战争不同。在具体手法上，中央司令部每日战报中发布一些重大消息时，虽不是无中生有，却时常可见引用层级很低或模棱两可的信息来源，这不符合新闻发布会的常规，应是一种精心策划的手段。比如，萨达姆被炸和伊军51师投降的消息，军方就称情报分别来自伊方线人和美军下级指挥官。最典型的是营救被俘女兵林奇一事，从2003年4月1日开始，美国传媒根据军方公布的消息，一夜间将林奇几乎炒作成了英勇作战的“女兰博”，连林奇本人后来都对军方把自己用作宣传工具表示了极度反感。此期间传媒不是没有产生怀疑，从4月4日起，一些传媒分赴纳西里耶医院和驻德美军基地医院，找接触过林奇的伊拉克和德国医生核实，有的去了林奇所属部队，有的还向林奇的家属了解情况，最终否定了军方的说法。问题在于，这一报道被传媒否定之前，已经流传了整整半个月，此期间军方并不更正。当新闻界批评军方这一做法时，军方的回答是，2003年4月1日的新闻稿中，已经明确提到消息源于截听到的伊军关于一美国女兵顽强作战的通话录音。后来证明，这段录音指的是另一名打光子弹、多处受伤后阵亡的印第安裔女兵。示假隐真，在战争史上屡见不鲜，本无可厚非，但美军这种信息控制手法的确巧妙：在时机的掌握上，对己方不利的消息，虽不隐瞒，但往往以需要核实为由，逐级上报，延时发布，使得传媒抢发的负面报道在一段时间内难以得到证实;对己方有利的消息，虽不完全凭空编造，但哪怕信息来源不十分可靠也要尽快发布。新闻界如果不报道，就有漏报重大消息的可能;如果报道后发现问题再去核实纠正，消息已经流传一段时间，造成了影响，而军方又给自己留下了避免承担造假责任的口实。大象无形，这种间接的隐性控制难以触摸，却又无所不在，战后美国新闻界的几次讨论，包括嵌入记者的回忆和几本著述，批评政府和军方操控的不少，但始终盘桓于情绪化的批判上，举不出棱角分明而又富有说服力的重大造假实例，原因即在于此。

伊拉克战争报道的整体倾向，本文由于主题关系，考察的主要是负面情况，这当然不是说只有负面报道。美国传媒有左中右之分，如果以反战和支持战争为左右划一数轴，则位于左端的是洛杉矶时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新闻周刊等，分布在原点周围的是三大广播网、CNN、今日美国报、时代杂志等，右翼的是华尔街日报、标准周刊、华盛顿时报、福克斯电视台等。前文统计数据等资料可以反映出负面报道为主的状况，但准确地说，美国传媒总体上呈现的是一种负面为主之下的意见多元状况，右翼的几家传媒都有支持战争的极端言论，尤以福克斯为甚。福克斯演播室里请来评议战事的，几乎全是持右翼鹰派立场的军官或退役将军，包括里根时期“伊朗门”事件中爆得大名的诺斯中校，屏幕下脚飘扬的是美国国旗，报道中使用的也是“我军”一类倾向鲜明的语词。而像ABC等邀请嘉宾时，一般不找立场过于极端者，同时特意按相同人数比例平衡左右，以求客观。“9·11”事件以来，福克斯乃至其老板默多克的右翼立场，一直是美国新闻界和学界尖锐批判的对象，新闻界甚至发明了“福克斯化”(Foxifacation)一词指称这一右翼极端现象。多数传媒为了显示立场的中立，仅以报道用语为例，在称呼美国政府和军队时一般都使用第三人称，常用的是占领(occupation)、军事干涉(military intervention)、征服(US conquest)、侵略军(aggressive forces)等词语，与福克斯等差别很大。

各传媒的倾向之所以不同，主要取决于自身的立场和价值判断，表现为一种自我审查、自我决断的过程，外在强制力特别是公权力很难产生直接影响，私营性质的传媒能够独立决定是否接受官方指令。2003年2月26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播出丹·拉瑟的萨达姆专访后，白宫要求CBS为白宫发言人弗莱舍提供相同机会，由弗代表美国政府进行反驳，但CBS认为除总统、副总统和国务卿三人外，其他人无资格同萨达姆进行电视辩论，于是断然拒绝了白宫的要求。2004年4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尔斯得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NBC)掌握着一批美军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照片时，以需要核实为由请求缓播，但NBC反复斟酌7天后，仍于2004年4月28日播出了轰动世界的照片。与此同时，《纽约客》杂志也发表了另一组虐囚照片，配发了一篇长文，作者正是曾因揭露越战时美莱大屠杀而获普利策奖的名记者赫什(Seymour Hersh)。2004年11月15日，美国各大电视台又播出了由嵌入记者抢拍到的美军在清真寺射杀受伤战俘的新闻。这些照片和电视报道，对美国政府及军队的负面影响之大，怎么评价都不为过，而且还将长期存在。

尽管有大量负面批评报道存在，但是，传媒在政府一意孤行走向战争之路时并非毫无责任，对此，美国新闻界也进行了总结和反思。由于嵌入报道形式本身的制约，消息来源分散，报道内容相互矛盾冲突的很多，所以初期的总结主要是技术层面的。如《编辑与出版人》在战争爆发第7天，就罗列出前5天传媒误报的消息15条，除萨达姆被炸之类，还有伊军发射飞毛腿导弹、共和国卫队在巴格达迎战美军等，仅乌姆卡斯尔的陷落就误报了三次。2004年4月7日，即巴格达陷落的前两天，美联社总结了开战以来的七次重大误报，如美军装甲车已进入巴格达市中心、发现伊方可疑化学武器、伊军第51师投降等。这一时期传媒将责任一概归之于军方。2003年6～7月间，传媒又对林奇事件的错误报道集中展开了一次大的讨论，新闻学术研究组织PEJ还公布了林奇报道大事记，分析其逐步升级的过程，引导新闻界从反面总结经验。这一时期，可以说传媒后退了一步，将责任五五开，认为自己和军方各占一半。从2004年初开始，传媒及学术界将矛头转向了新闻界自身，很多传媒刊登了自我检讨式的文章，相互之间指名道姓的尖锐批评比比皆是，内容也超出了嵌入报道。影响较大的，有2004年2月26日《纽约书评》第三期的《他们怎样为我们报道新闻》、5月30日《纽约时报·编者按》(Editors’ Notes)和《华盛顿邮报》8月12日头版文章《内幕：华邮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报道》。

归纳诸多此类文章及学术界一些研讨会发言，美国传媒认为自己的主要责任，首先是没能坚持自身的独立立场，过于相信、依赖政府和军方消息来源，对政府发动战争的理由和军方散布的消息缺少批判和怀疑精神，尖锐问题(tough questions)提得太少。其中，《纽约时报》记者米勒(Judith Miller)同军方和伊拉克流亡者过于密切的合作关系，成为众矢之的。其次，战前虽然不是没有质疑开战理由、反对单边主义的文章，但重视不够，在版面位置和播出时段上都没有突出出来。这是比较公认的两点，反思所涉及的问题还远不止这些，有的甚至说，正是由于传媒把布什塑造成了一个笨拙的经常说错话拼错词的人，所以当他为发动战争编造理由时，使得公众误以为他没有撒谎能力，从而给他创造了为所欲为(free ride)的条件! “反思”到这个程度，就没有什么不可以反思了。

批评报道究竟能够走多远，外部取决于本国文化传统和现实传播环境，内在动力源于传播者的价值观念、新闻理念、职业伦理等，在各个国家由于国情的区别，有不同表现形式。对于美国新闻界而言，揭丑本来就是传统，连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都是负面为主、负面中又以本国为主，所以批评政府和军方在理念上不成问题。伊战期间又得益于嵌入报道这一外部条件，有了接触负面信息的可能性，有了战地报道规则赋予的空间，加之技术手段的进步，负面报道就具备了必需的主客观条件。传媒不能直接改变政府决策，但可以影响公众，公众再通过手中的选票左右国家政策方向，马德里爆炸案后西班牙政府的更迭就是一个实例。在这个意义上说，负面报道又是美国社会政治制度中的一种纠错机制，尽管其他国家并不可以简单照搬。伊拉克战争中美国传媒做了大量批评报道，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属于是与非的事实性判断;我们反对美国发动的侵伊战争，这属于善与恶的价值性判断，学术研究中，两种性质的判断不宜混淆。价值判断可以人言人殊，但事实判断应当客观。这一事实存在与否，产生的根源何在，直接的感受还是来自美国政府，作为反证，美国驻伊最高文职行政长官布雷默有一句“名言”说得最明白：战争期间的批评报道，源于美国“新闻自由的制度性缺陷(structural defect)” 。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之所以把战时作为考察背景，是因为在战争这一人类冲突的极端状态下，新闻报道的自由度必然要退居次位，各国莫不如是。新闻界在这种非常态下所能够获得的报道空间，特别是负面的批评和报道，在和平时期的常态下自然不在话下;而对于政府来说，战时无法采取的管制措施，在常态下就更难实现了。这两个反方向的考察维度不能颠倒，否则在学术上经不起推敲。

注释：

1 www.defenselink.mil/news/Feb2003/d20030228pag.pdf

2 从报道情况看，这项规定实际上没有执行。

3 What America's Tiniest Papers Think About Iraq，www.editorandpublisher.com

4自由撰稿人一般都和一家或几家传媒有相对固定的合作关系，其设备、经费等由相关传媒提供，而“独行”记者则完全依靠自己解决，他们有的以前当过记者，有的完全没有新闻工作经历。这是一个新的现象，美国新闻学界在讨论中使用了一些新语词，将这类记者称为backpacker(背囊友)、unilateral journalist、independent reporter、solo journalist (简称sojo)等等，不一而足。他们的报道多数放在自己的博客(blog，或称Web log)网页上，也有向新闻网站和传统媒介投稿的。

5 A New CNN/USA Today/Gallup Poll, Mar. 24, 2003, USA Today.

6 "Embeds" Get High Marks, Apr. 3, 2003, The Baltimore Sun.

7 White House, Media on Tenser Footing, Mar. 29, 2003, The Boston Globe.

8 Press Corps Writes off Complaints by White House, Mar. 29, 2003, The Washington Times.

9 Surprise! TV's War News Was Fairly Balanced, www.cmpa.com/pressrel/IraqWarPR.htm.

10 Bush's News War, Oct. 27 issue, 2003, Newsweek.

11 The Next Debate: AL Qaeda Link, July 20, 2003, The New York Times.

12 Media Must Explain Lack of 9/11-Saddam Link: Public Misinformed by Press, www.editorandpublisher.com

13 Where is Bush Leading Us? June 2, 2003, The Boston Globe.

14 Poll: Action in Iraq Was Right Thing to Do, www.foxnews.com/story/0,2933,100305,00.html

15 http://people-press.org/reports/display.php3?ReportID=195

16 Trying to Bypass the Good-News Filter, Oct. 20, 2003, The New York Times.

17 Bush Courts Regional Media, Oct. 14, 2003, The Washington Post.

18 How to Change the News on Iraq, Oct. 25, 2003, The Washington post.

19 No Hiding the Deadly Face of War, May 1, 2003, Chicago Tribune.

20 Surviving the selling of Jessica Lynch, Nov. 19, 2003, Chicago Tribune.

21 www.journalism.org/resources/r ... rts/war/postwar/lynch.asp

22 Waldman Says Press Gives Bush a Free Ride, Jan. 16, 2004, www.editorandpublisher.com

23 Off Message, The New Republic，Nov. 3, 2003,

人文与社会 :: 文章

李斯颐：美国传媒眼中的伊拉克战争：批评报道角度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