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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与社会
师力斌： “问题剧”：被挪用的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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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 影视<br />来源: (艺术评论2011.2)<br />关键词: 师力斌，问题剧，挪用，现实主义，蜗居，岁月<br />摘要: 我更看重现实问题剧所存在的问题。现实问题剧所存在的问题。它们并非真正的现实主义，而是“挪用现实主义”。这些具有强烈批判初衷的电视剧，不得不在观众与体制、大众审美习惯与艺术创新、流行元素与艺术选择、现实追问与乌托邦冲动之间走钢丝。<p>从“艺术与现实的关系”这一维度进行观察就会发现，近两年的电视剧是军事题材、谍战题材、古装戏、历史剧、翻拍剧多，而反映社会现实的“问题剧”却寥若晨星。现实中社会问题大量涌现，影视剧则“现实主义短缺”，正是在这种矛盾的语境中，《蜗居》、《岁月》等热播剧才格外显眼。它们以直面当下中国的民生议题而拨动大众的心弦，它们所表现出的乌托邦冲动与批判色彩，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共鸣。然而，我更看重现实问题剧所存在的问题。它们并非真正的现实主义，而是“挪用现实主义”。这些具有强烈批判初衷的电视剧，不得不在观众与体制、大众审美习惯与艺术创新、流行元素与艺术选择、现实追问与乌托邦冲动之间走钢丝。</p>
<div>一</div>
<div>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说，“住宅缺乏不是现代特有的现象”，甚至也不是一种“特有的痛苦”[1]，然而，住房问题成为中国大众关注的焦点，自有其特殊的社会语境。特别是2010年年初以来，房价成为全国最引人注目的社会议题。《蜗居》因为触及“房事”而备受关注，所反映的都市普通人群住房难以及房奴、小三、爱情、婚姻等现实生活问题，释放了大量的公共情绪。有人说这是一个从房奴到小三的故事，有人说折射了凌厉的社会现实，有的说是草根的奋斗和迷失，也有人说是房子压垮爱情婚姻。各种解读，不一而足。《蜗居》似乎说出了房奴和“房奴后备军”的心声：做人难，住房更难。在绝大多数网友和观众的心目中，《蜗居》无疑是一部近年来少有的、说出了民众心声的、具有强烈现实主义色彩的“问题剧”。人们认同这部电视剧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其痛快淋漓地提出了住房难的问题，呈现了房奴阶层的真实生存状况。</div>
<div>从收视率来讲，《蜗居》成功了。它成功地整合了都市普通人群的文化认同，特别是宋思明（张嘉译饰）的帅哥路线取得了完胜。作为一个佐证，制片商不失时机地推出的《蜗居》的“续集”《我是业主》，显然是继续征用《蜗居》所创造的市场品牌，挖掘其市场潜力。众多媒体均追随这样的认同，即《我是业主》是《蜗居》的续集，是继续关注“百姓住房问题”、“草民的窝囊房事”。《蜗居》俨然成为近两年来现实主义问题剧的代表作。改编自阎真小说《沧浪之水》的电视剧《岁月》，引人共鸣的地方则在于“人事”。梁致远迫于房子、家庭、地位等生存压力，最终放弃原来的操守，向权力和世俗妥协，上演了一出知识分子的悲剧。梁致远式的生存路径，成为当代知识分子精神轨迹的真实写照。梁致远不但需要恋爱、升官，还需要房子。而在翻拍剧《江姐》中，叛徒刘合廷因为贪图大房子，挪用地下党公款，最终落入敌人的圈套。</div>
<div>可以发现，当叛徒、向官场屈服，以住房为核心的“生存压力”被解释为人堕落的原因。不管是小贝、海藻，还是刘合廷、梁致远，人人都需要物质条件，这就是当下主流意识形态所表述的“现实”。</div>
<div>二</div>
<div>需要追问的是，《蜗居》和《岁月》是现实主义吗？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揭示了现实问题？向我们传达了什么样的观念和逻辑？唤起的是什么样的认同和文化想象？ </div>
<div>《蜗居》和《岁月》的现实主义并不彻底，称之为“挪用现实主义”更合适。《蜗居》和《岁月》都提出了问题，但没有深入下去。《岁月》尽管在揭示知识分子堕落的精神历程上形肖神似，但没有推动思想上的突破。《蜗居》的目的并不在于揭示现实，而是要搭乘现实主义之车，行都市言情之路。现实主义和问题剧不过是市场策略的一部分。《蜗居》仿佛一个深洞，入口处悬挂招牌“百姓住房问题”，入洞之后，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大众文化流行元素：婚外情、包二奶、官场、商场，是两个男人（小贝、宋思明）和一个女人（郭海藻）的情感纠葛。</div>
<div>《蜗居》使我们意外遭遇了久未谋面的“高大全”策略。宋思明并非正面形象，他进行权钱、权色交易，与开发商勾结操纵房市，但在剧中他被表述为年轻帅气、儒雅稳重，对女性体贴入微、浪漫柔情，一副儒雅浪漫的白马王子形象。难怪网友发帖说，宁可嫁给宋思明，也不嫁给苏淳这样老实无能的男人。即使忽略这一话语的生产过程和背后的秘密，我们也能够体验到它的霸权性质。在这个日常生活被塑造成人生核心内容的时代，那些超越这种想象的逻辑都是可疑的。放弃宏大叙事，将英雄还原为欲望化的个体，是1990年代以后流行文化的最重要策略。</div>
<div>三</div>
<div>批判性弱化的另一个重要表征是软弱的女性。在权力面前，海藻总表现得软弱无奈，小鸟依人。由于海藻的软弱和情感倾向，小贝的悲愤就失去了群众基础，宋思明的插足也就情有可原，官僚和二奶的感情非但不丑陋，反而更浪漫、更迷人。表面上是他们的情感经验改写了爱情，实际上是资本和权力侵占了爱情的巢穴，并绑架了传统道德和广大观众。在《岁月》中，这一形象被喜爱梁致远的许小曼和闻局长的老伴所分享。同样是作者阎真，他的长篇小说《因为女人》提供了另一个海藻式的软弱女性形象柳依依，单名字就传达出强烈的顺从意味。</div>
<div>更意味深长的是，《江姐》和《蜗居》两部题材完全不同的电视剧竟然分享了同一种叙事：托孤。宋思明托他妻子照顾好他和海藻的私生子，江姐在转移前嘱托彭咏梧的前妻照顾自己和彭咏梧的孩子。革命叙事悄然转化为一个感情/理智、姐妹/情敌冲突的当下故事。但是，这里已经没有了《妻妾成群》中的争风吃醋，仅剩下对现实逻辑的臣服和认同。也就是说，所有受伤害的女性不再是对体制的反抗者、质疑者，而成为同路人。</div>
<div>与2010年热播的另一类电视剧《苍穹之昴》、《万历首辅张居正》、《天地良心》等历史剧结合起来，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理解《蜗居》和《岁月》的意识形态含义。尽管题材和内容不同，但在唤起观众的现实感方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些历史剧通过光绪帝、张居正、祁隽藻等历史形象的政治故事，为普通观众提供了政治想象的平台，满足了大众的政治渴望。关于明、清宫庭政治斗争的电视剧，发挥了“三国演义”的功能，将历史戏剧化，将政治戏剧化，假戏真做，唤起了观众强烈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官场、职场、情场、商场、进退、攻守、谋略、伎俩等等，分明都是现实的变形。与历史剧强烈的政治冲突相反，《蜗居》、《岁月》、《我是业主》等问题剧最大的问题在于它们的政治冷漠。对于现实矛盾只是点到为止，绕道而行。无论是《蜗居》所讲述的“从房奴到小三”的新民间故事，还是《岁月》的“从奴隶到将军”，都不过是借现实问题之酒杯，浇消费主义之块垒，最终变成主流话语与民间情绪的一次共舞。工薪阶层、房奴、草根除了做一场宋思明式的黄粱美梦外，一无所获。《蜗居》和《岁月》既没有开出治疗现实痼疾的药方，也没有为被侮辱和被伤害的社会主体人群指出道路。《蜗居》等现实主义问题剧不过是挪用了现实主义招牌的、为强势群体披上人性外衣的温情脉脉的言情剧而已。 </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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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注释：</div>
<div>[1]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47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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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师力斌：《北京文学》杂志社编辑</div><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