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光：文章千古事——对于“敦煌曲谱”报道的几点意见

人文与社会 — 2011-01-28T20:23:27+16:00

学科: 音乐
来源: (人民音乐1982.7)
关键词: 李春光，古曲，敦煌乐谱，工尺谱
摘要: 隋、唐间产生的“工尺谱”（亦经千余年发展，流传至今），能准确地标示音程关系，但无法表达绝对音高；有板眼，因而可知节拍、节奏、速度、休止、延长等，但其板眼并不精密，无法记录稍复杂的节奏（如三连音、五连音之类）。我们今天听到的《高山》也罢，《流水》也罢，白石歌曲也罢，严格地说，都不能称之为原样复生的“古曲”；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们充其量也只能是古代音乐的近似的摹拟或映象。

五月十八日，《光明日报》以头版头条位置刊登关于上海音乐学院讲师叶栋“成功破译敦煌曲谱”和音乐会上“演奏了失传千年的唐代名曲”的报道；此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也先后作了类似报道。这些报道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注意。　　

敦煌曲谱是极其珍贵的古代音乐文献。叶栋同志以巨大热情进行了大量、艰苦的研究工作，并且获得了有价值的成果。他的钻研精神是十分可敬的，他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无疑应当得到重视和鼓励。　　

但是，有关报道写得不够慎重和周密。杜甫诗云：“文章千古事”。他把写作看成非常严肃而影响深远的事情。这种态度多么值得我们学习!　　

（一）能说“千古之谜被解开了”吗？　　

对于敦煌曲谱，几十年来，中外学者进行了不少研究，迄无一致认识。对于叶栋同志的研究结论，包括国内外著名的中国音乐史学家杨荫浏先生在内的不少学者，持有各种异议。这种情况本来是完全正常的。古代乐谱的辨认和今译，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如果在没有获得足够充分的、能够直接证实某种古乐谱的律制、音高、节拍、节奏等的材料(包括乐器实物、有关文字、绘画、图式等)的情况下，不得不依据某些比较间接的材料，那么，其所得结论就不能不或多或少地包含着推测的成份。当然，一般而言，在研究工作中凭借某些间接的材料，部分依据推测的方法，并不是完全不可能获得有价值的结论。但这毕竟要经历一个曲折、复杂和繁难的过程。目前对于敦煌曲谱的歧见，需要通过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才有可能趋于一致；某些问题也许还有待新材料的发见，始能确证。在这种情况下，由有影响的新闻、宣传机构出面，来宣布某一种意见为最终结果（《光明日报》五月十八日的报道称：“现在，这部‘天书’被破译了，千古之谜被解开了”；五月二十七日晚，中央电视台在专题报道此事时亦称“破译成功”，等等），这是不妥当的，对于进一步的研究，我以为没有益处。　　

其实，叶栋同志本人还是比较冷静的。他在论文中把自己的工作称作“初探”，“初译”，“抛砖引玉”，等等。我想，这并不是自谦之辞，而是表示了一个研究者应有的科学态度。这种冷静态度是应当同他的钻研热情一样受到尊重和赞许的。可惜的是，报道中完全没有提到这一点。　　

（二）“绝响已久的一千多年前的唐乐重新变成了音响”——这是真的吗？　　

这个消息是由中央电视台于五月二十七日晚发布的。　　

这是不是事实呢?　　

这样的事有没有可能发生呢？　　

音乐是一种声音艺术。这种声音的构成是极其复杂、丰富、多变的。如果把音乐中的声音同语言中的语音相比，后者可以被分解为有限的音素，用若干音标即可加以相当准确的标记，人们据此即可进行正确的发音和表意；前者却远没有这样简单。任何一种记谱法，都只能对实际的音乐音响作大体近似的标记。即使发展最为完备的五线谱，也不能做到十分精确。例如对于音色、表情、某些不规则的、自由变化的节奏、速度、力度、音高(例如民间音乐中的滑音)和各种特性装饰音，等等，任何记谱法都是永远无法加以准确标记的；有时连“近似”都难以做到。因此，单凭乐谱（即使最完备的乐谱）而不同时借助其他必要条件，是不能准确地再现音乐音响的。　　

何况中国古代音乐和民间音乐记谱法的发展，本来就不很完善。在主要依靠口传心授的漫长的历史年代里，乐谱只能具有某种或详或略的提示意义。　　

为了说明这种情况，有必要对中国几种主要的、发展比较充分的传统记谱法作一点简略介绍：　　

南宋末年所传“幽兰谱”（今存唐初手抄卷），完全用文字记录古琴弹奏手法，看上去就像一篇文章，可称“文字谱”。它对实际音响的记录之粗略、费解，可想而知。　　

唐朝人曹柔所创“减字谱”，经长期发展，不断改进，流传至今，能够相当精确地标明古琴弹奏方法，包括琴之弦序、徽位、左右手指法,，等等，因而可准确地标示音高；但是却无板眼记号（即节拍和节奏——而它们在音乐中的重要性，恐怕稍具音乐知识者即不难理解）。　　

隋、唐间产生的“工尺谱”（亦经千余年发展，流传至今），能准确地标示音程关系，但无法表达绝对音高；有板眼，因而可知节拍、节奏、速度、休止、延长等，但其板眼并不精密，无法记录稍复杂的节奏（如三连音、五连音之类）。　　

至于十个世纪之前的敦煌曲谱，因失传已久，所用符号于现在已知其后代各种乐谱中所未见。所以，比之近世减字谱、工尺谱，敦煌曲谱不知要原始、粗略和简陋多少。可以想见，它即使被正确地辨认和准确地译出（叶栋同志本人并未宣布他已经完成了这个课题），根据这种“成功破译”之曲谱，也并不可能准确地再现（奏出）它所记录的音乐。　　

现代人们演奏的许多“古曲”，例如《高山》、《流水》、《广陵散》、《潇湘水云》……之类，其实是在可正确辨认的古谱和其他有关资料的基础之上，加进了现代人的推测、想象、补充和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有一千个演奏者，我们就可以听到一千首不尽相同的《高山》、《流水》……　　

再以古琴名曲《幽兰》为例：根据同一版本的同一曲谱（此谱仅存孤本），许多古琴家经过半个世纪以上的长期、认真的研究之后，竟然分别奏出了调式、调性、节拍、节奏皆迥然不同（不是“微殊”，而是“迥别”）的许多首《幽兰》！这些互不相同的《幽兰》译谱，都获得人们承认，其中少数几种（大约是四种）曾经公开出版。直到现在，仍有一些古琴家对《幽兰》继续进行着新的、更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杨荫浏先生曾把宋朝姜白石歌曲十七首的谱子（属于近世工尺谱之较早形式）译成五线谱，其成就为国内外学者广泛承认。杨译是以现在仍可听到的西安鼓乐、北京智化寺音乐等（其谱式与姜白石歌曲谱相当近似，或者说几近相同）为可靠依据，从而推断其音阶、调性（绝对音高）的。但白石歌曲原谱亦无板眼，杨先生译谱的节拍、节奏，是根据歌词内容（感情、意境等），句逗、语气及词曲点板推测拟定的。尽管杨先生的译谱得到广泛承认，但他从来没有说过他“原样”地恢复了白石道人歌曲，使我们听到了宋朝的声音。　　

因此，我们今天听到的《高山》也罢，《流水》也罢，白石歌曲也罢，严格地说，都不能称之为原样复生的“古曲”；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们充其量也只能是古代音乐的近似的摹拟或映象。今天听到的《广陵散》，同当年稽康演奏的《广陵散》究竟有多少关系？恐怕永远不可能有一个人能够作出有把握的回答。从这个意义上说，古代音乐（不包括其后世变体和摹拟）确实是永远地“绝响”了。这固然令人惋惜，但毕竟是一件无可奈何之事。如果有什么人一定要追回某种业已永逝不复的东西，那就未免太钻牛角尖了。《光明日报》报道中称，根据叶栋译谱“演奏了失传千年的唐代名曲”（有何根据称之为“名曲”？），中央电视台在五月二十七日的专题报道中甚至说叶栋译谱“使绝响已久的一千多年前的唐乐重新变成了音响”（！）这真是“妙语惊人”！这种话，随便说说倒也算了；形诸文字，见之报章，再加上电视、广播（又是如此郑重其事的“头条新闻”、“专题报道”），这样说却是不许可的。因为它缺乏根据（不是随便说说的根据，是稍许严格的科学意义上的根据）。即使仅仅作为一种可能性而言，这样讲，也是犯了一个常识性质的错误。　　

（三）古谱考释不宜称“破译”或“解谜”　　

乐谱并不是一种密语。任何一种古乐谱，在当时都是力求易解易认的，只是由于年代久远，资料散佚，今天不容易弄清楚了。古谱研究，可以称作“辨释”、“考释”（日本人叫“解读”），等等。这些用语是比较准确的。由于古谱距今年代久远，它本身的构成又很简约，某一个记谱符号的背后，大多隐藏（包含）着多种当时难以标明的音响含义。因此，后人对它的解释常常发生各种歧见，就不仅是难以避免的，而且是完全正常的。换句话说，今人对于某种古谱的研究，不可能找到一种十分单纯、唯一正确的“解”。你可以这样“解”，我可以那样“解”，只要根据坚实可靠，就都是有价值的。各种歧见可以逐步趋于一致，却没有可能达到毫厘无差的等同。这和破译军事密码的情形是不同的——某一个密码只能有一种“解”，否则，岂不变成自己捉弄自己了吗？　　

所谓“解谜”，也不甚妥。谜语一般只有一个正确的“谜底”；古谱则可以允许（而且无法避免）有各种多少不同的解释。也许“辨释”、“解读”这些字眼过于平淡无奇，缺少对于读者的吸引力？不过，“破译”、“解谜”云云，却难免使人感觉有点故弄玄虚的味道了。　　

这并不是“咬文嚼字”。概念的使用要力求准确，这在任何一种研究工作中都是不应忽视的。　　

（四）是“空前发现”吗？　　

《光明日报》的报道中有一个耸人听闻的小标题：“人类文化史上的空前发现”。这是指一九00年发现敦煌藏经洞。　　

能不能这么说呢？　　

不能。　　

让我们举一些一九OO年以前的例：古代楔形文字（公元前三十世纪始创于两河流域，后流传于西亚地区），发现于十七世纪；意大利庞贝古城遗址，发现于一七四八年；安阳殷墟卜辞（甲骨文）发现于一八九九年；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窟壁画，发现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摩尔根依据其人类学研究过程中的大量重要发现而写成的《古代社会》，初版于一八七七年（马、恩对此书的高度评价是众所周知的）；等等。这类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　　

试问，所有这些，算不算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发现”？它们的意义难道统统比不上此后发现“藏经洞”？　　

这种疏忽是本不应该发生的。　　

在这个小标题下面的一段文字里，还说一九00年“藏经洞的发现被认为是二十世纪人类文化史上的空前发现”（着重号是我加的——李注）。这句话非常费解，其语法和逻辑上的不妥是很明显的。这话据说出自某个外国人之口（因为手边缺乏资料，原文有无语法方面的毛病？我不知道）。如果是这样，因为外国人讲了，就不假思索地加以引用，连常识都不管，这就很不好。　　

写到这里，我想顺带再说几句。类似的事，在我们一些出版物中颇不少见。某个外国人（专家或非专家）讲一句什么话，不管他是出于一时高兴，还是经过深思熟虑；出于友好、热情，还是出于偏见、误解（乃至恶意）；有可靠的根据，还是没有多少根据；表明其博学多才，还是显示其浅薄无知；合乎科学，还是不合乎科学——一概不管，只要停着新鲜、顺耳，适合某种需要，就不加分析，轻率随便地加以引用，好象得了什么“警世通言”，一讲出来大家都要“拍案惊奇”似的！这种风气实在非常之糟糕！　　

对于古代乐谱，我的知识非常贫乏。对古谱研究方面的任何一种成果，我都是没有资格来评价其价值之高低的。写作此文的动机，仅仅在于对有关新闻报道中出现的某些值得引起严肃注意的问题，直率地提出意见，以供参考。本文借用一句杜诗作题目，并不是想捡起一根古代“棍棒”，来敲打旁人；而首先是以此自励、自警。杜甫不愧“诗圣”之称，我衷心地期望，他的这句名言能为每个后代作者所牢记。由于此文匆促写来，很可能说错，我十分恳切地渴望得到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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