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查斯：英语系的衰落

人文与社会 — 2010-01-16T19:00:29+16:00

学科: 人文
关键词: 英语系，文学，人文教育
摘要: 美国大学文学教育的衰落以及相关讨论作者简介：威廉·查斯（William M. Chace），在伯克利、斯坦福、卫斯理安（Wesleyan）、埃姆瑞（Emory）等大学教书，曾担任后两所大学的校长，著有《100个学期：我作为学生、教授、大学校长的经历和在此过程中学到的东西》。

　　衰落是如何产生的，我们能做些什么来扭转这种趋势呢？

　　在过去的四十年，美国高等教育出现了本科生专业选择上的重大转变，媒体进行了广泛的报道。选择英语专业的年轻人数量大幅度下降，同样的情况出现在哲学、外语、艺术史、同源的学科历史等专业上。在过去40多年我曾在四所大学英语系任教，所以对这种转变感到吃惊，我在全国各地的同事以也同样吃惊。因为这种趋势似乎难以扭转，试图归结出发生这个现象的众多原因就很重要了。

　　首先让我们看看事实：虽然英语专业在本科生中不那么受欢迎，但商学已经成为美国大学里最受欢迎的专业。选择商科的学生数是其他专业的两倍多，商科已经成为热门专业，每五个本科生中就有一个以上的商科学生。下面是1970-71学年和2003-04学年（有数据的最近年份）的数据变化情况：

　　英语专业：从7.6%下降到3.9%

　　外国语言与文学专业：从2.5%下降到1.3%

　　哲学和宗教专业：从0.9%下降到0.7%

　　历史专业：从18.5%下降到10.7%

　　商科专业：从13.7%上升到21.9%

　　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文科专业的学生数从最初占学生总数的30%下降到不足16%；而在同一时间段内，商科专业从14%上升到22%。虽然去年华尔街溃败，但文科并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好处，学生仍然把赌注押在它上面，他们期待一旦经济好转，商业工作机会就会大量出现。

　　英语系衰落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有很多，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全国各地英语系满腔热情地鼓吹他们所讲授的书的失败，是他们对本科生强烈建议对这些书和它们所在的文化的知识本身就是人类的善的观点的失败。英语系的做法是取消原来的课程，抛弃那种认为历史纪年很重要的观念，去掉经典作品，换上出于政治等考虑而选择的次要作品（如身份认同研究、玄而又玄的理论、性、电影和流行文化。）他们在这么做的时候，和对好书感兴趣的年轻人拉开了距离。

　　正如我说的，这是造成文科学生人数下降的最重要原因，但它不是唯一的原因。在这么大规模的教育崩溃中，肯定有其他因素发挥作用。其中之一是公立高等教育的迅速增长和私立大学相对缓慢的增长。

　　在有数字可查的最近阶段（1972年到2005年），上大学的年轻人比美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多。他们去了哪里？越来越多的学生去了公立大学而不是私立大学。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公立大学的教室里容纳了1300万以上的学生，而私立大学的学生只有450万。公立大学的学生倾向于选择管理类、技术类、职业教育类，而私立学校学生多选择更传统的学术研究课程，和实际联系较少。

　　虽然许多公立大学有兴趣讲授人文科学，但他们的主要作用一直是在其他地方如工程、科学研究、应用学科（农业、矿业、酿酒、生物医药、海洋学）。相反，私立学校到现在为止一直是文科最安全的家园。但是今天，甚至一些小型文科学院的文科课程也在减少，开设了更多“实用性”课程。因为公立大学的学生和老师数量庞大，它们的专业地位上升，再加上所涉及的众多资金，公立大学主流思想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影响越来越大。结果，人文科学在数量竟争中失败，不知不觉沦落为美国高等教育的边缘性角色。

　　但是它们曾经处于大学的中心吗？那种认为文科尤其是文学一直处于美国高等教育中心的观点在我看来不过是个幻觉。我也曾经这么认为，因为在我读本科和研究生时文学是非常热门的。但英国文学美国文学的“黄金时代”其实非常短暂。在我们对文科的衰落感到遗憾之前，必须承认它们如日中天的地位是多么短暂。

　　在美国和英国，英语文学研究开始于19世纪后期，是作为语文学研究的科学探索的练习。那些讲授文学的人认同最好把文学当作语言产物来理解的观点。该学科把某个地方如英伦三岛的诗歌和记叙文作为说明那个地方的语言根源---德语的、拉丁语如何确定我们面前的“经典”作品的地位的证据。因此就有了英语系的两个核心内容，一是本学科的语文学本质，一是在历史演化背景下研究当作经典的伟大作品。

　　杰拉尔德·格拉夫（Gerald Graff）让人印象深刻的对接下来所发生的事的研究《讲解文学：机构历史》显示对那些经典的文学批评还不到100年的时间。他写到“学者和批评家是作为反义词出现的，事实和价值、调查和欣赏、科学专业化和笼统文化之间的鸿沟在加深。”但任何一方都不否认经典的存在或者可以研究它的历史发展。

　　这些观点在战后年代（从1940年代末期到1970年代初期）的稳定性让英语系有了惊人的发展。英语专业学生从17000人猛地增加到64000人，研究生从230人增加到1591人。（作为这种迅猛增长的一部分，我1961年读研究生，7年后获得博士学位）但是到1985年和1986年，英语专业本科生数量已经回落到34000人，虽然全国大学本科生的总数迅猛增长。在外语系、哲学系、历史系，故事基本上是一样的，先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增长，紧接着迅速下降。大学招生人数的历史说明英美文学研究的盛况只是昙花一现。

　　现在看来很久以前的日子里，英语专业的魅力是什么呢？在我看来，英语作为认识世界的方式开始于哈沃福特学院（Haverford），我在1950年代末期在那里读本科的。校园很小，教室很朴素，学生都是怯生生的男生，课程都开门见山，富有挑战性。我们读的东西迫使我们思考书上的文字，它们的意义以及在道德上和心理上的隐含意义，然后思考能用这些东西写出什么（每周写500字左右的文章）。有这些书在我们面前，我们学会了解释的技能。我们的任务很艰巨，阅读的书（如爱默生的文章，《大卫·科波菲尔》、萧伯纳的《芭芭拉上校》、艾米丽·狄金森的诗歌、等其他作品）都是大师的作品，老师拥有无上的权威，质疑他们是“没有用的”（他的话）。

　　学习英语教给我们更好地写作和思考，让我们能表达后青春期思想的朦胧冲动和困惑。我们从前没有看到，如今开始认识到这些书是如何影响和陶冶了我们的思想。我们开始理解为什么先辈们像我们现在一样把这些书放在图书馆和书店里，拿到课堂上讲授。我们开始明白，围绕着这些经典形成了一种传统，一种历史文化。莎士比亚确实重要，不仅对我们的先辈，对我们自己，而且对未来说英语的人同样如此。

　　在教育根本与找工作或者为未来打算无关的时候，从这种读书中得到乐趣，实际上是从以英语为专业的学习得到乐趣是一个宣言。和当今美国本科生一门心思考虑职业前景的生活相比，当时学生的心理特征主要是自我反思、天真理想、对未来生活满不在乎的随意性。

　　1940年代末期和1950年代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成千上万退伍军人在二战后上大学。他们渴望自己也能过上之前一代大学毕业生过的生活。在这些退伍军人看来，大学意味着安全和传统，一个和他们离开的欧洲和太平洋地区完全不同的世界。所以他们做了他们认为大学里教授们一直在做的事：学习、思考、研究。他们认为他们将重新把自己打仗所捍卫的文化传统衔接起来。因此在这些学生看来，纯粹“伟大著作”和伟大作家的万圣殿的课程根本不是问题，对其他人来说这种课程得到进一步强化。

　　对于像我这样紧挨着他们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入学的人来说，人文科学在自由教育中处于核心地位是早就定下来的规矩。但到了1960年代末期，任何东西都可以攻击，没有什么东西能免于否定的还原性分析。全国各地都能感受到任何一种形式的反权威---性规范、种族关系、越南战争、改变思维的毒品---的威力（我当时在伯克利，它是所有这些活动的中心）。在这样凶猛的冲击面前，从前几十年的文化模式中很少因素能够经受住。抛弃大学传统内容的长期后果至今仍然在大学回响。

　　除了长期后果外，今天的学生构成也发生了让人吃惊的变化：有越来越多的聪明勤奋、积极进取的有移民背景的学生，他们与西方文化的联系单薄，不一定认同英国和美国的“伟大著作”应该处于世界核心的永久地位。原来属于心脏地区的东西现在似乎处于外省了。为什么投身于学习并非世界文明的代表，而不过是某个特殊民族利益代表的东西呢？因为大学校园反映了世界文化、种族、宗教的复杂性，阅读英美文学越来越成为边缘性的东西。从全球的视角来看，这些书显得过于狭隘了。

　　但是英语专业以及其他文科专业学生人数下降还有其他原因。历史、地理和人口变化因素不能解释一切。其他内在和外在的力量也在起作用。文科，尤其是英语专业陷入麻烦既有自己无法控制的原因也有因为自己造成的原因。首先是明显的外部原因：资金缺乏。在过去25年，获得一个大学文凭的成本在迅速增加，学费远远超过了通货膨胀率，因此大学毕业后欠债的情况也在增加，父母对文科学位的赚钱能力感到焦虑。他们的大学适龄的孩子无疑也有这种焦虑。当大学成本低廉时，还可以压制这些焦虑。（60年代初期，我在伯克利一年大概花费100美元，按现在的美元可能就700美元左右）。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亚历山大·艾斯汀（Alexander W. Astin）的研究告诉我们，在60年代中期，80%以上的大学入学新生报告说没有什么比“培养一种有意义的人生观”更重要的了。“经济上赚大钱”只是后来的想法，只有不足45%的新生把它作为主要目标。但是艾斯汀报告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学费的飞涨，这两个比例调换了位置。到了1977年，经济目标已经超越哲学目标，到了2001年，70%以上的本科生已经把目光集中在经济现实上了，只有40%的学生仍然在探索有意义的哲学问题。

　　校园外，关于未来收入和经济安全的消费者视角反映了校园内校长、教务长、院系主任等的办公室思考的镜中形象。我在这些办公室工作了20多年，可以肯定地说这些地方的管理者永远都在考虑如何运用现有资源来满足不断增长的运行成本。随着成本的增长，他们创造了一个悖论：除了学费收入外，唯一能筹集更多钱财的方法是聘用更多人员来吸引慈善捐款，确保来自政府和其他机构的研究经费的持续流入。每个管理者都是扩张必要的非教学的管理者如发展官员、技术支持人员、研究助手、熟悉联邦法律和规定的律师以及负责越来越多新雇员的人力资源管理者的同谋。我同意历史学家林·亨特（Lynn Hunt）描述的情景:“大学作为整体的工作人员越来越多，但是教师、秘书和负责学生生活的工友相对来说是在减少。”

　　教师的减少特别发生在文科，因为文科几乎无法从外面弄到收入。经济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心理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医药行业的几乎每个人都可以获得研究经费、课题资助和联邦资金等。文科学者则不能，他们觉得自己是学校的直接雇员，以工资、补贴和运行费用形式消费学校的钱，而不是花面的钱。

　　但是，英语系有一个强大的生命线，它负责讲授写作。虽然这个任务总是被作为高等教育的核心活动来吹嘘宣传，但它是一个没有尊严的活动。写作课老师是在教室里上课的老师中待遇最低的，大部分写作老师虽然有博士学位，却没有得到教授岗位或者职称提升的指望，他们的办公室往往很小而且很拥挤，他们的学术成果很少被看做与“文学”研究具有同等价值。他们的工作虽然很重要，却被贬低了。

　　英语系尽管容纳了教育的这个核心功能，仍然被大学的财务管理者看作包袱而不是资产。“人文科学研究中心”资助、可靠的古根海姆基金会（Guggenheim Foundation）资助、以及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CLS)、麦克阿瑟基金会、或者全国人文社科基金会等等的资助对当今大学面临的经济困境来说是杯水车薪。正如美国学术团体协会前任主席约翰·埃姆斯（John H. D’Arms）十多年前报告的，给文科学者的可怜的外来资助也在慢慢干涸，他们的生存责任“越来越多地转移到大学身上，而大学不能或者不愿意从起来地方抽钱来弥补这个缺口。”

　　这些是英语系衰落的一些外部理由：公立教育的兴起、英语作为学科的相对年轻和不稳定性（虽然外表成熟稳固）、金钱的冲击、现代大学内对院系吸引外来经济资源而不是消费这些资源的压力。在所有这些方面，英语系都深受其害。但更深层次的解释不在于英语系遭遇了什么，而在于它自己做了什么。

　　英语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变得越来越缺少连贯性，作为学术研究领域几乎已经接近枯竭。英语系没有对其周围环境做出精力充沛的和机智多谋的回应。虽然认识到自己越来越处于边缘地位，但英语教授总体上并没有接受它。他们不愿意清楚看待自己的处境，虽然有些困境是自己无法控制的因素所造成。他们的反应是重复那些冠冕堂皇的高调，同时追求以自我为中心的目标。在课程改革的喧嚣中，英语老师们增加或者删除某些课程要求，提出新研究领域与旧研究领域抗衡，相互攻击五花八门的批评理论。他们不是化解分歧，寻求和解，找到坚实的共同基础，而是各行其是。因为四分五裂，英语系已经陷入混乱不堪的境地。因为不能改变历史或者重写经济现实，他们或许本来应该至少保持自家房屋的秩序，但他们没有这样做。

　　结果，每个人都偏离中心朝向其他地方的五花八门的研究方向已经让许多有思想的人质疑文学专业到底是什么。早在1982年的时候，反对偶像的文学批评家弗里德里克·克鲁斯（Frederick Crews）就非常热心于揭露知识分子生活的思想停滞，宣称英语文学研究不能断定自己到底是“合法的学科还是业余消遣”。他得出结论，文学研究其说是一门学科倒不如说是“让人昏昏欲睡的领域”。20年后的2004年，越过他的肩膀往后看，思想史家和文学版记者路易斯·梅南德（Louis Menand）在现代语言协会年会上告诉同行教授们已经知道的东西：尽管文科招生人数在1970年代达到高峰，但此后“就一直在下降”。

　　他的判决是“或许这个专业中发生的事不是社会或者哲学变革的后果，不过是油箱里一无所有的后果而已”。他的并不华美的比喻指出英语教授要探索的知识和理解并没有真正的新内容。他暗示，这恰恰和自然科学家面临的问题正好相反：许多新领域要开拓，新知识要获得，真正的工作要做。

　　实际上，质疑之声很多。现代语言协会的年会已经成为让学者清醒的好机会，成为他们进行痛苦的自我诊断、表达忏悔和绝望的仪式。2006年，该协会的主席，本人也是多产的学问很好的批评家玛乔瑞·帕洛夫（Marjorie Perloff）和学界其他人不同，告诫同行们说，他们可能是在没有适当资格证明的情况下从事文学研究的，“而经济学家、物理学家、地质学家、气候学家、医生、律师等必须掌握一套知识后才被认为有资格从事本行业的工作，我们文学研究者往往被默认为没有任何明确的专业知识。”

　　这个学科接近破产的最明显迹象或许是学科内部的沉默。在一个又一个质疑和不再抱有幻想的批评面前，这么多年来没有人走出来确认英语研究（或者比较文学或者其他语言的类似研究）的连贯性和自我限制的边界，能够被描述为这而不是那。

　　这种沉默强烈暗示相互理解的共谋关系，从业者同意当今教英语从思想上说是做自己喜欢的事。他们对英美文学作品不再具有责任意识，进行业余的社会学研究或者人类学研究或哲学或漫画或士兵和大屠杀幸存者的创伤研究等，你干什么都行。你甚至不必要相信文学作品有可理解的意义，你还能宣布它们和文本之外的世界没有任何关系。你也不需要相信文学史对理解你讲授的书有帮助。历史本身被当作让人误解的，无关紧要的，甚至不可知的东西被扔到一边。简而言之，根本不存在讲授英美文学应该遵循的固定规则和操作原则，即使有，也很少。不管是在课堂上还是在文章中，人人都光明正大地抛弃了一切根本原则，都在最大程度上实现思想自由，我不干涉你做的事，我很高兴看到你回报我的好意。但是在他们周围是丰富的文学作品和要讲给年轻人听的不寻常的书。

　　让我们看看哈佛大学的英语系。它现在同意取消为本科生开设的英语文学概论课，取而代之的是四个新的“契合团体”---“外来者”、“诗人”、“传播”、“莎士比亚”。第一组考察英语文学的外来影响，第二组是老师选择的任何诗人，第三组研究英语在向全球传播中产生的各种作品（再次由老师选择），最后一组直接关注莎士比亚及其同代人。

　　英语系本科生教学部主任丹尼尔·丹诺（Daniel Donoghue）去年12月告诉学生刊物《哈佛红》说“我们的途径是以干干净净的石板为开始”。哈佛著名的莎士比亚学者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也告诉《哈佛红》从前的概论课内容“将通过教授在上课过程中渗透给学生，他们毕竟都是英语文学领域的专家。”但在这个途径下，没有一本书或者一套丛书是每个哈佛英语专业学生在毕业前必须阅读的。哈佛在这个“干干净净的石板”和“渗透”实验中带领学生前进的方向是一部悬空文学史，由本科生自己完成从中找到思想连贯性的任务。

　　格林布拉特说：学生应该自己精心设计自己的文学“旅程”。教授或许对这些旅程前进的方向了解一点，或者知道他们的道路可能偏离正道，但是可以肯定，学生们没有共同的目的地。

　　哈佛这样，美国的其他大学也如此。那些曾经竭力要规定学生应该学习某些课程的人已经从哈佛了解到诸如“核心知识”或者“基本经验”等术语只能引起尖刻的议论、确立保护范围、和教师的反叛。没有人有勇气来重新发动西方文化的战争。让学生自己发现寻找知识的道路好了。

　　在我看来，这一波的事件已经证明绝非幸福的和解放的壮举。我曾长期以来渴望相信我是专业人士，是在研究一门学问，如果幸运的话，我能够增加知识和技能。我一直想相信这门学科有一些边界和限制，存在一些必须了解、保存、和传承的最基本内容。但是现在一切都成了漏洞百出的、朦胧的、容纳无休止的即兴创作，消除和抛弃的东西；“干干净净的石板”不断出现。时尚一个接着一个走马灯，各种理论敲锣打鼓热闹进场，很快就失去地位而破产，遭人遗弃。一直行进的车队因为不断抛弃行李而轻装前行。

　　与此同时，本科生已经认识到围绕在他们周围如教室、走廊和休息室里的这种混乱。他们看到仅仅比他们大几岁的学生的遭遇，如当助教的研究生、新生老师、或“执行助教”。这些“大”学生向他们透露更高职业发展的前景渺茫和凄凉，学习辛苦，赚钱很少，还要欠很多债。在英语系，要拿到一个博士学位平均要花费 11年时间。在历尽辛苦过了这些关口后，新科博士中只有一半找到教书的工作，而在过去一年里新工作岗位下降了20%以上。而且其中很多工作是兼职的，根本没有获得教授岗位的可能性。类似这些消息在学生中流传，而与此对比的是，至少在近期以前，商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刚毕业的学生就能赚很多钱。这种对比类似于成长于锈带城市的年轻人看到的情景：工作不再有了，我们的技术已经过时。

　　我仍然在教书，拥有一名老兵的骄傲。我对自己知道的东西和我希望能够传授的东西感到自豪。我希望，我的课堂是充满阳光和希望的地方，我们可以花费时间阅读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或者伍尔夫的《到灯塔去》。但我知道我的一些学生的感受，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系列问题，虽然任何一个问题都是可以克服的，但结合起来却无能为力的景象。本科生来上课的人数越来越少，包括我的学生和其他老师的学生。本科生读书的乐趣被有关金钱和职业的焦虑破坏殆尽，大学管理者更可能把“文学类”专业看做累赘而不是资产。我们在讲授的学科正在处于自由落体状态，因为意识形态、种族地位、理论、性别、性、传统的“精读”等一个个从共同目标的专业共识的核心飞走，人数在减少的最年轻的未来专业人才对越来越暗淡的就业前景感到忧心忡忡。

　　提出一个从这个学术死胡同中出来的道路是让人开心的事。首先，全国各地的一些同行已经呼吁回到文学的审美源泉，这个常常被忽略的坚硬岩石般的事实：文学确实能给人带来娱乐、开心和教育。他们敦促英语、法语、俄语文学的讲授，讲授体现范围广泛和多样性，从作品本身的内在价值角度来判断的精心创作的艺术品，闪烁人类智慧的无穷吸引力。第二，我们应该重新确定评定教授岗位的标准，更多强调教学能力而不是发表的研究论文，我们应该准备好和管理者的决定抗衡，他们的科学基础的模式并不是合适的评价手段。从发表和出版很少被人阅读的论文和专著的研究成果的义务中解放，人文学者就能够花时间讲授自己喜欢的东西给喜欢学习的学生。如果他们想发表文章，可以发表在几乎没有任何成本的网络上，志同道合的同行能够迅速分享他们研究和思考的成果。更重要的是，阅读的奢侈和快乐能够得到回报。我想相信他们说的东西。

　　我也想相信英美文学是一门专门的学问，有连贯的历史和学科形成的内在设计。造成其外观的原因是能够分析的，正如其中每个成就体现的美德和正直一样。学生能够被部分属于审美部分属于侦探一样的探索所吸引来从事文学的学习，没有了精力充沛的学生的存在，文学研究就会萎缩。学生可以参与到对所讲授的文学作品充满热情的老师的活动中，就像在同一个实验室里和老科学家一起工作的年轻科学家一样，他们能够被感受到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的意义，与别人分享，产生值得拥有的知识。或许他们，最年轻的一代能够和老师一起将丧失秩序意识的房子再拼装起来。

　　如果能这样做，他们在毕业的时候就拥有一些真正的知识，某种强大的文学是如何产生的，各部分是如何组织在一起的，创造过程在几个世纪里是如何被不断更新和变化的等最根本的认识。

　　他们的探索和研究中可能涉及当今一些热门话题如种族、性别、性在文学创作中发挥的作用。但焦点要或者应该放在作品本身而不是用来支持这些作品的理论。英语系不必要重新开启西方文化战争，但需要开始尽心争取自己的作品战争。他们必须决定要讲授哪些作品，论证做出这些选择的原则，如果要赢得作为学术研究的院系应该获得的尊重的话。

　　他们也可以把现在许多人看作二流的活动和包袱变成可观的资产。他们能教给学生写出漂亮的文章，学会使用修辞。他们应该把写作和修辞课程放在活动的前沿。他们应该宣称写作讲授是老师已经掌握的技术，选择英语作为专业的学生一定能在毕业时拥有经受严格考察的漂亮的英文写作能力。这些学生将把这些能力随身携带到求职面试甚至未来更进一步的教育训练中，这种能力是在任何地方都受到尊重的，但当今大学生往往非常缺乏。

　　如果听任这个分崩离析的过程，无所作为，那么英语专业的学生人数将持续减少。文科的教师岗位将被没有教授岗位的兼职教师占据（在英语系里，每六个老师就有一个兼职教师）。但好消息是某些形式的思想史仍然被重新撰写，普通读者还是能看到。莎士比亚的戏剧仍然在上演，虽然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由英语系主办了。文学传记仍然吸引具有欣赏眼光的读者。较好的私立大学认识到这种贵人应有的品德，将证明比大型公立大学对文科更友好，即使这种关照有其局限性。

　　文学研究将通过研究经典、希腊和拉丁语来维持现有的形象和尊严。对于那些关心文学教学的我们来说，这是个让人沮丧的前景，但这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失落感。正如奥登关于另一次失败的诗中所说：“那华贵而精巧的船必曾看见，一件怪事，从天上掉下一个男孩，但它有某地要去，仍静静的航行”。

　　但是我们能，而且必须做得更好。重要的是作品本身和它们对年轻人的意义。是的，它不过是文学传统，仅此而已。但是没有了这样的传统，公民社会将没有指南。从天上掉下来的孩子不应该被忽略。

　　译自：“The Decline of the English Department” by William M. Chace

　　http://www.theamericanscholar.org/the ... ish-department/#more-5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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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查斯：英语系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