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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人文与社会</dc:creator>
        <title>王得后：《废名集》的编纂</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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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学科: 文学&lt;br /&gt;关键词: 王得后，废名，王风&lt;br /&gt;摘要: 编者作风低调，少长咸认他是个完美主义者，以未收入废名的书信、日记而放弃“全集”的名称。《废名集》终于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虽然书名为“集”，或以为是一部“文集”，实至名归，乃是地道的一部“全集”。 &lt;br /&gt;&lt;br /&gt;当今的潜规则，“文集”者，介乎“全集”与“选集”之间。似乎不是“全集”，而作者编者内心深处是希望读者把它看作“全集”的:他或她的作品全部都在其中了；您不必也不劳再加搜求。实际呢，距离“全集”颇为遥远，他或她的名噪一时的“雷”人大作，都有意遮蔽了。“全集不全”于是成为当今名人集子的通病。或因为贫穷，出不起“全集”？遥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为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重新编辑注释出版《鲁迅全集》，可以说是蔚为大观。海外有蔑视鲁迅者，也不得不感叹:中国大陆的作家，只有鲁迅能够这样；甚至连字纸篓里的东西都收入集子了，而不能改变他的形象。这就是鲁迅。&lt;br /&gt;&lt;br /&gt; 这部《废名集》，是编者王风用了十二年功夫整理编纂的作家集，不仅是难得的佳构，更堪称出类拔萃。此无它，盖它收录了现在“能找到的废名所有已刊未刊作品”，又经过近乎完美的校勘，尤其是，出了校记，令学者有所考核，令读者得到更多的知识。编者作风低调，少长咸认他是个完美主义者，以未收入废名的书信、日记而放弃“全集”的名称。对此，我是不以为然的。作家的书信和日记，如果有，又存世，对于研究作家的生平，撰写作家传记，固然是极好的资料，但书信日记的立意毕竟是并不公开发表的文字，是个人的私密，收与不收是两可的。自然，公开信，与写作的时候就是准备百年之后公之于世的特殊日记除外。还有，如果要收，也必须全收才合理。&lt;br /&gt;&lt;br /&gt;《废名集》编者的这种精神，我以为是伟大的。这“伟大”，出自鲁迅辞典。鲁迅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里，赞颂孔子“伟大”，说“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鲁迅又写《颂萧》，称赞萧伯纳“伟大”，说:“我所谓伟大的，是他竟替我们二十岁的青年，想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而且并不离开了现在。”《废名集》不就是这样的吗？编者生活在“为自己讳”，“为团体讳”，“为亲者讳”，“为尊者讳”的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随俗编一部“全集不全”的集子；编者的这样编法是想到今天的年轻学子的研究，即为我中国的学术，为我中国文化的建树。难道还不“伟大”吗！&lt;br /&gt;&lt;br /&gt;一部集子，文集，全集，第一要紧的是搜集的文章，要“全”，不能刻意漏收，错收，乱收。其次是要精心的校勘。再其次，鉴于六十年间，我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寿命长而活在红旗下的，而又可以重版自己“过去的”作品的，大都自觉或奉旨修改“旧作”。这就有一个版本问题了。&lt;br /&gt;&lt;br /&gt;这是事实。“全集不全”，“文集”刻意隐蔽重要著作，采取“瞒和骗”的编法，至少有三种几乎难以冲破的力量。一是有司的规定，意识形态抉择。无比权威的《鲁迅全集》，一九五七年版，就扣压了数以百计的书信。同时又删除了鲁迅翻译的托罗斯基的《亚历山大·勃洛克》。&lt;br /&gt;&lt;br /&gt;扣压与删除之外，是错收或乱收。时间到了二十一世纪了，您以为出版业“与时俱进”了吧，可是二○○五年重新编辑注释出版的《鲁迅全集》，竟然收入一九八一年版都不收的所谓“祝贺长征胜利”的贺电。这封贺电，只有一句话。先是说鲁迅和茅盾联名发出的。茅盾表示，自己并未与闻。文化大革命中出版的《鲁迅书信集》还是收入了这句“贺电”。然而，现在，“贺电”变成了“贺信”；“祝贺长征胜利”变成了“祝贺红军东渡黄河对日军作战”。可是，编者郑重其事的注释，却赫然写道:“起草人未详”。——“起草人”都不加考订，浑然不知，怎么就安到鲁迅和茅盾的头上呢？&lt;br /&gt;&lt;br /&gt;二是作家自己或亲朋好友的“避讳”。首先，他们刻意把历次政治运动中揭发朋友，批判他人的大作，秘而不宣，不再收入集子，“文集”。可为什么不命名为“选集”呢？虽然，“选集”也以选入重要作品为正当的做法。紧跟时代，显示一时代政治、思想、道德风貌的作品，何其了得啊。最匪夷所思的是已故作家的后代，操刀修改家大人的著作。而不幸中的大幸，硬有学者埋头对校，竟至于出版了几十万言的巨著，传为学界佳话。&lt;br /&gt;&lt;br /&gt;三是编者难以克制的偏好。《鲁迅著译编年全集》是新近出版的一部极好的著作集，是空前的一种编辑法；对于研究鲁迅，特别是如鲁迅所说，“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从一九三八年出版的国内第一部《鲁迅全集》到现在，七十年了，才有这样的编年集，其珍贵可想而知。可惜，编者将《热风》中的四篇《随感录》移作“附录”，并直接注明“本篇系周作人所作”。根据呢？不加说明。其实，不过是周作人在乃兄去世五天之后，作《关于鲁迅》，说:“(鲁迅)所作随感录大抵署名‘唐俟’，我也有几篇是用这个署名的，都登在《新青年》上，后来这些随感录编入《热风》，我的几篇也收入在内，特别是三十七八，四十二三皆是。”这种死无对证的著作权之争，是需要仔细研究的，比如查查原刊就知道:《三十七》署名“鲁迅”，《三十八》署名“迅”，《四十二》署名“鲁迅”，《四十三》署名“鲁迅”(附带说一句:一九八一年版和二○○五年版《鲁迅全集》的题注，不知为什么《三十七》、《四十二》和《四十三》的署名都缺如，和注释体例不符，也颇令人费解的了)。周作人把署名都记错了。又，《三十七》是谈打拳的，引来一封读者的批评信，鲁迅又作《关于〈拳术与拳匪〉》，文中明说“我所批评的是社会现象”，信末署名“鲁迅”。又周作人上文说“特别……皆是”，是否还有周作人没有点出篇名的呢？都需要研究的。自然，见仁见智，编者可以有自己的取舍，但最好是说明这是您自己研究所得呢，还是根据某人所说？如果没有坚实的证据，严谨的考订，还是如浙江人民出版社二○○二年版《新版鲁迅杂文集·热风》编注者李庆西先生在《三十七》的注释那样，引述周作人的说法之后，写道:“周作人此说目前尚无其他资料可以佐证，录以备考”，比较实在吧？&lt;br /&gt;&lt;br /&gt;要之，整理编纂我国现代作家的“集”，“文集”，“全集”，“选集”，都有一个共同的收入什么，收入多少，版本，校勘诸多问题。《废名集》是尽力搜寻，全部收入，精心整理，严谨校勘的一部，不仅成果本身，对读者，研究者功德无量，在如何整理、编纂方面也提供了丰富的思考资源。 &lt;br /&gt;&lt;br /&gt;至于什么作家有资格编集，编文集，编全集，乃至编选集的问题，史家固然有史家的眼光，但是，史家不是也分党分派的吗？任何一个史家，无论自视多么高耸，也决不可能一统天下，一言九鼎。年轻时读到契诃夫一则谈创作的手记，说是:大狗叫，小狗也叫。这鼓励了我一辈子。&lt;br /&gt;&lt;br /&gt;还有人觉得全部精心校勘一个作家的作品，是不值得的，认为有个选本就行。我想，有了全部精心校勘的文本，选家不是得益多多吗？&lt;br /&gt;</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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