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中：从海外看建国六十年历程

wen.org.cn — 2009-10-08T09:04:55+16:00

学科: 政治
来源: (香港《镜报》月刊2009.10)
关键词: 谭中，印度，六十年
摘要: 谭中先生祖籍湖南，1929年生于马来亚柔佛邦，1931年至1954年在中国长大。1955年至印度，并在印度获得了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曾任印度尼赫鲁大学汉语系主任、教授，英迪拉·甘地国立艺术中心顾问。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的历程中，“自力更生”的精神极爲宝贵。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印度工业制造科技方面比中国先进得多，但现在比中国已经落後一大截了，这主要由於中国“自力更生”的精神大大超过印度所致。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主要应该是把农村建设成乐土。

　　打一仗中国专家成红人

　　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毛泽东率领中央政治局领导核心从河北省的西柏坡坐汽车去中南海掌握政权的路上幽默地说，此行是“赴京赶考”。中国共産党会打仗已经是世界闻名了，但是没有管理大城市、领导工商业发展的经验。1948年陈毅将军带领第三野战军进入上海时閙过一些“土包子”笑话（比方説，用抽水马桶洗米、洗菜等），但在短短的两三年内就清除了国民党政府从来无法清除的黑社会与市场投机倒把恶势力，中共驾驭了上海以後，全国政权就逐渐巩固起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於两大战争，一是抗日战争，二是国共内战。她从“热战”的娘肚子里出来，又掉到“冷战”的摇篮里去。初生的共和国缺乏玩弄“地缘政治”的经验，在外交的总路綫与具体细节上都犯过一些错误，交了昂贵的学费才慢慢成熟起来。毛泽东的“一边倒”（倒向苏联集团、坚决以美国集团为敌）就是国际关系行爲幼稚的典型范例。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参战“抗美援朝”，那是一场不对称的较量，“小米加步枪”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人民解放军的翻版）面对全世界最先进的美国军事装备，以勇敢与鲜血换来中国的尊严与骄傲。那一仗打过後，世界超级大国美国就再也没有和中国直接作战的志气了，变成“纸老虎”了。朝鲜战争对美国还有许多间接影响，比方説，《孙子兵法》变成美国军事训练的教科书，中国研究和中文课程在美国如雨後春笋地繁荣发展。

　　1964-66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系胡昌度教授被福特基金会派到印度当德里大学中国研究系顾问专家，他曾经和我谈起在美国留学、定居的经过，开始时搞中国研究的人得到硕士、博士学位以後很难找到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美军在朝鲜战场上嚐到中国厉害以後，中国专家突然变成红人，政府、学府和其他机关都找他们，连那些不同情共产党的华人、华裔都从心底喊“毛主席万岁！”

　　记得十多年前我到哈佛大学去探望印度好友阿莫多·沈Amartya Sen教授（那时他还没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告诉我说，美国大学的中国研究特别兴旺，印度研究相对冷冷清清。20世纪初美国有股“印度热”，特别是1913年印度大文豪泰戈尔作爲第一位亚洲文学家获得诺贝尔奖金後到美国讲演掀起了“泰戈尔热”，更对“印度热”起了推动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後，这“泰戈尔热”与“印度热” 逐渐被“毛泽东热”与“中国热”取代了。

　　聼到国歌的不同感受

　　近现代两百年来，除了非洲黑人奴隶以外，华人和犹太人曾经是天涯海角最受人歧视与淩辱的民族，犹太人因爲没有祖国（现在有了以色列），华人因爲祖国不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才彻底改变这一状况。过去中国人是臭名远扬的“东亚病夫”，1957年11月，郑凤荣在北京市运动会上创造了女子跳高世界纪录，震动全球。1959年4月，中国运动员容国团在德国多特蒙德的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夺得男子单打冠军，海外华侨第一次从国际电台上聼到世界比赛场上奏起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许多人感动得流下泪来。打自那以後，中国国旗和国歌在国际场合升起、奏响的场面越来越频繁，在去年8月北京奥运会上达到高潮，人们也就习以爲常了。

　　几年前我在芝加哥的一次晚会上和一群大陆来美定居的华裔闲谈，有人说，“这国际比赛上的‘起来’、‘起来’，简直腻了”，我聼了这话百感交集。1931年我3嵗从马来亚囘国，“九一八事变”刚发生不久，《松花江上》和《义勇军进行曲》是小学同学最喜欢唱的歌，我们每天都高声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唱得心情沉重也激动。我伴随日本侵略、八年抗战的苦日子、唱着“起来、起来”成长，它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以後，这“起来、起来”唱得感情更深。我几十年在海外，每次在电视上聼到这“起来、起来”并看到五星红旗升起，眼眶内自然而然地涌出热泪。现在中国年轻人没有经过苦难的中国那段日子，对《义勇军进行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感情就不同了。

　　“自力更生”精神极爲宝贵

　　我觉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的这一段历程中，“自力更生”的精神极爲宝贵。已退休的纽约市立大学东亚系主任、着名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曾经告诉我，以前纽约的华人经常在公开场合被美国人侮辱，中国有了原子弹以後，情况就改善得多。五十年代美国动不动就对中国进行“核”讹诈，1956年4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中国“要不受人家欺侮”就必须掌握原子弹，当时这个项目的小名就叫“争气弹”。那时简直是白手起家，西方世界对中国禁运，连普通仪器都无法进口。苏联“老大哥”、联共总书记赫鲁晓夫本来答应派出专家帮助、还供应一个原子弹样品，协议订了又撕毁。1961年夏天经济实在困难，有人主张让核工程暂时下马，陈毅当时在北京任职，他说：“脱了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上去”。1964年10月16日中国原子弹炸响的那天，恰恰又是赫鲁晓夫倒台之日。1967年6月17日中国又试验氢弹成功，毛主席开玩笑说：“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专家，逼我们走自己的路，要给他发一个一吨重的奖章。”

　　与中国相比，印度在国际上左右逢源，使她对国际援助产生了一种依赖情绪。冷战期间，印度和苏联打得火热，苏联供应印度90%以上的新式武器，表面上看是得了便宜，实际上不然。苏联把新式米格战机卖给印度以後却不供应足够的零部件，飞机要维修，经常由於零部件短缺而受卡。米格飞机的发动机是封死的，稍出毛病就报废。经过一段时间维修以後，原价低於国际市场价格的苏联飞机也就不便宜了。更有甚者，在五十年代，印度工业制造科技方面比中国先进得多，她在半个世纪内也埋头苦干、力争上游，但现在比中国已经落後一大截了，这主要由於中国“自力更生”的精神大大超过印度所致。

　　许多人议论中国走自己的道路和与国际接轨的问题，比方説，在政治体制上，印度比较符合世界潮流，采纳英国威斯敏斯特多党议会制度，实现全民普选政府，中国缺乏这些，与世界政治主流有点格格不入。国际评论家比较中印发展、无论是经济或是社会问题，都会自然而然地在两种不同政治制度的优劣上做文章。一般的结论是：中国的体制行政效率高，便利於全国总动员，因此能高速发展。相比之下，印度要改革、要建设、要拆迁，都遇到顽强的阻力，使得印度基础建设大大落後於中国。另一方面，人们也指出：印度的政治体制不像中国那样容易激发社会矛盾、引起突发的群体事件与官民冲突。这样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今後的发展中，应该研究与借监印度体制之长，因爲两国都是人口超级大国，面临问题相似。

　　“崇洋媚外”与走自己的路

　　中国发展走自己的道路，除了“自力更生”以外，还要抵制“崇洋媚外”的风气。我们看到，中国发展“西洋化”的程度要比印度浓厚得多，也就是说印度对民族传统的保存比中国做得好。国际旅游者到印度观光，随便走到哪儿都觉得身在印度，但到了中国就有点莫名其妙了。许多外国人说：“到了北京和到纽约是同样感受”。站在中国传统立场上看，可以说故宫、北海、天安门、天坛、先农坛等是被“崇洋媚外”文化沙漠包围的少得可怜的传统绿洲。

　　最近在中国互联网上閙得沸沸扬扬、甚至上了英、法电台、电视台的北京“色情门”风波，牵涉到被老百姓嘲笑为“大裤衩”的中央电视台新楼的建筑设计。据説该建筑物的荷兰设计师库哈斯在新书中自称，他的设计是故意和中国开个色情玩笑———主楼是“女臀”的象徵、辅楼是“男根”的象徵。一些愤怒的中国网民说，这是“将中国人对央视大楼拥有的全部骄傲和信心重重摔打在地”。如此等等也太荒唐了！北京有好多耗费巨资从外国进口的“新潮”建筑设计，从中国传统的审美观来看并不雅观，摆在神州大地上也有点像怪物。中国城市规划以及政府机关单位主管应该从央视楼吸收教训，彻底从“崇洋媚外”的迷魂汤中清醒过来。

　　爲甚麽要扬弃“崇洋媚外”，因爲这种“东施效颦”不但没有出息，而且害己害人。近世纪以来，日本就是“东施效颦”的恶劣典型。印度诗圣泰戈尔对日本文化一直很钦佩，但也一直担心日本模仿西方的危险。他说：“虽然日本掌握了欧洲的科学使本民族得到安全，同时却必然使她的国际关系失去人格。日本的血液中已经渗透西方帝国主义的毒素”。这是他早就预料到日本会发展军国主义而碰得头破血流的名言。战後日本仍然“东施效颦”，虽然一度名声显赫，最终走不出自己的康庄大道。最近胜选的民主党领袖、未来日本新首相鸠山於8月撰文，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在自民党的右翼政府领导下一直是长期以来“美国领导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与‘金融资本主义’的受害者”。看样子日本也会抛弃“东施效颦”。

　　六十嵗对人来説是“大寿”，但在当今国际舞台上，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只是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虽然中国已经闯入西方工业革命所创造的“勇敢新世界”，但中国几千年的拿手好戏是农业，中国现在80%的人口仍然生活在农村环境中。再有，欧洲那些工业国老前辈现在都不景气、日暮西山。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仍然有点朝气的工业强国，她只有世界5%的人口，却消费世界能源的25%。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成美国（能源消费比率达到人口比率的五倍），全世界的能源都不够世界20%以上人口的中国消费，这条路走得通吗？如果中国硬要这样发展下去就会导致世界末日的到来。

　　中国的发展牵涉到两个基本问题。第一，“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中国首先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让13亿多人吃得够、吃得好，就必须大力发展农业。根据农业部长孙政才透露，由於中国在“粮食、油料、蔬菜、水果、肉类、禽蛋和水产品等产量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中国从2006年起才停止接受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无偿援助。但中国还远远没有实现《南泥湾》歌中那“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美景，中国广大农村还有吃不饱的现象。在当今国际和平的大环境中，中国发展的方向主要应该是把农村建设成乐土。第二，应该彻底改变“工业先进、农业落後”的陈腐概念。农业本来就是“工业的综合”，现在更是“生命科学的前沿阵地”，农业不但可以生産粮食，而且可以生産能源。农业可以最科学地利用取之不尽的阳光与越来越少的水资源，使人类从“黑发展”道路转到“绿发展”道路上去。中国正在开始这种转变，在今後的岁月中必然会前程似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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