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默：美国分配公平的迷局

wen.org.cn — 2009-09-10T01:29:19+16:00

学科: 经济
来源: (《中国经济》2009.8)
关键词: 罗默，分配公平，资本主义，福利经济，财富市场
摘要: 没有实质性再分配的资本主义无法带来公正。如果市场的主要功能是协调而非激励，则税收可以在不损害激励机制的情况下进行再分配及筹集公共服务资金，从而实现公平。 J．E．罗默（Roemer，John E. 1945—）1966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数学系，1974年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耶鲁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是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

私有产权的市场经济，也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因两个原因而受到推崇。这两个原因是资源配置的高效率和能够激励辛勤工作、创新及技术形成的机制。前者是静态的，后者是动态的。前者形成于福利经济学第一福利定理：一个竞争的均衡是帕累托有效的。后者则没有一个简单和必须接受的公式。没有哪个定理能够证明资本主义是借助其动态性改进个人福利的最好系统。许多人是因为历史经验而相信资本主义是这样的最好系统。基于此，我将讨论这两种观点。我的论点是，尽管就其历史来说，资本主义取得了一些伟大成就，但是仍然有一些重要原因可以让人去质疑资本主义是否就是经济组织的最优系统。

1、资本主义经济的效率和分配

福利经济学第一福利定理认为，如果：

·市场是竞争性的（所有参与者是价格接受者），

·市场存在于所有商品中，

·不存在公共物品或公害，

那么一个竞争性的均衡就是帕累托有效的。对这个定理，目前有两类批评。第一类，我称之为效率角度批评，它断言该定理的前提不支持现金交易市场经济，因此其推论也就没有太大意义。第二类则为分配角度批评，这类批评认为帕累托效率尽管可取，但却不是分配中最重要的因素。我们同时还必须考虑收入分配，而这一点则被福利经济学第一福利定理忽略了，因为在一个达到竞争性均衡的市场经济中，拥有很少市场资产的人们处于劣势。他们甚至可能会挨饿。因此，仅仅从效率的角度来评价一个经济机制是目光短浅的。

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效率角度的批评。在现实中，许多参与者都不是价格接受者。大公司通常是垄断的，甚至是寡头垄断，能够决定价格。同时在规模报酬递增的产业中，还可能有一些自然垄断者，此时接受价格与效率存在冲突。我是指，尽管我们可以假设某一产业中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性质的公司是一个价格接受者，但事实上，任何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公司，如果按照理性行事，都不会成为一个价格接受者。如果可以去改变价格从而增加收益，为什么要去接受给定的价格呢？第二，并不是所有商品都存在市场：原则上，保险市场通常由于信息不对称而无法存在，信贷市场也因为同样原因而失败。由于保险和信贷都是极端重要的产品，因此一个无法有效提供这些产品的市场将不能称之为一个好的市场。第三，存在一些明显的公共物品和公害。今天，最重要的公害当属排放入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如果不加控制管理，便会使全球气温升高从而毁坏人类生活。然而我们无法依赖市场去控制碳排放。一些诸如政府或国际组织必须去控制并指定可容许的二氧化碳排放水平。

2、政府的角色

现实情况不符合福利经济学第一福利定理的前提，这恰好印证了政府的经济角色。政府限制垄断（反垄断法）；私人市场失灵时，政府提供相应保险——主要是养老、医疗及失业保险，同时，政府组织公共产品生产和限制公害。此外，一个发达的政府承担着诸多提高分配公平的责任。这是因为禀赋资本的市场价格非常低（主要是残疾人和非技术工人）的那些人们将会在竞争均衡中处于劣势。所有发达的民主社会都赞同对收入的再分配，以改善市场均衡中形成的第一次分配。再分配和政府干预在概念上应当分离开：前者并不主要致力于提高效率；后者则力图修补由于第一福利定理前提的失败而导致的效率损害。

经合组织报告了成员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社会支出的部分。这些支出包含了政府在退休金、健康保险、贫困项目、失业保险及教育方面的支出。它们都是私人物品；公共物品的支出另外计算。我们发现有四个欧洲国家将超过27%的国民生产总值全部用于社会支出。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是20%。美国则低于平均水平，为16%。

我们考察了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总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如瑞典，这个比例超过50%：也就是说，国有部门的规模占到整个经济结构的一半以上。当然它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的一部分还用于其他的政府服务——如公司管理、法院系统、国防、公共物品提供等。在八个国家中，政府的经济活动占到整个经济体的40%以上。在美国，联邦总税收仅占经济体的25%。但是考虑到各州及地方税收，这个数字在美国也超过30%。

因此，在所有发达的经合组织成员国家中，政府控制着整个经济产出中很大的一部分。这一点出现的原因是基于两类市场失灵：在现实经济中福利经济学第一福利定理前提的失败，从而导致无效率；市场再分配收入时出现的失灵，而收入再分配在现代政治伦理中被普遍接受。

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分配角度的批评。在市场经济中，那些没有生产工具或者仅仅拥有非技术劳动的人们处于劣势。实际上，竞争均衡没有理由去保证每个人都拥有足够的收入来生存（其中一个后果就是，如果非技术劳动力的工资非常低，其家庭就必须送孩子去工厂而不是去学校。因此，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童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市场失灵，而是在竞争均衡中产生的。想要终止童工，某些能够增加贫困家庭收入从而使他们不需要将孩子送去工作的政府干预是必须的）。在极端情况下，市场经济中一些既无法工作又没有资产的残疾人如果没有救济金，就会挨饿。因此，社会必须从那些有能力的人的手中将收入转移到那些丧失能力的人的手中——如果不希望这些人死去的话。更普遍的，所有的发达民主国家都有一个规模可观的福利政府。

3、美国的财富分配

没有再分配——没有严格的累进税制的资本主义，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体系。即便是在美国，其税收系统中都有大量的再分配，但是美国却是发达国家中再分配程度最低的，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考察美国来发现放任自由资本主义的一些基本特征——其收入和财富分配可能比美国更加极端。

这里有四张表来自经济学家爱德华·沃尔夫（E. Wolff,《美国1980年代与1990年代家庭财富的变化》，收于爱德华·沃尔夫编《家庭财富的国际观点》）。表一展示了财富数额总计，资本净值是资本减去负债的总额，金融资本净值是资本净值减去家庭主要住房价值。2001年，美国家庭平均资本净值是 380,000美元，而资本净值中值仅为73,500美元。这表明最最富有的家庭只占相对很小的比例。17.6%的家庭有负资产净值，也就是他们的负债要大于资产价值。30.1%的家庭拥有的资产净值少于10,000美元。注意这还包括了他们的房子——如果他们拥有自己的房子的话。因此，在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将近三分之一的家庭拥有的资本净值比平均家庭年收入的五分之一还要少。他们甚至无法积累美国家庭平均年收入中3个月的财富。

收入分配则偏移较少。2001年的家庭平均收入为58,000美元，而收入中值为42,000美元。

在表二中我们看到，最富有的1%的家庭拥有整个美国财富的33.4%，最富有的10%的家庭拥有70%的总财富，最富有的五分之一的家庭则拥有 84%的总财富。最穷的40%的家庭拥有总财富的0.3%。这个看起来就像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描述：很小一部分的人拥有几乎所有的财富；极大一部分人几乎什么都无法拥有，而只能靠向那一少部分人拥有的企业出售自己的劳动力而谋生。也许，说他们“除了自己的枷锁，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并不夸张。

至于金融资产净值，这个数字就更加不均衡。最富有的五分之一的人拥有91%的金融财富：这些资产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资料。最穷的40%的家庭拥有少量的负金融财富，因为他们的负债大于其资本资产。最穷的60%的家庭只拥有全美国金融财富的1%。

像往常一样，收入数据并没有财富数据那样明显倾斜。最富有的1%的家庭“仅仅”拥有20%的总收入：也就是他们人均收入的20倍。注意这个数据在过去20年是怎么增长的。1982年，最富有的1%拥有12.8%的收入。收入分配在美国过去的25年来变得越来越不公平。其原因很复杂，但它们包括：（1）经历了五届共和党执政（里根总统两届任期及布什王朝的三届任期），而他们都是资本主义的推崇者和工人阶级的反对者。（2）工会的缩减——仅仅10% 的美国工人属于工会。

表三显示1983年至2001年，不断增长的财富是怎样在不同资产等级的家庭之间分配的。引人注目的是，总的财富增长中的33%流向了最富有的1% 的家庭，共有89%的财富增长流向了最富的五分之一。最穷的60%的家庭仅仅分享了1.4%的总增长。这20年期间，美国的财富分配明显的变得更加不公平。

有关这个问题的最后一张表（表四）比较了美国的黑人和白人的财富和收入。黑人家庭的收入大约是白人家庭的57%，但是黑人的资本净值仅仅是白人的 10%，而其金融财富仅仅是白人的3%。因此在美国，奴隶制和种族歧视遗留的经济问题，导致了黑人仅仅拥有国家金融财富极小的一部分。同样的，这个问题的原因也很复杂，但所有原因的本质就在于奴隶制和种族歧视。

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选民有权力设置所得税政策。美国的所得税是政府收入中最大的一部分来源。在这方面，美国和欧洲有所不同，后者既依赖增值税又依赖所得税。你也许会认为，在一个民主国家，最穷的60%的人们仅仅拥有1%的金融财富，那么国家就应当制定法律充分实现收入或财富再分配。但是就像将要看到的，事实往往并不是这样。

美国仅有两种财产税：不动产税和房地产遗产税。不动产税并不是由联邦政府征收的，而是由地方政府征收，而且主要是为十二年公共教育提供资金。这是国民收入里很小的一部分。不动产遗产税是对死亡征收的一种税收，但仅仅针对超过二百万美元的资产。因此只有很小一部分——大约1%或2%——的人们会支付这笔税收。共和党提议完全废除房地产遗产税。由于小布什当时在政治上江河日下，这项法案最终没有被投票通过。

接下来的数字来自于 T. Piketty 和 E. Saez 的文章。他们计算了所得税、社会保险税、房地产遗产税和公司税这四项税收总额，并计算出20世纪大多数年份里不同收入分配区间的平均税率。他们关注最富有的人税额待遇随时间的变化图——图1代表了1960年的平均税率。在图表的右侧，我们看到了0.01%的美国上层家庭的平均税率——也就是最富有的1%中的1%，大约10,000户家庭。在1960年，他们的平均税率大约是72%，这是一个很大的比例。平均税率随着收入分配的下降而锐减。95%～99%的家庭，平均税率仅为22%。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最高端的收入分配者，房地产遗产税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图2显示了2001年的平均税率。现在，最富有的那些家庭仅仅将其收入的33%用于税收，这极大减轻了他们的税赋责任。由于这一时期法律降低了房地产遗产税的征收范围，这项税收就变得相当少了。我们看到，在这40年间，税赋责任极大地从最富有的10%的家庭转向了位于底部的90%的人群。

图3显示了在这40年间，总收入中流入最富有的0.1%、约100,000户家庭中的比例的增长。在这一阶段初，这些富裕阶层拿走了总收入的3%；而到2001年，这个比例就增加到7%。因此，这个阶层里平均每户家庭现在拥有美国普通家庭平均收入的70倍。

关于这些富有阶层收入的组成有一个重要的故事。我们注意到他们的收入几乎一半都来自于“工资”，而对比于1960年，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收入来源于工资。那么，谁赚得了那些高“工资”呢？他们是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们的薪水是计税账务中的工资收入）、影视明星、顶级运动员，这些人的年收入都以千万美元计。市场经济造就了这些高收入。在我看来，这些收入主要都是竞争性的，也就是说，它们是通过议价和自由市场产生的。如果这些高收入者不能得到自己的薪水，他们就不再会向社会提供自己有价值的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维持这些高薪水成为了一种社会必要，而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在我看来，这些高收入可以被大幅度的征税而不会对分配效率产生任何影响。影星、首席执行官及体育明星即便被征收80%或90%的税收，也会继续他们的工作——我是这么推测的。

与1960年相比，2001年税收减免在高收入家庭中所占的比例实际上有所下降。1960年，收入最高的0.1%的家庭，税收所占的比例从收入的 3%减免到1.5%，而在2001年，这个比例从7%降到了5.8%。也就是说，2001的税收减免对家庭收入分配的影响，没有1960年高。

是什么减弱了美国收入分配的税收效应？我认为其主要原因是美国富有的右翼势力及他们拥有的媒体一同鼓吹的反政府和反税收的意识形态。这一阶层的政治主张主要是由共和党代表的。这里，我将更深入地展示美国近年来民主党和共和党执政期间其税收政策的变化。

然而在这之前，我想再展示一些最富有的美国人收入分配的细节。占0.01%的约10,000户最富有的家庭的收入，1960年，是美国总收入的0.93%，到2001年就上升到总收入的2.75%。平均来说，这部分家庭的收入是平均每个家庭收入的275倍。

现在谈谈政治。我将实付税比率定义为人们支付的税款减去所得的转移支付再除以税前收入（全部以家庭为单位计算）。图4展示了1986年里根政府制定的税收法案是怎样根据不同收入分配区间来调整实付税比率的。图表最右边的一组柱形代表了收入分配中最富有的0.01%；绿色柱形代表了他们在1981年的实付税比率，浅绿色柱形则代表了其1988年的税率——正是里根税法的前后时期。我们看到这个比例从约50%降到了约38%。实际上，最上层区间的收入分配享受着实付税比率的降低，而最底层的80%的人却要为增加实付税比率而买单。

到了民主党派克林顿当选，他有能力再次提高税率（实际上，他的税收法案仅以一两票的微弱优势获得国会的通过）。图4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克林顿将最富有的人的实付税比率提高到40%以上——这可没有里根政府之前高，而只是比里根的税收政策税率高。实际上，他将所有人群的税率都提高了。也正是因为这个主要原因，克林顿才能够去平衡联邦预算。2001年1月，乔治·布什上任白宫，他从克林顿政府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预算盈余。

乔治·布什又做了什么呢？他（和以共和党为主的国会）在2001年和2003年通过了对富裕人群的大幅减税计划，并因此导致大额财政赤字。请看图 6。这里，绿色柱形代表了克林顿政府政策，浅绿色柱形则代表布什政府政策。我们可以看到，布什政府对最富有的5%的家庭进行税额剧减，对剩下的人群则或多或少进行一定程度的减税。再加上筹集伊拉克战争的资金，美国财政出现巨额赤字。而这个空洞则由中国政府意愿购买美国国债而填补。

对于美国财富分配极度不均的现象，以及在过去的40年里这个不公平程度有增无减的事实，我们应该作何反应呢？如果你是一个彻底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也许你会说这仅仅反映了人们拥有的不同偏好，包括时间偏好的程度——这一点决定了他们的个人储蓄行为及教育选择，以及他们不同的智力和技能。

上面的观点显然忽略了家庭背景对一个人在市场经济中成功机率的极大影响。家庭背景至少通过三个渠道来影响一个孩子的经济财富。首先，它影响了孩子的抱负偏好。我相信这一点在美国最坏的例子就是奴隶制和种族歧视对当今美国黑人的影响。许多许多的年轻黑人不再相信他们能够获得成功，因为白人社会已经将这个道理给他们灌输了几代人。黑人群体中最绝望的一群人正在被毒品肆虐，被暴力侵蚀并无家可归。但是即使是白人，对于那些父母未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的孩子，他们的偏好和抱负也会大大削弱。第二，家庭财富对其子女有直接资源效应，这一点是通过购买私人教育和各种文化资源，以及用财富换得经济保证的积极效应来实现的——这种经济保证能够减少生活压力，提高生活幸福度。即使是美国的公共教育也在很大程度上被私人财富左右。如我之前所说，公共教育的筹资是通过征收地方社区的财产税而实现的。这一点不同于所有欧洲国家。在欧洲国家那里，公立学校是由联邦政府集资而成的。在美国，更富有的家庭属于更富有的社区，他们支付更高的财产税，因此也就拥有更多拨款的公立学校。比如，临近纽约市的富裕的新泽西州每年用于每个学生在公立学校的费用高达9400美元，而较拮据的密西西比州这项费用为3200美元，大约是新泽西州的三分之一。很显然，教育资金上的不平等将会对这两个州的学生的技能水平产生很大影响。第三，家庭背景通过社会关系来影响其子女的前途；富人家的父母可以为孩子提供找到好工作的机会。也许我们并没有这方面相关的数据，但是我很肯定这是代际转移的重要渠道。

现在，也许有人会回应，在任何社会中，家长都会帮助自己的孩子，因此有更多资本的家庭相比其他家庭就能够给子女提供更好的平台——不论他们拥有的是人力资本、财力资本或社会资本。问题是，政府应如何去做才能力图给孩子们提供更公平的机会，帮助他们弥补那些由于缺少资源而承受的困境呢？目前主要有两个工具：再分配性税收，以及对于重点学校的公共资金扶持，尤其是对那些贫困家庭孩子的资助。

4、激励与协调

现在，你也许会说：好吧，我同意资本主义——至少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我也同意许多有钱的父母将各种资源传给他们的孩子，这些孩子因此变得富有，而那些穷人家的孩子依然滞留于社会底层，从这个意义上说，很多这些财富都是不应得的。尽管如此，你也许会继续说，这种不公平的分配却是一种社会必需，正是因为这种积累财富的可能性，才激励人们自我教育，创新，努力工作，产出经济物品，并从中受益。因此，如果过分地介入税收和再分配，也许就会扼杀经济机器的运行——就像我们说的杀鸡取卵。每个人最后都会过得更坏。

我们可在两方面迎接这个观点的挑战。首先是实证方面，让我们观察那些高税收国家——诸如北欧的主要国家，特别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即包括瑞典、挪威、丹麦、冰岛等国的泛称——译者注）——的经济运行情况，看看税收是否降低了社会福利。另一个则是理论方面的。下面我将从理论方面谈起，然后提供一些实证。

让我们回忆一下市场的两个最主要的功能：协调经济活动、激励人们自我培训和创新。我无法在这里提供一个能够区别协调功能和激励功能的准确定义。如果要试试看，我认为应当说协调功能涉及到那些已经存在或我们知道如何生产的资源和商品的配置，而激励功能则涉及那些尚未生产出的资源（如技能），或尚不存在而将被创造的商品。这个关于市场协调和激励功能的区别主要关注当前的、已知的与未来的、未知的之间的对比。它并不完美，但却指明了我想要表达的论点。

那么，究竟哪个方面对于市场更重要呢——是激励功能抑或协调功能？我们有一个天然的实验，其结果可以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排除市场运行的苏维埃经济。在苏联历史上，我们可以听到很多关于协调失败的故事：工厂厂长必须去寻找投入、公司之间存在复杂的易货贸易协议、想要买生活消费品必须排长队等。我们也听到关于激励失败的故事，可以用一个笑话概括：“他们假装给我们发工资，我们假装工作。”有些作家质疑当时的激励失败是否和如今经济学家认为的一样严重。

Robert Allen最近发表的谈苏联经济史的文章认为，计划者确实执行了计划——他认为在当时的企业并不存在严重的激励失败。问题发生在1970年前后，那时，计划者开始出错了。假设计划者被很好地激励——这个假设并不是不可信的，那么，这就必须被视为协调的偏差: 缺少价格机制，计划者是无法猜出苏联发展的正确道路的。

Allen认为，这仅仅是在战后重建完成后，以及失业和半雇佣状态的劳动力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后才成为问题的。只要存在一个巨大的半雇佣状态的农业人口，那么发展战略就非常简单：将这些农场里生产率不高的工人转移到其生产率将会提高的工厂里。到了1970年，这个转移已经彻底完成：经济发展的最低目标已经实现。那时，经济变成了一个更加微妙的规划，一个很小的计划，当局如果做了错误的猜测，就会对经济产生重要的负面影响。这里，哈耶克有一个重要的观点：数百万民众的头脑里会自动产生各种经济理论。1970年，苏联本应该采纳百万个创业思想，而不是仅仅遵从几个极少数计划者的意见。

实际上，有趣的是，哈耶克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所写的对市场社会主义及中央计划体制的深刻评论及批判中却很少提到激励问题。哈耶克假设苏联的公司经理都是“忠诚且有能力的”，但问题是他们根本不知道其产品的真实成本，因为没有价格去引导他们，因此他们也就无法节约。这就是协调方面的一个问题。如果去读读战后紧接着一段时间西方的反苏联宣传，你就会发现其攻击主要不是针对系统中糟糕的激励成分，而是多言其缺乏民主和自由。

我并不想展示一幅一边倒的画面。哈耶克同时也指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市场是如何提供创业性机会的，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人们想要致富。但尽管在这里，我们也必须要弄清楚产权协调和产权激励方面的区别，前者指市场如何收集分散的信息，后者指人们为了赚钱而如何创新。对熊彼特来说，成功的企业和企业家更多是出于对这个游戏的热爱而被激励的，而并不是因为致富的欲望。在熊彼特关于创业行为的观点中，物质激励似乎并不是最重要的。投资者的确想致富，但在熊彼特看来，一个企业家很少是投资者本身。

福利经济学第一福利定理是一个完全关于协调的理论。关于激励问题的研究直到1973年“委托-代理”模型出现后才正式进入经济理论中。我相信，到那时为止，中央计划经济在西方因为同时缺少协调和激励机制而遭到笔诛口伐，而这种缺乏的程度被看做是一种完全的缺陷。在苏联国内，对利伯尔曼（Liberman，《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利润》，1966）关于引入价格这个观点的辩论也完全是关于理性计算成本的争论，而不是关于激励（1962 年，苏联经济学家利伯尔曼在《真理报》上发表《计划，利润和红利》，开启了苏联引入市场机制的探讨）。苏联著名数学家列奥尼德·康托罗维奇因为解决了线性规划中的运输问题而获诺贝尔奖，而这也是一个完全关于协调的问题。他并没有创造契约理论。

上述观点到1970年以后至少在西方产生极大转变，而中央计划的有害激励效应迅速成为罪魁祸首。我认为我们仍然需要用苏联经济史去试图评价在苏联模型失败中协调和激励不足起到了怎样的相对重要的作用，Allen的书就是一个开始。当然，“委托-代理”这样的术语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它概括了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另一方面，一旦有人发明了榔头，所有的问题看起来都像是钉子。

“激励与协调”问题与实现公平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假设你和我一样相信市场对于任何复杂的经济体都是绝对必要的，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必须要忍受我之前所描述的这种不公平呢？如果市场的主要功能是协调，而非激励，那么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市场就可以因此用于协调经济活动，而税收则可以在不损害激励机制的情况下进行收入再分配及筹集公共服务资金。反之，如果市场的功能主要是提供激励，那么则很难在不损害效率的情况下进行收入再分配。

想象这么一个社会，那里每个人都希望发挥作用——去工作，并被人尊敬。人们当然希望过一种体面的生活，但是如果他们有高收入却被征收高税收，他们却不会选择呆在家里。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从他们的付出中获得效用和满足——他们富有生产价值，不断锻炼自己的技能，进行自己的工作，并由于出色的工作而赢得别人的尊重。那些身处要职的领导，比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从经营大公司、做出正确决策以及极大影响诸多人的生活中获得满足。教授从影响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及进行科研和获取知识中获得满足。医生从治病救人中获得满足，工程师从设计桥梁中获得满足。在这样的社会中，市场提供的物质激励反而不那么重要了：激励人们的因素大部分都是非物质的。市场在这个社会中依然能够提供重要的协调功能，但是其激励功能却已经弱化。因此就有可能在不损害效率的情况下进行收入再分配。即便有大额的赋税，人们也依然会依照他们接受的培训而继续工作。人们依然在最大化其效用——只是带给他们愉悦的不再主要是用大笔收入消费了。

我认为这也许是对我们当前社会的一个较准确的描述，至少是对那些在社会中接受过高等教育并因此拥有一份自己感兴趣的工作的人的动机的较准确描述。在富裕的国家——欧洲、北美、日本及澳洲——大部分居民都受过良好教育，因此我推测上面描述的心理应当广泛存在。实际上，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北欧国家能够在社会服务上大量支出，并将GDP的约一半都以税收形式征走而不损害劳动生产率。的确，因为高税收，欧洲人和美国人相比选择减少每年的工作时间。美国每年的平均工作时间是2500小时，而在欧洲这个数字少于2000。欧洲人选择比美国人拥有更多的假期，也许正是因为高税收。几乎没有人会去质疑说这是一个低效的选择。然而，在工作中，欧洲人拥有和美国人一样的劳动生产率。更甚者，日耳曼国家比美国享有更高的就业率：2003年，美国15～64岁的人群中有 73%处于就业状态，而税赋更高的九个经合组织成员国却有更高比例的工龄期工人被雇佣（冰岛、瑞士、挪威、丹麦、瑞典、荷兰、英国、新西兰及加拿大）。这个名单中包含了五分之四的日耳曼国家。这些观察告诉我们，税收并未对效率起到负作用。

为了支持我的观点——市场的主要功能也许是协调，而非激励，请允许我引用熊彼特的一段话：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个人行为的社会认同或社会威望被赋予了强烈的经济扭带，这既是因为在资本主义标准下金钱收益是成功的典型象征，又是因为绝大部分社会威望的工具——特别是所有经济物品中最微妙的社交距离——都需要购买。经济学家显然意识到了这种个人财富的威望或显著的价值……资本家本身的进化试图在弱化这种渴望财富及其他一切的动机。因此，社会主义不再需要像它在一百年前那样声势浩大地去重新定位生命的价值——目前社会上层阶级已经形成了这种价值观。更重要的是，威望激励比其他激励因素更容易被重新构架而塑成：有足够理由相信，对成功的行为者，不论他们享有的是在裤子上贴一便士的特权——当然如果有可靠的经济保证，还是每年百万元的收入，都可以得到满足。这并不是非理性的。因为，假设那个一便士的标记能够有效的影响周边环境去促成其对这个标记的佩戴者产生敬意，那么这就将给他带来诸多有利条件——为了得到这些有利条件，他现在看重的正是每年的一百万。(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42)

熊彼特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弱化将财富作为成功象征的速度也许过于乐观了，但是他关于财富可能被其他因素替换作为成功标志的观点是清晰的。

让我对当前的金融危机说两句吧。提前提醒一句，我不是宏观经济学家，也不是这方面的任何专家。无需冗述美国危机产生的原因——其与房地产市场的投机，随之产生的房地产泡沫，以及一个贪婪而毫无远见的金融机构发行的次级贷款相关。现实是，美国的许多银行目前都无力偿还负债：他们的负债远大于其资产。布什政府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是在极少限制的条件下给银行注资：这种做法存在的问题的一个表现就是2008年底，相关金融公司给他们的高级行政主管发了 180亿美元的奖金。这可以被看做是将美国纳税人的钱直接转移给那些富有的行政主管，而且正是这些行政主管将他们的公司管理得一塌糊涂。2009年3月，在人寿保险公司AIG获得美国政府为了规避其破产而注入的的几十亿美元资金支持后，它奖励给员工一亿五千万美元的奖金，此举遭到广大民众的强烈抗议。

与当下这个话题相关的是，危机起源很大程度上归因于那些金融机构里聪明而贪婪的人们能够规避法规——如果确实存在法规的话，从而创造一些风险极大的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将抵押贷款卖给那些根本没有能力购买的人们。目前争论焦点是设计一套新制度。我个人的观点是，无论怎样设计规则，都会被那些聪明和贪婪的人们想办法所规避。因此，即使我们可能未雨绸缪阻止一场和2008年的危机极其相似的危机在未来发生，我们却无法阻止在我们创建的新制度下其他形式的危机的发生。我认为，想要设计一套完美制度去约束那些贪婪的人们所做的产生灾难性后果的肆意行为是不可能的。

那么，当前的危机是否暗示我们已经为社会主义做好准备了呢？我已经阐述过我们无疑需要市场来分配资源，我也表明在任何政体下市场的主要功能都是协调，而非激励。但是我并不认为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能够急速突变为斯堪的纳维亚多样的社会主义——这需要一个远比当前现状更加注重协作的思潮。我认为这种转变必须是逐渐进行的。其间的步骤必须通过加强约束和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我认为目前的危机更易促进美国通过全民健康保险政策。如果这一点得以实现，市民会发现它将起到作用，他们就会更加倾向于其他保险方式。他们的偏好就会有所适应，以至比现在更加渴望平等的条件，因为一个健康保险充裕的社会是一个更加舒适的社会：医院的急诊室里不会再被贫困而无保险的人们拥堵，贫困最显著的维度之一将会消失。接下来的战略就应当是在美国增加政府筹资从而改善教育，消除贫困。此类的投资（教育和减贫）会产生一种公共物品：他们改变了社会的自然特征从而造福所有人。至于减少贫困，对任何一个在日耳曼国家旅游过的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同时，长期的观察也证明尽管是私人消费的教育也会产生一种公共产品。

我的观点是，任何一步增加社会保险的举措都会以一种连带趋势改变市民的思潮，而这又将使更进一步的社会保险变为可能。当前的危机同化了暴露在人们面前的风险。人们都或多或少踩在同一条船上：更准确的说，他们各自的船的大小更加相似了。如果人们面对着同样的风险承担，那就会更容易设计出人人同意的全民保险。如果人们面对的都是不同的风险，则很难设计出这样的全民保险。

这就是“我们不应该浪费任何一次危机”的意义。危机——不论是萧条或世界大战——都在某种程度上将人们面临的风险同化了，因此使得实现社会保险变得更加容易。于是，我认为，人们的偏好也随之改变：他们更加依赖更有保障的社会，并更加渴望公平。当人们在物质条件上变得更为平等，人们之间的依存关系也就更加紧密。正是这个朝着团结方向而产生的先后顺序——先形成新的社会保险形式，再形成偏好的适应改变——将会最终引导社会变成我们所称的社会主义社会：这里人们的收入差距在不牺牲经济效益的前提下相对较小。

不幸的是在经济理论中，无数焦点被倾注在偏好外生性上面。外生性偏好假设在静态分析中是适用的，特别是在标准均衡论中。但是在动态分析中，我们必须理解政策变化是如何引起偏好变化的。如果我们完全依照民主准则去组织政治活动，那么社会组织最进步的形式无疑就是大多数人的选票需求。美国目前在意识形态上急剧分化：尽管奥巴马以所谓压倒性的优势赢得总统选举，这个比例却只有普选的53.7%。如果美国想要变成一个更进步的国家，那么其大多数选民就应当变得更加团结和相互依存，而这仅仅会在他们经历一个更加民众导向的政府政策的积极结果后才可能实现。这也就是我已经描述过的前后顺序的途径。当前的危机是一次宝贵的机遇，因为当大批的人们丧失了经济保障后，更大程度的社会保险就变成他们的个人利益。当这一切法案被通过后，他们的偏好就会适应改变，新的保险改革也就变得政治上可行了。

保守的共和党如何融入这个故事呢？我认为有两种可能：或者是一个新的、更加稳健的共和党领导出现，将共和党向中心拉拢，从而使他在竞选场上保持竞争力；或者反之，共和党灭亡，并被一个更加中庸的保守党所替代。在我看来，共和党依其当前的意识形态继续存在，在政治上是很难可行的。我无法预测上述两种可能性到底哪一种会发生：依照历史经验，我倾向预测第一种情况——但是现在并不是普通时期。

我很犹豫要不要说一些关于中国的事情，因为我实在了解不多。然而我的感觉是，中国目前更加资本主义化。显然，目前中国有很多人都存在资本主义思想。当然，和西方的资本主义相比，中国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系统：政府扮演着极大的角色。然而我感到，中国不再是一个依存度很高的社会：它更加变成一个每个人主要致力于自己致富，而不再特别考虑他人情况的社会了。也许是我错了：如果是这样，我乐于接受指正。我之所以展示美国财富分配的细节，其原因之一就是想展示在财富分配方面，一个相对肆意的资本主义国家到底是怎样的。如果中国没有针对资本主义有组织的反抗，那么这很可能就会成为中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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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默：美国分配公平的迷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