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愚：吉登斯对复兴社会民主主义的探索

人文与社会 — 2009-08-29T00:47:16+16:00

学科: 政治
来源: (《科学社会主义》200402)
关键词: 白先愚，吉登斯，社会民主主义
摘要: 吉登斯复兴社会民主主义的努力探索，应该从积极的方面予以肯定。安东尼·吉登斯是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现任伦敦经济政治学院院长。作为一名左翼思想家，他致力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在揭示全球化等当今世界新变化的基础上，对欧洲左翼的政治理论、政治纲领、政治策略等各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充当英国首相布莱尔的智囊，极力鼓吹“第三条道路”，对工党的振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而在西方的思想界和政界都产生了广泛和深入的影响。他的思想和创新精神，极富启发和教益，值得深入探讨挖掘。
　　　　一、超越左与右——复兴的新理论基础
超越左与右，是吉登斯谋求社会民主主义复兴的理论基础。正如吉登斯所说：“我相信，社会民主无论在意识形态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不仅能够存在下去，而且还会兴盛起来。但是，只有在社会民主党人愿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彻底地修正他们的既有观念的情况下，社会民主才可能存在并发展下去。”(注：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而超越左与右，正是吉登斯为修正社会民主党人的既有观念开出的药方。
吉登斯是从重新阐释政治激进主义展开论述的。他指出，政治激进主义思想长期以来主要是与社会主义思想相联系的，而保守主义思想则一直对大多数或者所有形式的激进变革持怀疑态度。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保守主义倡导摆脱传统中已经日趋僵化的东西，因而变得激进起来。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则走向了保守。随着苏联的解体，许多社会主义者已经开始集中保护遇到压力的福利国家。社会主义者大部分已经被迫处于守势，他们从坚持“历史先锋队”立场蜕变为保护福利制度这一更为温和的取向。
而发生这种变化的根源在于政治生活的背景已经改变了。首先，全球化的影响在不断增强。吉登斯认为，全球化不仅仅是，或者说主要不是一个经济现象，而且它不应该被等同于出现了一个“世界体系”。全球化实际上是关于空间和时间的转变，是一种远距离行动，它的强化与即时的全球通信和大规模运输工具的出现有着密切的联系。全球化还是社会体验的本土化以及个人环境的改变。同时，它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而是各种过程的复合，这些过程经常相互矛盾，产生了冲突、不和谐以及新的分层形式。其次，作为全球化的直接后果，出现了后传统的社会秩序。后传统秩序不是——根本不是传统的消失，而是传统的地位发生了改变的秩序。也就是说，在一个全球化的、文化上具有世界主义特征的社会中，传统被迫采用开放的观点：必须为它们提供存在的理由和证明。其三，社会反思性的扩展。也就是说，在一个非传统的社会中，个人必须习惯过滤所有和他们的生活状况有关的信息，并且有条理地根据信息的过滤过程来行动。社会反思性的增强导致人为不确定性的出现，是几乎没有任何共性的多种变化出现的关键因素。在后传统秩序中，如果个人要在这个世界中生存下去，就或多或少必须参与更广阔的世界。同时，社会反思性的增加也导致对政治重构、消除腐败的要求以及对正统的政治机制的广泛不满。
根据这些变化，可以很好地解释社会主义的衰落。吉登斯认为，当大部分风险是外部的(不是人为的)时候，并且全球化和社会反思性的程度还相对低的情况下，以苏联共产主义(在东方)和凯恩斯式的“福利妥协”(在西方)体现的社会主义还可以良好运转。当这些情况不再存在，社会主义或者崩溃或者被迫处于守势。他解释说，体现启蒙运动世界观的社会主义的基础是所谓的社会生活的“控制论模式”。根据这种模式，作为一种经济管理体制的社会主义可以通过服从于一个指导性的智者(国家)来实现最优的组织。但是，虽然这种建构对于一个低反思性、有非常固定的生活习惯和方式的社会来说可以合理有效地运行，但是对于高度复杂的体系就失去了效力。同时，保守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也消解了。因为，在后传统社会中，保护传统不能维持它原来的含义，即对过去进行相对无反思的保存，否则就会变成原教旨主义。而新自由主义一方面通过推进市场力量和富有攻击性的个人主义而横扫每一个角落的传统，另一方面为了获得合法性又必须依靠传统而存在，也日益陷入不可克服的矛盾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吉登斯认为，已经不存在右派和左派的陈词滥调，社会民主主义要想获得复兴，必须超越传统的左与右的划分。
　　　　二、坚持核心价值——复兴的政治新架构
“自由、公正、团结”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核心价值。尽管吉登斯提出超越左与右，甚至认为现在似乎再没有人认为除了资本主义我们还有别的选择。但是，作为一名左翼思想家，吉登斯不可能放弃作为社会民主主义标志的核心价值。在他看来，“不受制约的资本主义市场仍然有许多马克思所指出的破坏性后果，包括居于主导地位的增长伦理观、普遍的商品化以及经济的两极化。”(注：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因此必须坚持核心价值。
吉登斯认为必须对核心价值进行新的阐释。他认为自由应当指行为自主，而后者反过来又需要广大社会共同体的参与，也就是要寻找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一种新型关系、寻找一种对于权利和义务的重新定义，无责任即无权利。对于平等，他提出需要发展一套动态的、提供生活机会的模式，这种模式首先强调机会均等，并把平等与多元主义和生活方式的多样性统一起来，承认自由与平等存在着冲突。平等和不平等的分界线是自我实现。同时，对机会均等的强调同样需要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因为机会均等产生结果的不平等，没有再分配，这一代人的结果不平等就是下一代的机会不均等。而且总是有人的机会必然要受到限制，但他们不应被剥夺过充实生活的机会。在此基础上，吉登斯提出了复兴社会民主主义必须坚持的价值：平等、对弱者的保护、作为自主的自由、无责任即无权利、无民主即无权威、世界性的多元化、哲学上的保守主义。
在坚持社会主义思想核心价值，并从哲学保守主义吸取营养的基础上，吉登斯提出了重构激进政治的框架：
第一，注重修复被破坏了的团结。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对个人主义进行新认识，他认为，个人主义不是新自由主义理解的在市场中自我追求的利益最大化，而应该被准确地理解为社会反思性的扩大。个人必须获得一定程度的行动自主性，以作为能够生存和构建自己的生活的前提，但是自主不同于利己主义，而是意味着互惠和相互依赖。他指出，在一个解传统化的社会中，增强团结依靠的是积极信任，以及复兴个人和社会对他人的责任感。
第二，实现从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的转变。解放政治是左翼的政治观，是一种生活机会的政治，意味着摆脱武断坚持传统的自由，摆脱武断的权力和物质剥夺的约束的自由。而生活政治则是生活方式的政治，关注的是在一个开放的和全球化的世界中如何生活的问题。
第三，在日益增强的反思性社会中，提倡积极信任的能动政治。它通过为更广的社会秩序中的个人和团体所作的生活和政治决定提供物质条件和组织框架来发挥作用，依靠的是政府机构和相关的代理机构中建立积极的信任。启发性政治是现在有效地解决贫困和社会排斥问题的有效手段。
第四，在全球化的社会秩序中，深入进行更彻底的民主化。民主是代表利益的机器这个方面已受到充分的关注，而民主作为创造公共领域的途径，在公共领域中通过对话，而不是既定的权力形式，能够从原则上解决或至少可以处理矛盾这个方面，应该给予同样重视。政府更大的透明度有助于民主制的民主化，而情感民主对正式的、公共民主也具有重要意义。在全球范围，通过国家、国际机构以及各种团体发挥作用的对话民主制具有核心意义。
第五，从根本上反思福利国家，并将其与更广泛的解决全球贫困问题相联系。福利国家是阶级妥协和和解的产物，但是在目前，无论是在打击贫困，还是在实现大规模的收入或福利分配方面，福利国家都没有发挥全面效力。福利国家不能再采用过去那种从上至下的分配形式，目的是消除两极分化效应的福利措施必须是授权的，而不是分配的。应该建立重视使用生活政治措施，把自主与个人和集体的责任相联的积极福利国家。
第六，通过对话解决包括战争、价值冲突和性暴力在内的各种人类事物中的暴力问题。
　　　　三、“第三条道路”——复兴的政策新取向
确切地说，“第三条道路”一词，吉登斯一般都用来指代其变革复兴社会民主主义的努力。他说，“现代化的左派”、“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第三条道路”是同义语。其实，以“第三条道路”来概括其策略原则，恐怕更符合他使用这一用词的含义。他所阐述的策略原则，充分表明了既不拘泥于传统左派，又非等同于新自由主义的取向，体现了不偏不倚，灵活务实，创新求变的精神。
第一，走政治中间路线。因为尽管在当代政治中，左和右在许多方面仍然有效，但是许多议题和问题无法再用左和右的立场加以阐明。
第二，为了社会团结和社会主义的目的，需要对政府、经济和市民社会中的社群这三个权力领域加以约束。繁荣的市民社会是民主秩序和市场经济的基础，而前者也需要后两者的制约。国家过分庞大和扩张以及受限制太多，或者失去合法性，都同样会引发社会问题。一个社会如果允许市场向其他制度中过分渗透，就会导致公共生活的失败；而社会若为市场提供的空间不足，则经济难以繁荣。如果市民社会中的社群过于强大，民主和经济发展则会受到威胁；而公民秩序过于脆弱，经济增长和政府的有效管理也难以进行。
第三，以“无责任即无权利”为原则缔结新的社会契约。这一原则同等适用于政治家和公民、富人和穷人、企业和个人。中—左政府要在所有这些领域实施这一原则。
第四，实行供给经济学政策，使经济增长机制与福利国家的结构性改革协调一致。人力和社会资本在信息经济时代是经济成功的关键。广泛对教育、通讯和基础设施投资。将福利国家重建为“社会投资型国家”。实行“新的混合经济”，并且谋求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上管制与解除管制的平衡。生态现代化与经济增长相协调。
第五，在平等的原则基础上促进社会的多样性。追求最大程度的机会均等，同时必须限制结果的不平等。不能只用富人向穷人的收入转移来解决不平等问题，要同既存在于低层，又存在于上层的新的社会排斥作斗争。
第六，重视全球化。必须在地方、国家和世界范围的层次上应对全球化，努力改革现有的全球制度并且支持创造新的全球制度。把全球化深化所提供的好处最大化。
吉登斯复兴社会民主主义的努力探索，应该从积极的方面予以肯定。首先，从理论层面，他提出了在全球化时代，传统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更新和发展道路问题，暂且不论其认识是否成立合理，单是提出问题的视角就已经发人深思。毕竟，从西方到东方的社会主义如何摆脱困境甚至危机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人们太久了。这也是为什么他的理论一经提出就引发了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的原因。尽管类似超越左与右、“第三条道路”的争论现在已渐归沉寂，但实际上其冲击力已经使人们的思想受到洗礼。其次，在实践方面，吉登斯的认识帮助英国工党实现了更新与转型，我们不能仅仅根据其主张究竟有多少得到贯彻来判断其价值，毕竟，实际政治运作过程是复杂的，关键要看到其主张对于工党观念的变化所起的作用。这恐怕才是要害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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