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声涛：老朽忆旧之（一）东北抗战

wen.org.cn — 2009-08-18T18:25:26+16:00

学科: 历史
关键词: 韩声涛，张学良，东北抗战，义勇军
摘要: 97岁老兵回忆之东北抗战，认为东北沦陷的主要原因是张学良的不抵抗：由于张学良撤兵不抵抗，又由于当时国民政府对张造成的东三省沦陷局面持妥协态度，日寇得以放手全力反扑，以6个师团15万人及伪军8万人的兵力，采取集中兵力、陆空配合、各个击破的方式对东北各路抗日义勇军加紧围剿。对东北抗日这段历史，我觉得多年的宣传既不全面亦不够真实。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东北抗日义勇军介绍得很不够。二是把张学良不抵抗造成东三省迅速沦陷的责任推给蒋介石。谨以此文缅怀国民革命军陆军第91师和第4师的抗日官兵

自序

不曾想我能活到现在——岁月悠悠，已届望百之年。当年打日本鬼子时，常想的是“为国捐躯”，是“死节从来岂顾勋”，是“古来征战几人回”。亲历14年抗战，目睹惨痛牺牲；又历经“反右”和“文革”劫难，竟能幸存，天佑我乎？遥想当年19岁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战士——被称为“小山东”的我，如今真是垂垂老矣！然而所幸老而未朽：思维未见迟钝；尚能读书看报，尚能不杖而行。故能回首往昔、追忆所历所思；虽年深岁久，然大略可寻；其时将士戎马拼杀、浴血抗日，尤难忘怀！谨记录之，以缅怀，以慰藉。或许拙文还可以作为大历史中一段历史的小小佐证。

到东北

“闯关东”

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农历9月13日（10月22日），我出生于山东省平度县南坦坡村。我家历代务农，父亲兄妹五人。家里种有几亩薄地，平常年景，尚可糊口；一遇荒年或兵荒马乱，生计顿失。那年代国家内忧外患，灾害频繁；军阀各霸一方，混战不休，兵灾匪祸，百姓苦不堪言，而山东尤甚。许多山东人被迫背井离乡，到东北去谋生，所谓“闯关东”也。我的二叔和四叔先后离家去了东北吉林省桦甸县。韩家还有亲戚去了黑龙江省。从黑龙江回乡的亲戚时常给我们讲俄国人在黑龙江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屠杀中国人、占中国土地的事。“老毛子（指俄国人）可坏了！”是他们常说的话。祖父带着父亲和三叔在家种地。父亲有时还干些石匠的活。

由于是长房长孙，家里省吃俭用供我读了3年私塾。私塾先生在胶东一带很有名，学问高，讲得好，要求严格。读的是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唐诗等。私塾学习主要是读和背，死记硬背；文章读熟后听先生开讲。学习若达不到要求，先生就用戒尺（一块长方形木板）打手心，很痛。起初我挨过不少板子,有时真想逃学或者生病不念书了。记得有一次我们正在临帖，坐在那里看书的先生突然高声吟读“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并书写示之，神态惬意。我当时并不完全明白其含义。后来知道是有“前朝军师诸葛亮，后朝军师刘伯温”之说的明朝军师刘伯温所言。满腹学问的私塾先生有感而发，我印象深刻。私塾学习最终使我对读书产生了兴趣，并从此养成了自修的习惯。

1930年秋，家中突然接到东北四叔的来信，说他在那里身染重病，身边无人照顾。原同在东北的二叔已病逝数年。父亲当即设法筹集了路费，叫我赶到东北吉林省桦甸县桦树林子去照顾四叔，待病好后接他回山东老家。当时正值“中原大战”（1930年5至11月，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之间的军阀战争。战争主要在地处中原的河南省及邻近省份进行，双方投入兵力逾百万，战线绵延数千里，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军阀战争，最终蒋介石获胜），山东很乱，兵匪横行，我曾被过路的军队夜间破门拉夫，中途我设法逃脱。

这样，18岁的我踏上了父辈“闯关东”的路程。因为我是第一次出远门，父亲为我联系了一位去东北的30多岁的山东老乡同行。我们在青岛上船离开了山东，在乘船乘车到达吉林市后，那位山东老乡就跟我分手了。我在吉林市一打听，到桦甸县还有200多里。我背了个包袱，开始了艰难的跋涉。沿途山高林密，河水湍急。胶东半岛长大的我可是平生第一次看到这种景象。最令人胆战心惊的是在密林山径穿行时听到各种野兽的嚎叫声。若真是跳出虎、熊、狼来，独身一人、手无寸铁的我可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山中人烟稀少，偶尔可以看到一、二户人家。他们的房子是木头建的，房周围的篱笆是用短圆木围成。上前问路，他们会热心指引，并邀家中吃饭。若天色将晚，他们会主动留宿。我第一次见识了东北人的豪爽、热情。好不容易到了桦甸县，一问，到桦树林子还有百多里。咬咬牙，又上了路。

当我跋山涉水，千辛万苦，终于到达在一个山场上的四叔的窝棚时，他已浑身发肿，卧病不起了。我就睡在他身旁，日夜伺候他。四叔干的是伐木、放排。就是把树伐倒后从山上滑放入江中，然后结排顺水运走，是很辛苦劳累的活。十多天后，四叔就去世了。忠厚善良的四叔穷苦劳累了一辈子。好心的老乡们帮我安排了四叔的后事。一位山东老乡（济南人）把我接到他家吃饭，对我很关心。当时我很想回家，可身上带的盘缠已用尽。那位山东老乡有文化，心肠好，人缘好。他给我写了封短信，介绍我到吉林市松花江边的一个大旅馆当伙计，好积攒回家的路费。

在吉林大旅馆当伙计

那家旅馆的掌柜挺和善，他看了我带的信，打量打量我，简单问了几句话，就爽快地答应我留下。我干的是扫地、端盘子、挑水等，有时也帮掌柜的抄抄写写。那家旅馆很大，很气派，住客一般都是有钱人。吉林省主席张作相的府邸就在旁边。张作相是奉系（张作霖祖籍奉天，即今辽宁省，奉系因此得名）军阀首领张作霖的拜把兄弟。

有一天，住客们都在大声议论 “少帅”、“易帜”、“ 副总司令” 什么的，而且都显得挺高兴的。上前一听，原来是少帅张学良在沈阳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1930年10月9日）。这是东北易帜实施的最重要标志，是一件大事。这也是张学良人生的巅峰（不久他还被授权执掌华北军务）。所谓东北易帜，是指1928年底，张学良通电宣布东北“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在东北降下其父大元帅张作霖时代的五色旗，升起了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原奉军编为东北边防军，纳入南京国民政府军系统。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长官。东北易帜宣告了中国自清末以后军阀割据局面的结束，使长期混乱的中国实现了统一，尽管还是表面的、形式上的统一。东北易帜也是对企图支解中国、霸占东北的日本的有力打击。在这个问题上，张学良对国家民族是有大功的。

当时旅馆里住着一位青年军官，中等个，长得很精神，名叫郭喜春。他刚从吉林省军官教练处毕业，等待分配。当时东北有三所军官学校：东北陆军讲武堂（初称东三省讲武堂，张学良毕业于该讲武堂炮兵科第一期，张学良主政后改名为东北陆军讲武堂）、吉林省军官教练处和黑龙江省陆军讲武堂分校。其中设在辽宁沈阳的东北陆军讲武堂规模大、层次高。东北陆军讲武堂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云南陆军讲武堂、黄埔军校曾被并称为中国四大军官学校。郭喜春是哈尔滨人，家里很有钱，花钱大方，用完了就往家里要。他识字不多。他发现我这个伙计竟能读书看报而且能写一手毛笔字，就叫我帮他给家里写信，主要是要钱。我前后帮他写了好几封信，他很满意，对我亦有好感。他只比我大几岁，我们很谈得来。

1931年春，郭喜春接到了上面的委任状，派他到吉林省主席张作相的卫队团炮兵连当排长。当时能派到卫队团炮兵任职是不简单的。他兴冲冲地把委任状拿给我看并极力劝我跟他一起去当兵。我当时想了想，家乡又苦又乱，回去了说不定哪一天又被兵、匪抓去，就答应跟他去当兵。那天他雇了一辆2匹马拉的大车，我们一起到了吉林市北山的炮兵连。郭喜春热心向炮兵连连长介绍我。炮兵连连长是个大个子，很豪爽。他看我有文化、体格好，就满口答应我留在炮兵连当兵。他对我很好，把我留在连部当誊写员。不久他举荐我到卫队团军士队学习。军士队主要培养班长，特别优秀的可以当排长。从此，我成了一名职业军人。

东北抗日

九一八事变时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向东北军驻地沈阳北大营进攻，史称九一八事变。由于执行张学良的不抵抗命令，北大营万名守军（装备精良的东北军王牌独立第7旅）竟被500多人的日军击溃。次日，日军占领沈阳全城。当时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和制炮厂连同260余架飞机、650余门大炮、2300余门迫击炮、2500余挺机关枪、10余万支步枪和手枪、10万余发炮弹、300余万发各种子弹、大批物资器械及东三省官银总号大金库（存有大批现款和黄金）等，一日之内全部落入日军之手。辽宁省省长臧式毅被俘，东北边防军代理司令、参谋长荣臻等微服逃走。日军攻占沈阳后，大肆抢掠公私财物。据不完全统计，仅官方财产损失就达18亿元以上。

张学良时任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兼国民政府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拥兵30万。九一八事变后，他竟然下令东北军撤出东北。当时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只有1万多人，而当时驻扎在东三省的东北军近20万，关内平津（北平、天津）一带还有东北军11万。沈阳北大营的轻易得手，使日军更加猖狂，加之后来张学良又违抗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会议的命令弃守锦州，短短四个多月，东北三省和三千万同胞陷于日寇铁蹄之下。

九一八事变时，我在东北边防军驻吉林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军士队学习。听到事变的消息时，我震惊而气愤。卫队团团长是冯占海，辽宁义县人。他是张作相的外甥，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三期步兵科毕业（1933年1月山海关保卫战中壮烈殉国的抗日英雄安德馨营长是冯同期同科的同学）。卫队团（也称东北边防军第682团）是个加强团，训练有素，装备精良，辖3个步兵营、1个炮兵营、一个骑兵营以及迫击炮连、重机枪连和通信连各一个。

当时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兼吉林省主席张作相回老家辽宁锦州为父治丧，由参谋长熙洽代理吉林省军政事务。熙洽出身满清皇族，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曾任东北陆军讲武堂教育长（与张学良、冯占海有师生之谊），是张作相多年的副手。九一八事变后没过两天，熙洽即投降日寇并命令吉林省军队放下武器、与日本人合作。熙洽先后三次派人对冯占海威逼利诱，劝其投降，许以吉林省警备司令官职，遭到冯严词拒绝：“占海身为中国军人，只知效命国家，对于卖国求荣之辈，决心与之周旋，占海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冯占海向吉林省各县发出抗日通电，声讨日寇“侵我国土、掠我省库、杀我同胞”的罪行，痛斥熙洽叛国，表达了“团结一致，抗战到底、恪尽保卫国土”的决心，遂率部抗敌。

记得9月下旬的一天夜里，我所在的军士队突然紧急集合。队长宣布：“接到长官命令，马上要同日本人打仗，今晚就开拔！”当即打开仓库，分发武器弹药。我个较大，分了一挺机关枪和600发子弹。分余的武器弹药用大马车装载，连夜向桦甸县进发。天亮后有2架日本飞机低空轰炸扫射，由于两旁有山林掩护，部队伤亡不大。

冯占海率部奋勇杀敌

冯占海率领部队从永吉县官马山出发，绕经桦甸、蛟河，舒兰（在路过舒兰时，学生们冒着凛冽寒风，出城十数里相迎；城中百姓，箪食壶浆，高呼 “打倒日寇，铲除国贼”，热烈欢迎冯部入城），进入五常。在五常县各学校联合召开的抗日救国大会上，冯占海呼吁“国难当头，军人誓死救国，同胞携手合作，光复河山”，全场为之动容，掌声雷动，口号声此起彼伏。冯占海部沿途收编东北军官兵（如东北军第25旅营长赵维斌，不撤退、不投敌，率领全营官兵投入冯部，成为冯的旅长）、警察民团队伍、青年学生（包括自愿到东北抗日的关内的大、中学生）、爱国民众及绿林（东北称胡子）出身的抗日队伍（其中最有名的是宫长海部和姚秉乾部，打仗勇敢），当年冬冯部已由一个卫队团的3千多人发展到近2万人。

当时东北抗日名声大的还有马占山（黑龙江）、李杜（吉林）、苏炳文（黑龙江）、王德林（吉林）、黄显声（辽宁）、唐聚五（辽宁）和邓铁梅（辽宁）的队伍。马占山原为东北军旅长，九一八事变后临危受命任黑龙江省代主席兼军事总指挥，指挥了著名的江桥（位于当时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南的嫩江桥）抗战。该战打响了中国武装抗日第一枪，毙伤日军1000多人及伪军数千人，狠狠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一时间，江桥战役和马占山的名字在全国叫响（当时马占山曾向中央紧急求援，蒋介石电告马：“已急催张副司令派队援助” 。但张学良却按兵不动。马部在日军重兵进攻、弹尽粮绝后被迫撤退）。当时吉林、黑龙江、辽宁的各路抗日义勇军共有30余万之众。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有东北军和警察部队的部分官兵、绿林武装、地方民团武装，民间秘密团体（如红枪会、大刀会）、农民、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地方官吏和士绅等。东北抗日义勇军奋勇抗击日寇精锐关东军，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当时流传的“马占山，冯占海，一马占山，二马占海，山海关前，排山倒海” 就是东北义勇军抗日气势的写照。时任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的岗村宁次曾回忆，他在视察北满的4天内，就在飞机上3次看到大队行军的义勇军战士，还看到了2名被义勇军重伤的日军高级军官。日本关东军因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奋勇反抗而不得不暂停执行其进一步扩大侵略的“中国征服战”。

冯占海部转战于哈尔滨、阿城、宾县、方正、依兰、榆树、五常、舒兰、吉林、长春等地，英勇杀敌，屡挫敌锋，歼灭了大批日伪军，所到之处受到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和支持。

10月中旬，吉林省代省主席诚允转张作相的命令，任命冯占海为吉林省警备司令兼新编第1旅旅长，部队编为吉林省警备军并辖宫长海骑兵第1旅和姚秉乾骑兵第2旅。冯占海率1个团开赴宾县保卫吉林省临时省政府，令宫长海旅和姚秉乾旅驻守五常和舒兰境内，其余部队开往阿城，以防日军北犯。后部队改编为吉林边防军，冯占海任司令，邓乃柏任参谋长，辖4个旅[第1旅旅长冯占海(兼)，第2旅旅长王锡山，第3旅旅长宫长海，第4旅旅长姚秉乾]、2个支队及炮兵团和骑兵团。

1932年1月上中旬，日伪吉林“剿匪”司令于琛澄以5个旅伪军向驻守榆树、舒兰一带的张作舟（东北军第25旅旅长）部和冯占海部发起进攻，日关东军派天野旅团为其后盾并出动飞机轰炸。防守榆树的张作舟部因激战中1团长投敌而败退（冯占海接到张作舟的告急信后，即派宫长海骑兵第1旅驰援。但到达时日伪已占领榆树县城）。进攻舒兰之敌，被冯部击溃，因榆树失守，侧背受敌，冯占海遂下令撤退。

1月中旬，冯占海率第1支队杨树森部到哈尔滨以南的拉林仓筹集粮饷，在拉林仓商会大院遭到日伪于琛澄部伏击。冯占海指挥部队奋力反击，与敌激战至翌日拂晓。其时敌增派的伪军李毓久旅包围了拉林仓商会大院，冯占海率部奋勇抗敌。日军长谷联队亦随后赶到并以大炮、机枪向商会大院内轰击、扫射。支队长杨树森身负重伤，仍指挥抗敌。其后率部赶往拉林仓接应的参谋长邓乃柏与突围的冯占海等人相遇。冯即令邓率领炮兵团赶至拉林仓，以迫击炮猛烈轰击日伪军；又令宫长海旅和姚秉乾旅绕敌后攻其左翼。当晚东北军李杜第24旅马则周团也赶到增援冯部。激战后日伪军败退，冯占海部撤往阿城一带，保卫设在宾县的吉林省临时省政府和哈尔滨。

在哈尔滨保卫战（1932年1月下旬至2月上旬）中，冯占海部与李杜、丁超、邢占清、赵毅（均为原东北军旅长）等部联合编成吉林自卫军，李杜任总司令，冯占海任副总司令兼右路总指挥。面对在飞机、坦克、重炮掩护下的日本关东军重兵，冯占海部和其他抗日部队一起，奋勇杀敌。哈尔滨保卫战是继齐齐哈尔江桥战役后给予日军的又一次沉重打击。哈尔滨沦陷后，冯占海率部继续在方正、会发恒等地与日军展开争夺战，予敌以痛击，后在日伪军重兵围攻下，退守大罗密、勃利等地。

4月，冯占海率王锡山旅、赵维斌旅、宫长海旅、姚秉乾旅等部从依兰附近出发，向西挺进。部队跋山涉水，昼夜兼程，途中曾遭受日机轰炸和日江防舰队炮击，虽屡有伤亡，仍奋勇前进；一路连克方正、会发恒、宾县等地，进逼哈尔滨东郊，前后共毙俘日伪军4千余名、击落敌机2架，声势大振，鼓舞了军民的抗战热情，令哈尔滨的日伪军惊恐不安。

5月，冯占海在宾县召开军事会议，部队改称吉林抗日义勇军，冯占海任总指挥，李文光任参谋长，辖12个旅（其中第1旅旅长王锡山，第2旅旅长赵维斌，第3旅旅长宫长海，第4旅旅长姚秉乾）、4个支队及独立团、炮兵团和骑兵团，共5万多人。吉林抗日义勇军制定了 “坚持抗战到底”、“收复吉（林）长（春）、捉拿卖国贼熙洽”、“不扰民”、“至死不投敌”等抗战公约。

6月中旬，冯占海部分两路进攻哈尔滨。正面由王锡山、宫长海任左右路指挥向哈尔滨挺进，侧面由姚秉乾旅佯攻阿城，以牵制敌军兵力并防止敌军的袭击。6月下旬，冯占海部与日广濑师团的精锐部队（配有装甲车数十辆，飞机二十余架）和伪军金璧东部数旅激战，将敌先头部队击退，截获装甲车数辆。在敌机轮番轰炸之下，冯占海部伤亡很大，乃改变计划，向榆树转进。这次战役虽未达到预期目的，但沉重打击了当时占领哈尔滨的日军的嚣张气焰。且当时国联调查团（国际联盟为调查九一八事变真相而成立的组织，国联调查团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的真相，但未能制止其侵略活动）正在东北进行调查，从而揭穿了当时日寇声称的所谓“东北民众自愿独立成立满洲国”的谎言。其后，冯占海部渡过拉林河，直奔榆树，迅速攻下了青山堡镇并在董家窝堡将日军大川支队千名骑兵团团围住，激战终日，歼敌近半，接着又乘胜追击逃敌，在靠山屯追上敌军，继续予以痛歼。是役毙伤日军大川支队大部，日军支队长大川高喜、副官阿部等均被击毙。冯占海部屡挫强敌，在连克拉林、榆树、五常和舒兰后，部队进一步壮大，到8月初，已有22个旅和4个支队，号称10万人。

9月中旬，冯占海在舒兰珠琪川召开义勇军团以上干部会议，拟定攻取吉林、长春的作战计划。此后，冯占海率部进逼吉林、长春。宫长海等旅围攻吉林，一度攻至吉林西郊温德河、小白山附近，日伪不得不宣布吉林全城戒严。与此同时，赵维斌等旅也攻至长春北的布海、米沙子等地。冯占海部攻打吉林和长春，予日军以重创，震动了伪满洲国的首都“新京” （长春），使正在签订所谓“日满议定书”的日伪头目们受到了直接威胁。冯占海部被日寇视为一支“强有力的反满军”。尽管冯占海部的进攻最终在日寇重兵围剿下失败，却搅得日寇不得安宁、狼狈不堪。

艰苦的东北抗战

东北抗战是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每次战斗日寇都用飞机、山炮轮番轰炸，有时还有坦克和装甲车，再加上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给养充足的步兵。由于张学良的不抵抗，造成东北抗日义勇军孤军作战、武器简陋（原属东北军的部队尚有一些基本的步兵武器，而民众武装使用的大多是猎枪、土炮、长矛和大刀）、没有后援、没有补给，且大都缺乏最基本的军事训练（尽管义勇军敢于正面和日军拼打,誓死不退，但在敌飞机大炮轰炸、机枪扫射时，往往不会利用地形地物，不知疏散掩蔽；遇到日军战术包抄或侧击时，往往不知所措，因而牺牲惨重），只能以血肉之躯、抱必死之决心抗击日寇的优势兵力和精良装备。在我所经历的10余次交战中，我方均有很大牺牲，战况惨烈。我目睹了大量不同社会层次、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年龄段的义勇军官兵为国捐躯。很多人连日本鬼子的面都未见到，就被飞机、大炮炸死。多少弟兄倒在枪林弹雨中！多少弟兄倒在冰天雪地里！他们就是要为国慨然赴死啊！还要指出的是，东北军中也有一部分败类，他们投降日寇，充作帮凶。我们不光同日本鬼子打，还要同这些伪军打。

那时日寇的特务活动也猖狂。因而部队在行军转移中经常遭到日机轰炸。我印象最深、伤亡最大的有两次。1932年春，部队从黑龙江依兰县向方正县进发，因翻山越岭距离远、行军速度慢，决定沿着尚冰封的松花江溯江而上。岂料行军中突遭4架日机轮番轰炸，冰面开阔，无处隐蔽，人马被炸的血肉横飞、惨不忍睹。仅我所在的连队就有20多人被炸死、炸伤，装载着弹药粮秣的3匹马拉的大车也全部被炸沉江底。同年夏，在榆树行军中，突遭3架日机轮番轰炸扫射，部队伤亡惨重，率领部队的吉林抗日义勇军参谋长李文光也被炸牺牲。李文光九一八事变前是吉林省军官教练处总教官。他协助冯占海谋划与指挥作战，辛勤操劳，有时亲率部队在前线作战，深受官兵敬仰。当时我去牵受惊的战马，不料战马突然被炸中，马血溅满我身。几位战友以为我负伤，对我惊呼：“小山东、小山东、小山东被炸了！”

结拜兄弟

有一次，部队遭到日本关东军围攻，飞机山炮连续轰炸，重机枪扫射，我们牺牲很大，被迫分散突围。当时我的子弹打光了，身旁的几个战友都已阵亡，几个日本鬼子端枪向我逼来，我投出仅剩的一个手榴弹，然后奔入山林中。一天，我在山林中穿行寻找部队，竟意外地碰到了郭喜春。他也被打散了，在找部队。我们已有好几个月未见面了，真是异常惊喜。他告诉我，他几次险些被炸死，他们连的炮被炸坏了不少。好多弟兄都牺牲了。他还说，他家里的人都逃难去了，逃到哪里，究竟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他只听说逃难的人有很多都被日本飞机大炮炸死了，被日本鬼子用机枪扫射死了。他家在哈尔滨的家产都被日本人占去了。我们谈了好长时间。突然，他拉着我的手说：“咱们上山顶去。”我问：“上山顶干啥？”他说：“上去了再告诉你。”我跟他爬上山顶。他望望天，又看看山下，然后说：“咱们有缘相识，而且大难不死，咱们就是亲兄弟。我是兄你是弟。今天咱们就正式结拜为兄弟，从今以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肝胆相照，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咱们要和日本鬼子拼命。国仇家恨，咱们与小日本不共戴天。天地为鉴，若有二心，天诛地灭。”说完他拉我跪下，我就照着他的样子，一起虔诚地拜天拜地。

后来我们走了2天，终于找到了大部队。郭喜春还是回炮连，而我所在的军士队已归入冯占海总指挥的警卫营。分手时我们相约以后多联系。可此后部队运动作战频繁，竟再也没有见到他。后来我几次打听，都没有他的消息。因为好多认识他的熟人都牺牲了。我想，他很可能也牺牲了。他跟我说过：“咱们的炮是不如他们，但咱们要想法多炸死些鬼子，咱们跟他们拼命。” 我至今记着郭喜春。他是我从军的引路人，也是我人生关键时候的引路人。

为冯占海总指挥站岗

当时警卫营挑选精壮的战士，为冯占海总指挥轮流站岗。每次一个班。我第一次站岗时非常激动。想到能为赫赫有名的抗日大英雄冯总指挥站岗，真光荣啊！我精神抖擞，腰杆挺直。到了夜晚，双眼圆睁，竖耳静听，百倍警惕。决心一旦发生情况，就以死相拼，保卫冯总指挥。冯占海军务繁忙，他指挥的部队最多时曾达7万多人。旅长、支队长、团长们频繁进出于冯占海的指挥部。我记得的有王锡山、赵维斌、宫长海、姚秉乾，都是旅长，都是东北抗日名将。偶尔闲下来，我看见他独自躺在那儿抽大烟，可能是想借以恢复精力和体力吧。我还见过他和宫长海、姚秉乾一起边谈战事边抽大烟。宫、姚二人都是绿林出身，大嗓门，很豪爽的样子，是冯的2员猛将，打仗非常勇敢，很有名声。

义勇军官兵的悲愤

由于张学良撤兵不抵抗，又由于当时国民政府对张造成的东三省沦陷局面持妥协态度，日寇得以放手全力反扑，以6个师团15万人及伪军8万人的兵力，采取集中兵力、陆空配合、各个击破的方式对东北各路抗日义勇军加紧围剿。而在哈尔滨、长春、吉林之间运动作战的冯占海部更是其心腹大患，是其围剿之重点。从1932年冬开始，东北抗日战局开始失利，部队孤立无援、兵力疲惫（长期转战，无法休整）、武器弹药缺乏、给养困难、甚至快要断粮。当时悲愤的情绪弥漫军中，中下级军官、老兵们多忿忿然：“咱东北老百姓遭这么大的罪，咱们爬冰卧雪跟日本鬼子拼命，咱们死了那么多弟兄，他妈的几十万东北军干啥去了？少帅（张学良）干啥去了？” “东北军的武器装备都叫他小日本拿去了，用来打咱们义勇军，真他妈的可气可恨（张学良的不抵抗，使东三省军库中的大部分武器装备都被日寇轻易获得。原本用于保卫东北的武器，成了日本用于杀害中国人的凶器）。” “ 连关内的青年学生都来抗日了，他少帅不管东北老百姓死活，不报杀父之仇（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1928年6月在沈阳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溜了。” “他少帅不派兵，你国家咋也不派兵来呢。就看着关东军重兵围剿咱们！”我当时默默地听着他们发牢骚，心里也有同感。

撤往热河

在处境日益困难的情况下，冯占海决定将吉林抗日义勇军分为两部分：主力部队（吉林、长春附近各部）由其率领向热河省（今分属河北、辽宁和内蒙古）方向转移，寻求补充弹药给养，一俟补充完毕，即东归抗敌；其他零散部队仍留在吉林、敦化沿线及榆树、五常一带，相机骚扰日寇，等待时机与主力会合。冯占海率部边走边打，沿途受到日伪军的围追堵截和袭击，遭到很大损失。在经过内蒙沙漠时，还遭到日机轰炸，仅我所在的连队就有十几人被炸死在沙漠里。尽管如此，部队还是打了好几仗，消灭了不少日伪军，一度攻克了长岭县城，击毁了一列日军装甲列车。还夜袭了日寇一个联队，予以重创。

“这个小山东命大”

在撤往热河省途中，有一次部队在一个村庄休息。我所在的班住在靠村外的一个房子里，那天上午，屋里有的人打牌，有的人聊天，我在看书。屋里的大锅里热气腾腾地煮着羊肉和土豆。当地人有一个习惯，冬天把羊宰了，把羊皮剥下，把内脏掏去，然后再用羊皮一包，就堆在院子里冻着；吃时拿一只，把羊皮扒掉，把整只羊剁成块，再加上土豆一起煮，很香，很好吃。过了一会儿，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出去走走。我放下书，起身向门口走去。一个老兵还关心地说：“小山东，出去干啥？外边多冷啊！”外面确实很冷，我无目的地向远处走去。走了不到100米，突然空中出现一架日本飞机，就对着我们住的房子轰炸扫射。我爬在地上看，一会儿工夫，房子炸塌，跑出的几个人也遭到飞机扫射。飞机飞走后，大伙跑去抢救，整个屋子里十几人非死即伤。只有我一个人毫发未损。事后人们纷纷说“这个小山东命大”。我也莫名其妙，不知为什么刚巧那个时候出了屋。我为牺牲的战友悲痛不已，他们都比我年长，平时都对我很关照。

在内蒙行军中，沙漠一望无际，寒风凛冽，风沙扑面。不时狂风骤起，黄沙弥漫，行军只能依靠战马和指北针。唐诗中的大漠古战场的意境，就在眼前。漫漫征程，饥渴交攻，我不时从马背上摔卧沙砾中。我默诵“渴饮刀头血，睡卧马鞍鞒”、“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聊以慰藉。1933年1月，部队经3000余里艰苦转战，抵达热河开鲁，只剩下2万多人。

东北抗日感言

对东北抗日这段历史，我觉得多年的宣传既不全面亦不够真实。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东北抗日义勇军介绍得很不够。二是把张学良不抵抗造成东三省迅速沦陷的责任推给蒋介石。

《义勇军进行曲》自抗战传唱至今。二战快结束时，美国国务院曾提出：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日演奏各战胜国音乐时，选定《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表中国的音乐。49年后《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尽管文革中被禁唱歌词，尽管一度被荒唐地改了歌词，最终还是恢复了原貌）。著名的抗战歌曲《大刀进行曲》也唱出：“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可数十年来国人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情况却知之甚少（东北可能略好点）。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奋起，拉开了艰苦卓绝的中国抗战的序幕。当年东北抗日义勇军民众基础之广泛、抗敌之勇猛、牺牲之惨烈、抗敌环境之艰苦、影响之深远，在中国民众反侵略斗争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的英勇斗争振奋了不畏强暴、奋勇抗争的中华民族精神，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从1932年的第一次淞沪抗战（1932年1月28日～3月3日，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和第5军在上海对日作战）、1933年的长城抗战（1933年1至5月，国民革命军在山海关、热河省和长城冷口、喜峰口及古北口等军事要地抗击日寇的作战。）和冯玉祥将军组织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抗战，到以后的全面抗战，都受到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影响。东北抗日义勇军牵制和消灭了大量的日军。1931年至1932年日本用于东北战场的精锐关东军就有5万多人，为加紧围剿东北抗日义勇军，1932年秋关东军又迅速增加到6个师团、15万余人，以后一直保持5个师团的兵力。东北抗日义勇军毙伤日本关东军2万5千多人。东北抗日义勇军的英勇斗争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迟滞了其侵华的进程。就连日本战史也承认，日军在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打击下“困难重重，伤亡惨重”。

要让国人特别是年轻人知道，东北抗日不光是抗日联军在抗日，还有之前的规模大得多的抗日义勇军抗日；东北抗日英雄不光有杨靖宇、赵一曼（我非常敬佩这二位抗日英雄），还有更多的作为吉、黑、辽30余万抗日义勇军代表的不同信仰、不同党派、不同阶层的抗日英雄。东北抗日义勇军以血肉之躯抗击强敌，自愿为国慨然赴死。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英雄，是中国之魂魄。应以多种形式充分介绍东北抗日义勇军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以缅怀英烈，激励、教育国人。

对于张学良，我们不能因为他发动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和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变，扣留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蒋介石，要求“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事变最终和平解决）使中共得以摆脱困境，不能因为西安事变结束后中国确实停止了内战，一致对外，就对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时的表现轻描淡写，并把责任推给蒋介石。好象当时张学良被国人谴责为“不抵抗将军、逃跑将军”是李代桃僵，很冤枉似的。需要指出的是，若不是斯大林为了苏联的利益（斯大林认为中国抗战离不了蒋介石的领导，捉蒋会促使中国内战爆发，日本可乘中国内乱迅速打败中国，转而进攻苏联，苏联的战略就是要把日本拖在中国战场）电令中共必须促成张学良、杨虎城释放蒋介石，那西安事变的结果就是扩大内战了：由剿红军变为剿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了。那可是小日本求之不得的。

当时张学良执掌的东北与国民政府仅是名义上的归属关系，东北军权、政权、财权集中于张学良之手。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难以真正对其发号施令（当时蒋和国民政府能指挥的仅为中东部数省而已），更动不了东北军的一兵一卒。现在已经很明确了，过去长期流传的“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下令‘不抵抗’”纯属谣言，“不抵抗”的命令是张学良自己下的。张学良自己说： “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 “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藉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件，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推卸责任。外间传说我有蒋（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谕存在于凤至（张的原配夫人）手中，是扯淡。于凤至不是那种人。” “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 “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如果按张学良自己说的九一八事变时误判日军只是“挑衅”而下令不抵抗，那么在东三省大部分已沦陷的3个月后（当时东北全境的日军只有4万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会议先后明令张学良“对于日军进攻绵州，应尽力之所及积极抵抗．．．死守锦州”、“如遇侵犯，则抵御之”、“日军攻锦紧急，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 （此前蒋介石曾致电张学良，“锦州军队此时切勿撤退。” “航空第一队已令其限3 日内到平（北平），归副司令指挥。” ），张学良竟根本不予理睬，继续将部队撤出东北（听说当时最后一批离开锦州的东北军官兵面朝东北方向跪在车站的地上痛哭不止），又怎么说呢？以锦州为中心的辽宁西部在军事上极为重要。如果辽西保住了，就能够扼守关外门户，就能够有效阻止日军入关继续侵略华北和热河省。然而日军先头部队数百人进入锦州，竟未遭任何抵抗，东三省由此全部沦陷。

需要指出的是，发动九一八事变并非日本政府的行为而只是日本关东军的独断专行。就在事变后不久的9月24日，日本内阁会议还决定了“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方针。然而此后关东军轻易占领东三省，极大地助长了日本侵华的嚣张气焰。驻北平的日本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给关东军的秘密报告中说：“须知‘9.18’迄今之帝国对华历次作战，中国军因依赖国联，而行无抵抗主义，故皇军得以顺利胜利。…倘彼时中国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则帝国在满（日指东北）之势力，行将陷于重围，一切原料能否供给帝国，一切市场能否销费日货，所有交通要塞、资源工厂能否由帝国保持，偌大地区，偌多人口，能否为帝国所控制，均无确实之把握…。” 如果中国在九一八事变后能够坚决抵抗，东三省决不会轻易沦陷；没有东三省的资源，日本就难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张学良下令不抵抗并将东北军撤出东北，过莫大焉！九一八事变，国耻也！

当时东北军是国内装备最好的军队。张学良曾回忆说：东北易帜之初，“我们奉天军（东北军前身）拥有40万兵力，有海军，还有飞机、坦克。蒋介石的嫡系军队不过30万，没有海军和飞机。东北军拥有沈阳兵工厂和军事学校，装备训练自成一体，军事力量很强。”据张学良的卫士郑景山说，张作霖生前曾训斥张学良：我就是不怕日本子，日本子在南满顶多有1万3，我要打日本子，先叫藏式毅（奉天省省长）召集南满铁路（长春至旅顺）沿线各县县长、公安局长开个会，定个日期，一夜之间就把铁路都给扒了，咱东北军有30万，重兵先占领旅顺大连，1万多日本子就交待了，咱怕日本子干啥呢？

精忠报国是军人的天职，守土杀敌是军人的本分。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可张学良作为30万东北边防军的司令长官，为了一己私利，为了东北军集团的私利，在国难当头之时，置国家民族大义于不顾，置供养东北军的东北父老乡亲于不顾，竟然不抵抗，竟然逃跑，不是不抵抗将军，不是逃跑将军是什么？这是任何有气节有血性的军人所不齿的行为。退一万步讲，就算是蒋介石下命令不抵抗，就算是蒋介石能对张学良发号施令，作为封疆大吏的张学良也应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道理。倘若当时张学良率30万东北军抗日，再加上30余万义勇军的支持，日寇岂敢嚣张！中国抗战史将重写，张学良将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可一念之差，成千古恨矣！张学良后来恢复自由长达10年，中共高层多次盛情相邀，他的老家辽宁省已做好了充分准备，但他客死异域，始终没有踏上大陆故土一步。中国传统是“叶落归根”、“故土难离”，他何尝不想回来，可他为什么不回来呢？人们纷纷猜测原因，莫衷一是。老朽认为原因其实很简单很清楚：他愧对东北父老乡亲。率八千子弟去西征打天下的西楚霸王项羽尚且因兵败而“不肯过江东” ：“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目睹世事沧桑且皈依基督的张学良回首九一八国耻，能不愧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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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声涛，1912年生，山东平度人。1931年参加东北军。在14年抗战期间，历任战士、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先后参加东北抗日、热河抗战、察哈尔抗战、河北固安抗战、山西太行山抗战、武汉会战、随枣会战、冬季攻势、枣宜会战、豫南会战、豫中会战，所在部队番号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91师和第4师。先后毕业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洛阳分校、西安长安军官训练团和昆明美军参谋学校。1949年1月任四野第45军135师副师长（此前任国民革命军第13军299师团长），参加衡宝战役（所在师对抗敌4个主力师的包围，在该战役中起了关键作用）和广西剿匪。1951年调任设在武汉汉口的第一高级步兵学校（辖商丘、信阳、长沙、南昌、桂林和广州共6所步兵学校）教务处副处长（副师级，主管军事教育）。“文革”中受到迫害。现为湖北襄樊四中离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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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声涛：老朽忆旧之（一）东北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