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海角七号》及其文化现象浅析

学科: 影视
关键词: 莎勇之钟海角七号郭松民魏圣德马英九
摘要: 不过是一部小制作的台湾电影而已，《海角七号》值得被这么关注吗？不过是一部小制作的台湾地方电影而已，《海角七号》值得被这么关注吗？

笔者的答案是肯定的。

2008年8月，《海角七号》在台湾上线，一开始无人看好，因为既无当红明星，又无精彩故事，孰料公映后却迅速爆红，风靡了台湾全岛。透过网络及媒体的推波助澜，仅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其票房收入就创了1997年《泰坦尼克号》后的新纪录，不但其制作群成了新闻人物，就连外景地屏东县小镇恒春，也成了旅游胜地。据说台湾人现在见面打招呼，不是问“你看没看《海角七号》？”，而是问“你看了几遍《海角七号》？”大陆的主流媒体也颇能凑趣，比如南方一家大报的标题就是“《海角七号》——喜欢还是非常喜欢？”

在这样的氛围中，这部电影俨然成了一种不容批评的“政治正确”。台大法学院前院长许介鳞和另外一名学者撰文批评此片有殖民意识的残余，但他们的文章一出，就立即遭到疯狂围剿，大陆因为“技术原因”暂缓引进这部电影，也在台湾受到抨击。台湾领导人马英九甚至亲自出面，通过电台向大陆观众推荐，说这部电影“可以当作大陆了解台湾的起步，应该很有价值”。

简言之，《海角七号》及其以及因之而起的种种风波，已经堪称“《海角七号》现象”，既然它已经如此地被关注，如此地被“过度解读”，我们再假装它不值得关注，那岂不成了鸵鸟了吗？

《海角七号》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小标题一）

《海角七号》的叙事可以说是由一个“背景故事”，一个“前台故事”套装而成。

“背景故事”讲得是1945年二战结束之后，台湾光复，日本殖民者开始撤离台湾，一名日籍教师在遣返的船只上，写下了给被他爱恋的台湾女生“小岛友子”（因为是日本的殖民地，所以台湾女孩却起了个日本名字）的七封情书。但不知为什么，他回到日本后却没有把这些情书寄出，直到60多年后，他的女儿在其遗物中发现了这些信，才按照信封上日据时代旧址“恒春郡海角七号番地”将这些信寄到了台湾。

影片的“前台故事”则颇富“台南”乡土气息：恒春镇夏都沙滩酒店想通过邀请日本歌星在沙滩上举办大型演唱会来宣传当地旅游资源，但由于以“代表主席”为首的当地人的坚持，暖场乐团将由当地乐手们组团出演，于是代班邮差阿嘉、小米酒业务员马拉桑、机车行修理工水蛙、原住民警察劳马、老邮差茂伯、正读国小的大大等几人拼凑成了一个“破铜烂铁”乐队，由个性严谨，名字恰好也叫“小岛友子”日本演唱会监督来负责督促协调。

阿嘉当乐手敷衍潦草，当代班邮差也玩忽职守，这让倍感压力的友子大为光火，两人不断发生冲突。后来，友子在镇上的一场婚宴上喝醉了，深夜跑到阿嘉的住处大闹，结果他们竟化敌为友，还发展出了一夜情。在阿嘉的床上，友子看到了日本来的邮包，发现那居然是来自六十年前的七封未寄出的情书，她要阿嘉务必把邮包送到主人手上——结局是阿嘉突然浪子回头，全力排练，演出出人意料地精彩，几乎与此同时，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年过八十的老“小岛友子”也被找到，迟到六十年的情书终于被阿嘉送到收信人的手中，“前台故事”和“背景故事”因此被联接在了一起。

《海角七号》的故事其实破绽百出（小标题二）

细节决定成败，电影故事尤其是这样，无论导演动用了多少煽情、搞笑、蒙太奇之类的手段，但如果细节经不起推敲，那它就不会具有真正打动人心的力量。文化学者祝东力曾经打了这样一个比方：好比裁缝裁制了一件西服，虽然看上去有型有派，但一穿到身上，就四处开线，那还是只能说要多煞风景就多煞风景。

《海角七号》的故事正是如此，比如影片中最主要的，对全片起着支柱作用，并赋予整部影片以意义的“背景故事”，恰恰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虚假故事。

贯穿《海角七号》始终的，是那个对自己的台湾女生“友子”始乱终弃的日本教师，在被遣返日本的途中，在星月之下，海涛之上的轮船甲板上，写给“友子”的七封情书。情书是用优美雅致，最能拨动“小资”心弦的文字写成的，导演并安排人用纯正的日语无限深情地朗诵出来。在《海角七号》刻意营造的氛围里，这对恋人的感情堪比《泰坦尼克号》中的罗丝和杰克了，影片中有大量灯火辉煌的轮船在夜幕笼罩下的海面上行驶的镜头，就表明导演很希望观众产生这样的联想。

但让人感到不解的是，这位日本教师既然如此爱恋他的台湾女学生，其浓烈程度可以和所有古典文学名著中的爱情故事相比，那他回到日本后，为什么不把这七封情书投入到邮箱呢？在他安顿停当之后，为什么不重返台湾寻找他昔日的“学生+恋人”呢？

要知道，和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关系不同，战后日本和台湾的关系一直没有真正中断，“三通”始终都存在着，尤其是1952年，日本政府和台湾当局在台北签订《日台和平条约》，并在台北和东京互设“大使馆”之后，台湾和日本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平均每年单是人员往来就在30万人次上下。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是这个日本人想来台湾，还是“友子”想去日本，都不会遇到任何不可逾越的障碍，通信就更是举手之劳了，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还要苦苦等待六十年呢？

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魏德圣导演不想让他们见面或互相知晓对方的信息。因为不如此就无法突显中国这个“恶霸”在台日之间横刀夺爱的“恶行”，没有了这样一个“美丽悲情”的故事做支柱，整部电影就会坍塌成一堆彻头彻尾的垃圾。但是，用蓄意的欺骗来赚取观众真挚的眼泪，并刻意制造对中国的厌恶情绪，深绿导演魏德圣岂不是有点太不择手段了吗？

大的破绽之外，小的破绽也很多。比如七十多岁的茂伯骑摩托车送信时被一辆汽车从高高的路基上撞飞出去，应该不死也要变成植物人的，但没有想到镜头一转，他仅仅是小腿上受了一点轻伤，让人怀疑他是不是练就了一身“金钟罩铁布杉”的好功夫。再比如日本小姐小岛友子喝醉了酒找阿嘉胡闹，在砸玻璃发泄时还在用夹生的汉语骂人，这就更不可能了，因为人在情绪失控时，不用母语是根本无法发泄的。凡此种种，破绽之处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例举了。

“留下来，要不我跟你走！”——《海角七号》想告诉观众什么？（小标题三）

这一点在《海角七号》中表现的是很明白的，那就是：日本已经成了影片中的台湾人乡愁的一部分。透过导演魏德圣暧昧的镜头，日据时代的台湾被高度美化了，强奸被重新定义成了爱情，而最具有象征意义的一句台词，是借男主角阿嘉之口对日本人说出来的：留下来，要不我跟你走！

台湾日本综合研究所所长许介鳞，曾是李登辉的“外交”智囊之一，后来因政见不合与李分手。他评论说：“《海角七号》隐藏着日本殖民地文化的阴影。七封由日本人所操刀杜撰的情书，以日本人的调调滔滔不绝地表露，对过去殖民地台湾的恋恋 ‘乡愁’，其间参插了以日文唱的世界名曲，甚至终场的歌曲《野玫瑰》，还要重复以日文歌唱。台湾终究逃不了日本文化控制的魔手。”

而另一位知名的台湾传记作家王丰，甚至直斥《海角七号》为“大毒草”。他说：“这部电影是一株大毒草，它即使目的不在颂扬日本帝国主义，但至少也在一定程度上带着一种感伤式的怀旧。”

幸亏这两位学者生在台湾，长在台湾，否则的话，一顶“极左”的帽子是跑不了的。不过这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两位学者的话，是不是真的有道理？

在影片中，台南的海景很美，小镇恒春的街景也很美，但真正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贯穿于影片的那首歌——《国境之南》。

“国境之南”指的是哪里呢？影片中没有交代，但历史资料告诉我们，在台湾被日本殖民时代，“国境之南”指的正是台湾，因为甲午战后，台湾被日本并入自己的版图，日本人称本岛为“内地”，称台湾和来吞并的朝鲜为“外地”，因为台湾是在日本的南方，又被日本人称为“国境之南”。直到今天，东京书店里介绍台湾的旅游观光书籍，书名还是叫“国境之南”。

整个《海角七号》是一个声音颇富磁性的日本男人的旁白开始的，这个声音贯穿始终直到结束，可见是日本人在讲故事，“国境之南”指的是日本的国境之南——台湾，也就确定无疑了。

电影一开头，日语旁白劈头就是一句：“友子，太阳已经完全没入了海面，我真的已经完全看不见台湾岛了，你还站在那里等我吗？”表现出了老一代的日本殖民者因为战败而“失去”台湾的惆怅与不甘的情绪，而由台湾当代“在地人”阿嘉倾情唱出的《国境之南》，则这样回应道：“当阳光再次回到那飘着雨的国境之南，我会试着把那一年的故事，再一次说完。”——如果这些都不算隐喻，那还有什么算隐喻呢？如果我们仍然无法从中读出日本对殖民时代台日关系的眷恋，读出一些台湾人内化了的“皇民”心态，那我们真要去重新测试一下我们的智商了。

更妙的是，阿嘉创作《国境之南》，正是为了完成一件来自日本的“政治任务”，日本监督小岛友子小姐对阿嘉这样说：“日本公司希望我们有两首歌，但是到现在我才只听到一首，而且这首歌还是你很久以前写的。不过重点是另外一首，你明白吗？”阿嘉虽然一开始有点吊儿郎当，但终于被友子的诚意和执著所打动，在友子提供的日本CD所带来的灵感启发下，圆满完成了任务。

当然，最能表明导演意图的，莫过于最后“送别”的那一幕了：台湾民众聚集在码头上，含泪送别“高砂丸”运输舰，美丽的台湾女学生“小岛友子”头戴“白色针织帽”，亭亭玉立于人群中，踮脚张望甲板上那个抛弃了自己的日本老师，而在她的头顶上，则是“庆祝台湾光复”的大红横幅，挡在他们之间的，是端着刺刀的中国士兵——台湾和日本这一对热恋中的情侣就这样被中国残忍地分开了，他们是多么的不幸、多么的令人同情啊……

据报道，导演魏圣德为了最后的那两分钟片段，花了将近800万新台币，而整部电影的花费，也不过只有5000万，看来，他是很知道那些镜头需要浓墨重彩来表现的！

《海角七号》无疑是媚日的，但也不单纯是为媚日而媚日，而是为了媚给不在现场的大陆看的：“我们”也有自己的“主体记忆”，“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情人”，并请他“留下来，要不我跟你走！“

异曲同工——《海角七号》与《莎勇之钟》（小标题四）

《海角七号》中的台湾女生“友子”被日本老师始乱终弃后，无怨无悔地等候了一生，而在日据时代的电影《莎勇之钟》中，爱上日本老师的台湾女生，则干脆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如果说《海角七号》是借日本人来讲台湾的故事的话，那么《莎勇之钟》这部由日本台湾总督府出资拍摄的电影，则是在借台湾人来讲日本的故事。

《莎勇之钟》的故事发生于1938年台湾日据时代的台北州苏澳郡蕃地（今宜兰县南澳乡）。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苦于兵源不足下，开始征召各地日本青年充当炮灰。在被日本占领下的台湾，首波被征召对象，就是为数颇众的担任警察的日籍青年，这些人一旦接到征召令，就必须马上离职出征，开赴以华北为主的侵华战场。

1938年9月，一名在南澳乡担任警察兼教师日籍青年田北正记，接到了征召令，田北正记商请学生莎勇协助搬运行李，两人在行经宜兰山区途中遭遇暴风雨，溪水暴涨，田北正记安然无恙，但年仅17岁的少女莎勇却失足落水溺亡。

这本是一件普通的溺水意外，但却被日本占领当局作为“皇民化教育”成功的典型大肆宣传，当年11月，总督府的理蕃课长率领多位官员参加了规模盛大的“少女莎勇追悼会”，已经到达华北战场，正在与中国军队作战的田北正记也发来电报表答“感激与怀念”之意。1941年4月14日，日本总督长谷川清在总督府亲自接见莎勇家属，并颁赠一座刻有“爱国少女莎勇之钟”字样的铜钟，至此，“莎勇之钟”的故事成为台日两地争相报道的“爱国事迹”。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为了强化皇民化教育，台湾总督府除了要求知名台湾作家吴漫沙为莎勇立传外，还特别出资委请民间电影业者拍摄电影《莎勇之钟》，由红极一时的“满铁映画”当家花旦李香兰主演并唱主题曲。1943年，电影《莎勇之钟》正式在台、日、华北、上海、“满洲国”等地上映。在影片里，莎勇是自告奋勇地冒着生命危险为“老师+恋人”田北正记送行的，她此举不但是为了爱情，也是为了向所有的日本军人表达敬意，在落水前，莎勇还极其夸张地用日语高呼“天皇陛下万岁！”

耐人寻味的是，当年由日本总督府在南澳乡修建的莎勇之钟、纪念碑和纪念园，在台湾光复以后被毁平，近年来却又以“发展旅游业”名义被当地政府悄然重建，“莎勇之钟”甚至被当地官员说成是南澳乡的“象征”。这一事件让我们意识到，《海角七号》的出现及风靡一时，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的。

从《海角七号》现象看祖国统一（小标题五）

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百年夙愿，但《海角七号》在台湾的风靡以及“莎勇之钟”的借尸还魂，使我们意识到，在台湾除了支持统一的民众外，还有不少人是支持台独的，甚至是梦想着台湾仍然能够成为日本的“国境之南”的。这股思潮的势力是如此之大，连有着大中华情结的马英九也不敢撄其锋，反而将《海角七号》作为“大陆了解台湾的起步”来推荐。

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台湾独立纯粹是一种梦想，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如果切断了和祖国大陆的联系，台湾是一天也难以维持的，但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些年来，主张台独、哈日的思潮却在岛内肆意泛滥，俨然成了主流，使主张统一的岛内人士失去了话语权。因此，如何在文化领域同台独及“哈日”思潮做斗争，如何增强祖国大陆的文化感召力，确立台湾同胞对祖国的文化认同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但遗憾的是，这方面现在似乎还没有破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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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海角七号》及其文化现象浅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