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明：这样的人多了，社会坏不到哪里去

学科: 人文
来源: (中华读书报当代文化研究)
关键词: 王晓明
摘要: 每年你读几本书？那是两年多以前了，我去一家大学的中文系，面试三位申请直升研究生的本科学生。我提了一个并不刁钻的问题，他们答不上来，再提一个更普通的，还是神情茫然，说不了几句话。无奈之下，我干脆问：“四年里，除掉教材，你们读过多少本书？”“小说也算吗？”“算，你是学文学的嘛！”结果，一位“四、五十本”，一位稍多，“大概七十本”，第三位扳着手指，只数出不到三十本！

这大学地处都市，在全国排得进中等；能申请直升研究生的学生，平时的考试成绩，至少也该在中等。整整四年，1460天，如果这样的学生都只读几十本书，其他的呢？年轻人进大学，通常叫做去“读书”，该“读书”的时候都读得这么少，毕业了，岂不是更要和书“拜拜”了？以前看到报上说，某地规定公务员每年最少要读5本书，我还怀疑记者是不是漏写了一个0，那天面试以后，我明白了，这个要求不算低。

但我还是不大甘心。怎么能这样？中国这样，别地方呢？自那天以后，凡遇见国外大学的熟朋友，我都要问：你那儿的学生一年读多少书？这问题并不容易回答，专业、语言、学校的等级、教材的类型、计算字数的方法…… 各处都不一样，很难精确换算，但我纠缠不放，逼着朋友们给我数字，最后得到的结论，是：不说欧美那些一流大学，就是一些和我们差不多的国家的中等水平的大学：印度、韩国、印度尼西亚，诸如此类，其文学系本科生的读书量，都比我们高得多。

举一个例子。东京法政大学的日文系有一本刊物，写成汉字叫《外濠通信》，学生编的，每年2期。2003年7月的一期上，刊登了一组对本系学生阅读状况的问卷调查。调查对象涵盖一至四年级，总数165人。调查得很细，数据一大堆，我这里选4组：

一个月的读书量？
5册以下：116名；6到10册：32名；11到20册：12名；21到30册：4名；30册以上：5名（最多的学生每月读55册）。
一个月的购书量？
5册以下：11名；6到10册：21名，11到15册：10名，16到20册：7名；21到40册：6名：40册以上：5名。
读书的地点？
回答：家：91名；电车上：89名；学校：21名；咖啡馆：6名；快餐店：5名；家庭餐馆（family restaurant）；3名；公园：3名。
现在的个人藏书量？
10册以下：17名；10到30册：27名；30到50册：36名；50到100册：30名；100到150册：10名；150到200册：6名；200到300册：6名；300到400册：3名；400
到500册：3名；500到700册：3名；700到1000册：2名；1000册以上：4名。

法政大学是私立“东京六大学”之一，教学水准大概比我面试的那家大学高一些；日本一般人收入与书价之比，也比我们的合理一些；日本出版社习惯出许多小开本的口袋书，薄薄一册，一两个小时就能看完。但是，看到日本学生每月买这么多书，特别是看这么多书，我还是很替中国人担心：读书的差别如此悬殊，长此以往，怎么的了？！

可能有人要笑：这有什么好担心的？如今是图像时代，电视、电影、动漫…… 谁还读
书啊？就是要读，也还有互联网，干吗非要读一本一本的书？如今房价这么贵，买多了书，
占面积，傻啊？

我却要说，越是这所谓的“图像时代”、“互联网时代”，越要读一本一本的书（包括“电子书”）。为什么这么说？

二十世纪的新科技，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获取信息的状态，其中最厉害的，是图像传送技术，它整个重排了信息的等级次序。电视越是普及，别样的信息就越靠边站，万里之外的中东某地，汽车炸弹猛烈爆炸，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在自家的电视屏幕上，看到了爆炸现场的血迹，一个CNN或BBC的记者，站在血迹旁滔滔不绝…… 你是不是觉得，只有这种现场直观般的活动图像，才是最真实、最可信的信息？在今日上海，你任意拦住十个人问，十有八九都会回答“是这样”吧？

亲眼所见的，是否一定比别人告诉你的更真实？这是一个问题，但这里不讨论，我先假定“亲眼所见的更真实”，然后往下说。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本来是好的，但一和别的东西搅在一起，它的好就可能变成坏。图像传送技术就是如此。它给人开出了一条获取信息的新途径，从今往后，你不但读别人的报告，听别人的讲述，更可以直观事变、目睹世界了：当然是好东西！可是，这技术并非二十世纪的唯一产儿，它还有一大堆同胞、甚至孪生兄弟：资本主义的各种新的扩张形式、现代集权国家的各种新的类型、经济和文化的新的全球化、“大众文化”、“文化工业”、“创意产业”，等等等等。即便信息技术的领域里，它也有一大群同伴：系统化控制技术、信息监控技术，诸如此类。所有这些，都亲热地拥抱它，要把它拉进自己的一伙里。它没法抗拒，技术是最听话的，谁叫的嗓门大，它就跟谁去。因此，它很快就成了权势者的随从。它对人的意义，也随之改变。

不同类的信息被重新分等的结果，是信息的提供者也重新排了高下。当今世界，谁能在向公众图像直播远处的事变？如果没有天文数字的资金，不能租用高清晰度的卫星传送设备，不能在世界各地建立记者站，缺乏在第一时间将记者和摄影师送往全球任何地点的公关和运送能力…… 就是掌握了再好的图像传送技术，也是白搭。技术越是吊起观众对图像清晰度的高胃口，就越减少图像的提供者，如今一支普通的手机，都动不动400万像数，现场直观图像的提供者，势必寥寥可数。

这可不是小事情。最近20年，全世界流传一个词：“信息爆炸”。看看四周的情况，好像真是这样，媒体铺天盖地，广告无孔不入，许多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活在噪音和视觉污染的废料池里，喘不过气来。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就在这爆炸一个连一个，信息总量急剧膨胀的同时，你得到的信息，却明显在减少？

世界上每天发生那么多事，其中许许多多，例如这个乌龟长了五条腿，那位明星有了新情人，诸如此类，是只对这乌龟的主人、或者那明星的前情人和经纪人才有意义，其他人知不知道，完全无所谓的。但是，有一部分事情，却有公共的意义，是你我都需要知道，如果不知道得太多了，我们就要被欺负的。所谓“公共知情权”，前提之一，就是这个区分：我不用知道那个乌龟长了几条腿，但我必须知道，譬如说，政府今年实际抽了百姓多少税，这些钱又用到了哪些地方！可是，看看当今世界，中国也罢，美国也罢，在电视和其他主流媒体上“爆炸”的，大多正是乌龟长腿、明星夺爱式的八卦，那些真正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要紧事情，反而被遮遮掩掩，语焉不详。所以，重要的不是信息多还是少，而是什么信息多，什么信息少。如果公众必需知道的，越来越少，不知道也没关系的，却越来越多，那就不是人类信息状况的改善，而是，恕我直言，非常危险的恶化。

你也许反驳我：不对，今天的主流媒体上，还是有不少公共信息的，虽然没八卦新闻那么热闹，但至少在中国，比起从前来，公共信息是更多了。我赞同这个说法，和譬如“文革”时候相比，如今电视——包括其他主流媒体——上的公共信息，的确可以说多了不少。但是，这仍然是说的信息——即便公共信息——的总量，而你我更要关注的，是信息来源的数量。比方说，某地煤矿塌了，记者蜂拥而去，如果他们可以多方采访：矿工、遇难者家属、技术人员、工头、矿主、当地居民、不同级层的官员、评论家、学者…… 如果采访来的信息都可以发布，这家报纸这么讲，那家杂志那么讲，电视屏幕上众说纷纭，各有各的独家报道，那么，一般公众就能博取兼听，自己来比较各种信息，选择、思考，形成对塌方事件的自主认识。如果相反，塌方刚一发生，就有人来垄断信息，统一口径，只给你这一方面的信息，你也只能按照这一方向报道，那么，就是再整版照片、粗黑标题、24小时滚动播出、大喇叭从早喊到晚，公众依然被蒙住了至少一只眼睛，只能看见事情的一角，而且，往往是不重要的那个角。

专制，并不是不提供公共信息，相反，许多专制政权特别擅长打信息仗，它们传播公共信息的数量之巨、速度之快，一点都不亚于别人。但是，所有这些信息都来自一根管道，而在这样的情形下，信息越多，千篇一律的程度就越高，别样的信息就越进不来，社会的信息环境就越封闭，一般人也越容易被忽悠。也就是说，信息来源的单一，必然使信息变质，使其丧失信息的功能。好像给了你一大堆消息，但你实际上还是不知道：和这样的信息专制相比，硬捂着盖子，明明塌方了，死人了，却说没这回事，是太愚蠢，水平太低了。

令人担忧的是，这样的聪明的信息专制，如今正在全世界膨胀。几乎各种媒体上，八卦新闻都是主角；公共信息逐渐被挤到边上，其来源更是日渐单一。不是说图像时代吗？在这样的时代，对人工图像的“观看”，自然成为“感受”的第一代表，人的其他感官：听觉啦、味觉啦、触觉啦、乃至更具精神性的兴奋、感动啦…… 都不过是它的跟班。下班归来、假日、或者失业在家的时候，全世界有多少人瘫在沙发上看电视？又有多少人对着电视画面喝啤酒、吃快餐、戴着耳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亲热，甚至做爱…… 越是视觉通吃，视觉媒体——不止是电视——就越膨胀，越能吸引资本；资本越拥挤，竞争就越激烈；激烈到一定程度，兼并就不可避免，于是，恕我重复，这个地球的信息传播的主赛场上，选手就越来越少，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强大政府，和同样屈指可数的媒体帝国。大概十年前，一位欧洲的知识分子就警告说，二十年内，全球所有有影响的媒体，都会分落到加起来不超过个位数的势力手中。现在看来，还真有可能被他说中。

讲到这里，一张巨大的多股绳网相当清晰了：专制、资本、技术，三者紧密勾结，在不知不觉中，似乎要将人类的整个信息生活，都套进其中。那些从其历史上看，是最不喜欢人民知道真相的势力，逐渐成了信息——特别是那些人民觉得最真实、最可信的直观图像——的垄断者。图像传送技术的本来的好，也就这样变成了坏：你是可以亲眼见了，但你的眼，却因为这个见，越来越不属于你。

怎么办？总不能就这样面对电视，无知一辈子吧？从大处看，那张绳网虽然大，毕竟还没有一手遮天，比如，在中国，电视和其他主流媒体之外，现在就还有互联网，就算别处都一个口径，这里总还有一些不同的消息能传递开。不过，互联网并非免疫区，八卦新闻同样在这里爆炸，其猛烈程度，还远远超过了电视。那还有别的路吗？有。越是图像时代，电视中心，我们越不妨反其道而行之，往相对冷落的、非图像的地方走。强光照射之处，烟气腾腾，眩人眼目，其实多半空无一物，边上的安静的角落里，却可能有非常丰富的宝藏。这宝藏自然有多种形式：长辈的故事、尘封的家书、山地艺人的歌吟、咖啡馆里的闲谈、手机短信…… 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书。和现今所有别的信息和知识载体相比，书的内容是最丰富的。倘说一个沉迷于电视、由衷地觉得广告“真迷人”的人，多半所知不多，那么，一个生长在“图像时代”，却依然有脑子、有判断、明白世事的人，可以肯定，他喜欢读书，也善于读书。

可是，在今天，要喜欢读书，并不容易。我们都知道，造出文字，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正是靠了文字，人才能大步推进那在口语里开始了不久的抽象思维，并由此激发出想象力的新一轮奔放。可是，这些年人工图像的狂轰滥炸，却将不止一代人造得只习惯看图、一拿起书就犯困。如果出生在五十年前，小时候没电视看，也没人逼着做习题，你最大的消遣是读书，你就很容易养成对文字的敏感，翻开一页，一目十行地扫过去，厚厚的一本，几下就看完了。可如果生在现在，那就不同了，从小学开始，读书就是做习题，你很少有时间读课外书，也许拿起一册漫画，你能一目四图，整体把握，一到翻开书本，就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地数下去，半天也看不了几页。读书竟然成了一件费力的活，这要从小独生子女、凡事习惯于省力的一代人，怎么喜欢得起来呢？

前几天，有位年轻同事给我算了一笔帐：如今大学的本科生，吃饭睡觉上课闲谈做作业学外语渡周末谈恋爱之外，每周最多有时间读一本课外的书。我当时很意外：只能读一本？现在有点明白了，如果这学生不习惯读书，没有养成那种随着文字在抽象和具象之间快速往返的能力，一本书要读好几天，那一周不就是只能读一本吗？我面试的那三位学生，之所以四年只读了几十本书，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就在他们读书太慢吧。

可是，怎么理解电脑和互联网？就算不爱读书，年轻人猫在电脑前、上网的时间可不少，这不是也能培养他们对文字阅读的亲近感？应该说这有一点作用，但作用不大。游戏、网聊、查询实用讯息，大概是年轻人工余猫电脑、上网的三大主因。即便关心时政、发言评论，一般也都是快速阅读、即时反应，真像读一本书、一本杂志那样，在屏幕上盯住长篇文字、持续翻页阅读的人，其实很少。总体而言，电脑屏幕——特别是网络世界——和电视屏幕差不多，都是将人引向快餐式的文化消费的。我甚至觉得，一个习惯在网上阅读文字的人，可能反而不喜欢读书。网络在教会他一目十行的同时，会不会也养成他躁动的心性，令他没有耐心持续阅读一篇稍长的文章？他会不会习惯了蜻蜓点水，抓住一点就跳开，什么细致的描写、密密麻麻的数据、一层一层的分析，他很快就会看得心烦，于是统统跳过去？他理智上也许知道，信息、知识、趣味、想象力…… 一本好书的丰富价值，往往就在这些他跳过去的地方，但他就是没耐心，一看到大部头的书，心里就发怵：这样的静不下心的人，会喜欢读书吗？

善于读书，就更难了。虽说出版业不大景气，这些年来，新出图书的总数，还是相当惊人。其中当然有许多好书，但和电视、广告或其他媒体一样肤浅不成器的烂书，也为数甚多。如果是一个读书不多，但对书本还有兴趣的中学生，他走进书店，面对满架五颜六色的图书，他怎么选择？有谁能告诉他，这本是烂书，要丢开，那本不错，值得细读？家长吗？如今家有藏书、愿意鼓励孩子丢开习题、掉进小说和人物传记里六亲不认的家长，委实不多。那老师呢？鼓起眼睛，训斥沉迷课外书的学生是不务正业、耽误前程的，往往不就是老师吗？电视上整天娱乐搞笑、“我型我秀”，主流和时尚媒体或说教、或广告，千篇一律，即便大学校园，也到处贴着舞会讯息、招聘广告，甚至有这样的教授，对满满一教室的学生说：死读书没大意思，还是多考几张证书要紧！诺大一个社会，就几乎没有谁，能切实帮助走进书店的中学生，让他避开粗滥读物，走近好书。如果他第一步走不好，善于读书云云，就更谈不上了。

当然，对不同的阅读目的来说，书之好坏，并不一样，查询疾病、突击外语、考公务员、入基督教…… 各有各的标准。在中国大陆，最近几年的大多数调查数据和销售排行榜，似乎都显示了，一般人日常生活中书面阅读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同时，这阅读中的实用性阅读的比例，却稳步上升。这不奇怪，书的一大价值，就是提供比别处丰富的实用信息，因此，读者能否从各方面获得足够的帮助，在求取实用信息的路途上少走弯路，这本身就是决定他能否善于读书的一大条件。但是，惟其如此，我今天谈论“善于”读书，就更愿意强调另外一面：非实用性阅读。如果不把“实用”二字理解得过于宽泛，那就应该说，书的更大的价值，是在扩大读者的视野和胸襟，丰富其感受力和想象力，于潜移默化中，培养他对大千世界的好奇心和承担心，从整体上提高他。在一个被如此提高了的人面前，生活之路会变得很宽。这不仅仅是说，他越是抱有超出实用意图的开阔心情，他对实用信息的求取往往越顺当，而更是说，他的人生能不止于衣食利禄，有别的多样内容。可是，恰恰在这一方面，当今社会对那个走进书店的中学生，帮助最少。

前面说，我们不能不读书，可这里又说，这社会的一般环境和氛围，其实是不鼓励、也极少能帮助人读书的，那怎么做呢？

有可以做的，其中之一，就是大学教育。两百年来，世界各地的教育家、思想家和知识分子，对大学教育在现代社会的特殊意义，说了许多许多的话。越是最近这些年，对大学的整体性的怀疑和悲观，还越来越多。但这里，我却要说一句粗暴的话：大学可以做很多有用的事，其中头一件，就是“强迫”学生养成读书的习惯。要用一切情感的和制度的方式：讲座、个别谈话、课前书目、课堂讨论、课外答疑、考试、读书会、图书馆的咖啡厅、甚至娱乐性的晚会…… 培育一种读书的氛围，切实地帮助和鼓励学生，督促他们用最多的时间去读好书。要让尽可能多的学生，逐步从阅读中体会世界的广大、智慧的光彩、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丰富…… 如果我们相信，人类到目前为止积累起来的精神和文化的精髓，大部分就存留在那些历经淘洗的文字经典当中，如果我们也相信，当今社会文化生产的畸形状况，正在急剧减少各类文化形式的知识和精神含量，而相比起来，书是其中减少得最为缓慢的一种，那么，我们就完全可以相信，只要学生真读进去了，他会觉得充实，觉得快乐。他的头脑和心灵，会在这充实和快乐的感觉中活跃起来，而这持续的精神的活跃，会在他内心孕育出对书的亲近和需求。即便毕业了，跨出校门了，他依然会去逛书店，会在床头留一个放书的小空间，会不断地和爱人、朋友说：最近有这么一本书…… 他会在好书的陪伴下，继续努力做一个在人格和精神上真能自主的人。我还是相信那句老话，这样的人多了，社会坏不到哪里去。

2006年，以色列人均读书64本。2007年，上海人均读书6－10本。面对这两个数字，我真切感到了身为大学教师的职责。
2008年12月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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