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中国在21世纪上半期的国际环境与战略选择

学科: 政治
来源: (《天涯》2008年7月)
关键词: 黄平中国发展战略
摘要: 2008年黄平专访。中国在21世纪上半期的国际环境与战略选——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研究员

全球性挑战与全球性机遇

玛雅：在今年11月举行的中美合作论坛上，双方与会者共同认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当在国际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同时应当和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所面临的各种危机。如何看待中国目前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应当扮演的角色，请你谈谈你的看法。

黄平：中国今天的发展格局，严格地说，已经走到了一个“内外难分”的阶段。不再像过去，可以分为国内发展和国外发展，现在则是内中有外、外中有内，越来越难以区分。在国际关系中，以前也主要是处理双边关系，现在即使是传统意义上政府对政府的双边外交，涉及的问题也经常是多边的，特别是中美关系，很多问题早就超出了双边关系。即使是国内的许多发展问题，比如农民增收问题、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实际上越来越和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有很大关系。国际规则对我们的限制、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和实际得到的利益/利润，以及能不能及时到岸、及时交货，初看起来是怎么调整好国内政策的问题，其实都和大的国际环境有关，与我们怎么处理好各种多边关系有关。

换句话说，中国发展到今天，客观上到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不是中国自己一家造成的，大国作用很大，各个地区各个国家，乃至各种组织，都在起作用，区域和全球挑战使全球关系和双边—多边关系都在变化。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也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现在加进来其他一些关系，多边的、区域的或全球的关系。区域的关系十分明显，我们要处理的不是和哪一个国家的关系，是和整个区域的关系——与东盟，与亚太，与欧洲。还有全球性的关系，不只是国家之间，大量的跨国集团、非政府组织都在当中扮演角色，主体越来越多。客观上，中国今天所面临的问题与1919年、1949年、1979年不完全一样了。

玛雅：有意思，这几个年份全都逢9，又都是中华民族面临重大转折的时刻。

黄平：1919年以后，我们面临的是怎样赢得独立和解放，这个任务到1949年完成了。1949年到1979年，我们不但守住了独立和主权，而且解决了“挨打”（割地赔款、任人宰割、受人欺凌）的问题。1979年（从三中全会算是1978年）以后30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发展，又解决了“挨饿”（从贫困—温饱走向了小康）的问题。现在中国“长”大了，不再是过去商品短缺的年代。那时国家财政时时捉襟见肘，老百姓也经常揭不开锅。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综合国力更强、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的新时期，虽然我们仍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但是中国已经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一员。一方面，中国自身不能再简单地只处理中美、中俄、中英、中日这些双边关系；另一方面，世界对中国的认识、预期和要求，也越来越多地把我们作为多边中的一方，从维和到反恐，从传染病控制到全球变暖，很多问题既要听中国的意见，也在看中国的行动。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和挑战。

第二个变化，是世界政治的变化。“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进入一个重新磨合、重新调整所谓“游戏规则”的阶段，好多游戏规则现在并不清楚，甚至有许多事情变化已经发生了，却还没有什么游戏规则，“规划赶不上变化”。比如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国际/全球机制和通行的法律规则。它们不是一个一个的国家，国际上也没有一个平台来处理它们的问题。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是按照国与国的关系来建立的，所谓国际关系，就是INTER-NATIONAL，而现在很多东西是跨国的（TRANS-NATIONAL），全球性的东西越来越多，这才会出现类似跨国洗钱、全球金融动荡、国际恐怖主义等等。一方面，整个世界在后冷战时期，没有彻底摆脱冷战的阴影，特别是亚洲（按照沃勒斯坦的观察，在整个冷战时期，亚洲基本上一直在经历着热战！），并没有摆脱。但另一方面，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需要互相磨合的阶段，比如全球变暖以及相关的环境、能源、疾病问题，都是跨国性质的，不是以哪个国家为边界，因此需要各国及各类组织一起来处理，至少是逼着大家共同去找到一个新的对话和合作机制。

从这个意义上说，上述变化也给了世界一个新的机会。原来大家可能为一座山、一条河、一块地的归属闹得不可开交，外交始终要致力于解决这类事务，而现在因为第二类问题凸显——从经贸到汇率，到知识产权、进出口、劳工标准、能源、环境、生态、气候、疾病，越来越变成国际关系和外交中的重要议题，甚至不只是危及子孙后代。当今天活着的人天天饱受空气污染、河流污染、食品短缺或者不安全等困扰时，解决这座山那条河的纠纷，达成共识或妥协的可能性反而增加了——咱们是为了一条河去大吵大闹，还是来共同面对非传统领域的挑战？这些原来传统的外交不怎么处理的问题，现在变成了一个个全球性的挑战，也给了世界一个全球性的交流、沟通、对话与合作的机会。

内外相关的四个关系和全方位调整

玛雅：在这样一个新时期，传统的国际关系是不是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中国应该如何给自己定位？

黄平：中国在新的时期怎么定位，怎么认识自己以及被别人认识，相应的怎么来行为，这确实是一个新的课题，至少需要处理好内外相关的四个关系：一是传统的国际关系，二是全球性的关系，三是国内的关系，四是大国间的关系。

第一，传统的国际关系仍然是很重要的，因为主权国家仍是最基本的政治单位，仍然要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完整，因而要处理好中俄、中日、中印、中美关系，甚至中越、中巴等关系。同时，还要和IBM这些跨国公司和大大小小不同类型的非政府组织（包括媒体）打好交道。这些都是新的“玩家”（players）。从逻辑上说，在新的全球关系的变革中，中国和其他新兴的发展中大国——巴西、印度、南非、印尼，更不用说俄国，实际上又赢得了一个新的机会。在传统的国际关系中，后发是有很多劣势的，因为在现实的利害关系中，人家都已经搞定了，你要掺和进去，就会打破利益格局，引起新的矛盾冲突。但是为什么说现在反而给了新兴国家一个机会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新的全球性的关系的出现。这样一来，就不再是简单的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不是我们一进去就一定会抢人家的饭碗，不是到非洲就把欧洲的后院抢去一块、到拉美就把美国的后院抢去一块，于是产生贸易冲突和政治、军事冲突。现在，在环境、能源、疾病这些方面，不一定总是“零和游戏”，不是我们的环境好就意味着别人的环境会变坏；不是我们把非典、禽流感控制住，别人那里就一定要爆发。

第二个关系，是全球性的关系，它给了后发国家、新兴国家一个新的平台，也给了已经处于强势地位的发达国家俱乐部怎么和后发国家打交道的一个新的平台，当然也给了其他国家一个新的平台。在这个大前提下，我们如果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包括政治、外交战略，及时地参与哪怕只是区域性的合作，比如借助东盟这个平台，把它变成一个主要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就能赢得新的发展机遇。

这种新的关系并不妨碍传统关系的存在。比如，中国现在还存在着在国际经贸、政治中怎样维护好主权、国家尊严和领域完整的问题，存在和一些相邻国家领土或者领海的纠纷，国内还有“疆独”、“藏独”、“台独”的问题。包括保护国民的基本利益，比如善待农民工的问题，其实都不只是国内政治调整和法治完善的问题，而都和中国在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有关。实际上，在国际关系中越有地位，处理国内的事情就越顺，这不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也是一个互相促进/促退的关系。

这也就涉及第三种关系，国内关系。在传统的框架里，西方国家有相当的能力，来做出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的制度安排，这和它在国际关系中的优势地位有关。看看欧洲的发展，它的所谓社会民主主义的内容——福利政策、养老政策、医疗、教育政策，都与它在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中占有优越的地位有关。不只是军事地位，包括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也包括在高科技领域中的地位。靠优势换来的好处体现在国内，就是福利国家，就有相当大的能力化解或缓解国内矛盾。这个也部分回答了恩格斯早期的一个困惑——英国怎么会出现工人贵族。到了晚期，甚至整个工人群体都分得一杯羹，就是因为英国在军事上、国际贸易中和科技上那种优势地位，大量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使国内矛盾可以转化为外部问题。

玛雅：但中国今天不可能走西方殖民扩张的发展道路。作为后发国家，我们所面临的制约因素主要有哪些方面？

黄平：作为整个涉及13亿人的发展模式，中国一方面不能简单地通过西方18－19世纪的殖民扩张来发展，这对中国、对世界来说，现实中不可能，道德上不能够，如果发生了就一定是灾难性的，对中国对世界都是灾难。另一方面是能源、环境的制约，已经不允许我们继续靠高耗能、高污染来发展。这已经不是1960-1970年代《只有一个地球》和《寂静的春天》作者们说的那样，我们不要毁了后代的生活；现在的问题已经成了当代人自己的身心健康和生命质量的问题。从第三种关系（国内社会关系）来说，也不可能再靠原始积累、扩大劳资矛盾这种制度来积累财富了。人们的知识、信息、意识已经不一样了，包括农民工也都不一样了，时代也不一样了，我们不可能再用一个极端残酷的办法（盘剥或者自我盘剥）来搞发展。这也是现在为什么要调整发展思路，走科学发展之路，其实就是顺应时代潮流，因为方方面面都制约着我们，再不调整就不可持续也不全面不协调了。

那么，这样的挑战客观上有没有可能是一个机会？我们的领导层和精英层——科技的、商业的、媒体的、知识界的，能不能及时发现并顺应这一新的时代？进一步说，能不能做新时代的弄潮儿？如果发现不了、顺应不了，更谈不上领风气之先，还是按老一套去做，那么机会就从我们身边遛走了。所以，现在最重要的、真正给我们提出的问题，是能不能真的做到与时俱进。要意识到时代的变化，包括科技、信息给我们带来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不只是农民工开始使用手机，学生可以上网搜索全世界的各种信息，而是说，整个社会组织方式、治理方式、管理方式、思维方式，必须要有一个全方位的大转变。

玛雅：在国际关系和外交上，应当有什么样的变化和调整？

黄平：在原来的格局下我们如果有事，可能由一两个部门单向推进，再开个会发个文件就基本搞定了。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内外彼此纠缠是一方面，多边相当程度上替代双边是另一方面。再一个变化是，个体（不只是个人，也包括群体、组织、机构等）的能力提高使得它们与领导（authorities）不再是简单的上下级关系——只要上面一决定，传达到基层就搞定了。现在是多中心和多主体互相制约和影响。媒体也是这样，国内媒体和国外报道已经分不开了。一个地方小报报道当地居民生活中的一件事，可能第二天就被《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转载，甚至可能它们还先知道、先报道。所以，再也没有原来意义上的内和外，因此在处理国内关系的时候，也涉及对外政策、双边政策和国际关系的处理。

当然，传统的挑战还是很强烈的，我们是后发国家，发达国家和地区对我们出于天然的警惕也好，出于实际利益上的考虑也好，总之他们一定会限制我们。这也不止是大国或大国集团（如G8），也包括一些小一点的发达国家，对我们的商品，从皮鞋到衬衣、玩具、食品，他们都有天然的警惕，不断夸大我们的产品在市场中的份额和意义。可能中国小商人在意大利米兰的鞋市，实际上也就两三条小街，但是因为分布集中，就特别容易在媒体上被放大，使很多当地人觉得，中国的鞋把整个意大利的鞋市场全部占领了。他们那种警惕不只体现在心态上，也体现在整个对外政策、双边政策、国际关系的处理上，包括诉诸WTO机制以及联合国机制，甚至媒体，不断地把这类事一说再说，说着说着真就说成一个大事了。中国前段时间在食品药品问题上不断拿出统计数据，合格率、安全率达到多少，和别的国家进行比较。统计数据是个客观数字，但是我说的那个效应，是一个社会文化和心理上的效应。而且，变成一个多边处理的问题，仅仅通过传统意义上的外交渠道，使馆照会、外交部发言人新闻发布，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换句话说，不再是某一个部门通过一个传统的办法就能把一个问题搞定。所以说，管理方式、治理方式，包括思维模式，都要变化。

现在处理双边关系，比如中日关系，你会发现，政治关系和经贸是勾连的，和历史文化也是勾连的，还有它与中美关系、中韩关系、整个亚太关系，乃至两岸关系，都有勾连。这个也是一个新的挑战，就是我们已经习惯于处理双边关系或单向的由一个部门来处理的东西，现在变成了即使是双边关系中也有多边关系，即使是由某一个部门为主来处理——比如财政部为主来讨论贸易问题——其实也涉及其他的方面和其他部门。对这样一种挑战，我们现在虽然也在调整，但调整的速度和步伐还不够。一个调整就是增加部级之间的沟通、配合，再一个是最近开始的搞大部委制，第三是加入更多的国际多边组织，首先是熟悉它们那些规则。比如WTO我们加入了，但是对它的很多规则还不熟悉。这实际上是老的马拉松关系甚至是马泰效应——先走一步的，很大程度上是规则的制定者，我们则是在了解和认识这些规则，努力顺应它也好，不断调整也好，事后增加保护也好，都是后来者，总是比较被动的。这既是一个学习过程，也是一个斗争的过程。

连不干涉内政原则也面对挑战

玛雅：但中国毕竟是个大国，即使是后来者，也不可能仅仅是规则执行者的角色。

黄平：这就涉及第四个比较重要的关系，就是大国的关系。我们现在讲对外关系，包括四种关系，一个是大国关系，一个是周边关系，一个是发展中国家关系，一个是国际多边关系。这四个关系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处理周边关系，既涉及大的国家——日本、俄国、印度，也涉及发展中国家。处理大国关系，也涉及周边，处理发展中国家，也涉及新兴大国（印度、巴西），更不用说多边组织中，大中小都在里面。其实，这四个关系当中的任何一个，都包含着其他三个关系。

再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基本的政治制度、外交关系，还有经贸、科技，以及现在说得比较多的军事，基本上都是按照17-18世纪的思路设计的，客观上确实有大国小国、弱国强国之分。即使联合国有一国一票的体制，也只是形式上的平等。大国在其中更有主导地位和影响力。大国如果不高兴，有时故意摆脱联合国，甚至可以抛开联合国或绕过联合国自行其是。这也是为什么过去很长时间，第三世界把中国看作一个代表，希望我们在联合国等组织中发挥大的作用的原因。中国的确曾经在这个方面起过很大作用。

但是，这个格局现在也在改变。后冷战时期，各个小国就不再简单地把中国看作它的天然代表。以中非关系为例。现在中非关系有三个变化：一个是非洲国家的需求跟当年不一样了。当年一条坦赞铁路，从当事的非洲国家，到当地人民，都很高兴，甚至很感激，现在这种意义上的项目援助仍然很受欢迎，但远远不足以满足他们的需要了。第二，他们未必把投资援助项目都看成好事、善事，有的反而认为我们去投资，是不是也是去赚取利润。而且我们去搞项目，是不是也要砍树，可能破坏他们的环境。第三，从就业角度说，这么大的项目来了，中标的公司很可能不是当地的公司，当地人觉得没怎么参与进来。客观上，我们现在进入非洲和拉美的力度，不但超过了这些国家本身的预期，更超过了西方国家的预期，甚至超过了我们自己的想象。其实从全局来讲，我们的企业走出去的力度还远远不够，中国还远远不是一个地区性的大国，更别说是全球性的大国，13亿人主要还是在自己这块有限的土地上努力解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但是因为中国规模太大，所以出去几个企业，做几个在我们看来不过是小菜一碟的项目，在当地可能就成了最大的项目，哪怕发生一点小事，都可能成为头号新闻。

第二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直到今天仍然必须坚持并还以为自豪的、不同于西方殖民主义的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现在甚至也受到了挑战。这一直是我们坚持的最基本的一条，我们不干涉别国内政，别国也不能干涉我们的内政，这是近代以来我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原则。现在不只是西方国家把人权作为一张牌来打，而且很多非政府组织和我们援助国家的当地人，也说我们这条不干涉内政如何如何。援助项目如果是通过政府间的关系给它，就有一个道义上的问题。本来我们是援助的，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因为我们以前曾经长期饱受任人宰割、受人欺凌之苦。现在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比如说某个政府或其某些政策在当地是不得人心的甚至是胡作非为的——当然这个要具体说，绝不是西方国家或西方媒体说它胡作非为它就一定是胡作非为。但至少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来了，那就是在今天新的格局下，简单地固守我们从1840年以来饱尝任人宰割之痛后悟出来的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基本原则，是不是仍然那么有效？那么受到欢迎或接受？本来不干涉内政也不是我们的发明，原来的民族国家体系就有这一条规则，因为涉及主权问题，我们作为后来者，在主权问题上更是不能退缩或让步。但是在国际事务中，哪些在主权范围之内，哪些属于内政，不应被干涉，这确实是个新的难题。我们的认识有一个与时俱进的问题，否则有可能本来是办一件好事，可是不具有与这件好事匹配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结果好事被说成是坏事，或者好心办了傻事，还被说成坏事。

玛雅：中国进入非洲和拉美，也引起了西方国家的警惕和担心。

黄平：不管具体是什么事，第一个关系还在。就是说，如今国际关系中确实存在竞争，甚至很激烈的竞争，搞得不好就有一个输赢问题，或者还是所谓“零和游戏”。你只要进来似乎就抢了他的地盘，似乎就抢了他的生意、资源，因此他就会形成警惕或抵抗。中国在现在这些新兴的后发国家中规模最大，速度也最快，也似乎是最“异类 ”的，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处理不好可能会形成对中国进一步发展极其不利的新国际关系格局。所谓新格局，比如有人（包括美国的总统竞选人）提出的所谓“民主国家同盟”，或者小泉提出的那个所谓“民主之弧”——从日本到印度再到澳大利亚这么一个弧形圈，那么中国在他们那里就是个“异类”。在这个意义上看，问题就是从里根到老布什等一直在讲的，未来世界就是两个东西——市场经济加民主，而中国直到现在，首先，还有很多国家不承认我们已经具有所谓的“市场经济地位”；其次，现在连我们处理两岸关系（本来是主权问题）也被硬加进了所谓民主这个因素。

这就是说，一方面，广大第三世界和我们是不是一定是天然的盟友关系，有些国家会不会也有别的诉求和别的认知？另一方面，所谓的“民主之弧”，从美日，到日澳，甚至印度也要被拉进来。这些在今后三十到五十年，会不会造成一个不利于中国成为世界平等之一员的新格局——即使不叫“新冷战”？美国现在针对中国使用的词——“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就是因为中国太大，又越来越有实力，我们这边如果有动荡一定会引起世界动荡，因此它不希望我们这里出乱子，但仍然把我们看作“异类”。而且这样一个异类，甚至对美国那些战略家来说，都是从未遇到过的。因为我们不是像当初苏联那样，向全世界宣布要消灭资本主义，不只是策略上不扛旗，事实上也没有一个挑战的势态；但是如此大的一个规模，发展得如此之快，哪怕有环境污染、地区差异、收入分配等问题，连续30年这样一种发展势头，而且现在还看不到马上就会停下或减缓的趋势，所以即使我们没有公开或直接挑战，但对他们来说，也会认为我们是个“异类”，甚至是个“威胁”——即使不明说我们是他们的“敌人”，或把我们列入所谓“黑名单”。

中国为什么被视为“异类”？

玛雅：既然没有挑战它，那么所谓“异类”，是不是更多的是意识形态上的表述？

黄平：当然是意识形态的偏见。所谓“异类”是在四个层面上：第一，在经济层面。我们对能源的需求，对市场的份额，我们的经济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影响，都越来越大。那么在市场意义上，作为一个竞争者（更别说占先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谁都要想办法来限制我们的发展。第二，在政治层面。我们实行的不是他们那一套制度。不管前面加了多少限制词，中国特色、初级阶段，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在他们的概念里，说是“异类”已经是客气的了。第三，在宗教层面。中国13亿人口这么大一个国家，不是西方基督教脉络里面的。现在这个问题似乎还不是那么突出，因为伊斯兰国家的问题在“9·11” 后显得更突出，但是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也说不定哪天会变得很突出。第四，在种族层面，我们也是“异类”。这个话现在谁都不敢说，因为有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还有美国的民权运动，种族偏见和歧视谁也不再说了；但是在认同上，种族的因素不仅是存在的，偏见与歧视也是严重的。综合这四种情况来看，整个大格局未必由于“冷战”结束，就会自动变成和平与发展或者共享共赢。我们当然希望和平发展、共享共赢，斗则两伤或多伤，和则两利或者多利。但是上述四个因素同时摆在那里，所以，我们怎么扮演一个不是竞争性的全球经济贸易的积极参与者、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积极推动者，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玛雅：有人说，包括一些非常严肃的学者都这么说，中国因为不是国际社会所公认的“民主国家”，在国际交往中非常吃亏。为了不让别人以此为由排斥打压我们，中国一定要成为一个“民主国家”。

黄平：这是对“民主”很狭隘的理解。在政治层面，民主不只是要不要选举的问题。即使是民主，也有多种形式、多种模式。我们有些人一讲就是三权分立，其实欧洲很多国家（如英国）也不是三权分立的。还有比如说参与式民主，包括我们叫做人大、政协体制下的多党合作，而不是多党竞争，等等。民主，不是绝对的要么民主要么不民主的黑白两分问题。但是对中国来说，确实有一个怎样慢慢地使我们的这种政治发展成为一种模式的问题，而不是永远让他们认定我们是“异类”，因此要把我们搞掉，甚至不惜一切方式来把我们搞掉——从硬的、软的、军事的、经济的、科技的，到法理的、道德的、宗教的，各种方式搞我们。即使是消极地说为了避免这样的局面，也得做到和而不同，在政治意义上承认我们是一种类型的文明，而不是什么“异类”。这个挑战不是派出一些什么团队，去如实地介绍介绍情况就能应对的。真正要做的是，我们自身要摸索出一套符合人的利益、人的诉求和人的道德的理念、制度和治理模式，包括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诉求的那样一种治理模式。至于这个模式是叫民主还是叫王道，是叫法治还是叫德治，那可以再说。但是在最高的层面，在理念和道德的层面，比如西方从古希腊文明中搞了几个最基本的理念——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权，那咱们从《礼记》、《尚书》一直走到今天，有没有不同于西方的另外一种政治文明？这个文明在今天还能不能站得住？能不能拿得出一套理念、一个模式、一套言说，而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如苏美斗争那一路；也不是被简单地被动地融入西方那个体系里面，明天就多党制、议会民主；更不是仅仅复兴一下国学，振兴一下儒学，回到孝悌仁德义礼廉耻上去，这是极大的一个挑战和考验。我认为，“和谐”这个理念，是完全可以在最高层面与人类的其他伟大理念并驾齐驱的。对于一个13亿人口，一路走了五千年，一直走到今天的大国来说，不能只是自发自然的状态，而应该是自主自立的状态。也就是说，我们不但觉得自己应该这么走，还能把这个走法说清楚，具有合法性、正当性和合理性，先使自己的精英有底气有自信，再让自己的人民活得理直气壮，最后让别人（不算那些充满种族—文化—政治偏见的花岗岩脑袋）也有起码的尊重并至少愿意倾听，也承认我们的活法是多中之一，文化意识形态上和政治法理上都是多种文明中的一支。

文化—意识形态的问题很难，不是靠发展经济改善生活就能自动解决的。如果说我们不是基督教传统，那么文化意义上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我们曾经是比较世俗化的，以儒家为主，包括法家道家佛家和其他，至少是有一种精神和文化意义上的，既体现在国家制度层面，又体现在个人生活、人际交往上的一套伦理和不叫宗教的宗教。我曾有过一个简单的说法——过去我们是通过30年的革命和30年的建设解决了“挨打”（近代以来受人欺凌、任人宰割、割地赔款）问题，通过30年的改革和发展解决了“挨饿”（摆脱了贫困、走出了温饱、进入了初步小康）问题，下一步是要通过确立文化自觉来解决“挨骂”（文化自觉性和正当性）问题。以前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是要解决最基本的独立自主和生存发展的问题，所以文化自觉这个问题还不那么突出。下一步要解决挨骂，这就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这个和前述第二个层次密切相关，但是它显得更“软”。这个“软”不是所谓的软实力，不是如何走出去影响别人，而是我们自己得有一个大家都视之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文化—伦理格局，然后广大人民身在其中能自得其乐。比如我们不去教堂，不念圣经，那我们靠什么凝聚？总不能演变成只是经济动物，只为找工作赚钱。那样，这个社会仍然是不足以维系的。这一问题也不只是在精英层面，它涉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不能每个人都变成追名逐利的小人，他得有一个包括从自律开始，人之为人的一种东西，使得社区像社区，生活像生活。这样的话，经济有时候好一点，有时候差一点，今年物价高一点，明年天气旱一点，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遇到大的灾害和挑战也能彼此照应，因为我们有作为精神的人、伦理的人那样一种状态。最近南方的冰雪和这次四川等地的大地震，最能看出这个“人之为人的东西”的重要性，危难时刻见真情，它不仅感动了国人，甚至也震动了世界。

今后的30年、60年、90年，我们要从彻底解决挨打、挨饿，到进而解决在世界上“挨骂”（各类的攻击、污蔑、歪曲，也包括曲解、误解，这次围绕拉萨3·14事件西方媒体的反应可见一斑）的问题，使中国不仅站起来、富起来，而且真正强起来，这是一个艰巨无比的任务。用老话说，过去的基础，是为我们的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今后的路还长着呢。

前述第三、第四个层面的问题，也不是中国自身的成熟就能完成的，确实还有一个世界不同文明在文化和种族意义上彼此共处、彼此互补的问题。现在最突出的是伊斯兰世界，“9·11”以后连头上缠一块布似乎都成了恐怖的象征。这个问题远古以来一直没有解决，不只是文化多元一体、合而不同，而是真正在文化和种族意义上如何共存共生共享共赢，整个中国人、亚洲人、非洲人和非西方人，在世界上如何确立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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