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颢中、胡清雅：反服贸与台湾社运中的“中国因素”

学科: 社会
来源: (《人间思想》7、8期（2014年11月）反服贸专题系列文章代导言)
关键词: 王颢中，胡清雅，反服贸，台湾社运，中国因素
摘要: 直面「反中情結」當中，內在於台灣的「中國因素」，並非為了他人，而是為了台灣人自己：要做台灣人，就必須承擔自己主體之匱乏、分裂，承擔自己所欲打造的「認同政治」，必將充滿各種投射到他者（中國）身上的仇恨、猜忌與敵意。對這項承擔的準備，也將勢必是一個情感事業。在分斷體制中，每一個敵對衝突驟升的當下，所謂的「社運介入」，是否能積極嘗試「把兩岸人民的現在與過去共同點轉化成善意的基礎或機會」，而非慣性地採取政治正確的迴避態度？

這一系列關於「反服貿」議題的文章，有它的背景。2012年底，台灣島內青年運動蜂起，以「反旺中」（反媒體壟斷）為濫觴，「中國因素」被端上檯面。2013年，兩岸ECFA（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架構下，開啟第一輪的服務業貿易談判。對於許多反對者而言，由國共兩黨推進的兩岸經貿談判，坐實了「泛藍＋兩岸資本家＋中共=中國因素」等式，「中國因素」成了2013年反對運動的潛台詞，一路延燒至今年（2014年）3月的「反服貿」占領立院。原本僅作為兩岸經貿談判一環的服貿協議，被推上「反國民黨─反中」的浪頭，而長達近一個月的占領立院行動，更捲動各種支援網絡，台灣的政黨政治、學生社團、社運與工運的板塊，在一個月間挪移與重整。但觀其論述，不難發現一個弔詭：反服貿，並非針對服貿所開放的項目與尺度，而是攻擊由國民黨所主導的對中談判平台、服貿審議不夠透明的程序問題，進而要求程序民主。

這種對於程序問題發難，以及藉由「反對」得以更加彰顯的「中國因素」，卻令包括我們在內的許多人感到困惑，這也是我們幾位朋友自2012年底以來聚集在一起的動力：包含了此系列文章的作者盧其宏、陳柏謙、陳書涵、林柏儀、王顥中、胡清雅在內，聚會的參與者，多是自2000年代初、中期參與各種議題性社會運動、工會運動、勞工運動的朋友。對於曾經歷政黨輪替的我們而言，深刻認知到當前的國民兩黨，皆為貫徹新自由主義政策與美式發展主義的資產階級政黨，而在初入運動的啟蒙階段，前輩們所留下的教訓，又是「統獨意識形態」幾乎分裂了台灣所有組織與團體；因此，當時的我們大多認為「不藍不綠、不統不獨」的路線具有正當性；也有部分朋友是從標榜「左獨」的社運、學運社群當中走出來的，並在日後逐漸把台獨意識化態相對化。

這樣的「社運氛圍」並不能被過度普遍化，但它的確具有一定程度的時代色彩。我們讀大學的1990年代末、2000年代初期，當時的主流思潮與理論，是世界範圍內的冷戰結構瓦解的時代，是社會主義過渡與其實踐，被輕易當作失敗者的歷史而結案的時代，更是反帝、反資的人民運動被徹底遺忘，而左翼批判理論與組織方式被視為「不合時宜」的後學時代。在去歷史、反歷史的整體氣氛下，亞洲與兩岸人民曾經共享的反帝、反封建民眾運動歷史，並不進入我們的視野，這嚴重限縮了我們對於統獨的理解。

歷史走入了2000年代，西方資本主義先發國家，陸續捲入了資本主義危機，原本作為核心的美國經濟霸權逐漸衰弱。近十年間，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各國，從冷戰經濟體制的下游處境，正逐漸整合成為區域經濟體，進而躋身於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影響了既定的霸權結構。過去作為冷戰前緣的東亞島鏈，成了意識形態戰場：在台灣，「中國因素」作為冷戰結構下「反中、反共」情結的燃料，「反服貿」成了新的火種，而長期未決的薪資停滯、青年失業與貧困化問題又成為助燃劑，年輕學子之間燒起了仇中之火。

從三種立場反思「反服貿」

面對當前的反中、反共局勢，這系列文章嘗試對於「兩岸服務貿易」提出具體分析，釐清「反服貿」究竟為何而反，抑或它就是為反而反？2013年8月至9月間，「兩岸服貿協議系列評論」出刊於苦勞網，[1]並於同年11月15日舉行一場小型論壇。[2]這系列文章的共同基礎是，我們並不同意檯面上所充斥的「中國威脅」、「敵國入侵」等論述，並共同認為服貿的確是中國大陸的對台「讓利」。在這樣的共識之下，包含本篇導言的五篇文章，對於「讓利」一事，以及「服貿是否能被等同於自由貿易、加以批判」一事，有不同看法，進而延伸出三種立場。

盧其宏的〈為何反服貿？〉討論台灣自2000年代以來的薪資停滯問題，論證了台灣服務業勞動力供給過剩、需求不足，因此勞動條件低落。在這個認識下，盧其宏認為，由於服務業「非貿易財」的特性，服貿的意義並不在於財貨或勞動力的流動，而是資本的輸出。大陸的服務業資本若入台，將造成兩個問題：第一，使本已「勞動力供過於求」的台灣服務業，因競爭加劇而削價競爭、勞動條件與薪資不見得能夠提高；第二，由於此次服貿所開放的非金融項目包括醫療，具有公共化服務性質，若開放將促使其「商品化」。亦即，服貿的得利者為兩岸服務業資本，但蒙受其害者卻是台灣的受薪階層。站在本地勞工的立場，他認為兩岸資本的流動、陸資入台、台資外流，台灣勞工將更深地陷入勞動條件持續惡化的泥淖。因而他反對兩岸經貿交流。在這個邏輯下，由於任何外資都可能造成上述的削價競爭問題，而公共服務項目商品化，更牽涉到政府的自由化政策，因此，從「反服貿」延伸至「反新自由主義」，進而反對任何一種「自由貿易」，這是第一種立場，也是在3月以來加入反服貿行列的社運、工運團體所持的立場。

陳柏謙的〈從對台資「登陸」史的重訪透視服貿協議〉考察二十年來「中國的資本主義化」過程中台資、台商所扮演的角色，並認為，包含台資、港資在內的外資，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僱傭關係、管理模式帶入中國大陸，引入作為資本主義生產制度下，以僱傭勞動為核心的生產關係。這樣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進而與中國大陸地方政府、黨官僚層接合，聯手剝削、壓迫中國大陸工人。林柏儀的〈從兩岸工人階級視角看「讓利」政策下的服貿協議〉則從「讓利」的角度切入，論證中國政府對港台的自由貿易協定，的確維持一貫的讓利措施。林柏儀認為，雖然服貿實際上並不會對台灣受薪階層造成直接損害，但「讓利」的得利主體，顯然是得以進入中國大陸市場的台灣金融資本與大型服務業資本，而兩岸資本自由流動的效應，實際上在於台資登陸，而非陸資來台，而這或許將促進中國大陸的資本主義化，因此必須將大陸的廣大民眾的生活權，與勞工的勞動條件納入考量。林柏儀認為，大陸改革開放以來，究竟是有限度利用資本主義，或是逐步走向資本主義化、私有化，仍須觀察；然而，乘著自由貿易之浪，陸方的「統一」策略若是以拉攏港台資產階級、維護中共官僚層利益、犧牲兩岸工人階級利益的「親資促統讓利」，這是站在兩岸工人階級立場所不能接受的──這是陳柏謙、林柏儀的文章所呈現出的第二種立場。

陳書涵的〈服貿的問題，是自由貿易嗎？〉則將「自由貿易」問題化。陳書涵認為，過去社運批判「自由貿易」，是從第三世界後發國家的視角，反對被先進霸權國家所壟斷、不平等的國際貿易，例如美國透過自由貿易，強逼台灣開放美牛。但是兩岸經貿談判，正因為存在著「讓利」，使它不同於過往這種具有剝削性質的、由強國主導所進行的自貿談判，更何況台灣相較於大陸，在發展位階上反而是先進方。陳書涵進一步認為，所謂「反自貿」應在於反對「不平等」的自貿，而非反對貿易本身，否則將無可避免地陷入保護主義。將「服貿」區隔於過往所認識的「自貿」，意義在於不能將對於美國這類帝國主義霸權國家的批判，直接挪用於批判中國大陸，否則僅會擴大「仇中」情緒，難以反思台資對於大陸勞工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

陳書涵文章所表現的，亦是站在兩岸工人階級角度看待服貿的第二種立場，然而此文特別區隔出服貿與自貿的性質差異，並強調兩岸間經濟往來的特殊性，這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對盧其宏文章的第一種立場作出回應，並打開進一步討論空間。藉此，我們試著延伸出第三種立場，跳脫兩岸框架，將看待服貿的視野，拉到區域經濟整合問題，以及冷戰結構遺留問題。這部分在「兩岸服貿協議系列評論」的第四篇〈超克冷戰經濟體制：重新商榷反服貿話語〉已有所論及，[3]不再贅述，然而因為「反服貿、更要反自貿」的第一種立場，在3月之後成為一些社運團體參與反服貿的主要論述，我們認為有必要在此釐清「服貿」、「自由貿易」與「新自由主義」這些被混雜使用的不同概念，以深化關於區域經貿與冷戰遺留問題的討論。

歧異的「自由貿易」

首先是關於「自由貿易」問題。進一步言，究竟先進霸權國所強勢推行的「不」自由貿易，例如由美國所主導的各種FTA（Free Trade Agreement，自由貿易協定）或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跨太平洋夥伴協定），會造成什麼具體問題？過去以美國為核心的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世界貿易組織）體系，是服務美帝霸權的單邊主義，而TPP則是美國透過與各地展開自貿協議，發展出以各國對美關係作為基礎的區域經濟協定。也就是說，它仍舊以美國為中心，功能在於紓解其債務危機，而非發展區域之間的生產力。例如澳洲加入TPP後，美方於2012年開出諸多剝削性條款，要求澳洲取消對於本地勞權、醫藥、公共教育、社區、環保等政府補助，甚至越過澳洲國內法律，直接由世界銀行與聯合國作為仲裁者，其他如強制性的私有化條款等，皆引起澳洲人們的抗議。以台灣經驗來說，2012年才掀起美牛食安危機，接著又面對美豬闖關，在在顯示了作為後發地區的台灣，對美國幾乎沒有議價空間。這是所謂帶有剝削性質、被先發國家壟斷的自由貿易，而在這樣的貿易關係底下，後進國的生產力是被凝滯的。

TPP作為美國「重返亞洲」計畫下的經濟戰略，除了圍堵「崛起的中國」，實際目標在於阻擋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目前的主要平台，是由東盟所推動、與亞洲各國進行談判的RCEP（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東協為主的RCEP不同於過往的WTO或當前的TPP，是因為參與RCEP的國家的後進性質，相當程度決定了它並非以單一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為核心、以服務該霸權為主的單邊主義。一種主流說法，是把「東協+6」視為由中國主導，進而將RCEP與TPP視為中美競合兩方的對立體，這同樣混淆了以單一霸權為核心的「資本主義全球化」與「區域間自由貿易」的差異，更忽視了後進區域間的資本流通，可能促進生產力的提升。東協各國的製造業垂直分工網絡，以及依賴外部市場的體質（在美國操控的全球體制下，悖論地給予了亞洲區域經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條件，進而脫離美國的全球藍圖），成為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條件，而2008年的金融海嘯，則提供了亞洲區域發展內部市場的契機──RCEP推動與否，除了東協等國製造業網絡的垂直整合，還關係到究竟大陸能否擺脫世界工廠角色，從外銷轉為內需，進而為亞洲創造內部市場。這大概是所謂「中國崛起論」者的真正隱憂，也是引發近年東亞各地騷動的外部因素：亞洲經濟一體化的趨勢，預言著美國經濟霸權的削弱，而美國正在升級中的軍事霸權則是反證。

兩岸經貿往來，除了具有突破冷戰政經隔絕的歷史意義，更是被架構於這樣一個區域經濟整合的動力之中。而服貿作為一個尚未施行、又具有特殊性質的自貿協定，「在經濟上對台灣整體經濟、個別產業的利弊，取決於實施後動態的競爭過程」[4]，反對服貿的理由，不應直接挪用過往對於WTO等自由貿易的批判。也因此，對於服貿具體開放項目與程度的影響評估，不能僅以「兩岸」作為衡量尺度，畢竟在當前的情勢下，亞洲各國與主要干預亞洲事務的美國，均利用各種政治、軍事的槓桿關係進行對各自有利的經濟安排。而首蒙其利者，是各地資本家與其代言政黨。

關於「新自由主義」批判的再批判

南韓、日本、台灣等東亞島鏈前緣區域，目前皆由右翼親資政黨執政，一方面強化與美國的軍事依賴與同盟，另一方面則於境內施行更為徹底、赤裸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物價與薪資不成比例、房地產飆漲、勞動彈性化、青年失業、貧富兩極分化等，幾乎成為亞洲新興經濟體近二十年所面對的共同問題。這關係前二種立場皆提到的「台灣薪資停滯」，也關係著對於新自由主義的批判。

陳柏謙、林柏儀的文章都談到1980年代台商登陸的歷史。對於大陸民眾而言，外資登陸開啟了「富士康工人」勞動模式，對台灣民眾來說，則是勞力密集產業外移、勞動力從製造業流出、服務業部門擴大。從歷史過程來看，1980年代末台灣興起了黨外的民主化運動，過去國民黨透過白色恐怖所壓抑的勞動三權逐漸解禁，工人起而爭取勞動條件和薪資提升，這對於台灣資本而言卻是生產成本提高，適逢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台資開始西進，這是台灣資本外移的背景，它巧妙地配合了美國對中國大陸「由封鎖改為拉攏」的經濟策略。如果說國民黨於台灣的「歷史任務」是以反共為名進行專制獨裁，以達後進區域的工業化、現代化，那麼取而代之的民進黨，則是在台灣達到基本城市化、形成特定中產階級意識形態群體的條件下，以政治民主與經濟自由為名，繼續貫徹親美反共、新自由主義的同一條發展主義道路。換句話說，在冷戰經濟體制的規定下，所謂「台灣對美依賴」的真正內涵是：被架構在東亞冷戰分工體制下的台灣，關鍵技術、發展的產業都必須由美國決定，最後甚至連資本流向，也為美國所規定。

所以台灣當前的薪資停滯問題，究竟是資本全球化下的直接結果，抑或冷戰結構安排下的資本外移、新自由主義政黨親資政策的惡果？新自由主義下，小政府、國家職能喪失，放任資本任意掃蕩，政府未能針對外移資本有效課稅，對勞苦大眾而言，是勞動彈性化與非典化、物價上漲、就業人口下滑、薪資停滯，總體而言，中產階級的確正在無產階級化當中，消費能力不足，平均利潤率降低，企業限制生產、資本不投產。無產階級擴大、消費市場萎縮，是新自由主義的後果之一，它展現在「資本過剩」而非生產過剩，當資本不能促進生產力，於是流向房地產，炒高各地房價，這也是WTO自貿體系所面臨的危機──WTO自貿體系下的資本主義全球化，並沒有發達生產力，而是限制生產。

陈界仁《加工厂》(纪录片作者邀请于1996年因t台湾资方在未付退休金和资遣费下恶性关厂，而失业的台湾桃园联福制衣厂女工，重回已经荒废七年，但仍属于资方资产的工厂内)

也因此，「反新自由主義」的部分訴求，正是求要國家恢復職能，將資本流動所得利潤，透過國家體制更為合理地還給勞動者。它所要求的，是更進一步的「國家正常化」，亦即通過工人運動、通過民眾生活當中的各種進步運動，逐漸形成與資本家抗衡的工人階級與其政治力量，從內部要求國家恢復職能，並促進世界範圍內生產力更均衡的發展。

換句話說，「反對不公平的FTA、反對TPP」意味著批判先進國家帝國主義單邊霸權下的經濟秩序，而非本質、本能性地逢自貿必反；而「反對新自由主義」則意味著，一境之內的工人與民眾運動要求國家更為平等、合理地分配經濟果實，向透過自貿而獲利的資本家討回勞動成果，從台灣內部逐漸轉化為資產階級與其代言政黨所壟斷的的政治體質──在國際工人運動低迷的此刻，反帝、反資的中介運動如何成為工人運動、民眾運動的選項，是最為重要的。

這幾篇文章呈現的觀點，大致描繪出3月以來，社運／工運反或不反服貿之間的不同立場。具體而言，3月學運造成的現實效果，一方面是新一代台獨勢力的崛起，民眾之間對於中國崛起的恐慌，有了出口、得以造型，被「反中、台獨」所具體化，進而重構、再鞏固了兩黨政治；另一個側面，則是意外造成了左翼光譜的重新盤整，[5]而「社運左翼」雖然嘶聲力竭高喊「我們不反中，我們反服貿、更要反自貿」，卻幾乎被自動消音於中央決策機制，也淹沒於反中台獨的洪流。事後看來，它僅僅成就了多元主義下反服貿「公民運動」的其中一元。

可怕的是，無論反服貿運動是「學生力量」，是自律的「文明公民運動」，或是社運團體企圖以「賤民解放」質變群眾，[6]也無論訴求究竟為「反黑箱」還是「反自貿」，在四個月後的今日看來，這場「反服貿運動」，之於階級運動的進程，之於青年學生對於歷史與政經結構的認識，以及促進民眾成為反思殖民、冷戰、分斷、帝國主義歷史的主體等等，成效都是可疑的；更直接的效果，反而促使過往隱晦的「恐中、反中」情感得以造型，進而登上舞台。

作為內部因素的「中國因素」

那麼，這個被端上檯面的「中國因素」，究竟多少程度對民眾起了一定作用？抑或，「恐中、反共」情結的造型，是否經過一定的社會過程，而得以內化於民眾之間？我們認為，這個「中國因素」並非由「外部」的對岸中國所造成的，它恰恰是台灣現代化過程的歷史畸變，是一個徹底的內在因素。因此，要面對「中國因素」，就不可能躍過對於台灣自身現代性的反思。

如今，距離「中國因素元年」[7]已屆兩年，在2014年開出的這朵的太陽花，使「3月學運」這個詞彙出現了歧義，它一方面呼應二十多年前1990年代的野百合學運，另一方面，卻催化了各種反中言論的公開化，例如近日歌手陳昇在媒體訪談中的一句「等你們（意指大陸人）上廁所會關門的時候，我再跟你談統一」[8]被廣為傳誦，這句話有它的真實性，卻同時也暗藏著欺罔：話的前半句透露著真實對中國大陸的鄙夷，但後半句能夠成立的條件，卻必須是「前件不可能為真」。因此，與其將「文明」（表現為「上廁所是否關門」）看作「談統一」的條件，更貼近事實的讀法是：為了滿足台灣人「不談統一」，大陸必須「恆常」地構不上台灣的文明標準。

這種浮濫的文明論，以（中國）他者之低劣反證（台灣）自身的優越，對於以「民主、自由」為文明標竿的現代台灣，或許並不陌生。冷戰時期，在兩岸分斷歷史中的兩蔣政權身上，不難看見類似論調，例如小學國語文課本中「萬惡共匪」的諸種形象，共產黨統治下的大陸人都吃香蕉皮、啃樹根、生活水深火熱，即是濫觴。

然而，冷戰反共威權統治下的「勦匪」語言，竟在民主化後成為台灣「公民」的朗朗口號，甚至變本加厲──過去的鄙夷、敵對，所指向的是中共政權，強調中華民國兒女身負重任，要以「民主燈塔」解救大陸同胞；如今，卻擴大指向上廁所不關門、捷運上吃喝、小孩路上拉撒等等「非（反）文明」的大陸人集體。這是否暗示著，人民（群眾）並非被動地向上服從統治者（國民黨政府）單向灌輸的反共宣傳，正因為「反共」是那個從冷戰到新冷戰結構的不變因素，透過所謂的「專制─民主」、民眾「公民化」的民主化歷程，群眾主動將反共意識向內吸收，成為主體自身的構成，類似人們常說「人人心中都有個警總」，只是現在「警總」二字，已被各種「進步」價值所取代。

對於內化了政治宣傳的主體而言，這個最初被強制服膺於國民黨統治的心理，在今日卻為人們帶來了自得、自信、自滿。在此，所謂「服從」，已不只是向上服從那個外在於主體的集權統治者，而是服從由自己所內在化、並能為主體帶來「自我感覺良好」的那些價值體系。而「反共」，乃至於貶低、歧視大陸人等歧視性言詞的信息指令，反而成為了主體的自我規約，此時，反共政權（統治者）只需作那個觸發指令的代理人，而無需追究它的性質到底是「專制」抑或「民主」。無論是在兩蔣時期的「自由中國」或者如今的「民主台灣」，台灣人民隨時都能夠藉由想像一個吃香蕉皮啃樹根之水深火熱大陸人，並從中感到自得與自信。

而除了社會成員個體吸收、內化「反中（共）情結」，我們還必須更進一步追問，究竟一個「社會─集體」意義下的「反中」，如何成為一個（強制）規範性的要求，甚至具備道德意涵，[9]使人們不斷將對「敵國」（中國）的仇恨，反射回內部、揪出「敵人的代理」──陸配、陸生、（疑似）親中分子？更進一步追問，為什麼「廁所關門論」乃至於太陽花學運中的「支那賤畜、外來種滾」[10]等法西斯話語，竟能與「爭民主」、「要自由」等標語相融洽共存？若法西斯必須找到他們的猶太人，「中國」是否就是台灣的「猶太」？

文明的高位，現代化的序位

這裡觸及了台灣「現代性」的核心問題──冷戰分斷下，兩蔣時期將國民黨的偏安政權，視為（也自我期許為）中華文化正統的繼承者，提倡文化復興運動、尊儒紀孔、頌揚傳統美德等等，這種自我的打造，一方面「純淨化」（卻也在同時窄化）了那個曾經更為豐富的「中國人」的內涵，另一方面，則成為兩岸分斷的內在支撐物，以對比於同一時期大陸文革的「反傳統」。作為美國的忠實代理人，國民黨戰後的反共文化策略，是美國文化冷戰的內部構造，而所謂「民主化」之後，民進黨則延續了國民黨的「反共親美」結構，以資產階級民主觀、自由論，置換了國民黨所代表的封建、集權。台灣的民主化，正是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內化於社會之中的過程，它高舉著現代、進步、文明，去「革」威權國民黨的封建父權；而內在於台灣人之中的「中國性」，則被視為敵對的、必須革除的對象。「進步」的現代語境下，「老百姓」被「公民」取而代之、儒學必將只能生產「順民」因此必需竭力反對、「擊鼓鳴冤」得替換成「公民不服從」。公民運動更必須經歷各種「民主深化」檢驗與革新：內部行規如「審議民主」、援引如《兩公約》等經典，在這個語義場當中，「中國＝（舊）東方＝封建＝共產集權專制vs.台灣＝（新）西方＝民主＝自由」，兩端的各組等號，真能如此簡單地劃一嗎？只是，可疑歸可疑，一旦啟動了排除前者、追求後者、建立新人（New Man）的集體激情，這份可疑就不如相忘了吧。

弔詭的是，倘若一個社會必須不斷激化集體情感來「打造新人」，這似乎同時意味著，這個造人計畫至今仍未成功──曾經作為「中國人」的內涵，遠遠大於國民黨的反共中華文化觀，更遠遠大於我們對於「封建」的批判──如趙剛所言，「絕大多數的台灣老百姓是認同錯亂下的事實中國人。雖然台獨要他們自恨，但他們依舊以中國的傳統道德進退取予，行事做人，賞善罰惡」[11]。

更弔詭之處在於，把握住台灣這個「去中國化」大業的不完全，反而較能解釋當前的「反中」動力。打造新人過程中被要求的「自恨」，迸發的契機，正是兩岸在隔絕數十年之後的重逢。中國大陸經濟崛起，大陸（人）以龐大經濟體與超強消費力的形象現身，使得「中國」成為一個語義超載的實體──它既是那個排擠台灣／中華民國而被全球國際秩序所承認的「中國」，同時又是台灣人主體自身理直氣壯之「中國性」的歷史文化來源與（部分）繼承者。假使不持續「鄙夷」中國大陸、竭力打造民主神話的歷史、狼吞各種進步文明指標、更用力的擁抱美日的殖民現代性，台灣人則難以再生產自身的優越性，與大陸人的重新遭逢，正在逐漸瓦解、侵蝕了台灣人的內在同一性。

這個意義下，欲考察台灣的「反中」，至少應該細究兩股動力：一是「去中國化」的動力，也就是通過冷戰體制所延續與發展的全球資本主義，「反共意識」無縫接軌地過渡為「文明進步價值」，在這個條件下，台灣人必須打造出作為「新人」的民族觀與歷史敘事──這是反歷史的歷史化；再者，則是「去中國化」的不完全（失敗），為了維護自身同一性，台灣人必須鄙夷、歧視中國大陸，而使自已登上文明高位的資源，則是殖民者日本與新殖民者美國所帶來的「現代」。

換句話說，無論統獨立場，甚至，無論自我認同是（去中國的）台灣人或者中國人，「中國」都是台灣人愛恨交織的「他我」（alter ego），它既是台灣人主體構成的一個重要（主要）片段，也是難分難捨的愛恨對象──無論是愛或恨，台灣人的情感，都需要中國作為被對象化的他者才得以操作。

正是在這樣多重的歷史過程裡，依循不同需要，「中國」被投射了各種自相矛盾、甚至極度反差的定位，挪用鮑曼（Zygmunt Bauman）引述懷恩萊希對（反猶意義下）「概念中的猶太人」的描述：可以把他們看做是所有被憤恨、被恐懼或者被蔑視的事物的化身。他們充滿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思想，又代表著西方民主自由精神之腐朽；既是經濟上的資本主義者，也是社會主義者；他是好逸惡勞的和平主義者，卻又被指認為是永不止歇戰爭的煽動者。[12]

或許這正是當前台灣「概念中的中國」──既是封建傳統之舊東方共產紙老虎、又是比西方更極致墮落的（父權）資本主義──此間矛盾意象的最佳註解。

結語

直面「反中情結」當中，內在於台灣的「中國因素」，並非為了他人，而是為了台灣人自己：要做台灣人，就必須承擔自己主體之匱乏、分裂，承擔自己所欲打造的「認同政治」，必將充滿各種投射到他者（中國）身上的仇恨、猜忌與敵意。對這項承擔的準備，也將勢必是一個情感事業。在分斷體制中，每一個敵對衝突驟升的當下，所謂的「社運介入」，是否能積極嘗試「把兩岸人民的現在與過去共同點轉化成善意的基礎或機會」[13]，而非慣性地採取政治正確的迴避態度？在野草莓時談集遊惡法、反旺中時談公共傳媒、反服貿時談反自貿，過去號稱關切階級、底邊、弱勢而非統獨的社運派，在這些由「反中」所打造的議題浪頭上，舉足無措、目光迷離，見人多就認定「群眾」現身、急著「介入」，卻終究無法分析社會矛盾（階級矛盾與分斷下的統獨矛盾），只能眼睜睜看著敵意情感在一波波週期衝突中穩定增長，甚至自己也無意識地成為構成的一分子。

我們仍舊繞不過冷戰、內戰的分斷歷史，必須面對殖民、冷戰、分斷過程中，那個曾經作為台灣民眾主體一部分的、反抗殖民與帝國主義侵略的反帝民眾運動的歷史──何以過去的台灣人所欲革除、對抗的殖民者，竟成為當代許多「新台灣人」引為「現代」的來源？支撐分斷體制的敵對情感，只可能澆灌出政治上的「極權主義主體」（totalitarian subject），主體無意識短路地服膺於「反中」超我的道德規範支配，於是也喪失了自我。

眼下，許多自翊「進步」也者，提出種種論述時，往往卻是最敷衍地對待歷史，例如各種試圖打造「本土」而「不排外（不反中）」的想像，儘管動機良善，仍然忽略了制約集體情感的歷史動力與規律。香港「反陳雲─不反雙非」之類的本土左翼（或曰開放派本土），最終還是（也可能最初就是）美國重返亞太、圍堵中國的「激進側翼」；「今日香港，明日台灣」[14]，這兩個「現代化」手足，在冷戰與內戰的延續結構中，「去殖民」的歷史條件與空間，都被無限期地懸置與延宕，不約而同地以殖民者作為現代性的能指，正當化「反中」的情感政治。

這或許給了兩岸三地的左翼（特別是台灣自詡為左翼者）一計當頭棒喝──作為批判知識分子，除了「拆台」的批判工作以外，是否勇於承擔「建屋」的責任？當我們批判那個構成現代台灣人的優越感與文明論，這是否意味著，另一條或多條現代化路徑、另一種或多種構成現代性優劣序位的可能，從未進入人們的視野？我們是否有責提出這樣的可能？「再中國化」，亦即從民眾主體出發（而非單純的國家形式統一）的克服分斷，能否成為新舊殖民地民眾的去殖民路徑？直至今日，美帝未曾離去、日帝正在復甦，港台的殖民地經驗，能否為曾經作為半殖民地的中國的參照？在世界政經結構變化的今日，一個更廣義的「中國」該如何在歷史上、區域上，克服冷戰體制與分斷問題，進而與東亞、亞洲各地，逐漸形成不同於資本主義霸權關係的進步連帶？台灣能否擔負起作為中國人的歷史與現實責任，成為形成進步連帶的渠道？現實而言，身處於軍事對立日益緊張的亞洲，台灣又如何反思自己作為東亞島鏈一環，進而提出內在於中國的周邊視角，為所謂「中國崛起」注入東亞和平的進步因素？這是我們遲早必須面對的嚴肅課題。

[1] 「兩岸服貿協議系列評論」的文章，請見網址：http://www.coolloud.org.tw/tag/【兩岸服貿協議】系列評論。此系列文章同時收錄由趙平復、鄭文元、周已三位朋友所撰寫的文章：〈在國際工人運動低谷和資本主義危機之際的回顧與展望：回應苦勞網【兩岸服貿協議】系列評論（上）、（下）〉（轉載自2014年3月香港的《跨時》雜誌）。

[2] 論壇訊息，請見網址：http://www.coolloud.org.tw/node/76213。

[3] 王顥中、胡清雅（2013）〈超克冷戰經濟體制：重新商榷反服貿話語〉一文，請見網址：http://www.coolloud.org.tw/node/75212。

[4] 見杜繼平（2014）〈評反服貿運動之一：反服貿運動、全球化與階級問題〉（2014年4月2日刊載於《批判與再造》，網址：https://critiqueandtransformation.wordpress.com/2014/04/02/評反服貿運動之一：反服貿運動、全球化與階級問/）

[5] 加入反對服貿的社運、工運的聲明，請見〈工會及工運團體支持「反服貿、反自由貿易」共同聲明〉（網址：http://www.coolloud.org.tw/node/78159），以及在反服貿占領立院行動之後，由勞動人權協會與相關工會團體所發起的支持服貿的聲明，請見〈工會團體呼籲「儘快結束立院失序、早日落實服貿協議」十點聲明〉（網址：http://www.coolloud.org.tw/node/77915）。今年（2014年）5月1日的五一勞動節遊行，也因為對於「反服貿與否」不同立場而產生鬥爭，過去共同合作的勞權會，退出五一遊行。相關過程可見全國關廠工人連線的〈關於「建議勞權會退出五一平台」的備忘錄〉（網址：http://www.coolloud.org.tw/node/78123），以及許育嘉的〈「反服貿、反自由貿易」？別再混淆不清！〉（網址：http://www.coolloud.org.tw/node/78158）。簡單來看，這樣的工運合作的分裂，可以視為「統左」（勞動黨、勞動人權協會）被以「不統不獨、階級優先」路線的工會團體（全關連等）鬥出五一平台的過程，而勞權會等統一左翼工運組織的「支持服貿」立場，被簡單指認為「統」派立場。

[6] 由全關連的組織者為主要策劃者，在占領立院的場外拉起「賤民解放區」的旗幟，透過質疑運動中央決策機制，進而提出反對代議民主、嘗試操作「直接民主」，並設置主題，宣傳「反服貿、反自由貿易」，相關報導請見：陳寧的〈濟南路「賤民解放區」在談什麼？〉（2014年4月15日，網址：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187/article/1216）；王立柔的〈運動中的運動「賤民解放區」非為奪權〉（2014年4月3日，網址：http://www.stormmediagroup.com/opencm ... 10-11e3-a617-ef2804cba5a1）

[7] 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第三種中國想像》的作者吳介民稱2012年為「中國因素元年」。

[8] 參見〈陳昇　台灣不只有拚經濟〉一文，刊載於2014年5月11日的《自由時報》。

[9] 可參見中研院台史所副研究員吳叡人在〈賤民宣言──或者，台灣悲劇的道德意義〉一文的描述：台灣之「賤民處境」是面臨「中國崛起」下東北亞「不穩定多極體系」的地緣政治，最終指向了「為自由蓄勢，或者為有尊嚴的死亡蓄勢」。趙剛對此文的回應中寫道，「〔吳文〕真正的所指是又回到那現實的、無可逃避的美國及其『大美利堅秩序』」。吳叡人的〈賤民宣言〉一文，收錄於徐斯儉、曾國祥編（2012）《文明的呼喚：尋找兩岸和平之路》，新北市：左岸文化，頁165-180。趙剛的回應請參見〈「新右派」出現在台灣地平線上了──評吳叡人的〈賤民宣言〉〉，《台灣立報》，2013年5月2日。

[10] 參見陳逸婷、陳韋綸的〈持續佔議場　兩萬群眾馳援　各自表述〉（2014年3月20日，苦勞網網址：http://www.coolloud.org.tw/node/77815）。

[11] 參見趙剛（2014）〈風雨台灣的未來：對太陽花運動的觀察與反思〉，《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95期，頁282。

[12] 參見齊格蒙‧鮑曼（2002）《現代性與大屠殺》，南京：鳳林，頁54。

[13] 參見甯應斌（2009）〈中國人如何再做中國人〉，《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74期，頁224。

[14] 這句話是挪用台灣自由派藉香港經驗回頭逼催台灣人危機意識與情感的通俗用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