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里·H.本特利：20世纪的世界史学史

学科: 历史
来源: (《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 119-136页)
关键词: 本特利，许平，胡修雷，史学史，世界史，历史哲学，世界体系，依附论，斯本格勒，汤因比
摘要: 对20世纪出现的具有全球视野的各种世界史研究范式进行了综合评述。真正的具有全球意义的世界史研究在20世纪出现，它们可以分为历史哲学、社会科学和专业历史研究三种。

【内容提要】本文对20世纪出现的具有全球视野的各种世界史研究范式进行了综合评述。真正的具有全球意义的世界史研究在20世纪出现，它们可以分为历史哲学、社会科学和专业历史研究三种。20世纪早期的历史哲学超越了民族国家的分析框架，提出了不同文化传统之间交流的有意义的问题。五六十年代流行于美国学术界的现代化分析理论关注于经济发展、城市化、工业化等理解现代社会的重要问题。坚持依附论和世界体系分析的学者认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世界体系是理解现代世界的关键。工业历史学者注重具体历史过程的分析。80年代后，全球史观的世界历史研究根据不同的生态史。这些研究各有突破和不足，但都对全球视野的世界历史研究做出贡献。

作者杰里·H.本特利(Jerry H. Bentley)，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系教授，《世界历史杂志》(Journal of World History)主编。

本文译者许平，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胡修雷，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史在最早的历史著作中就已经产生。在古代，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人们没有机会得到远方的可靠信息，但是他们仍对了解自身的经历如何适应更大范围的事物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希罗多德就非常乐意记载他所遇到或听到的人们的风俗，其著作就是讲述希腊和波斯文明之间冲突的史诗。司马迁(Sima Qian)和班固(Ban Gu)，这两位中国传统史学的奠基者，集中讲述了汉代的中国史，但在他们的著作中也留出一定篇幅描写中亚的游牧民族及他们和中国的交往情况。同时，许多古代的宗教经文、神话和传说，尽管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学著作，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世界历史的眼光：它们解释创世界的原因、人类本身的诞生以及人类共同体大背景中某个特殊文化或种群的经历。

人们对这类问题的兴趣没有随古代世界一起消逝。古代文化传统持续的生命力和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与交流，给后世留下一些全球的视点。例如，中世纪欧洲的编年史家们就经常以《圣经》的历史作为他们著作的开端，包括《创世论》以及古代犹太人、罗马人和基督徒的经历等。中国的官修史书也遵循司马迁和班固开创的惯例，他们的作品中大都包含了游牧民族和其他外国人以及他们和中国人之间的交往。伊本·哈尔敦(Ibn Khaldun)，14世纪穆斯林世界的哲人，详细阐述了一套完整的理论，运用通俗语言来解释人类的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动力。在欧洲的启蒙时代，伏尔泰(Voltaire)、孟德斯鸠(Montesquieu)和莱布尼兹(Leibniz)都努力去学习了解波斯和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传统，并且尝试着把它们融进更广阔的世界史视野中。

很多试图理解世界上不同人群的早期努力，明显暴露出一些区域性的偏见--这也是2 0世纪的史学家们应该全力避免的一个问题--因为作者们经常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他们自己社会和传统的优越。即使他们没有沉溺于明显的自大与傲慢，他们也常常从区域的视野出发去看外国的传统。例如，伏尔泰当然不会自认为基督教欧洲强于儒家的中国，但他仍然通过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比较，认为儒家中国比基督徒世界更世俗、具有理性，试图以此来批评欧洲人对待宗教的虔诚。然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伏尔泰是带着其头脑中的欧洲问题来观察中国的。

只是到了20世纪，更具分析性和专业性的世界史学才出现。这里有两个特殊的因素有助于解释世界史的出现。一是在过去的世纪中，知识的爆炸极大地开阔了历史学家的视野。早期的学者们由于缺乏获取信息的途径，而不得不对材料丰富的世界历史进行假设。然而从19世纪开始，考古学家、古典主义者以及语言学家们的努力，大大拓展了学者们对过去时代的认识，同时，人类学家、地理学家、历史学家以及其他学者编写了印象深刻的信息目录，这些著作都与全球人类活动的历史和文化有关。到了20世纪中叶和后半期，相关的知识和信息尽管不完善，却足以支持进行全球性历史分析的种种努力。另一方面，专业的世界史学的出现也反映了一种新的国际关怀和责任。20世纪见证了人类两次破坏巨大的世界性战争，还不包括其他无数小规模的冲突。寻求国家间的理解，激励着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们去探询外国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同时，这也推动他们尝试着从总体的而不是局部的角度，去分析整个人类社会。

然而，即使人们比前人更理性、更专业地研究世界史，这些努力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欧洲的以及欧美的学者总是带着一种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眼光去看待其他国家和地区，这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他们对其他民族的描述。近期的一些学者明确表示，跨文化的表述更多地体现了观察者的利益，而不是被观察者的本质。(注：To mention only a few items from a large body of postmodern and postcolonial studies, see two works of Edward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Random house,1978)an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New York: Knopf,1993); James Clifford, 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 Bernard McGrane, Beyond Anthropology: Society and the Oth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9) ; Nicholas Thomas, Colonialism's Culture: Anthropology, Travel and Govern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欧洲的和欧美社会的世界史学者们，大多带着西方的透镜去观察人类历史。一些人甚至走得更远，他们为自己的国家辩解，因而他们在世界历史研究上的成就，体现了一种知识的或者是学术的帝国主义。

在认识到世界史研究中的这些问题的实质的同时，很多学者仍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同的世界史研究代表着20世纪的学者们对历史的特别有意义的探讨。学者们愈加认识到，通过彼此间的交流和互动，全世界所有的人都为历史发展做出过贡献，世界史学科就是认识全部人类为世界历史的发展所做贡献的一种特别适合的手段。接着，新的问题出现了：应当发展什么样的世界史?对不同的人来说，世界史含义不同，毕竟，单单20世纪的历史就存在很多不同形式的叙述。本文以三个不同的学派--历史哲学、社会科学和专业历史研究的著作为依据，综合考察20世纪出现的有关世界史的各种观点。本文将以近年来世界史研究中开始出现的各种新倾向作为结束。

一、历史哲学家

20世纪最早的世界史观与奥斯瓦德·斯本格勒(Oswald Spengler)和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Toynbee)紧密相连，次要一些的人物还有H.G.韦尔斯(H.G.Wells)、皮提瑞姆 ·A.索罗金(Pitirim A.Sorokin)、F.S.C.诺斯若普(F.S.C.Northrop)、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阿尔弗雷德·L.柯柔波(Alfred L.Kroeber)、艾瑞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以及其他人(注：The most important scholarly literature on these figures includes H.Stuart Hughes,Oswald Spengle,A Critical Estimate(New York:Scribner,1952);Edward T.Gargan,ed.,The Intent of Toynbee's History: A Cooperative Appraisal(Chicago:Loyola University Press,1961);William H.McNeill,Arnold Toynbee,A Life(New York:Oxford Unversity Press,1989);Paul Costello,World History and Their Goals:Twentieth-Century Answers to Modernism(DeKalb: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93);Pitirim A.Sorokin, Modern Historical and Social Philosophies(London:Constable,1963).)，这些人大都生活在一战或者二战时期。与他们同时代的人一样，他们思考着西方文明的过去和将来。然而，和大部分同龄人不同的是，他们也对其他国家的社会经历进行严肃思考，以期能悟出推动世界历史的更大动力。

这些学者当中没有一个是通常意义上的历史学家。作为一位古典主义者，汤因比非常熟悉历史学知识，但是韦尔斯却是一个小说家，索罗金是一个社会学家，诺斯若普是一个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是一个神学家，柯柔波是一个人类学家，沃格林是一个政治思想家，斯本格勒是一个业余的数学家和政治家。他们当中没有人采用专业历史学家在其研究中所采用的传统的研究方法。事实上，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对历史事件及其进程本身不感兴趣，而宁愿降低世界的复杂性去寻找一些哲学的或者系统的概念。

尽管如此，这些哲学家和历史系统论者在几个方面深深影响了世界史的发展。这里尤其应该强调他们的两点贡献。第一，历史哲学有助于详细阐述一个大范围的、复杂的社会概念--通常是文明--为全球性的历史分析确立一个恰当的范型(近来，很多学者宁愿用综合社会这个词汇而不愿用文明，因为文明一词有西方精英社会的含义，它不适合于世界上许多大规模的社会群体)。第二，他们认识到不同社会群体和文化传统之间的交流进程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甚至当历史哲学家们还没有证明跨文化交流的意义时也是这样--他们开始探索各种途径，希望能够发现跨文化交流的综合动力。

在20世纪之前，学院派历史学家很少去研究社会共同体或文明这样大的社会单位。在1 9世纪，当历史作为一门专业学科出现的时候，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吸引了大多数现实的历史学家的注意力。因而，学者们专注于民族国家的运作，并对构成国际政治秩序的各民族的结构做出自己的解释。这种战略产生一个积极的效果，它使得历史学家能够在一个有意义的、恰当的背景中，探讨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但同时，它对于没有国家界线的大范围的历史进程不能做出令人满意的分析。哲学家们和历史系统论者不否认民族国家作为一种人类组织的重要性，他们也没想取消在民族的框架内的历史分析。为了在可能的、最大的范围内思考历史的重要意义，他们认为有必要设想出一个比民族国家更大的分析单位。

奥斯瓦德·斯本格勒

大范围的综合社会的概念，代表着人类社会中具有最大意义的分析单位。这个特殊的词汇所表示的概念，虽然因作者不同而不同，但是其潜在的内涵却保持不变。例如，在《西方的没落》(Decline of the West)当中，斯本格勒集中分析了自己称之为文化的单位--赋予创造潜力的人类社会的能动的、有机的现象。斯本格勒认为，每一种历史文化都拥有自己的风格，它塑造了其意识生活的一切--艺术、音乐、哲学、宗教、科学、政治和经济。在早期，一个有活力的文化可以发展出丰富的知识遗产；随后，当文化耗尽其创造潜力并堕入呆滞时，它不断重复，僵硬固定，斯本格勒称之为文明。尽管他采用了一个比较独特的词汇，很明显斯本格勒把他的文化与文明当作一个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元素构成的大综合体--大约相当于现代所理解的综合社会或者文明。他把人类社会看作这样一个组织：它经历诞生，有维持生命的发展系统，然后衰老，最后直至消失。由于斯本格勒把他的文化和文明看作是彼此相互独立发展的实体，他坚持每种文明都有自己鲜明的风格与特征，这些特征决定着文明从诞生到死亡。

斯本格勒并没有尝试着把他的组织分析理论运用到世界上的每一个社会--事实上，他对亚洲、非洲和美洲大陆知之甚少--但是他详细地探讨了三种个案，清晰表达他对人类社会及其发展的理解。这三种个案他分别称之为阿波罗人(他指的是古代希腊和罗马人)、祆教徒(建立在犹太教、早期基督教、伊斯兰教和拜占庭东正教价值观念之上的社会)和浮士德人(现代西方文明)。他认为阿波罗人的社会基本是理性的，朝向现代社会的；祆教徒诞生之初就很神秘，关注来世的存在；浮士德人则基本是实际的，企图无限延伸人类的控制能力。这些特性表达了三种社会的所有要素。例如，在建筑方面，阿波罗人喜欢结实、匀称、整齐的建筑物，就像古代雅典人和罗马人的那样；祆教徒倾向于微暗的巨穴式结构，类似于东正教教堂和伊斯兰教清真寺那样的圆顶建筑；浮士德人喜欢的则是高耸的哥特式大教堂，容易让人浮想联翩。在数学方面，阿波罗人专注于几何，目的是为最大限度地利用空间；祆教徒则发展代数，用以探索未定并未知的量；浮士德人则发明了微积分，目的是获取对无限智力的控制。斯本格勒研究了社会的基本特征和文化的其他方面，并把它们的相似之处联系起来。

不同社会在跨文化接触中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不同社会的人群和文化传统的相互作用是世界历史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在世界历史中，每一个清醒的眼光都必须解决跨文化交流的问题。斯本格勒认为，每个社会都通过自己的透视镜去观察世界，这样就不能够理解其他社会，其所理解的世界也截然不同。把社会影响扩大到自己边界之外的努力，不仅不能导致有生命力的传统的扩散，反而阻碍了文化的传播，这种没有结果的文化扩张被斯本格勒称之为"虚假文化"(pseudomorphosis)。由于没有任何一个社会能够完全照搬另外一个社会，社会文化传统的扩展只能窒息其不幸的邻居的创造潜力。斯本格勒认为"虚假文化"是一种普遍的历史准则，他援引这一准则来描述一些社会命运的特性。然而，他关注最多的是俄国的"虚假文化"--用斯本格勒的话说，基本上是一个祆教徒社会，一个近几个世纪以来在西方浮士德文化扩展影响下摇摆的社会。斯本格勒不知道这种文化传统激烈碰撞的最终结果将是什么，但他还是清楚地担心，无论怎样，都不会好。

斯本格勒的研究确实存在不足。批评者们经常抨击他的教条主义和肤浅，而不提他的自命不凡和偶尔的明显愚笨。今天很少有学者会接受斯本格勒的文化决定论--一个根本的特征或准则就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所有其他，包括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特征。很多人，不是全部，也不赞同他的这个论点，既不同社会的人不能成功地进行彼此间的交流。从更基本的方面看，斯本格勒的观点中存在这样的问题：他没有为他的文化和文明提供一个准确的概念，也没有对它们做充分的考察。

然而，有几个理由说明斯本格勒的工作对世界史的出现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大范围的共同体概念(文化或文明)非常重要，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等要素融合，组成或大或小的被认同的历史社会。此外，斯本格勒的工作具有很大的启发性，因为他把大规模的综合体作为适合历史研究的分析单位。最后，斯本格勒对不同社会的人群和文化传统之间的交流提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很明显，后来的学者在分析这些问题方面没有追随斯本格勒，但在很多方面，他们抓住了斯本格勒以其独特的方式提出的问题。

阿诺德·汤因比

斯本格勒的工作深深影响了他后来的历史哲学家们的思想。第一次阅读《西方的没落》的时候，阿诺德·汤因比甚至认为，斯本格勒的著作使他没有必要再进行自己的历史分析了。然而，他坚持着，最后完成了一部巨著《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 -这部书12卷，总共6511页。汤因比以比斯本格勒更直接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因而，他更清楚地阐述了大范围综合社会概念的含义--有时称为社会，有时也称作文明- -这使得历史学家有可能在更大范围内去开展有意义的分析研究。与斯本格勒不同，汤因比清晰地解释，对于有兴趣于大规模历史进程研究的学者来说，民族国家不是适合的领域。只有研究更大一些的单位--如印度教的印度、儒家的中国或者西方的基督教世界--才能理解社会产生、成长以及消亡的进程。

这样，汤因比从世界各地不同的社会中挖掘学术和资料来源。他考察了不同社会起源、成长、中断和瓦解的经历，以期得出规律性，他这样称呼--寻求一致的法则，如挑战和回应，这些法则制约着社会的成长。与斯本格勒一样，汤因比把历史想像成一个循环的过程，但他并没有采纳德国前辈的僵硬的文化决定论。尽管他发现社会在大部分情况下遵循相似的历史轨迹，但他仍然公开宣称，个人的才能和意愿能够改变他们那个社会的进程和命运。对所面对的至关紧要的挑战做出创造性的回应，有才能的领导者能够引导他们的社会走出衰落，用一些新的价值观念激励民众，率领人们走向和睦、高效和繁荣的社会。汤因比认为，大部分历史的社会要么崩溃，要么经历变革。但是他并没有把诞生、成长和死亡的生物循环看作是理解人类社会的唯一恰当的模式。

在很多方面，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比斯本格勒的工作有明显的改进。汤因比对人类的经历进行了更系统和更综合的分析。尽管他没有谈到美洲，也几乎没有提到非洲，但他详细思考了欧洲和亚洲的经历。此外，他采用了合理的推测、通常意义上的解释等研究手段，而不是像斯本格勒那样对社会的经历采用扭曲的、教条的、推测的断言。他经常用有关历史进程的讨论去适应预定的意图，但是他避免使用含混不清的和无法证明的断言，例如有关建筑风格方面的结论，或者是用数学的偏爱去适应一个既定的社会。

汤因比以比斯本格勒更令人满意的方式，分析了不同社会的人群和文化传统之间的交流。在斯本格勒的设想中，不同社会之间没有生产性交流的余地；跨文化的交流只会导致误解和虚假文化，而不是具有积极意义或推动社会的进程。汤因比也对跨文化交流持比较悲观的态度。他把跨文化交流看成是瓦解社会的重要力量，因为这样会鼓励文化混杂，还将削弱社会自身的传统。汤因比对技术、政治和文化因素跨越社会边境和文化区域，人们远离故土的进程也做了严肃的思考。很明显，汤因比没有高看跨文化交流的效果，他也确实不认为跨文化交流能产生令人满意的影响。例如他看不起爵士乐，认为这是非洲、美洲和欧洲音乐传统的混合物。但是汤因比比斯本格勒更清楚地认识到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汤因比采用比前辈更直接的方式，去努力思考跨文化交流的进程。

然而，汤因比所有的工作在专业历史学者那里遭到冷遇。这些专业学者称赞汤因比的博学和想象力，但是他们却谴责其作品存在各种缺陷。他们指责汤因比在推理和证据的使用上不合常规，主要是由于他试图让过去时代的丰富的多样性去适应预定的历史哲学和历史意义。毕竟，汤因比主要根据古希腊历史的一套模式，试图去解释普遍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专家们毫不困难地指出，汤因比按照他自己的外国人的设想，误解或者是歪曲了中国、美洲或者伊斯兰世界的历史。不幸的是，专业人士对汤因比工作的轻视，阻止了其他历史学者进行类似的努力，甚至试图进一步证明汤因比思想的想法也因此受挫。即使是汤因比有前途的特点--他渊博的知识、深邃的见解，尤其是他不带偏见地思考过去的愿望--这些都没有对专业的历史学者产生大的影响。

实际上，50年代以来人们明显地着迷于哲学的历史。现在这种情况也没完全消失：艾瑞克·沃格林新近独自完成了他的哲学历史著作，5卷本的《秩序与历史》(Order and　History)。然而，总体上说来，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好像全都默认这样一种观点：即在世界历史中去发掘一些特殊意义，或者寻找特别的哲学教训的努力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这样，在过去几十年间，当他们把注意力转向具有全球历史意义的问题时，学者们选择更多的是历史过程分析而不是世界史意义的推论。他们当中大部分人的分析灵感来自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那些对现代或当代世界的全球性问题发表看法的社会科学家们。

二、社会科学家

二战后美国取得了超级大国的地位，不再坚持孤立主义而无视更大的世界。随着欧洲各个帝国的瓦解，一批新独立的国家开始寻求能够领导国家摆脱贫困与悲惨、走向发展与繁荣的社会政策。在促进发展的愿望中--也是为了避免新独立国家加入共产主义世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学家们非常重视发展问题。这导致现代化分析在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学术圈内特别流行，在历史学科内外产生巨大的影响。(注：On the significance of modernization analysis for historical scholarship, see Craig A. Lockard, "Global history, Modernization, and the World-Systems Approach: A Critique", The History Teacher 14 (1981): 489-515; and Alvin Y. So, Soci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 Modernization, Dependency, and World-System Theories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1990).)

现代化分析

现代化分析在进化论和功能主义社会学的形式下经历了很长的发展历程，但是到了50 年代后期，它开始具有自己独特的形式。为了找到一种发展模式，现代化分析家们研究了西方国家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史。他们希望找到实现物质繁荣的发展政策，他们设想欠发达国家能够采纳相似的政策并跟随西方国家走向现代化。给现代化学派定义的第一部著名作品是罗斯托(W.W.Rostow)的《经济增长的阶段性：非共产主义宣言》(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A Non-Communist Manifesto)，最早60年代出版。根据罗斯托的分析，从传统社会到现代工业化大众消费社会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经济问题。他把这个发展中最重要的阶段称为进入经济高速度持续增长时代的"起飞"(take off)，罗斯托认为，实现起飞的主要要求是高水平的生产投资，相当于国家收入的10%左右。一旦拥有这种投资，任何社会都可以实现经济起飞，发展与现代国家有密切联系的繁荣的工业经济。

尽管使用了大量经济词汇，罗斯托的分析对历史研究仍然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事实上，罗斯托和其他学者通过对经济增长的解释，为现代世界历史提供了新的历史解释，如罗斯托的著作《如何开始的：现代经济的起源》(How It All Began:Origins of the　Modern Economy)。但是，只有当学者们把这套理论推广到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事物方面的时候，现代化理论才更深刻地影响了历史分析。

这个过程中的一个关键人物就是布莱克(Cyril E.Black)。在他的早期名著《现代化的动力：比较历史研究》(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A Study in Comparative History)中，布莱克想像了一个传统社会到现代化的大范围演变进程。布莱克认为，在穿越现代化门槛的时候，社会经历了几种转变。一是知识的转变，它能够帮助人们增加控制外部环境的能力，尤其是科学和技术对人类的问题影响巨大。再有是政治的转变，它能够促使领导者采取有效的方法，把人类资源动员起来，在现代化进程中使用它们。节约和投资增加了经济转变的动力，这在工业化进程中非常显著，同时也增加了社会财富、提高了生产力。随之而来的社会转变造成几方面影响，包括快速的城镇化、劳动专业化的增加以及两性关系的变化等。最后，心理上的转变也鼓励了个人主义、竞争和独立等观念的兴起，而不是和传统准则相符合的保守性。

布莱克的研究清楚地表明，历史研究能够追溯那些已经实现现代化转变的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也能够根据这些现代化的进程去分析传统地区的发展经历。实际上，布莱克简单勾画了他认为已经发生的七种现代化模式。其他人则更多地对个别地区的现代化进程进行专门研究。这样就出现了应用现代化理论并在个别地区检验这些理论的真正的学术高潮。最时髦的分析课题是，西方国家和诸如俄国、日本与土耳其，西方的影响促进了这些国家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巨大改变。

现代化理论中隐含了丰富的历史分析的线索，这在邦迪克斯(Reinhard Bendix)的著作中表现得最清楚。在他的一系列研究中--最著名的是《国家的建立与公民权和国王或人民：权力和统治的授权》(Nation-Building and Citizenship and Kings or People :Power and the Mandate to Rule)--邦迪克斯对西方和亚洲的现代化进程做了比较分析。他的兴趣集中在一体化的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政治权威的合法化并制度化是怎样出现的，政治权威如何代表社会不同阶层并利用他们的活力。根据邦迪克斯的理解，在西欧，民主革命和工业化有助于建立自由国家和资本主义社会。同时，在俄国，专制传统为独裁和极权社会铺平了道路。在德国和日本，从上而下的贵族革命反倒奠定了更具侵略性的威权统治的基础。在印度，村民社会的强大力量和固执不变，使一体化国家很难出现，尽管最终不是不可能出现。

从某种程度上看，邦迪克斯的比较方法使他对现代化进程做出这样的理解：用单一的西方的发展模式，去解释不同地区的发展历程，没有意义，甚至不可能。他的精当的见解来源于对原来不同社会类型的重新思考--传统和现代--现代化分析所认识的。19 67年，在一篇有影响的、名为《对传统和现代的再认识》(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 Reconsidered)的文章中，邦迪克斯指出，现代化分析有时认为传统和现代是完全互相排斥的，事实并非如此。相反，西欧的现代性显然是由传统社会发展出来的。如现代性的主要动力--民主革命和工业化--代表着西方传统的顶峰，同时也是与传统相隔离的标志。因而，邦迪克斯认为，在西方独特的发展过程中，民主化和工业化的现代性是多元的。在其他国家，现代化不可避免地要走不同的道路，现代性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罗斯托、布莱克、邦迪克斯以及其他的现代化分析家们，对理解现代世界历史的发展动力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关注那些对理解现代社会绝对重要的问题--城市化、工业化、科学、技术、交通、大众教育以及其他相关的东西。他们尤其成功地分析了在一个特定社会内的发展--如资本投资、运输和通讯基础设施的建设、职业道德的发展和公共教育的组织--这些都促成现代化。出于对比较研究的爱好，激励着人们不带偏见地去进行现代历史研究。由于他们工作的这些特点，现代化分析者们用实例表明，他们是如何采用有效的方法去思考全球历史的进程。事实上，他们研究的这段进程深刻地改变了西方社会的特征，他们也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留下了共同的标记。

然而，现代化学派几乎不能从70年代的困境中走出，至少这个学派本身做了重大的修正和重组。乐观主义者认为，当暴动与革命在第三世界蔓延的时候，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西方式民主、促进进步与繁荣的前景变得暗淡。同时，学者们开始清醒，不再相信很多 (尽管不是全部)现代化分析家们所持有的带有种族优越感的设想，这些设想认为西方人发现了通往现代化的庄严道路，其他社会都应该遵循西方的范例；他们还认为西方国家可以运用军事的强制手段去推动世界上欠发达地区的现代化进程。最后，由于一些人支持美国的越南政策而不得人心，现代化学派因此受到严重影响。

现代化分析理论绝不会彻底消失。尽管它在一些地区变得不受欢迎，很多学者继续从现代化分析中得到灵感。事实上，一种翻新的、重构的现代化分析理论最近开始在一些学者的著作中成型，如琼斯(E.L.Jones)。在琼斯的著作《欧洲的奇迹：欧亚历史中的环境、经济和地缘政治》(The European Miracle:Environments,Economies,and Geopolitic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 and Asia)中，作者根据其他社会的历程，对欧洲经济史做了深奥的比较研究。他阐明经济的快速增长是由于一个自由的政治环境：与中国、印度和伊斯兰世界的帝制国家不同，近代早期欧洲国家不能吸吮工厂主和商人手中的财富。欧洲国家没有强制地加快资本和经济的增长，但他们至少避免了经济停滞。在《重新增长：世界历史上的经济变化》(Growth Recurring:Economic Change in World History)中，琼斯扩大了他的分析范围，考察了中国宋朝、日本德川时期和工业化欧洲的经济快速增长的案例。与独一无二的欧洲情况完全不同，当政治权威没有窒息经济的时候，经济快速增长是完美的自然发展。与早先的现代化分析一样，琼斯强调指出，社会的内部条件是决定其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琼斯把欧洲的经历公平地放到了全球背景中，与其他社会相对比进行研究。同时，他把经济增长看作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是把西方的经历当作其他地区发展经济必须遵循的一种范式，这就避免了早期现代化研究者的那种种族优越感。

依附论和世界体系分析

然而，在70-80年代的时候，现代化分析理论面临着一个持续的挑战，批评者关注现代世界的动力并且构建了替换现代化分析的观点。(注：For Studies of these schools,see Lockard,"Global History,Modernization,and the World-System Approach"；So,Soci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Charles Ragin and Daniel Chirot ,"The World System of Immanuel Wallerstein",in Theda Skocpol,ed.,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pp.276-3 12;Thomas Richard Shannon,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ld-System Perspective(Boulder,CoLo.:Westview,1989).)最持续的批评来自于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学派，他们共同代表着社会科学界探讨当代世界史的另外一种途径。这些学派的理论来源是拉美经济学家的思想，他们在60年代明确表达了有关现代化理论的一个选择和一个挑战的观点。他们认为美国和联合国的发展政策已经把拉美的经济和政治推向了毁灭的深渊，它们事实上导致的是新形式的剥削而不是真正的发展。在60年代晚期，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这样持赞同态度的学者，开始在英语世界中传播这样的思想，很快在那些不接受世界现代化分析理论的学者中流行起来。弗兰克的研究无疑对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的流行非常重要，因为他不仅把依附论观点介绍到了英语国家，而且用依附论理论详细阐述和解释了现代世界历史。在他的著作《世界的积累，1492-1789》(World Accumulation，1482-1789)、《依附积累和欠发达》(Dep endent Accumulation and underdevelopment)中，弗兰克认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是理解现代世界发展动力的关键。从16世纪到20世纪早期，西方国家逐渐地建立他们在世界上的霸权，并强迫不同地区服从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需要。中心城市和卫星城的概念有助于他去解释这种发展的运作。中心城市的力量--那就是帝国主义和殖民国家--在从属国的土地上建立起卫星城和官僚政治中心，通过它们，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就能够无情地榨取剩余财富，扼制顺从中心城市权力的落后地区的任何经济发展潜力。同时，从殖民世界榨取来的剩余财富就是资本主义发展所必需的财富积累。这样，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掠夺导致了两个结果，即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和第三世界的欠发达。弗兰克的观点明显对现代化分析学者们的假设提出挑战，他们认为内在因素如投资和教育才是发展的主要动力。面对西方国家的暴力入侵和掠夺开发，在第三世界进行投资和教育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前景也变得非常暗淡，并且可能毫无希望。

70年代，弗兰克的研究就在年青的社会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中间产生广泛的共鸣。这种影响在伊马纽·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著作中得到最深刻并富有成效的体现，他详尽阐发了著名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沃勒斯坦的多卷本著作《现代世界体系》 (The Modern World-System)明显地反映了依附论学派的影响。例如，与弗兰克一样，沃勒斯坦认为现代世界历史只有在西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霸权的背景下理解才具有意义。资本主义的掠夺再次解释了西方世界的发展和其他地区欠发展的原因。沃勒斯坦还从几个方面拓宽并修正了弗兰克的观点。首先，他提出了一个更加详细的有关现代世界秩序的解释，一种用文献证明的、比早先的解释更加系统化的解释。更有实质意义的是，沃勒斯坦提出了比依附论学派更具流动性的世界体系。这样，取代弗兰克的中心城市与卫星城市的理论，沃勒斯坦认为有三种层次：中心、边缘和半边缘。中心与边缘的作用分别类似于弗兰克的中心城市和卫星城。半边缘概念的提出使沃勒斯坦能够分析和解释那些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变化不定的地区的经历。最后，沃勒斯坦还特别强调了大范围、长期的经济周期，是它主导着世界体系作为一个整体的运作节奏。

依附论和世界体系分析成功地指出，现代世界历史的发展动力远比现代化理论所提出的更加复杂。关于现代世界的令人满意的、详细的解释，不仅要包含推动发展的内部因素，还要包含世界经济的大背景，因为它经常通过某种方式阻碍着殖民地区的发展。接受依附论或者世界体系的视点，区域研究经常能够找到尖锐的焦点。这里仅举两个例子，沃尔特·娄德尼(Walter Rodney)的《欧洲如何导致非洲的欠发达》(How Europe Underdeveloped Africa)，还有阿勒文·Y.叟(Alvin Y. So)和斯戴芬·W.K.屈(Stephen W. K. Chiu)的《东亚和世界经济》(East Asia and the World Economy)。

尽管是由社会学家首先倡导，世界体系论仍然深深影响了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其他学者们，促使他们采用这种方法去研究现代世界的发展动力问题。在这些历史学家中有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托马斯 ·J.麦克米柯(Thomas J. McCormick)和约翰·奥波特·沃尔(John Obert Voll)，他们以非常不同的方式从世界体系论中获取灵感。布罗代尔在《世界的透视》(Perspective　of the World)(他的三部曲《文明和资本主义》(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中的第三卷)中，分析了近代早期世界一个全球经济的出现和发展。在《全球分裂：第三世界时代的到来》(Global Rift: The Third World Comes of Age)中，斯塔夫里阿诺斯提出了第三世界的历史来自于一个世界体系的观点。在麦克米柯的著作《美国50年：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America's Half-Century: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in the Cold War)中，他根据世界体系研究解释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史。在一篇名为《伊斯兰世界：一个独特的世界体系》(Islam as a Special World-System)的文章中，沃尔认为在公元1000到1800年间，伊斯兰世界是一个建立在伊斯兰教义基础之上的文化共同体。同时，在《欧洲和没有历史的民族》(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中，社会学家艾瑞克·沃尔夫(Eric Wolf)分析了西方人到来对现代世界各地的影响，表明了资本主义的经济技术掠夺和政治组织彻底改变了亚洲、非洲和美洲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

除了影响历史学家对现代世界的理解之外，世界体系分析还对前现代的世界提出了新的观点。在《欧洲霸权之前的世界体系：A.D.1250-1350》(Before European Hegemony:The World System,A.D.1250-1350)中，詹尼特·L.阿布-卢格侯德(Janet L .AbuLughod)试图延伸世界体系论的基本前提--设想只有一个宽泛的体系分析才能够充分理解世界历史的发展动力--推到蒙古帝国时代，也就是在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之前。通过一系列的论文和一本合著《世界体系：五百年或五千年?》(The World System:Five Hundred Years or Five Thousand?)，阿德诺·贡德·弗兰克和柏利·K. 吉尔斯(Barry K.Gills)假定了一个延伸到公元前3000年的世界体系。

依附论和世界体系分析确实推动了对现代世界的理解，但是它们也许并不是研究世界历史的最有效方法。对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的批评至少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依据。首先，依附论和世界体系分析只是狭隘地关注经济和政治关系，导致对历史的理解不完整甚至是不充分，因为它排除了真实的有意识的历史角色、文化、宗教甚至是思想，本质上它们都属于意识形态的层面--具有某些经济的或者政治利益的功能。科学、技术、教育、宗教规则、政治信仰、道德观和文化思想都具有各自的功能，不仅对于个人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而且对于不同人群和各自的社会之间关系的演变都会产生影响。把意识和文化简单地当作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一种功能，这种分析丢掉了理解世界历史发展动力的重要内容。

其次，尽管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学派没有接受现代化学者们的西方民族的优越感，但是他们对西方因果关系的偏见使他们不能公正地看待世界历史的复杂性。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者一直宣称，国家内部自己做的决议本身不一定就能导致发展。他们坚持认为国际上的资本主义决定着现代世界的历程，这就无法解释殖民现象，否则掠夺他人就被看作是历史上的一种积极因素，如同人类的代理者可以认识和利用机遇，决定他们自己的历史进程一样。当遭遇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时，卫星城或者边缘地区的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做出反应，从合作到联合抵制和叛乱。再有，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者过于关注西方资本主义的利益和活动，忽视了卫星城或边缘地区的居民在创造世界历史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因而，尽管非常流行，并且跨越了几个学科的界限，但是要想成功地解释整个人类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的学者们还需要更多的方法。

三、专业历史学家

当历史哲学家寻求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去理解世界历史的时候，当社会科学家努力探索现代世界的发展动力的时候，大多数专业的历史学者仍然专心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只有少数人尝试着比较研究或跨文化研究，并且他们几乎从来没有去探索影响全球的发展动力问题。

然而，从60年代以来，历史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们提出的问题逐渐地，但是日益增长地引起了专业历史学家的关注。到了80年代，对比较研究和跨文化研究的兴趣迅速增长，人们开始把世界史看作历史大学科下面的一门可以认知的子学科。1982年，世界历史协会成立，成为世界历史学家们的一个组织机构。1990年，世界历史协会和夏威夷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了《世界史杂志》(Journal of World History)--与早期的一种出版物不同，那叫做《世界史杂志》(Cahier d'histoire mondiale，其副题为Journal of World History)，是在1953年到1972年间出版的。几家大的出版社--包括剑桥大学出版社、M.E.夏普(M.E.Sharpe)和西方视野(Westview)出版社--都推出了以世界、比较研究或全球史为主题的系列书籍。人们对世界史的兴趣日益增长，与此相呼应，90年代的专业历史学者们开展了全球历史的研究。

根据不同历史学家的兴趣和研究领域，这种全球历史分析主要有三种派别。一是关注传播现象--特别是技术的传播--对社会的影响。另一个是分析学派考察经济和社会史的大规模发展模式，尤其关注长途贸易和大范围的经济融合。第三种是探索环境和生态发展在大范围，有时是全球范围内产生的影响。这三种全球历史分析方法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彼此间也互不排斥，保守竞争。事实上，每个历史学家都不仅对某一派研究做出过贡献，每个研究也经常受到多种分析方法的影响。然而，这三种派别代表着相对分明的历史观点和学术追求。各学派间每个简单的争论都有助于澄清专业历史学者对全球历史研究做出的贡献。

跨文化交流与传播研究

一部单行本著作--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The Rise of the West: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为专业历史学者进行全球历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灵感。最初是汤因比的著作引起了麦克尼尔对世界史的兴趣：在本科学习期间，麦克尼尔偶然碰到了较早卷本的《历史研究》，汤因比宽广的想象力和大范围研究历史的意愿激发了他的兴趣。后来，当年迈的汤因比准备出版他巨著中的最后一卷时，麦克尼尔曾经与他密切合作。然而麦克尼尔并不认可汤因比的一些主张，如汤因比希望明确世界历史的规则，希望从他对历史的研究中得出终极的宗教和哲学的意义。与此相反，从最初的学术生涯开始，麦克尼尔就关注历史过程对大范围区域、洲甚至整个世界的影响。

《西方的兴起》一个显著的主题是传播。麦克尼尔把不同社会群体和文化传统的接触看作是改变人类历史的主要力量。与外来人口的持续接触难得是一种完全快乐的经历，由于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政治上关系紧张甚至是激烈冲突的时期，而在任何情况下，同不熟悉的外来文化传统的接触都卷入一个漫长的暴露过程。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人对不同的思想、技能、技术都会做出自己的详尽阐释，他们经常能从外国人的仓库中找出一些有用的东西占为己有，或改编、提炼出其他东西。因而在《西方的兴起》中，麦克尼尔考察了个人社会和文化传统的发展，尤其关注技术和工艺从一个地方传播到另一个地方的过程，由此导致那些地方权力和社会组织的构成发生变化。

在《西方的兴起》之后，麦克尼尔把他的传播研究转向在大范围区域内产生过影响的特殊事件过程。例如在《瘟疫与人类》(Plagues and People)当中，麦克尼尔考察了地方病和流行病在世界历史上的影响。不同社会的人群之间的接触不仅会推动技能和工艺的传播，也会把外来的疾病传播到毫无防备的人群中。在任何情况下，流行性疾病都会对原有的社会秩序造成巨大破坏，例如黑死病不仅夺去大量生命，也对14-17世纪大部分欧亚地区的贸易、工业、金融和社会造成破坏。在一些地区，人口统计的问题如此严重以至于足以威胁到国家和帝国的生存，如欧亚大陆一种不知名的瘟疫就破坏了古代丝绸之路的交往和贸易，加速了罗马和汉帝国的灭亡。在少数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人口暴跌彻底毁坏了当地的传统文化和政治体制，为剧烈的变化开辟了道路：如在16到19世纪，天花和其他外来疾病毁灭了美洲和太平洋岛屿上的土著居民，为欧洲人提供了一个建立殖民地和在遥远的陆地上建立欧洲式社会的机会。在所有这些例子中，人类活动都加速了疾病的传播，对已经建立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秩序造成深深的影响。

在《追逐权力：公元1000年以来的技术、武力和社会》(Pursuit of Power:Technology,Armed Force,and Society since A.D.1000)一书中，麦克尼尔研究的重点从微观转向宏观--人类代理人和组织机构从民众中榨取剩余财富并用来维持和巩固他们掌有的权力。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军事与工业技术的传播，它们被提高或改造用于新目的，它们具有改变现存政治和军事秩序的潜力。在解释力量变化的时候，麦克尼尔排出这样一个顺序，先是铜和铁金属的传播、战车、先进的骑马技术、黑色火药、大炮、火器、军事组织模式、战争与武器生产的商业化。在每个阶段，每一项技术或技能的发明，都增强了统治者控制社会的权力。同样，在每一个阶段，邻近人群也发现相对容易获得这些发明、技术或技能，结果，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迅速地获得了这些技术。因而，一次又一次的传播有助于理解世界政治与军事史上的一些最重要的发展。

没有必要认同麦克尼尔所有的思想和解释，其他几位历史学家也发表了有关技术发展和传播主题的著作，这些著作对于理解全球历史发展动力非常重要。在《中世纪的技术与社会变革》(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中，林恩·怀特(Lynn White )认为，亚洲的技术在传进西欧的时候，其发展水平远远超过了政治和社会的变革。林达·沙佛尔(Lynda Shaffer)的论文《南方化》(Southernization)认为，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起源于印度和东南亚的技术传播并影响到了中国、西南亚和地中海盆地。在《世界文明中的技术：一千年史》(Technology in World Civilization:A Thousand-Year History)中，阿诺德·佩西(Arnold Pacey)阐述了从公元700年到20世纪的技术传播史。他认为通常意义的传播并不是简单的技术转移，而是一种对话：从国外社会引进的技术发明经常按照接纳社会的传统加以提炼和改进，结果经常是推动了这些技术在其他地区的进一步改进。

其他研究技术传播的著作都集中在影响全球化进程的一些确定的问题和主题上。丹尼尔·汉德里克(Daniel Headrick)的研究--《帝国的工具：19世纪的技术和欧洲帝国主义》(The Tools of Empire:Technology and European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进步的触角：帝国主义时代的技术转移，1850-1940》(The　Tentacles of Progress:Technology Transfer in the Age of Imperialism,1851-19 40)、《无形的武器》(The Invisible Weapon)、《无线通讯与国际政治，1851-1949 》(Telecommunication and Interrnational Politics,1851-1945)--研究了欧洲帝国主义的技术层面。它们不仅有助于解释在新帝国主义时代，欧洲人是如何迅速地把他们的影响扩展到全世界，而且有助于理解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西方人是如何享有超过其他人群的技术优势的。大卫·B.拉尔斯通(David B.Ralston)的著作《输入欧洲军队：欧洲军事技术和体制进入欧洲之外世界的导言，1600-1914》(Importing the European Army:The Introduction of European Military Techniques and In stitutions into the Extra-European World,1600-1914)，作者考察了俄国、奥斯曼帝国、埃及、中国和日本等国，按照西方军队的模式重组本国军队以及由此带来的在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反响。理查德·W.布勒耶特(Richard W.Bulliet)的吸引人的著作《骆驼和轮子》(The Camel and the Wheel)，考察了运输和军事技术，认为技术的发展和传播对历史周期产生了深刻影响，大大早于新帝国主义时代。

麦克尼尔本人的著作遇到了批评，这些批评大多源自作者本人。麦克尼尔曾经指出，《西方的兴起》没有把非洲的历史经历纳入到世界历史的大模式中去；它主要探讨精英人物和权力阶层的活动而不是失败者和被剥夺的阶层；它没有认识到公元1000到150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和技术发明的意义；高层次的跨文化输送和交流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他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前现代世界存在几个相互隔绝并且独特的文明。同时，马歇尔· G.S.侯德森(Marshall G.S.Hodgson)和埃德蒙·伯克第三(Edmund Burke Ⅲ)认为，《西方的兴起》具有残余的欧洲中心论色彩，这本书也没有充分讨论不同社会之间的交流。(注：William H.McNeill,"The Rise of the West after Twenty-Five Years",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1990):1-21;Marshall G.S.Hodgson,Rethinking World　History:Essays on Europe,Islam,and World History,ed.By Edmund Burke Ⅲ(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p.ix-x,92-94,309;Edmund Burke Ⅲ,"Marshall G.S.Hodgson and the Hemispheric,Inter-Regional Approach to World History",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6(1995).)

然而，麦克尼尔的著作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勾勒了历史发展的景象，它强烈地感染了专业历史学者。在探讨全球主题的同时，它避免了漫无边际的推测和历史哲学家著作中那种受先定知识影响的弊端。在讨论锻造现代世界的动力的时候，它也避免过多地陷入社会理论，这些理论带有社会科学家研究的特点。麦克尼尔的著作比大多数专业历史学者更多地分析了历史进程，对过程的分析运用了历史学者能够理解和赏识的习惯用语。事实上，专业历史学者并没有追随麦克尼尔的模式去进行分析研究。但是他们却对全球分析的挑战做出了认真的回应：有时候在一个大的跨地区或者是全球范围内研究历史进程的影响；其他时间则按照不同学科的观点和方法去进行全球研究，因而为世界史的学术发展指出了新的趋向。甚至当全球论历史学者还没有转变成文化传播论者的时候，他们就认识到并开始研究不同社会和文化区域之间人群的碰撞过程。事实上，特别是在过去十年间，他们在跨越国家和文化疆界的研究过程中，显示了很大的独创性。

大范围的经济和社会史

与此同时，全球历史分析中一个次重要的学派正在关注世界经济和社会史中的大范围模式研究。这个学派主要研究大区域内贸易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如世界上主要的海洋盆地。研究这些问题的学者们从人类地理学、特别是从中心区理论或区域理论中得到大量启发，这些理论主要解释中心城市的兴起、发展、繁荣和衰落的原因。对中心地区的研究继续以前对环境、气候和地理条件的分析，但是也关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其他一些相关的因素。灵活的方法必然随时变化，中心区理论求助于历史学家，历史学家使用这一理论效果很好，特别是在远距离贸易与交换网的研究中。

K.N.朝德哈利(K.N.Chaudhuri)的著作--特别是《印度洋的贸易与文明：从伊斯兰教的兴起到1750年的经济史》(Trade and Civilis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An Economic History 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 1750)和《欧洲之前的亚洲：从伊斯兰教的兴起到1750年印度洋的经济和文明》(Asia before Europe:Economy and Civilisation of the Indian Ocean 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 1750)--强调了贸易的显著影响，在现代世界之前它促进了印度洋沿海地区的经济融合。在《贸易与文明》(Trade and Civilisation)和《欧洲之前的亚洲》(Asia before Europe)两本书中，朝德哈利从费尔南德·布罗代尔有关地中海的研究中受到启发，这个研究把地中海看作促进欧洲、北非和西南亚人民和社会融合的纽带。朝德哈利还运用中心区理论解释印度洋作为贸易和商业中心的命运：它连接了原料产地、市场和商路。因此他认为，印度洋作为一个大经济带，从7世纪以来就具有联接商路、形成贸易网的特征。大宗日用品和奢侈品贸易使生产者有利可图，最终围绕着丝绸、铁和陶器的生产形成了具有市场倾向的工业。这样，朝德哈利描绘出一个经济带动力，它在世界史上的1000年或更长的时期内，对东半球的大部分地区产生深刻影响。

在朝德哈利研究印度洋盆地一体化的同时，腓力普·D.科汀(Philip D.Curtin)考察了晚些时候大西洋沿岸的一体化过程。科汀著作的一个主题就是，在近代早期大约1500到 1800年间，政治、社会和经济的联合作用，把来自四大洲的人们拖入了融合了的大西洋世界。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一次人口统计》(The Atlantic Slave Trade:A Census )中，科汀对非洲的奴隶贸易进行了一次彻底的人口统计分析，奴隶贸易是近代大西洋世界一体化进程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作者调查了非洲奴隶的起源、运输途径和运往美洲的地区，特别是非洲人被卖做奴隶的数量。在《种植园经济的兴起和衰落：大西洋历史论文集》(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lantation Complex:Essays in Atlantic History)中，科汀提出了关于大西洋沿岸地区一体化的最大胆的分析。在这本著作中，奴隶交易是伴随着蔗糖和其他日用品的贸易、交通运输技术的发展而进行的，资本主义的出现是一个动力，把大西洋世界的所有人群的生活复杂地缠绕连接起来。这样，科汀的比较经济和社会史研究有助于对大西洋沿岸地区一体化的认识，它是早期现代世界发展的一个突出历程。

在《世界历史中的跨文化贸易》(Cross-Cultural Trade in World History)一书中，科汀进行了一次比近代早期大西洋世界范围更大的经济与社会研究，并且勾画出更宽泛的人类发展模式。《跨文化贸易》分析了散居的犹太人贸易的现象--商人(代理商、经纪人和其他为了远距离贸易的利益而跨越文化边界的人的社会--像朝德哈利的著作一样，科汀运用中心区理论解释世界主要贸易中心的命运。这样，科汀的著作清楚地表明，远距离贸易的结构和商人的作用是世界历史中最有效的跨文化的经纪人。

这里提到科汀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其根据不仅来自他自己的著作，可能还包括他的学生的著作。约翰·莱迪·芬兰(John Leddy Phelan)、约翰·F.里查德(John F.Richard )、约翰·斯麦尔(John Smail)、简·宛西拿(Jan Vansina)以及其他在威斯康辛大学的同事，在60年代的时候，科汀就倡导全球史的教学和研究。追随科汀的学生组成了被称作"威斯康学派"的全球史观历史学者，其中包括麦克·P.阿达斯(Michael P.Adas)、罗斯·E.杜恩(Ross E.Dunn)、里查德·M.依通(Richard M.Eaton)、富兰克林·W.奈特 (Franklin W.Knight)、克雷格·A.洛克哈德(Craig A.Lockard)、帕特里克·A.曼宁(Patrick A.Manning)、约瑟夫·E.米勒(Joseph E.Miller)、克林·A.帕尔默(Colin A. Palmer)和大卫·W.斯维特(David W.Sweet)，这些研究全球史问题的学者大多使用大范围经济和社会分析的研究方法。(注：See Craig A.Lockard，"The Contributions of　Philip Curtin and the Wisconsin School'to the Study and Promotion of Comparative World History",Journal of Third World Studies 11(1994):180-223. )

与朝德哈利和科汀同时，其他学者也通过对大范围经济和社会模式的研究而对全球历史分析做出贡献。在《欧洲霸权之前的世界体系：A.D.1250-1350》一书中，詹尼特· L.阿布-卢格侯德勾勒了伸及东半球大部分地区的贸易圈内部的商业网络，并写出它在1 3到14世纪时期的命运。约翰·托恩通(John Thornton)的《组成大西洋世界的非洲和非洲人：1400-1680》(Africa and Africans in the Making of the Atlantic World,1 400-1680)一书，通过研究近代早期大西洋沿岸地区一体化过程中非洲人与非洲传统的作用，补充科汀和其他人的研究。在《17世纪的亚洲贸易革命：东印度公司和商旅贸易的衰落》(The Asian Trade Revolutio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The East India Companies and the Decline of the Caravan Trade)中，尼尔斯·斯第恩斯尕德(Niels Steensgaard)研究了印度洋的海上贸易对穿过中亚的陆路贸易的影响。他的研究有助于解释欧洲人在近代早期是如何控制全球贸易的。詹姆斯·D.崔西(James D.Tracy)编辑的两本著作--《商业帝国的兴起：近代早期的长途贸易，1350-1750》(The Rise of Merchant Empires:Long-Distance Trade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1 350-1750)和《商业帝国的政治经济：国家权力和世界贸易，1350-1750》(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erchant Empire:State Power and World Trade,1350-1750) --搜集了很多与近代早期世界贸易密切相关的论文。研究稍晚的时段，皮特·N.斯迪姆斯(Peter N.Stearns)发表了一篇敏锐的有关工业化全球意义的文章，名为《世界历史中的工业革命》(The Industral Revolution in World History)。斯迪姆斯不仅讨论了工业化向全球的扩展，还考察了它对发达与不发达地区、全球移民和世界自然环境的影响。最后，尽管太平洋沿岸地区走向经济一体化要晚于印度洋和大西洋沿岸，学者们也开始关注太平洋地区的大范围的经济与社会史。在《完整周期的到来：太平洋周边的经济史》(In Coming Full Circl: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Pacific Rim)中，艾瑞克·琼斯(Eric Jones)、里昂奈尔·弗罗斯特(Lionel Frost)和克林·怀特(Colin　White)大胆地提出了一种解释，认为太平洋周边地区长期受到了中国巨大的政治与经济力量的控制，然后服从于中国，超越欧洲和美国社会的影响，尽管可能只是暂时的。

大范围的环境与生态史

全球历史分析的第三个学派研究的是环境、生态和生物进程对跨越区域、跨越大洲甚至是全球的影响。从最早的历史开始，人类群体就经常展开大范围的迁徙和移动。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携带着不同种类的植物、动物、农作物、微生物、疾病和其他有生命的东西，从最初居住的地区引到新的地区和新的人群。生物学家依照科学观点长期研究了这些进程，最终形成了固定的生态分析的传统。最近，历史学家开始研究这些相同进程中人类活动的意义。他们考察了导致生物流动的动机和压力，控制着生物流动过程的动力，以及这些生物流动对人类和自然环境的影响。研究的结果，生态史研究的学派出现了，为全球历史的主题研究增加了很重要的光彩。

阿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Alfred W. Crosby)的著作详细地解释了环境与生态研究的世界史意义。在《哥伦布的交流：1492年的生态和文化结果》(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中，克罗斯比研究了尾随克里斯多佛·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和他的随员而来的毫无限制的生物流通对全球带来的影响。美洲的玉米、土豆、可可豆和烟草传到世界各地，同时欧洲的小麦、葡萄、牛和猪被送往在西半球的新家。最可悲的是，国外的疾病残酷地攻击了事先毫无防备的当地居民并形成了致命的发病机理：美洲的梅毒迅速传到欧亚大陆，同时欧洲和亚洲人的天花和其他疾病毁灭了美洲的土著居民，后来还蔓延到了太平洋岛屿。在所有这些例子中，远距离迁徙和跨文化交往伴随着对人类产生深远影响的生态和生物交流--在欧洲人到达美洲和太平洋沿岸地区的几百年间，这些过程经常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存亡。

在《生态帝国主义：欧洲的生物扩张，900-1900》(Ecological Imperialism: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900-1900)中，克罗斯比试图完成这样一项更大胆的工作，他企图解释为什么欧洲的植物、动物和人类社会能够在世界不同的广大的地区建立并发展起来，而其他地方的物种则不能传播得如此广泛和成功。他认为，欧洲的物种得益于一个复杂的相互增强的结合过程。欧亚大陆的疾病给美洲和太平洋岛屿的土著居民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当本地人口衰落的时候，欧洲人发现大片的土地向他们、庄稼、牲畜以及非洲黑奴开放。同时，大量欧亚的动物如牛、猪、马在美洲或太平洋岛屿上没有天敌或竞争者，它们大量繁殖开来。它们贪婪地吞噬着当地的植物，打破了脆弱的环境平衡，并促使外来的植物和杂草在被破坏了的生态环境中寻求立足点。在1500到 1900年间，这些彼此依赖相互推动的过程导致被克罗斯比称作的"新欧洲"(neo-Europes)在遍及世界的温和地带建立起来。因而，历史和生态分析有助于解释在全球历史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过程--现代世界欧洲霸权的建立。

除了克罗斯比，其他学者也对生态史分析学派做出了特别重要的贡献。前面提到过的著作《瘟疫和人类》，它的作者威廉·H.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研究了传染性疾病穿越生物边界线的时候造成的影响。在《早期伊斯兰世界的农业创新：农作物和种植技术的传播，700-1100》(Agricultural Innovation in the Early Islamic World :The Diffusion of Crops and Farming Techniques,700-1100)中，安德鲁·M.沃特森(Andrew M.Watson)揭示了近代之前，多种农业作物--其中包括日常主食、蔬菜、水果和加工农作物--跨越遍及欧亚和北非大部分地区的生物界限，改变饮食和农业操作的历程。威廉·克柔农(William Cronon)在他的著作《陆地上的变化：印第安人、殖民者和新英格兰的生态》(Changes in the Land:Indian,Colonists,and the Ecology　of New England)中，混合了文化的和生物的分析，把殖民地时期新英格兰的环境史放到英国殖民者和美洲土著居民相遇的背景中，特别关注不同经济体系和土地使用方式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一篇名为《老鼠和人：太平洋岛屿上的环境简史》(Of Rats and Men : A Synoptic Enviromental History of the Island Pacific)的详细文章中，约翰·R. 麦克尼尔(John R. McNeill)研究了从人类的到来至20世纪引进物种在太平洋岛屿上的影响。在《迁徙之死：19世纪欧洲人在热带地区的遭遇》(Death by Migration: Europe's　Encounter with the Tropical Worl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中，腓力普·D. 科汀(Philip D. Curtin)考察了欧洲帝国主义者冒险进入热带地区后所面对的疾病和其他自然环境方面的危险。他的研究表明，热带地区的欧洲人的死亡率远高于欧洲本土的居民，但是那些限制环境危害的努力最终使帝国主义者能够在热带地区坚持了下来。在《绿色世界史》(A Green History of the World)中，克里乌(Clive)简单描绘出了一幅智人(现代人的学名)出现以来的简明的世界环境史。在所有提到的这些著作中，还有其他的著作，历史学家反复证明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为不同社会人群之间的交往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前途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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