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景：与王西麟先生对话

学科: 音乐
关键词: 郭文景王西麟陈其钢瞿小松
摘要: 郭文景对王西麟批评的回应。一)谁都可以是陈其钢吗?

“由”文从郭文景两部歌剧的中国首演，展开对“第五代”作曲家的反思。这反思，以“第五代”的题材变化为切入点进行批评。该文主要从道德的角度，对郭文景的《夜宴)和陈其钢的《蝶恋花》进行了质疑，顺手也点评了一下何训田的(声音的图案》和谭盾的《水乐》。作者认为《蝶》是“音乐中的(金瓶梅》”，而《夜》则有“宣扬声色犬马而取悦于外国人和国内的享乐社会的用心”及“用民族的纳妾、小脚等陋习糟粕来廉价地媚外媚金的某些嫌疑”。“由”文写道：“……我感到这样写女人性格的九个方面，是任何一个外国作曲家都可以做到的，《蝶》中所写的那九种女人的性格，也是任何国家、民族的女人所共有的。而一个中国作曲家难道不能写中国女人的由特殊历史、特殊人文背景而具有的特殊性格吗?” 陈其钢“这样”写女人性格的九个方面，真的是“任何一个外国作曲家都可以做到的”吗?笔者认识几个外国作曲家，水平都不错且风格各异，但他们恐怕谁也不能“做到”像陈其钢“这样”写一部包含大量中国传统音乐元素的《蝶》。我认为根本不存在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作品。我认为我自己就不能“做到”像陈其钢“这样写女人性格的九个方面”。艺术评论，实在不可如此武断轻率。
在上面的引文中，作者提到中国女人有世界任何国家的女人所不具备的“特殊性格”。那么这个特殊性格是什么呢? “而我认为就是：由于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统治，中国女性的历史是人类社会中命运最悲惨、苦难最深重、人格最卑贱、地位最底层的群族。中国妇女解放之路，比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妇女解放都艰难。”

我很赞赏王西麟先生关注社会现实的良知”，但他没问什么是中国女人独具的“特殊性格”，自答却是：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和悲惨命运。显然，社会地位和悲惨命运跟性格不是一回事，而中国妇女解放道路特别艰难也不等于中国妇女的“特殊性格”。王西麟先生的逻辑完全错位了。

不知王西麟先生是否观照过被火烧死的印度妇女、全身严裹的中东妇女、直到今天还有可能因未婚先孕而被石头活活砸死的非洲妇女们的历史和现实命运?从文化的角度看，不同国度的妇女由文化影响而形成的性格，应该自会有各自的特殊性。悲惨命运和苦难，那就是另一回事。人类社会历史上的妇女苦难，是人类共同的一个苦难，比较哪一国的妇女更苦难是不恰当的!在“苦难”的对比之下，让被“由”文作者定位为“音乐《金瓶梅》”的《蝶》显出奢丽的不道德感。

(二)可以批评作者没有写什么吗?

“一个中国作曲家难道不能写中国女人的……特殊性格吗”?这个“难道”非常耐人寻味，发人深思。正常的批评，应当只针对作者已发表的、公诸于众的作品提出意见和看法，而不能，也不应该对作者没写什么说三道四。否则，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我必须承认，“由”文的诘问使我回忆起在极“左”年代非常常见的诘问方式：你为什么写这种什么什么，而不写火热的什么什么?全国人民正在积极地什么什么，你为什么却写这种什么什么?这种批评手法的关键技巧是抢占“道德制高点”，而占领道德制高点同时意味着拥有价值和话语权优势。可惜，这已经不是正常的文艺批评方式了。

我们正在讨论的是这样两个问题：1、艺术家创作选题自由的问题；2、艺术评论和“大批判”的区别。我们必须注意，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慢慢剥夺创作者根据自身特点选题的自由时，常常也是义正辞严地诘问：难道你不能写B吗?!这种诘问口气，同上面摘录的“由”文如出一辙!这种用道德和正义妆扮起来的蛮横诘问，在政治高压的年代特别有杀伤力。在极“左”年代，知识分子一见这阵势，立马心惊胆颤地缩着脖子蔫下去。此种诘问，把沈从文们、茅盾们问得噤若寒蝉，最终消失在文坛。西麟老师，真是反讽啊!!

摆脱旧时代的思维方式是非常艰巨的事情。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时时惊讶地看到，旧时代的受害者往往表现出同当年加害者相同的思想方式。王西麟先生是旧时代的受害者之一，他对旧时代深恶痛绝，我认识他的十多年间，他一天也没停止对旧时代的抨击。可惜，他情绪化的怒吼不绝，但理性的思辨太少。我从他多年的言谈中明显地感到，他潜意识里认为，只要有勇气和愿望，旧时代的受害者就自然地具有识别和批判旧时代的能力。但事情远没这么简单。看清你所憎恶的东西在自己身上的潜在影响，是非常不容易的。做到这一点，除了理性的批判精神外，特别需要自省和抛弃“伤兵”情绪。我决不认为王西麟先生蓄意要搞极左的那一套．我只想提醒旧时代的受害者并不自然地具有批判旧时代的思想武器。

人们用流水一去不回头形容时间的流逝，但逝去的时代同逝去的时间不一样，逝去的时代会留下深深的痕迹。一个时代塑造千百万人的思维方式，形成几代人的世界观，当这个时代逝去后，这些世界观和思维方式还或“显意识”或潜意识地存留着。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进程艰难曲折，很大一个原因，就是被洗了脑而不自知。不意识到这一点，何谈“独立”和“反思”?

(三)沈从文不如工地通讯员?

对作家没有去写某种东西进行责难，其后果有多坏?作家失去选择自己熟悉、喜爱、擅长的题材来进行创作的自由后，会有什么后果?为更清楚地认识这个问题，请看两个沈从文的真实故事。

沈从文是公认的“美文”大师，他熟悉、喜爱和擅长的东西，都写得极为精美。1949年后，他远离喧嚣动荡的文坛，隐身历史博物馆，研究起文物和古代服装来。《人有病天知否》一书的作者陈徒手记述了沈从文的儿子沈虎雏的一段话：“他在革大时就准备写老炊事员，这位老炊事员是劳模，他的画像与马恩列斯像堂而皇之地挂在一起，这是延安传统。父亲去四川参加土改，还多次修改这篇小说，改了不止七稿。实际上没人组织他写这类稿子，他只想找回‘用笔’的能力，歌颂朴素的劳动者，写得很吃力，投入很大精力。但写得不成功，不大像小说，文字不好，拿不出去。”

真不敢相信“文字不好，拿不出去”说的是沈从文!在这同一本书里，作者讲述的另一件事更加令人痛心：1958年大跃进时，沈从文去了五趟十三陵水库，既参加劳动，又进行一些参观采访；回来后写了一篇报道型散文《管木料厂的几个青年》，收入当年有关十三陵水库的小册子中。几十年后编父亲全集，沈虎雏反复阅读手稿，留下一句长叹：“他那时费了很大的劲写东西，可是一个工地的通讯员写这类文章比他还顺溜。” 我不敢，也不忍把写《边城》的沈从文同上面讲的那个沈从文想成一个人，这太残酷了。当失去了选择自己喜爱的题材来进行艺术创作的自由后，这样天才的作家，笔竟会涩到不如一个工地的通讯员! 这也是我为什么要与王西麟先生探讨他那“难道不能写什么什么”的批评方式的原因，这实在是一个关乎艺术生死的严重话题。

(四)对一种批评手法的剖析

“由”文中一些慷慨激昂的文字里面藏着一种有害的批评手法和文艺观点。作者通过下面这段看着极有道义和良知的文字，对“第五代”没有写某种题材或没有表现某种内容，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恣肆汪洋地扫射了一通： “如同我国人民千百年来感激屈原、杜甫一样，人们感激那些为历史为民众苦难说话的艺术家。我们的历史所以能进步到今天，第五代作曲家能够走出国门并在国际上有了影响，应该感激的，首先是那些死难的王实味们，受尽苦难的胡风们，死难的和幸存的“右派”们，大跃进中饿死的人们，在北大荒、兴凯湖以及“文革”中蒙冤死去的和幸存的千百万受难者们，正是这些人的血泪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难道第五代的作品不能表现对这些受难者的深深感激之情吗?这样的作品是不是比你们现在写出的上述作品更有意义呢?” 这段文字仍然在批评他人没有写某种题材。但是，王西麟先生为何能如此底气十足地讨伐他人呢?因为他抢先一步站在了“蒙难者”一边，由此暗示第五代在与之相对的另一边。自觉道义在握，不免气势汹汹，占领了“道德制高点”意味着同时也占领了“价值制高点”和“话语权制高点。”

社会生活中有一些需要努力争夺的制高点。权力是其一，金钱亦是其一。此外，道义资本也是一种。道义看似虚无，其实非常重要和有力量。站在死人一边，是利用道义资本的最好办法。潘蛟先生在《大众传媒及其它》一文中有精辟的论述：人们在道义上的优势是通过无私的表现来构筑的。死人之所以能在道义上据有这种优势也在于他已不能够利用这种优势。但是，对于活着的人而言，这种优势则是可以借用的。……也就是活人抢先站在死者一方，借助于死者在道义上的优势来追究对手的不是。……为别人，特别是为那些受人爱戴与自己没有直接关系的名人或伟人的逝世而悲痛，这从来都是一种高尚的情感，受到社会赞扬和纵容。这，就是多年来王西麟先生高谈宏论、动辄对人大喊大叫的原因，因为他是“无私”的、是“人文关怀”的。

可惜，面对第五代王西麟先生并无独占“受难者”道义资本的资格。第五代中多有“右派”、“走资派“的子女，不少人都下过乡插过队，他们的家庭和他们本人就曾是受难者中的一员。最荒谬的是，“由”文作者向第五代射出的，正是当年射杀“受难者”的子弹!在这里，我也要义正辞严地大声怒吼：你没看出王实味和胡风遭难的根本原因吗?!难道你不知道有多少人正是为了捍卫和争取创作自由、学术自由的权力而当“右派”受难冤死的吗?!你以为你与他们是思想上的同道，可我认为如果他们活过来，会站在我一边再次捍卫艺术家的基本权力!!如今，你竟挥舞他们的白骨来打人，你应该感到羞耻和有罪，因为，他们恰恰就是被你这种思维模式制造出的所谓“艺术评论”打死的!!如果他们真的活过来，面对百花齐放的局面，他们恐怕不会认为第五代选择写对他们表示“深深感激之情”的题材比选择其它题材“更有意义”。他们会用艺术的眼光、艺术的尺度来评判繁荣的艺术花园，他们是为艺术、为学术而死的。面对你那“难道不能表现B吗?B这样的作品是不是比你们写的A更有意义呢?”的粗暴蛮横，受难者们就是真活过来，恐怕也要被再次吓死。因为这种诘难正是他们生前的巨大噩梦!也是民族的巨大噩梦!

“由”文作者在文学、历史方面的一些观点也值得商榷。批评《蝶恋花》是音乐的《金瓶梅》，可“金”明明是一本很有文学价值的古典名著。你只要不死盯着某些段落瞧，应该不难看出“金”在文学上的精彩；李敬泽先生曾著文称：“《离骚》本是政治诗，但屈原有时把它写得像情诗，而且是失恋的、被抛弃的情诗，这可能是他的一大发明。”李先生的调侃，我以为击中要害：“上司昏聩兮小人当道，俺这正派能干的人儿兮偏不受重用……”一个欲为主子效命而不得才痛苦疯癫之人，即使其作品中有几句关于民间疾苦的话，也改变不了整体的实质。“由”文作者痛心疾首地要第五代把他当苦难民众的代言人来“感激”，我除了捧腹，说不出别的。

进一步的分析所要触及的问题，才是真正促使我放下手头的工作

涂抹此文的原因。这问题用王西麟先生自己多年来挂在嘴边的话讲，就是“ 重大的”和“ 历史批判”的。在前面第一段引文中，王先生说： “ 而一个中国作曲家难道不能写中国女人的特殊性格吗”？这个“ 难道”非常耐人寻味，发人深思。请注意，这里王西麟先生在批评别人没写什么，这很不正常。正常的批评，应当只针对作者已发表的、公诸于众的作品提出意见和看法，而不能，也不应该对作者没写什么说三道四。否则，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我必须承认，《由》文的诘问使我回忆起如下一些在极“ 左”年代非常常见的诘问方式：你为什么写这种什么什么，而不写火热的什么什么？全国人民正在积极地什么什么，你为什么却写这种什么什么？这是我“ 文革”中在文艺团体的亲历亲见。这种批评手法的关键技巧是抢占“ 道德制高点”。果然，王西麟先生在上述引文之后，历数了“ 祥林嫂”、“ 子君”以及“ 胡风们的妻子们和右派们的妻子们”等“ 斑斑血泪的女性。”最后还提到一个帮他背包爬山的湘西贫困妇女。这一连串列举产生了强烈的暗示作用，将大叫“ 我又不是你老婆”的《蝶》完全置于道德的被告席，而《由》文作者则成功登上了道德的制高点。占领道德制高点同时意味着拥有价值和话语权优势。可惜，这已经不是正常的文艺批评方式了。

健康的文化环境需要健康的文艺批评来营造。健康的批评就是正大光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 不论这观点多么尖锐，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另有一种不那么光明磊落的批评手法，它的特点是，将自己的批评观点包装成好心、关心，从而达到把不好说、不便说、不敢说的话全说出来的效果。我认为《由》文最后一段对第五代表示关怀和期望的六个“ 千万不要” 就是这种不光明磊落的批评手法：我希望第五代作曲家们首先要打破对自身的虚伪恭维的庸俗空气的包围；千万不要把外国人的巨奖和人的评论相对立；千万不要变成“ 昔日穷学生，今日新巨头，跻身进朱门，不见冻死骨”；千万不要变成“ 技术大师，思想侏儒”；千万不要把孱弱、苍白、贫乏、冰冷、卑贱拿来自我欣赏无限陶醉；千万不要以为自己会天然地不受权势和商业的污染而无须补充自己的人文资源；千万不要自封或被封为至高无上的“ 大师”、“ 权威”。

健康的批评是，如果你认为批评对象就是如此，你就勇敢地、光明正大地说出来，不要虚伪地用好心的“ 千万不要”来掩饰。假如有人单单只对王西麟先生说：“ 希望您千万不要眼红盛中亮得五十万美元巨奖，只当老美有眼无珠，不识货罢了。”王西麟先生很可能要跟他急并申明自己并不眼红。那人则可以辩解，说我并没说您“ 眼红”，只是作为朋友希望您不会那样。但旁人不难看出说话人的真实想法是什么。这手法滑头得实在可以，但也自画虚伪嘴脸。其实，王西麟先生大可直截了当地说第五代不写他认为应当写的题材，就是“ 不见冻死骨”的“ 思想侏儒；”其欣赏陶醉的东西，就是“ 孱弱、苍白、贫乏、卑贱”的。从《由》文整体看， “ 千万不要”这几个表示好心关心的字完全多余。其实直截了当地说，反而不会让我产生虚伪的感觉，这样还是一个率直的人。现在这样躲躲闪闪，藏在关心后面放箭，一方面说出了内心的想法，另一方面又可以说我并不这样认为，只是善意的提醒，真的很不光明磊落。

第五代何曾有幸进“ 朱门”？始终在批评声与鼓励声中奋力前行耳！多年来，他们的音乐在国内音乐生活中基本处于边缘位置。

二十世纪最后十年我在北京度过，一直为没有国内约稿而痛心。作为生活在中国的作曲家，我确实一直有大量国外的约稿，但当一次次疲惫不堪地飞到地球另一端去排练演出自己的作品时，在昏暗的机舱里，我分明看见自己是一个在故土找不到活儿干而离乡背井外出打工的农民工。进入新世纪，情况开始好转，中央和广播民乐团、国交和爱乐乐团都上演我的作品，中央民族乐团和广交还向我约稿。申奥成功后，北京将文化建设放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第五代的作品上演明显增多。北京国际音乐节也开始了它的“ 中国主题”系列。有了谭盾的专场、叶小纲的专场、陈其钢的专场和郭文景的专场。接下来还将有温德青和许舒亚的歌剧专场。

此外，谭盾得“ 奥斯卡”、盛中亮得五十万巨奖、《夜宴》的2001 世界巡演、《蝶恋花》的2003 世界巡演等，都进一步扩大了中国音乐在国际上的影响。《纽约时报》用两个整版介绍中国作曲家的那一期报纸出来后，很多朋友从美国、英国和欧洲发电子邮件来问我是否看到，这更让我感到中国作曲家地位在国际上的提升。在这里我要非常坦率地说，我为中国作曲家（本人没有“ 第五代”这个概念）的成功感到由衷的高兴。而且，真心希望有哪个不论哪一代的中国作曲家在全世界“ 被封为至高无上的大师和权威。”这当然也包括王西麟先生在内。此外，作为一个音乐学院的作曲老师，我仍要一如既往地为今日“ 穷学生”能变成明日“ 新巨头”而勤奋地为国家民族的教育事业努力工作。人心啊，放宽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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