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駒（陳映真）：一時代思想的倒退與反動──從王拓〈鄉土文學論戰與台灣本土化運動〉的批判展開

学科: 文学
来源: (《清理與批判》，台北人間出版社，一九九八年)
关键词: 陈映真，王拓，乡土文学论争，台独文学
摘要: 乡土文学论争中，王拓与陈映真同被余光中《狼来了》点名，而97年纪念乡土文学论争20周年时，王拓抛出《乡土文学论战与台湾本土化运动》，此时他已从左翼统派转向台独。陈映真对此文展开批评。

（一）前言

在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四年的现代诗论战，和一九七七年到七八年的乡土文学论战中，今天的台独文学论基本上缺席，噤不作声。有一些大言狺狺于今日的台独文学论客，反而在当年讲了许多类如这些话：「台湾文学即在台湾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学」（王拓）；谓不能因台湾被日本统治过就不承认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巫永福）；「台湾文学」「当然」「是属于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李魁贤）。在为同人诗刊《龙族》命名的时候，陈芳明曾热情洋溢地歌颂了中国：「龙，意味着一个深远的传说，一个永恒的生命，一个崇敬的形象......」。至于叶石涛说过的话，不胜枚举，于此不赘。

这些白纸黑字写成的历史，对于台湾独立运动的文学论而言，无疑是难堪的嘲讽。于是，为了掩饰这难堪的耻部，台独文学理论家采取了偷天换日、欺世盗名的办法：一谓台独派早就参加了乡土文学论争：乡土文学论争的本质，就是统独之争。这种强奸历史的伎俩，已有曾健民的批判予以揭发；二谓八○年代的台独文学论--即针对中国文学的「台湾文学」论和「本土文学」论，是七○年代乡土文学论的发展、进步和连续。王拓甚至主张八○年代逐渐台独化的台湾战后民主运动，都源于七○年代文学论战的影响！

〈乡土文学论战与台湾本土化运动〉，是王拓从左翼统一派立场转向多年后，第一次对他扮演过一定的理论角色的乡土文学论战，作了评价和结论。以王拓这篇文章为分析和批评的对象，有典型性，也可概及其余台独文学论。

（二）是进步，还是反动、倒退？

七○年代的台湾乡土文学论，历史地看来，是一个文学思想体系。八○年代以降的台独文学论（「本土文学论」、「台湾文学论」）也是一个文学思想体系。当然，这是两个在政治性和阶级性上完全不同、针锋相对的体系。

可以明白地说，七○年代的现代主义批判论和乡土文学论，尤其是后者，在台湾思想运动史上，是第三波左翼思想运动的重要形式。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一样，台湾第一波左翼思潮发展于二○年代的台湾。受到第三国际、中国和日本的无产阶级运动深刻影响。留学日本和中国大陆的台湾留学生，以「青年会」、「读书会」、「社会科学研究会」等形式，组成共产主义小组。一些精英份子如谢雪红，甚至被送往苏联「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受训。这些左倾青年，在二○年代中期前纷纷回到台湾，和在地的、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青年知识份子结合，组织学习小组，参加当时台湾文化协会（「文协」）的工作，甚至掌握了文协的领导权，使文协左倾化，并在一九二八年「台共」成立后，使文协和当时最强大的农民阶级的战斗组织「台湾农民组合」，都成为台共的外围。

这台湾史上第一个波次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在台湾文学史上写下台湾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第一章。一九三一年，日本当局全面镇压并起诉台湾的反日民族运动和阶级运动。从遭到破坏的斗争的火线上逃窜出来的党人，涌向文学战线和文化战线。他们办杂志、写文章，提倡无产阶级的文学运动和文化运动，藉以艰难地恢复组织和战斗的生活。迨一九三七年日本发动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前，台湾的政治进一步严苛化，台湾第一波左翼运动遂寝。

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二年，是台湾左翼运动的第二波。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中共中央派遣台湾人蔡孝干入台，发展「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在国府统治下的大陆，早在日据时期即参与台共建设的蔡孝干，要花上一年的时间，在一九四六年迂回抵台。在巨大民怨冲击下爆发的偶发性四七年二月的民众崛起中，地下党人在台湾北、中、南发挥了比较有组织、有政治、有进退的领导作用，引来台湾青年对大陆内战进一步理解，也引来台湾青年和工农对地下党的向慕。迨一九五○年蔡孝干被捕、转向而投降，地下党党员从二月事变前的七、八十人急增到接近一千人。台湾进步的知识份子、市民、工农，民族不分汉族和原住民，语系不分闽、客，省籍不分省内外，在台湾参与了内战双方中的新民主主义的一边。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以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案为起点，国民党揭开了全面扑杀政治异己的白色恐怖。一九五○年春，蔡孝干中央被侦破，蔡孝干被捕变节，全省组织受到致命性打击。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舰队封断海峡，转而全面支持蒋氏政权。自此，国府展开对「省工委」重建后残部的强大、无情的打击，展开全岛性恐怖肃清，并大举刑杀党人，计枪决四、五千人，投狱八千至一万余人。一九五二年，省工委残部在苗栗山区瓦解，前后六年，中共在台支部在四九年大革命胜利建政的翌年，遭逢悲惨的溃灭。

这为期短短六年的台湾新民主主义运动（其中五○年到五二年处在艰难的流亡中），在台湾文学史上也留下了重要的迹痕，那就是一九四七年直到四九年的「建设台湾新文学论争」。在四七年三月大屠之后，只过五个月的四七年八月，省内外作家和评论家竟然在歌蕾所主编的《新生报》文艺副刊〈桥〉上，以一年多的时间，勇敢、热情洋溢地讨论方方面面的文学问题，今日读之，不能不为当时台湾文学界昂奋的意气感到肃然的敬意。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具有地下党员身份，在国民党通令拘捕下辗转逃亡港台间的骆驼英，在一九四八年七月三十日以迄八月六日之间，在〈桥〉上连续发表长文，对迩来所讨论的文学问题做出了总评。

骆驼英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方法，从分析和比较光复前海峡两岸社会形态异同，申论两岸文学命题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对于一九四八年当时的两岸社会，则先分析中国当时各据一方的两个「半个中国」，即内战条件下国民党统治区和解放区的争持与消长，从而敦促文艺工作者促进被压迫的民众（特殊），向着变革和进步（一般）转化。要「先分析台湾现阶段社会的特殊性，找出一般性来，以配合」当时「全国性新文学的总方向」，即新民主主义变革运动的总方向。

对于「新现实主义」文学，骆驼英提出两个重点。一是哲学和方法论，骆驼英说新现实主义文学「立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论上」；二是阶级立场。骆驼英说新现实主义文学是站在「与历史发展的方向相一致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立场上的艺术思想和表现方法」。他于是做这结论：台湾的文学方向，就是中国新现实主义的方向。

从台湾左翼文学运动史看，骆驼英的理论业绩，标示了一个醒目的高水平，成为台湾文艺批评史上重要的遗产。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九日，〈桥〉副刊突然废刊。骆驼英先已出亡大陆，〈桥〉副刊的编辑和一些撰稿人有的被捕（杨逵、歌蕾、孙达人、张光直），有的失踪、有的脱逃西渡。同年十二月，基隆中学地下党组的破坏，正式开始了长达两年许的白色肃清。迨一九五二年，台湾左翼运动的第二波宣告终结。

一九四九年末到一九五二年的恐怖肃清，国民党反动派以鲜血和暴力确立了一个纳入远东冷战战略体系，以「反共国家安全」为藉口，建立了高度独裁的、反共的、军事的波拿帕国家（Bonapartist State），从而在美国经济、军事、外交和政治的强力支持下，使用在国共内战中败北的国府流亡集团，取得了国际外交和岛内统治的合法性。在意识形态上，二○年代以降以血泪建设起来的台湾的民族解放的社会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理论，被彻底破坏、禁锢和消灭。接踵而来的，是美国新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透过美台合作机制、基金会、美国新闻处、留学和人员交换培训体制，铺天盖地，在台湾建立了意识形态支配。作为美国麦卡锡主义和美国战后制霸世界的主要意识形态的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在白色恐怖肆虐后血腥的台湾土地上，于是开遍了苍白、阴魅的花朵。美国制的自由主义、现代化论、实证主义和行为科学论，以及形形色色的冷战反共意识形态，成为台湾的主流价值。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六○年代末在北美、欧洲勃发的左倾的反思运动和大陆文革的影响，以七○年保钓运动为契机，发展出台湾的第三波左翼思想运动（其中经纬已见陈映真的〈向内战．冷战意识形态挑战〉）。而以七○年代保钓左翼思潮的基础，在台湾展开了现代主义的批判，和乡土文学论战。乡土派的理论家在这大批判大论战中，直接向一九五○年以降美国新殖民主义的冷战意识形态，和依附于冷战体系下的国民党内战意识形态，高举了反旗。在〈向内战．冷战意识形态挑战〉中，初步概括了乡土一派文学思想体系的左翼的、批判的、进步的特质。一九八○年以后，由于后文将要论及的原因，台湾独立派的文论全面发展，和中国文学而不是西方外来文论针对的，以「脱中国」、「去中国」为言的「台湾文学论」和「本土文学论」登场，二十年于兹，也俨然形成一个文学思想「体系」。这个体系，到底是七○年代乡土文学的发展、进步和连续，还是其倒退、反动和断绝，从比较分析，就一目了然。

一、相对于坚持批判的现实主义，台独文学主张弃却现实主义

一九八○年，长期以来坚持台湾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叶石涛，忽然在八○年代改而主张「要导入崭新的现代文学技巧」。同一个时期，彭瑞金批评把文学当做「现实的宣传工具」，力主文学的艺术性和「文学本质」，认为「现实主义本身」有「局限」，「应该放弃从来写实或现实中找出路的固执」，才有「深长的机会」。

包括台湾文学史在内的世界各地殖民地、半殖民地和新殖民地社会的现代文学史中，一向有现实主义论和现代主义论、为人生（革命、社会、生活）而艺术论和为艺术而艺术论、唯艺术论和艺术宣传论或艺术工具论之间的斗争，而前一组主张和后一组主张，往往又是革命与反动、前进和倒退的分际和标准。在日据时代，台湾文学的现实主义，是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与之相温存的封建主义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四○年代中后的「新现实主义」，其实是四○年代大陆上「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的别称，是带着迎接新民主主义变革运动的意气和性质的。而一九七○年代的乡土文学论争的对立面，是做为冷战时代美国霸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现代主义和它所代表的新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统治。乡土文学的思想，是民族分裂条件下中国民族主义的昂扬；是对变革的激进的文学艺术理论的召唤。做为社会上层建筑的文学和艺术，在一个阶级社会，就无法免于为各自的阶级搞「宣传」、当「工具」。「纯粹」的、「唯美」的、不搞宣传、不当工具的文艺是从来就没有的。这是一方面。但文艺有它独自的细致的规律，不能搞教条主义、要自觉地提高艺术创造性，不能搞庸俗化、机械化、不能搞粗暴的行政干涉，要充份尊重创作的自由和自主。文艺批评也得和风细雨、搞民主讨论，联系群众。这是另一方面。此外，对现实主义的提法，不要强调思想认识超过表现方法。只要有效地表现出掌握了时代和生活本质的认识，手法上「前卫」一些，「实验性」一些，归柢还是现实主义的。

因此，从七○年代的现实主义论退走，回到反对现实主义，说现实主义破坏作品的文学性；回到一切当权派、反动派莫不竞相为言的「唯美」论、文艺不做政治手段、工具论的今日台独派文学论，便是反动而不是革命；是倒退而不是前进，至为明鲜。

二、台独文学论放弃乡土文学论的美日帝国主义论

八○年代以降的台独文学论，基本上不谈美国和日本在外交、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帝国主义性质。八○年代初，有个别的台独评论家，在各别文章上提到过「反对第一世界的帝国主义」，但水平远远不及「左」派台独在《台湾四百年史》中的分析。而自从回台以后，史明的言论，几乎从来不提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当然台独一派，一贯只有「反对中国殖民主义」之论，把明郑、有清和国民党皆视为与荷、日同样的「外来」「殖民」政权。这在社会科学上是不通之论。只要看今日资本是台湾向大陆输出而不是相反；财富（经济剩余）是由大陆流向台湾而不是相反，就可以思过其半了。

反对美日帝国主义，在二十世纪七○年代，就是反对它们的新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是旧帝国主义在战后条件下改变其形式和策略，以图继续保持和占有旧时利益的营为。新殖民主义的目标，一在维护和增进西欧在第三世界前殖民地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利益；二在第三世界社会中设立一个亲西欧精英的政治势力，为西欧利益代言、合作。

因此，乡土文学派反对美日帝国主义，意味着他们视国府为美国新殖民主义的傀儡和代理人，否定国府是什么「主权独立的国家」。反对美日帝国主义，意味着乡土文学派的思想家认识到：谢雪红一代革命家所教导「反蒋必须反美」的重要性，认识到美日强权是台湾战后反共独裁政权的真正支持者和巩固者，是台湾民主运动的敌人而不是友人。反对美日帝国主义，也意味着乡土派的理论家认识到美日强权是促使两岸民族分断、同胞相残的外来势力，是民族发展的敌人......

从这个立场游移而去的八○年后台独文学论，就不能不表现为对待日据下台湾皇民文学上的糊涂--例如说「没有皇民文学，只有抗议文学」；又例如说皇民文学应该（在汉奸论外）另行重新评价。（在这个问题上，林瑞明对陈火泉的评价，则有凛然的是非。）独派老作家在《马关条约》百年时远赴日本下关，向日本右派表示马关割台是台湾「不幸中之大幸」。力言台湾新文学的日本影响；极力吹捧日本殖民主义作家西川满如何「热爱台湾」，主张殖民地遗老文学「台湾万叶集」要列入台湾当代文学；而反对美日帝国主义使王拓在七○年代文论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然而到了「乡土文学论战与台湾本土化运动」，王拓则已只字不提反帝论......都可以是作为政治的台湾独立论的组成部分的台独文学论不反帝＝亲帝国主义性格的自然的表现。

从七○年代乡土文论中的美日帝国主义批判游移而去，脱离台湾新文学反帝传统的台独文艺论，当然就不是七○年代思潮的革命而是反动；不是其前进、连续，而是倒退和断绝，其理至明。

三、台独文学论从反帝民族主义立场走向反民族．反中国论

战后新殖民主义的核心，是反对共产主义。这是因为广泛的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斗争中取得了反帝民族．民主斗争的领导权，在广泛的前殖民地蓬勃地展开了民族解放运动。在战后必欲恢复旧殖民主义支配的新殖民主义，于是以干涉内政、鼓动内战、发动反共白色恐怖和分裂他人的民族，支持亲西方精英来达到它们罪恶的目的。在东方，帝国主义干预他国内政，使印支半岛、台湾海峡两岸和朝鲜半岛的分裂固定化。

二战以后，美帝国主义为取得在中国的独占利益，积极介入国共内战，企图巩固国民党政权，打击中国工农变革势力。无奈失去民心的国府节节败退。韩战爆发，世界冷战达于高峰，而美国更积极介入中国内战，以大舰队封断海峡，以强大政、经、外交支持在台的蒋氏政权，使两岸分裂局面持久化。因此，以民族对峙、依附大国以偏安为基础的国民政府，独占一种反共、不反帝国主义（＝积极依附帝国主义）的反民族的、民族对峙的「中华民国主义」，并以之执行现实上的民族对立、民族分离主义。

但七○年代文艺论战中的乡土派思想家们，向这种内战和冷战意识形态提出严厉的挑战。他们从反对美日私相授受钓鱼台列岛出发，反对美日帝国主义，进一步在祖国分裂的现实上，强调台湾人民、社会、生活与文学的中国性格，而言必称「在台中国人」、「在台湾的中国社会」、「在台湾的中国生活」和「在台湾的中国文学」。这台湾的中国性论之背后，是强烈的反对美日帝国主义意识，和强烈的克服美日帝国主义所支撑的海峡分裂构造的意识。

但是，到了八○年代，台独派的评论家开始他们一贯窃盗历史的故技，宣传七○年代乡土文学思想是表现针对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学的台湾、台湾人和台湾文学论。而且随着八○年代以降台湾独立运动和「理论」的发展，台湾文学的「本土」论、台湾民族论、台湾文学的「去中国」和「脱中国」论，也陆续登场，从七○年代乡土文学论坚决地站在进步的中国民族立场，反对和批判台湾当代文学的殖民化，主张台湾文学的（中国）民族形式、民族特点和民众性的立场巨步退却，闭口不谈文学的殖民化，放弃相对于西方文学之模仿的台湾乡土文学的中国民族性和民众性论。八○年代以降形形色色的台独文论，于是呈现了明确的反动性和倒退性。

而在七○年代文学论争中，于乡土文学派反帝论里有一定地位的王拓，在今日他的论文「乡土文学论战与台湾本土化运动」中，不但只字不提当年美日「相互勾结侵略中国的丑恶面孔」；不提美日新帝国主义使台湾「新殖民地」化的理论，而且为了进一步从这个立场上转向，不惜公开把当年他自己的反帝中华民族主义论自我贬抑、堕落成一种国民党反共恐怖下的他的口是心非的「策略」！

四、从乡土派反帝论基础上的中国「民族论」，有社会经济分析的「乡土论」，有社会阶级论的「人民论」，到台独派的不反帝．亲帝国主义的．反共反华的「（台湾）民族论」，没有社会性质论的「本土论」和没有阶级论的「人民论」之倒退与反动。

七○年代乡土派的「民族．乡土」论，就「民族」概念而言，是反帝的、中国的民族论，已见前述。在反帝论上，乡土派不但批判日据台湾历史下的日本帝国主义，也批判战后台湾新殖民地化所造成的依附、被支配、剥削和贫困化；乡土派对战后台湾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不公和工农贫困，也采取批评的态度。但八○年代以后的台独论，则对日据时代台湾社会的变化，采取积极肯定评价，对战后「工商发达」，也采取肯定和承认立场，原因无他，在于这些新老帝国主义和「外来政权」下的「工商发达」，促成「整体化的政治经济生活」，是产生和中国对立的「台湾意识」的根源！而在七○年代乡土派文论文献俱在，遗老犹存的当前，台独派却迫不急待地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有理之论，说乡土文学运动是「台湾社会在台湾意识冲击下的自然产物」，企图篡夺和歪曲乡土文学论的历史和性质。

然而，乡土派强烈中国民族主义的理论文献、乡土派理论家的实践，甚至一个转向的乡土派理论家王拓当年的说辞，都彻底驳斥了台独派「乡土文学源自台湾意识」的盗窃的「理论」。七○年代乡土文学的理论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在祖国两岸不幸分裂的现实上，不惮于强调台湾乡土文学的强烈的中国倾向性，都留下大量的白纸黑字。不但这样，有些人还特别表示乡土文学不能搞「分裂」主义。陈映真质疑叶石涛在提出台湾文学的台湾意识论之余，对台湾文学在「（按即反帝、反封建）时代的台湾文学之中国的特点......着笔不力。」王拓特别强调在创作上不要「太过强调（台湾方言）」，以免「陷入偏狭的分裂的地方主义观念和感情里。」对于乡土派而言，于祖国在政治上分裂对峙的现实条件下，台湾文学，以生活在台湾的人民为中国人民；以台湾的生活和社会为中国的生活和社会，从而刻画之、描写之、表现之。在民族分断的历史时代，在帝国主义干预祖国内政的时代，乡土文学家把对于祖国--一个历史、文化、文学的中国的认同、忠诚与关怀，同具体的台湾土地上的人民、生活，和社会的认同、忠诚与关怀统一起来。这是七○年代台湾乡土文学派对于祖国分裂现实视为一时、视为缺陷、视为必欲克服于他日的矛盾的重要立场和姿势，从而也是对五○年以降，以「自由世界与共产世界」对峙，和「反攻大陆、消灭共匪」等冷战、内战、民族对峙的主要内容的「冷战／内战意识形态」的批判和反悖命题（anti-thesis）。

然则八○年代以后，台独文学论把乡土文学思想中的中国倾向和对于具体的台湾「土地／人民」认同和关怀对立起来，一分为二，强调「脱中国」和「去中国」的台湾「独自性」；以两岸的分断和隔绝为合理的现实，冀祖国分裂对立构造的永续化和固定化，即五○年以降支配台湾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生活的「冷战／内战构造」的合理化--从而永久化和固定化。七○年代乡土文学论的冷战／内战批判，至此发生了向冷战／内战价值倒退和反动的逆向潮流。

台独派的理论家如何解释这种重大变化呢？让我们以王拓在「乡土文学论战与台湾本土化运动」中的说辞加以考察。

第一种说法是「策略说」。王拓把自己在七○年代的中国民族主义论，一概说成为了要「联合」胡秋原、徐复观，「共同抵御官方体系、人马所造成的压力」，于是在论战的「策略上刻意突显了（中华）『民族主义』面相，而压抑地域（乡土）色彩」。王拓想这样表态：他在七○年代主张的中国民族主义，是假话，是理论斗争在当时条件下的「策略」。他似乎急着要说明，早在七○年代，他就是个台独派了！

胡秋原和徐复观先生评国民党文特，坚定捍卫乡土文学的文章，分别发表在一九七七年九月〈谈人性与乡土文学之类〉和十月〈评台北「乡土文学」之争〉。在此之前，王拓就发表过〈是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乡土文学〉（七七年四月）和〈二十世纪台湾文学的动向〉（同年五月）。在前篇文章，王拓就激动地说到中国五四反帝运动的传统和七○年代保钓爱国运动给予他的启发和教育，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者真实面貌」，要求改革，「与社会公敌展开严厉批评」；分析美日新帝国主义对台湾的「经济侵略」；批评「西化文学」之抄袭模仿，呼吁文学要从西化文学重新「植根」「现实社会的土地上来」。

这是王拓当时真实的认识和思想呢？还是一时权宜的假话？如果那是为了某种「策略」的假话，看来七七年四月当时，似乎彭歌、馀光中还没出手打恐怖的棍子，从而也还没有出现和胡秋原、徐复观「联合」的必要，则此时的为「策略」而云中国民族主义，又是为了什么？同样，发表在七七年五月的〈二十世纪台湾文学发展的动向〉，王拓不断称「典型的台湾乡土文学」为「在台湾的中国文学」，强调现代台湾文学与现代中国文学在「反帝．反封建．反压迫......」上的一致性；强调乡土文学「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垄断社会财富的少数寡头资本家」的特质。在离开当年九月尚有四个月的五月间，当然也不存在与胡秋原诸先生「联合」的必要，王拓又何所为而采伪称「中国民族主义」的策略？足证「策略论」绝不是事实。事实是，王拓不是自来台独。事实是王拓后来在思想上倒退、反动了。

面对七○年代台湾文学论中普遍的中国反帝民族主义论，主张过反帝中国民族主义论而后来转向的人，以及台独文学论的理论家们，都为了不能做出辩饰而苦恼。「策略论」便是其中一个愚笨而无效的说辞。和策略论孪生的讬辞，是「当时政治环境的限制」论，也就是说，当时国民党专制的「政治环境」下，当年的台独派「本土论者」，不能不在民族认同上诳言「反对帝国主义的（中国）民族意识」，所以说过了也不该算数。陈芳明、游胜冠和彭瑞金都是这个说法。

面对不断强调的、不断出现的「政治环境限制论」，人们至少有权利提三个问题：一、一九七七年，台湾长老教会，并不顾「政治环境的限制」，公开主张建立「新而独立的国家」。则为什么在同样的「政治环境限制下」的台独文学思想家就不能在七七年时节，把脑袋里的东西清楚地「告白」？二、七○年代的「政治环境限制」，单只「限制」台独「本土化」思想吗？这种「政治环境」就不「限制」左倾的「美日帝国主义论」？就不「限制」反帝左倾的中国民族主义论？就不「限制」反帝论和阶级论为基础的民族文学论和民众文学论？就不限制以社会经济诠释台湾文学史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就不「限制」和反共冷战主流文艺意识形态的「现代主义文学」相抗拮的现实主义文学论？在极端反共的、白色的政治环境下，后者的「危险性」远远超过本土论（五○年代以降，因台独案被执行枪决的人不会超过三、五个人，而因左翼运动遭诛害者不下五千余人），但看来，乡土派的人似乎没有一个人以反帝民族主义当作什么「策略」，认为是什么「限制」下的发言。三、「在当时『政治环境下』，我们骇怕。这总可以吧？」可以的。完全可以的。但在那种「政治环境下」，不能否认，人们还有保持龟缩和不说话的「自由」。自命早在七○年代就有台独思想信仰的台湾文学家和理论家，即便没胆量出来说出真话，何苦选择侮辱自己政治思想原则的「策略」和受「限制」下的发言，而不选择龟缩、沈默呢？

由此可见，今日台独文学论为自己辩饰的「策略论」和「政治环境限制论」，其实只是可悯的谎言、机会主义和转向主义，至为明显。

因此，从另一个角度说，七○年代乡土派之「回归乡土」，有三个重要特点：一、从反对美日帝国主义对台湾的物质和精神的凌压出发，乡土文学派主张从西化的、作为文化殖民的现代主义文学「回归」到描写具有民族分裂时代具体的中国性质的台湾生活、人和社会的「乡土」文学；二、乡土一派的「乡土台湾」论，是有一定的社会性质意义的--即「主权」并不「独立」的、美日「新殖民地」的乡土台湾；是在经济上依附于美日「资本、技术」、「政策和商品」的乡土台湾；三、乡土派所「拥抱」的人民，是有具体阶级选择的「一群被牺牲、被忽视的」、「收入少、生活水准低、工作辛劳」的「农人、工人」和「小商人、自由职业、公务员、教员」；是「散落在广泛的农村、渔村、学校、市镇和工厂，勤劳地生活、殷勤地工作」的人们。而相形之下，八○年代以后的台独本土论，主要是力言台湾主权早已独立，不存在美日新殖民主义支配；唯心主义的、没有阶级差等和压迫的「命运共同体」论和「生命共同体」论的台湾和「本土」。他们的台湾人民论，是没有阶级差等，掩盖社会阶级压迫的、对外媚附外势、对内歧视和憎恶「中国猪」的、法西斯台湾「民族」或国民意识。两相对照，八○年代以后的本土论，是七○年代的乡土论的反动和倒退，昭然甚明。而就王拓个人对台湾社会、经济的认识水平而言，八○年代以后的王拓，恰恰体现了从七○年代王拓的严重反动、倒退--和转向。

（三）是连续还是断裂？

在王拓论文〈乡土文学论战与台湾本土化运动〉中，王拓先是以「策略论」对自己在七○年代他自己和整个乡土派的反帝（中华）民族主义进行抹杀和否定。继之，王拓以辛苦的曲笔，把乡土文学运动同七○年代末台湾资产阶级民主化运动硬生生地连系起来，从而在八○年代逐步台独化的这一民主化运动挣得一张共乘的车票，为他自己的政治转向取得历史的正当性。

对于为台独思想运动炮制历史神话的理论家，如何为台独派在台湾七○年代文学论争中的成绩和可耻的缺席辩解，一直是头痛的问题。因此，在八○年代后逐步取得意识形态霸权的台独论，为此提出了三种说辞。一种是说，七○年代的台独本土论，为了「政治环境的限制」，采取了倡言中华民族主义的「策略」，但其实是口是心非。第二种说法是说七○年代乡土论是「台湾意识」的表现，是台独本土论的「潜伏期」，到八○年代就延续发展为台独论了。第三种则说，台独派早在七○年代就参与台湾文学的统独争论--叶石涛和陈映真的争论。对第一种说法的批评已见前文。对第三种说法，已有曾健民的批判。王拓在他的论文〈乡土文学论战与台湾本土化运动〉中，把「台湾本土化运动的崛起」说成「乡土文学论战」的发展，就是第二种说法的一例。

思想、意识形态的斗争，最终必须向社会实践浸透，才能发展成具体的变革运动。从一九七二年台大「民族主义」座谈会点燃批判美日对台湾的新帝国支配，号召关爱台湾「土地--人民」；在一九七三年批判西化文学和现代主义诗的《文季》创刊；在一九七四年推动了以李双泽为中心的校园反对只唱西洋歌曲，主张唱有中国特色和台湾现实内容的民歌运动；在七六年创刊《夏潮》，并以之为基地和机关刊物开展向着严厉的冷战．内战意识形态批判与斗争的乡土文学论争，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胜利的台湾第三波次左翼思想运动，在乡土文学论争后，由苏庆黎、王拓和陈鼓应出而投入当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陈鼓应和王拓分别在台北和基隆出马竞选公职，苏庆黎介入党外联合助选活动，和王拓在《夏潮》被迫停刊一年后另主杂志《春风》和《鼓声》等编务。王拓说「《夏潮》和台湾政治菁英结合」，只说了一半真话。事实是，陈鼓应、苏庆黎和王拓在党外运动中卖力工作，但却在暗潮汹涌的、运动内部左右统独思想和路线矛盾中，备受排挤和掣肘，其中苦辛，王拓知之极稔。但夏潮系的这三人当时的坚苦卓绝，今日思之，我们仍然充满敬佩之情。经过抗议馀登发父子被捕事件的桥头示威游行，终于在美丽岛事件中，王拓与苏庆黎被捕判刑入狱，陈鼓应因适出游北美幸免，至此夏潮系介入社会实践的努力受到严重挫折。

镇压美丽岛事件的大逮捕，以及次年二月林宅恐怖血案，在七九年台美断交、台美「协防」条约失效的大动荡中，国民党以「疾风」集团展开反共法西斯的歇斯底里，对党外右翼的美丽岛系和左翼的夏潮系，同时施加法西斯恐怖恫吓，并且进一步发动「中泰宾馆事件」，对党外人士施加暴力恐怖。这时，在台美断交后骤然失去国际外交合法性的国民党，其岛内统治的合法性因而受到以党外民主运动为中心的资产阶级的空前强烈挑战和质疑。

正如下一节要进一步分析的那样，因为五○年代肃共白色恐怖而保守化的台湾战后民主运动，以其反共、亲美（日）的基本性格，逐渐与台独思想及运动汇合，而愈右倾。苏庆黎被捕不久释放，王拓在一九八五年也被释放。但现实上王拓和苏庆黎并未回到当时已成气候的党外，与其「台湾政治菁英结合」。出狱后的王拓先生是在民间企业界担任管理职约年余，八六年到九○年在乡土派的《人间》杂志社任社长，并做出贡献。八七年，「台湾政治菁英」结成民进党，王拓和苏庆黎并没有参加。同年，王拓出任重整后夏潮的领导工作，并参加工党建党的筹备工作。苏庆黎出狱后赴美读书一段时间，回来后也到夏潮工作，并且参加一九八八年工党建党、出任秘书长，后来也在一九八九年参与劳动党的筹建，并担任党秘书长职，直到一九九○年到北美深造为止。而王拓离开夏潮系，和民进党的「台湾政治菁英结合」，是一九八九年劳动党建党前夕的事了。王拓在思想和政治组织上转变以后，在民进党内的处境和况味，个中冷暖，休提也罢。数说这些，只想说明，夏潮和台独系「台湾政治菁英」根本是两班人马，两套思想和政治。在美丽岛事件前，特别是在国民党「疾风」法西斯化的恐怖下，两班人曾有过短暂的战略同盟，但由于在反帝和民族统一问题上素来没有共同语言，一直到今天，《夏潮》从来也不曾和以亲美台独为言的「台湾政治菁英」「结合」过。

而七○年代乡土文学派的「民族／乡土」论，是建立在反对美日帝国主义这个思想和认识基础上的。用王拓在七○年代的语言说，他是在钓鱼台问题上「认清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真面目」、「看清了美国与日本相勾结侵略中国的丑恶面孔」。当时的王拓从而认识到，在美日殖民经济下，利用廉价工资和农产品赚取超额利润，以「经济合作之名」，「控制」台湾经济，造成社会不公，工人、农民和弱小者的贫困化。这样的认识，自有理论上的逻辑，根本不存在「民族主义」（反帝、批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批评殖民经济的压迫）对「乡土意识」（对台湾社会与经济的控制，台湾社会不公，台湾人工农阶级的贫困化）的思想「压抑」；更不存在「乡土意识」必须「挣脱」「民族主义」架构的问题，说七○年代的反帝民族主义论「压抑」台独本土论，使后者不能脱颖而出，是为了解决台独派在七○年代的思想斗争中缺席而炮制的说辞，没有事实上的根据。别的台独文学理论家胡说，犹可理解，王拓也这样人云亦云地作贱自己在七○年代的知识和思想，令人浩叹！

（四）反动和倒退的根源--代结论

如果七○年的乡土文学论是台湾思想史上的一个飞跃；是对反动的冷战和内战意识形态的一次颠复；是台湾思想史上的第三波民族与阶级解放运动，那么，八○年代以迄于今日的台独反共、亲美、亲日、民族分裂固定化、脱中国......的思潮，无疑是从七○年代乡土派进步思潮的一个倒退、反动、右倾和保守化。从前进的乡土文学论向反动的「本土文学论」的逆转，便是这个政治、意识形态大逆转潮流中的一股波浪。现在从几个方面分析：

（甲）台湾战后民主主义的右倾性

台湾光复以后，眼见以陈仪长官公署所代表的中国大地主、买办、官僚资产阶级政权在台湾的恶政，台湾民众以同胞的身份，发动民主改革的运动。一九四七年元月，曾有聚合二、三万青年学生的抗议驻北京美军强奸北大学生沈崇的示威。四七年二月，爆发了全岛性要求民主、自治与和平的二月暴动。暴动被残酷镇压以后，脱逃到香港的台湾着名革命家谢雪红，以她在岛内和香港斗争的深切体会，认识到美帝国主义插手台湾事务，扶助台湾的反共反蒋亲美势力，阴图分裂中国，阴谋使台湾归美国讬管，或由盟军占领台湾，或谋台湾之脱离中国而「独立」，乃迭次向台湾反蒋民众提出「反蒋也要反美」的严肃课题。这说明战后初期台湾左翼民主化运动是具有把反对国民党半封建独裁和反对美帝主义连系起来的深刻认识。

一九五○年，特别是在韩战之后，国民党发动了延续三年的、全面彻底的反共恐怖肃清，并在同一期间推行农地改革，使坚定支持中共地下党的台湾广泛佃农、贫农社会因「翻身」而瓦解其对地下党的支持。也几乎在同一时期，以雷震为领导，以《自由中国》月刊为中心的资产阶级性反蒋民主运动展开。由于台湾左翼在白色恐怖中全面复灭，没有左翼参加的《自由中国》民主运动，表现出反蒋、亲美（以美为师、以美为依恃）、反共的特质，在冷战与内战双重构造中，发展成「为反共而倡民主；民主必须亲美」的对战后台湾民主主义影响深远的右倾路线。

此一民主运动在六○年代初在美国默许下遭到镇压，雷震入狱。当党外民主运动在七○年代中期后再起，继承了战后民主运动「反共．亲美．反蒋」的右倾传统，到了八○年代，逐渐与同为反共（反华）、亲美、反蒋（国府）的台独运动的合流，就是事有必至的发展。一九七○年代初，在国民党监狱中服刑十年出狱后的「外省人」雷震，犹向国府当局恳切地上万言书，主张台湾在反共、亲美的大原则下，建立「中华台湾共和国」，度过外交风暴，为台湾立长久基业！这就极为典型地说明了亲美、极端反共、反华的台湾战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反动性和民族分裂主义的本源。则八○年代以降，台湾文艺思潮的反动和倒退，是和战后台湾民主主义历史的倒退与反动相适应的，其理甚明。

（乙）台湾政商资产阶级及其政权的登台

一九五○年，在中国内战中惨败的国民党流亡军政集团，在国际冷战和国共内战的叠合构造下，在美帝国主义强力的军事、外交、经济和财政支撑下，在台湾建立了一个反共军事波拿帕国家，着手进行美国战略指导和资金援助下的反共资本主义建设。在优先巩固和发展公营独占企业的前提下，同时发展民间资本，即辅导大陆来台流亡纺织资本，和本地日据时代地主性买办资本，及农地改革后转投资于工商业的台湾旧地主豪绅资本，发动了台湾战后资本主义的建设工程。

从五○年代开始，以美国的支持，以二二八事变和五○年代白色恐怖所发露的国家暴力所建立的国民党在台湾的「国家政权」，运用其强权，在政治上排除民众，剥夺劳动者的三权，以政策融资、独占保护和最大限度扩大经济剩余的方式，培育上述民间资本主义。

从六○年代开始，在公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双重构造上，国民党透过国家政策的特权优待给与创业、融资上的支持；给予价格、产品和市场上独占权利；透过公营企业与私人企业的联合独占与相互投资渗透，促成台湾私人资本的独占化，也促成大财团联合企业体和相应的大政商资产阶级的登台。至八○年代中后，这些本地大财团联合企业体，经济规模更大，为数更多。它们的总产值已逼近台湾国民生产毛额的百分之四十。

但是，一直到一九八七年蒋经国因病死亡之前，这财力雄大的台湾政商布尔乔亚，一直是三十多年来饲育和喂养了自己有苦身生父母的国民党政权最驯良的儿子。一九八七年台籍政治精英李登辉继任总统，一个台湾本地大政商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宣告成立。于是原本就与国民党权力、官僚系统有千丝万缕的政、经、利益关系的台湾政商资产阶级，至此直接深入政权和国民党中央和立法院等权力机关的内核，政商结合益为深刻。旧日国民党完成了哺育台湾资本主义--以及台湾大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瓜熟而蒂落，黯然退出台湾政治舞台，迎来了台湾战后第一个本地大政商资产阶级自己的政权（在台湾一百大财团企业中，视其资本规模和社会关系，前五名几为本省籍资本。外省籍资本大财团企业，数量上仅占百家中的百分之三十左右）。

李登辉政权出台后，展开了一连串权力的斗争。这无非是相应于台湾大资产阶级自己的「国家」政权登场过程中，清洗独占台湾政治近四十年、哺育台湾大资产阶级长成的国民党旧流亡集团之残余的作业。台湾本地大官商资产阶级，把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改造成了自己的党和自己的「国家」。所谓国民党「老店新开」、「台湾化」，而「中华民国的台湾」变成了「中华民国在台湾」，皆此之谓也。

李登辉政权展开了和今日台湾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和今日台湾资产阶级相适应的，显着的「民主化」政策。但长期以铁腕、暴力、强权统治的国民党政权之改易，现实上并不是经过由下而上的市民阶级的民众抗争、政变或革命达成，而是由上而下地，经由旧政党和权力为延命图存的策略，出于其主动而维持其统治地位条件下，进入「民主化」的时代。全斗焕、卢泰愚法西斯独裁体制，也是以吸纳反对派的枭雄金泳三而使旧政权在「民主化」时代中延命。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台湾大政商资产阶级的反动、落后的本质

前文说过，台湾的大政商资产阶级，是经过几十年国民党以民众的血乳喂饲成长的。这民众的血乳，有这些高浓度的成份，即国民党的发展政策、资金筹措、人才与技术的供应，条件优渥的特权融资、美援资金技术的调拨，以国家政策支持资本和独占化，使其产品垄断岛内市场。在资本关系上，建立「国家」独占资本和政商独占资本的资本同盟，在市场、商品上搞联合独占。在阶级关系上，透过公、私独占体股份相互渗透、高层人员的交叉任用而形成官僚、政客与民间大资产阶级的阶级联盟。而且应该着重指出，战后四十年间，被台独「理论家」咒骂为「外来民族」、「外来政权」和「殖民政权」的国府，在哺育台湾大政商资产阶级时，在资本的社会关系上，从来不分本省外省。今日台湾大财团资本中，外省籍者，资本额、获利额、规模、企业数皆远在本省籍者之后，便是明证。至于庞大的「国有企业」，过去是蒋家国民党「国家政权」的物质基础。在今天，随着台湾大政商资产阶级「国家」的形成，这庞大的国营独占体--包括党营企业--也一变为今日台湾大资产阶级「国家」成立的物质基础。

另就阶级历史来看，前文提过，今日台湾大政商阶级的根源，一是日帝下为日本独占资本从事买办的资产阶级（如「永丰」何家、高雄陈家），二为日据下以土地资本剥夺台湾农民以积累的亲日派大地主豪绅官僚阶级（如辜家、台南吴家等等）。

最后，从台湾大政商资产阶级的联合独占资本，有九○％以上和外国资本有资本构成上和技术「合作」上的依附关系，而以「技术」（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依赖，最为严重，长期受到外国的技术（资本）深刻的控制，有买办性格。

综上所述，当前支配着台湾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台湾大政商独占资本，自其资本的发展过程，自其阶级本源，自其对外资的买办庸附，规定了它的反动性和附从性。在政治上，就不能不连续--甚至发扬光大--旧国府时代反共、反中国（尤其基于其积累基地为对岛内市场的独占）、民族分裂的持久化、对美日新帝国主义庸从与拥护等为内容的政治和政策。李登辉政权带来台湾大资产阶级的全国参政热潮，终至于以台湾大资产阶级对台湾政治的独占，取代了往日国民党旧中国流亡集团对台湾政治的独占。

如果一九八七年以前，旧国民党的社会基础在于它自己哺育长大的台湾政商资产阶级（以及广泛军公教中产阶级，和因农地改革而一时翻身的台湾自耕农民），那么，八七年后的新政权的社会本质正是台湾大政商资产阶级本身，从而决定了当前政权在反共、反华、亲美日、民族分离主义上对旧时代的继承与连续，而不是旧政权的扬弃与断裂了。

说明台湾大政商资产阶级和中小企业资产阶级的矛盾统一

长期享受国家权力和特权保护的台湾大资产阶级，和基本上自生自灭、生存发展条件严峻的台湾中小企业的中小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有一定的矛盾。在政治上，大资产阶级自然拥护国民党权力和体制。而不以岛内市场为其积累基地，以脱离中国民族经济体而从美、日、台三角贸易循环中辛劳积累的台湾中小企业资产阶级，在七○年代以降，会同台湾中产阶层（以出卖高等技术知识的自雇阶层）成为台湾「党外」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骨干。

但是，中小企业资本与官商独占集团资本之间，又有核心（独占体）与卫星（中小企业）的上下主从分工关系。在这个资本分工结构上，中小企业不能不对独占体产生庸从依靠的关系，受到独占体的一定程度上的支配，从而又有两者之间统一和联系的关系。

以中小资产阶级和中间阶层为核心的、七○年代发展起来的台湾党外民主运动，在政治上反共、脱中国、亲美日，从而在八○年代初奔向民族分离论。八七年以后，上述台湾大官商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李登辉进一步吸收了台独运动中的台湾独自的「共同体」论，把台独论变装成为「中华民国在台湾」的「两个中国论」，也吸收了民进党「进入联合国」运动，发展为进联合国、「拓展外交空间」运动。在一个政权的推动下，九○年代台湾的民族分离运动有了长足的发展。在篡党、冻省、修改国中教科书和「联合执政」的风风雨雨中，尽管台湾政商大资产阶级和中小企业资本都面临着跨世纪后大陆巨大而快速成长的市场对资本的强烈召唤，却迫不急待地在当前反共、反中国、向帝国主义一面倒的台独道路上猬集同行，越走越远了。

而八○年代台湾文学思潮之从进步的乡土论向着反动倒退的「本土论」发展，其实便是上述台湾战后民主主义的全面右倾化、政治上台湾大政商资产阶级与中小企业资产阶级的反动联盟这些总结构，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

（丙）祖国丧失症的扩大

李乔主张：「所谓台湾文学，就是站在台湾人立场、写台湾经验的文学。」至于什么是「台湾经验」呢？李乔说是：「......包括近四百年，与大自然奋斗与相处的经验；反封建、反迫害的经验，以及反政治殖民、经济殖民和争取民主自由的经验。」王拓于是说：「李乔对于台湾文学的定义，正是『乡土文学论战』过程中鼓吹提倡者对乡土文学看法的延伸。」王拓于是建议人们读他在七七年以李拙为笔名写的论文〈二十世纪台湾文学发展的方向〉，来印证李乔八○年代的看法是如何「延伸」了王拓七○年代的思想。

先不说李乔所说的「台湾经验」和近世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社会经验有何不同，倒要指出七○年代的王拓和李乔最根本的不同，在于中国视野与指向的有无。王拓在〈二十世纪台湾文学发展的方向〉中，开宗明义先界定台湾新文学的中国属性，称之为「在台湾长成并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学」。李乔只能看到没有中国视野的「台湾人立场」和「台湾经验」，当时的王拓却既能看到日政下台湾新文学「与当时的社会运动与政治运动采取着一致的步调」，同时也看到台湾新文学「与祖国自五四新文化所展开的反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国内封建剥削制的一切运动相一致」。事实上，对于七○年代的王拓和其他乡土派理论家，正如前文所提及，中国（祖国）的视野和台湾「土地／人民」的认同和关怀是统一而不是矛盾对立的。八○年代以后，台独文论却刻意将中国祖国的视野，与孤立的台湾「土地」和人民剥离、对立起来。到底李乔是王拓的「延伸」和发展，抑或李乔是王拓的断裂与倒退？要回答这个问题，人们还得从历史上去观察和思考。

帝国主义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打开了古老中国的门户，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在中国讹夺赔款，强开商港，划据势力范围，夺取租界，以至强行割地为自己的殖民地......澳门、香港和台湾的殖民地化，是中国半殖民地化总过程的组成部份。因此，割让的殖民地的解放，是复归于祖国，而不是「恢复」其原所没有的「独立」。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台湾复归殖民地化之前的地位--即做为中国之一省而复归祖国。一九九七年，香港结束殖民地历史，也不是以「殖民地独立」的形式，而是复归（在现实条件下采「一国两制」形式）中国。一九九九年澳门回归亦然。这是割让的殖民地台湾、香港和澳门与二战后纷纷独立的前殖民地本质上的不同。

因此，殖民地台湾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原动力--民族认同，不是什么针对中国人、中国民族的「台湾人」、「台湾民族」意识，而是以四千年民族文明为骄傲的中国人、汉民族意识。这是日帝总督府和军宪当局所痛切忿怨的事实。

但是，与一切殖民地一样，被殖民的台湾知识份子和民众，固然绝大多数怀抱汉民族的自豪感，对殖民者和体制坚决抵抗、坚决拒绝被殖民者同化，对祖国中国怀抱着深切的「思念之情」，「其以支那为祖国的情感难于拂拭」，但在这主流之外，不免也有一些人对统治者畏服，深仪殖民者的「文明开化」，力争与殖民者完全同化，鄙视和憎恶自己的祖国和民族。日本着名的思想家尾崎秀树，在对于日本之殖民台湾造成的荼毒深自反省之余，曾经指出：「曾为被统治者的台湾人方面，在日本天皇及其『一视同人』的美名下进行同化政策的结果，造成某种潜在（于台湾人心灵中）的祖国丧失和白痴化」--即把自己从继日帝压制之后蒋政权的统治下解放的展望、向着「台湾人的台湾」道路（台独）倾斜，而不是寄讬于（新）中国的复归。

在日本殖民地下少数一些人因力争同化于日本帝国主义而罹患祖国丧失＝白痴化的症疾。一九五○年后，长期冷战／内战意识形态的内面化，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了这祖国丧失和白痴化的沈　。在旧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下，对殖民者是坚持自己的民族认同、反对同化，还是力争同化于殖民者；对殖民者及其体制是坚决抵抗还是俯首臣服；对自己的民族、民族文化和血肉同胞，是怀抱自豪和深厚的认同与深情厚意，还是站在殖民立场对自己的民族、人民和文明怀抱着鄙视、否定、抹杀甚至憎恶，标志着解放与奴隶化、斗争与臣服、前进和倒退反动的不同价值与立场。七○年代王拓思想和李乔、宋冬阳、陈树鸿们最大、最尖锐的不同，就在于强烈的祖国指向与「祖国丧失．白痴化」的不同。因此，李乔、宋冬阳和陈树鸿们不是七○年代的王拓思想的什么「延伸」、「发展」、「加强」、「相承」和「纯粹化」--而是其反动、断裂和倒退。

而〈乡土文学论战与台湾本土化运动〉的王拓，也不是七○年代的王拓的「延伸」、「发展」、「加强」、「相承」和「纯粹化」--而是其转向、反动、断裂和倒退。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清理与批判》，台北人间出版社，一九九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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