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伟：学问的背后应该有更大的关怀

学科: 文学
来源: (李昶伟采访，删节稿见《南方都市报》2013年5月30日)
关键词: 商伟，学术史，文人小说，思想史，文学史，儒林外史
摘要: 还是应该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对过去时代的文学做出回顾和思考。不是简单地拉郎配，一对一地类比和影射，或在知人论世的经验层次上，对小说人物做出分析。但要有一些更大的关怀，这些关怀直接或间接、也或多或少地会体现在学术里面，否则，我们就辜负了今天这个天翻地覆的时代。

南都：你那时候选择北大中文系是什么原因？也是文学青年吗？

商伟：我小时候学画，想考美术学院，最大的理想就是考进浙江美院，现在改称中国美术学院了。为了学画，我还花了不少笨功夫，手抄了好几本书，其中有俄国的《契斯恰科夫素描教学体系》，还有一本就是浙江美院的素描教材，做了两个抄本，一本给了借书给我的那位，因为他也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前几年我们带着两个女儿去杭州，也走到了西湖边上的美院，我指给她们看--这就是浙江美院，是爸爸小时候最向往的地方。可是，文革期间学画的人太多了，考美院谈何容易？所以后来还是老老实实、按部就班地高考，就这样进了北大中文系。我所在的那个中学，理工科应届生考进大学的多，文科几乎全军覆没，基本上被老三届给挤掉了。毕竟老三届在文革前上中学，文科底子厚，训练比我们全面。

当时不光北大中文系的文学专业被看好，别的大学的中文系也很火爆，大概有点儿像今天的经济管理和国际金融，其实到了学校才知道文学专业是学什么的。说到文学，很多年青人都喜欢，但完全不知道文学专业是怎么一回事儿。

对我们来说，那个时候的坏处是体制不完备，好处也是体制不完备。假如像今天的高考这么严格，从幼儿园就开始起跑，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可能连大学的门儿还没看到就给淘汰掉了，更谈不上进北大了。文革期间读小学和中学，课程缺胳膊少腿，所以，我的英语不行（好在当时不算正式的考试科目），数学也不灵光。最后进了北大，靠的是总分，当然也是靠运气。

南都：北大中文系七七、七八级很有名，出了不少人，你们班上的作家就有刘震云，还有张曼菱等。

商伟：那个时候文学专业的学生都一门心思扑在文学创作上，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写小说。成全一个作家需要很多不同的条件，凑齐了不容易，做学问就不大一样。但对大部份同学来说，这不是一个选项，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南都：当时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些先生？

商伟：当时没有刻意要学现代文学或古代文学。古代文学的课选得多一点，但本系、外系的课都上了不少。读研究生的时候，也积习不改。上过裘锡圭先生的文字学，也修过历史系张广达先生的中晚唐政治。英语系的王世仁先生讲授英国诗歌，其实听不太懂，但他读诗的发音和语调非常优雅，感兴趣就跑去听，往教室里一坐，还拿了一份油印的讲义，没有人问你是哪儿来的。

我记得读本科时，我们班的很多同学都选了陆卓明先生的世界历史地理课，他的父亲是老燕大校长陆志韦先生。课讲得精彩不说，让我们眼界大开，经常是夜里下了课，一直争论到上床睡觉，他还是音乐迷，每次上课都自带音响，课间休息，就播放西方古典音乐。在二教三、四百人的阶梯教室里，我第一次听到了西贝柳斯的交响诗《芬兰颂》，从此记住了它如歌的旋律。

这个二教后来好像被拆掉了。

南都：八十年代那种活跃的氛围，想必也体现在校园生活中了？

商伟：那时候的学生生活比现在简单，毕业由国家分配工作，所以入学以后暂时用不着操心，操心也没什么用。中文系的功课不难，赶上什么好书，就跟着大家一块儿读，就这样读了大量的课外书，而且老师在课后也挺喜欢跟我们来往，对我们几乎有求必应。

我记得修俄苏文学课，其中一位老师当时正在翻译艾特玛托夫的长篇小说《一日长于百年》，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当然，如今时过境迁，也不免有些嘀咕：他的作品到底有多好？现在重读恐怕感受会不大一样。但这些也许都无关紧要，因为当年我们都是他最疯狂的粉丝，把能找到的译本全读过了。对这部长篇，更是恨不得早一天读到才过瘾。那年冬天我没回家--回家太难了，坐火车要两天一夜才能到，而且还是硬座，拥挤得动弹不得。所以后来寒假基本上就不回去了，连春节也是在校园过的。--我的一个同学，他也没回家，不知怎么就跟这位老师联系上了。按照当时的条件，通电话几乎是不可能的：一座宿舍楼就一部，还经常收起来不让用，何况老师家里也都还没有。我想他大概是写了一封信或在俄文系留了一个条子，没想到竟然收到了回信。总之，我们约好了一天晚上去请教。记不清是蔚秀园还是燕东园了，但那天冷得出奇，地上还有残雪，我们穿上军大衣，好像也不大管用，呼一口气，就是一团白雾。就这样裹着一身寒气，我们找到了老师家的住址，进了门洞，上楼，敲门，她果然正在家里等着我们！那天谈到很久，才告辞出来。夜里的校园，灯火稀疏，但走在回去的路上，感觉真好。那是一个非常特殊、非常神奇的年代。

南都：后来为什么选的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研究？

商伟：那时候中古文学这一块儿是大头，诗歌更是一个重头，师资多，开的课也多，当然受到的鼓励也相对要多一些，各方面的力量都推着你往那个方向走。而且诗歌研究的方法也不大一样，像林庚先生、袁行霈先生，是一种做法，而陈贻焮先生，喜欢传记批评，是另外一种做法，所以我觉得这个领域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南都：接着本科毕业就跟袁先生读研究生了是吗？

商伟：对，跟袁老师读研究生。当时袁先生正好在日本，头一个学期的导师是冯钟芸先生，任继愈先生的夫人，前些年过世了。她带了我一个学期，读魏晋那一部分。另外，也谈到其它的话题，比如安史之乱与李白、杜甫的命运。记得在《文史知识》上读过她写的一篇文章，对那一段历史和宫廷政治的内幕，吃得很透，所以驾轻就熟，娓娓道来。那一年的寒假我没回家，她知道了，怕我太过寂寞，就让她在北大工作的小儿子给我送来一些电影票。这样，隔三差五，我会骑着车进城去看电影。

等到袁先生回来了，我接着往下读，正好到了南北朝时期。我的第一篇读书报告写的是宫体诗，后来由袁先生交给《北京大学学报》发表了。当时很少有人做这样的题目，而且由于资讯不发达，外加各方面的限制，连港台有关方面的论文也读不到，所以几乎完全依赖第一手的材料。就这样开始了我的古典诗歌研究。

南都：寒假不回家，在学校接着念书吗？

商伟：是的，我寒假基本上都是在北京过的，读读书，也偶尔出去走一走。现在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大部分同学都走掉了，校园里相当安静，也很寂寞。但总有几位同学不回家，大家就会一起出去弄点儿吃的，因为春节那几天好像连办得实在不怎么样的学校食堂也都关门了。

读本科的时候，有一年中文系五院晚上没人看门儿，系里就来找我们，看有谁愿意帮忙。其中一个是我，另一位是海军来的现役军人，我们管他叫海军司令。有司令在，就好办了。我们俩儿二话不说，住进了五院二楼角上的那个大房间，当时是中文系的活动室和会议室。寒假中的校园里安静得看不见什么人，到了晚上，我们把院门锁上，又拿书桌把房门顶上，因为我们的房间没锁，也没有门闩。早上起来，阳光照进窗来，外面是一角蓝天，可是窗格子上的油漆已经完全剥落了，让我想起这些建筑的历史沧桑，也忽然有了一种不知身在何处之感。可不是吗？三十年前，这里是燕京大学的女生宿舍。

南都：您留校之后，就开始做林庚先生的助手？

商伟：留校后任讲师，这是当时的制度，在教书之余，帮林先生做一点儿事情，大概算我四分之一的工作量。八四年底硕士毕业留校，到八八年的八月份离开，一共三年零八个月的时间。我写过一篇文章，谈这一段经历。

南都：我记得您文章里面写到第一次上林先生课的情景。

商伟：对，应该是七九年，在第一教学楼朝阳的一间教室，阳光照进来，林先生身穿丝绸长袍，站在讲台上，那个印象现在还很清晰。

南都：您觉得给林先生做助手，对您后来的治学有些什么样的启发或者意义？

商伟：林先生属于"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一生崇尚"五四"精神。我们今天说到五四精神，常常忘掉了一个重要的方面，体现在林先生这里，就是追求一种艺术与人生统一的精神境界，这种追求是反物质主义的，也是超政治的，是浪漫主义的而又不落入感伤和颓废。所以，林先生谈古典诗歌的少年精神和盛唐气象，与五四传统的这个脉络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他对文学、对艺术抱有一种信念，相信文学艺术能把人提升起来，恢复一种元气和精神力量，这是非常理想主义的看法，与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背道而驰。我们生活在一个散文化的时代，诗的空间越来越小了，甚至连什么是诗都不得不打上一个括号，暂时搁置不论。

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中国是诗的国度，如何在世俗世界里拯救诗，或者更准确地说，如何以诗来拯救人生和安顿人生，至迟到了明清时代的文人那里，就已经成了一个问题。我在解读《儒林外史》时，论及诗意场域、乡愁与失落的家园，实际上也是在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到今天也没过时，只是时代内容和历史语境都有所不同，对诗的理解也有了一些变化。

林先生读《西游记》，从中读出了当时市井文学的共同母题及其各种变奏，但又超越了市井文学，因为他看到了童心和童趣，看到了童话精神。这些都是发人所未发的见解，对我启发不小。另外一点就是，他会找关联点，把一些看上去互不相关的文本连起来读，并且从这里发现一些新的问题。这对我后来研究小说也很有教益。

南都：以学术研究为终身志业也是在那个时候确立的吗？

商伟：现在的年青人老犯嘀咕，因为学术是职业，竞争这么强，论文又要求写得那么多，就业机会也不好，所有的问题都来了。我们哪有这么多的考虑？觉得有兴趣，你就去读好了。80年代也不容易，户口，住房和收入，都是难题。不过，我在班里年纪最小，又没有拖家带口，做起决定来简单得多，用不着前思后想。当时也没有今天这样严格管理的学术体制和条条框框，年青人的机会相对来说多一些。另外，经济收入的分化还不明显，不用为走穴挣钱的事情去操心。感觉上，校园的围墙给我们划出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空间。我喜欢校园生活，所以根本就没考虑别的什么选择。

南都：所以八八年后来到哈佛东亚系读博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商伟：最初并没有打算出国读博士。我有一位同学，正在哈佛人类学系读博士，他说你也应该出来看一看，当时我就想，做一年访问学者吧。正巧那一年韩南先生任哈佛燕京社的社长，来北大面试时，他对我说：你这么年轻，还是考虑读博士好了。于是我就改成了申请读博士。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地点是未名湖边的临湖轩。

南都：那时候直接选韩南做导师是吗？

商伟：申请访问学者的时候，我说好了要研究小说。协助林先生做《<西游记>漫话》时，就有了这个想法，觉得做小说的空间更大，可以更多也更直接地介入社会思想文化的问题。所以借着这个机会，便从诗歌改成了小说。当然，我后来也没有放弃诗歌研究，出国后还发表过关于韩愈和孟郊的论文。

南都：韩南先生的学术以小说为主，开了西方《金瓶梅》研究的先河。

商伟：他的博士论文写于五十年代，探讨《金瓶梅词话》的版本和素材来源，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网络资料和检索系统可供使用，纯粹靠自己摸索，很多稀见的书籍和版本都得四处寻找搜集，亲手去过一遍。在当时的条件下，做出这样的成果，的确很让人震惊。但从学术训练来讲，韩南先生是欧洲中古文学出身，有一套西方版本学、考据学的训练，转入《金瓶梅》研究，在方法论上是一脉相承的，用不着另起炉灶。

前不久在芝加哥大学举办的一次活动中，我还见到了他。86岁高龄，已经退休16年了，但每天都在从事翻译和研究，成果之丰富，不亚于退休之前。谈到与《金瓶梅》有关的文献和历史人物时，他像从前一样，记忆清晰，要言不烦，还给我提了一些具体的建议。这让我非常感慨，学问做到这个境界，与功利和所有外在的东西都完全无关了。

南都：您去美国读书之前已经开始做研究了，出去以后，对两边的学术氛围、研究方法上的差异，感受应该会比较深吧？

商伟：我是中文系出来的，当然会觉得有些变化，何况我也到别的系去上课，比如人类学和社会学系，并没有循规蹈矩，守着自己的两亩三分地。每个学科和领域都有自身的历史，也正是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各自形成了一套学术语言和研究范式。西方现代学术的不同学科不断相互借鉴，英文的学术语汇也往往是从法文、德文那边过来的，但总的来说，每一个学科的发展脉络还是比较清楚的，学术问题之间的关系也有迹可循，可以看得出来，从一个问题到另一个问题，从一个概念到另一个概念，这个路线图是怎么出来的。一个思潮学派出现不久，就会有人拿它和其它的学说来比较，看它是否采用了新的方式来处理类似的问题，还是提出了新的问题。看它从哪儿来，又到哪儿去，长处和潜力在那里，它的方法论前提暗含了什么样的内在局限性。伴随着学术的发展，是这样一个不断清理总结和反省批评的过程。

中国这边就比较复杂，就文学研究而言，有传统文论的资源，也有后来引进的俄国和苏联的文学批评，到了70年代后期，开始介绍西方近现代的哲学和文学批评，西方几百年间发展出来的学说，同时涌入中国，原本是脉络清晰的历史发展的产物，结果在接受的过程中，一下子变成了共时性的东西。这当然会造成混乱和误解，而且这样二、三十年狂轰滥炸下来，也不免导致对理论的疲惫。但是理论疲惫不等于问题疲惫，这是两个题目，不应该混为一谈。

南都：你的意思是说问题意识始终应该有？

商伟：当然是的。这些年学术职业化和体制化，给人造成一些错误的印象，觉得学术既然是一种职业，学术成果就应该绝对客观，无须涉及什么"问题"，能远离价值判断就更好。客观性固然绝对重要，但不应该成为学术研究和学术写作日益程式化和机械化的借口。学术界要吸引年青人，首先得有一些令人好奇、也令人兴奋的问题，让他们觉得进入学术研究的领域是一个发现新大陆的体验，因此跃跃欲试，或欲罢而不能。只有这样，一个人的潜力才可能调动起来，也才可能真正有超水平的发挥。

南都：你的《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一书，英文版是2003年出版的，您能谈一下这本书是怎样成形的吗？

商伟：英文版出版之后不久，三联书店就希望译成中文。译文很早就完成了，但一直到前年，我才终于坐下来从头理了一遍，增补了一些部分，在语言上也尽量改得符合中文的风格和习惯，所以跟英文版有了一些出入。

南都：我的感觉是，这本书里，您想把文学研究和思想史之间的墙打掉。

商伟：对，其实我并不没有把小说当作历史来看。但是说《儒林外史》完全是虚构，也不准确，因为它采用了大量的当代生活原型。我的兴趣在于把它跟思想史联系起来，至于说怎么对接，我是想找到它跟思想史的交汇点，因为思想史有一个脉络下来，小说也有它自己的一个叙述的脉络，这两个脉络不完全重叠，你要找它们在什么地方交汇。我一再强调，不能把思想史套在《儒林外史》上。套用思想史的结果，就会得出胡适的那个结论：《儒林外史》是一部宣扬颜李学派的小说。真要是这样的话，这部小说就写砸了，对不对？

在小说与思想史之间建立对话，不能老想着去跟思想史拉亲戚，套近乎。为什么不能倒过来做呢？为什么不能以小说为主体来考虑这个问题呢？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所处理的，在他本人看来，正是理学和心学危机的现实，所以才有了对儒礼，也就是儒家象征秩序的反省和重建。从小说前半部写到的儒礼，到泰伯礼及其追随者的伦理实践，一直到56回中市井四奇人的"礼失而求诸野"，你可以看到他对儒礼思考的展开过程，中间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在泰伯礼之后的部份，他试图把礼从官方的体制和世俗的权力利益关系中摆脱出来，但在宗法的地缘和血缘关系中，礼又一次陷入了困境。所以到了市井四奇人那里，只能在官方秩序和地方宗法秩序之外，去试图恢复已经失落的泰伯礼的理想。这里有对儒礼的反省，也有对儒礼以及"六艺"传统的新的思考和探索。在我看来，不仅意义重大，也蕴含了新的可能性。

《儒林外史》不同于思想史，还体现在它思想的特殊方式上：这部小说展开了一个不断自我反省，不断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的过程。它对同一个人物事件和问题，也往往会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和回顾，随着叙述在时间过程里展开，这部小说揭示出观察和思考的多面向的可能性。哪怕对颜李学派这套东西，也不是没有保留的。小说可以这样写，但在论述性的文体里就不容易做到：你很难说我既支持这个观点，又对它表示怀疑，至少在同一篇文章里不能这么做。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小说都做得到，在这一点上，《儒林外史》有它的特殊性。

像《儒林外史》这么深刻参与当代思想学术思潮的小说作品不多，它把章回小说这个文体给彻底地文人化了。吴敬梓把他对生活的观察思考、个人和朋友的经历、读到的笔记杂集、听到的传闻轶事、以及平常讨论和争议的话题，全都得心应手地融入了他的小说当中，而且让我们看到了生活和思想的全部复杂性和其它可能性。我觉得这些都是思想论述所难以企及的，也是小说思考的一种特殊的形式。

南都：关于《儒林外史》的研究，我对您的一句话印象非常深，您说这部小说让我们看到一个局内人对儒家的自省和批判到底能够走多远。

商伟：是的，对儒家文化的自我反省，并不是因为受到了西方的压力才出现的，而是从文人自身的文化传统内部发展出来的。自我反省对于思想文化的发展非常重要，要达到一个精神的高度才做得到。在这一点上，《儒林外史》确实和《红楼梦》是并驾齐驱的，所以我觉得1750年前后是一个特殊的时代。问题是你怎么来解释18世纪中叶的这个重要现象？原因当然很复杂，我在书里面提到了当时文坛的氛围，也指出当时这一类章回小说实际上完全与商业出版脱钩了：作者不可能通过小说写作去牟取仕途的成功和文坛的声望，也不靠它来维生，所以，这些作品既不是官方精英写作的一部分，也不是通过市场来流通的商品。它们对儒家的自我反省，跟市场没有关系。

南都：小说的生产机制不一样了？

商伟：这类文人小说是在市场和官场之外的一个空间里面产生出来的，通过手稿本和抄本的形式，在一个文人读者的小圈子中流传。它在流传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定稿，作者可以对读者的回馈做出及时的反应，回过头来修改他的稿本，或调整他的写作计划。这种写作、传阅的方式，以及作者与读者之间直接的互动关系，对乾隆时期的文人章回小说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南都：所以说《儒林外史》与从前的章回小说很不一样，标志着文体上的巨大变化，它与当时的文人生活也有了更直接的关系。

商伟：这完全是另外一种章回小说。写法变了，形式也不同。它经历了文人化的洗礼，而且发展出深刻的自省意识。

你看吴敬梓那个圈子里的朋友，他们在一起讨论各种学术、非学术的问题，写信互相辩驳，争论关于礼的问题。一位松江女子一个人跑到南京来谋生，吴敬梓给了她一些帮助，并对她大加赞赏，可是他的朋友程廷祚大不以为然，写信告诉他这样做不对，对那位女子也没有好处。他们把这些事情看得很重，争论起来也很当真，不是平常在一起吃吃喝喝就完了。他们并没有官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可是他们不这样想。

这样一种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如果完全依照我们今天的现实经验，大概就有些难以理解。吴敬梓与他在全椒的族人脱离了关系，和妻子移居南京，既没有官职，也没有其它的职业来养家糊口，主要靠祖上的遗产，还不时得求人。这样一个处境，他居然还管那么多闲事儿，为了设计丧礼，与程廷祚也有过争议，并且花了二十多年时间，写一本根本就不可能挣钱、也没打算挣钱的小说。

所以，我觉得理解吴敬梓和南京文人圈子，需要一些历史想象力。他们给自己创造了一个生活世界，既不在官场体制之内，也没有扮演严格意义上的乡绅角色。他们聚在南京这个大都市里，平常都做些什么？关注什么？什么事情能让他们兴奋起来？当时的南京，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吴敬梓周围的文人有着广泛的学术兴趣，有人精通蒙古拖忒文，有人研究天文学，他的儿子吴烺跟着刘著学算学，还出版过一部《周髀算经图注》。其中有的人，包括吴烺，也没有放弃考试，最后甚至还考中了进士，但他们并不全是靠着学衔和官职来谋生的。

我说这些，是为了了解《儒林外史》生长的土壤和空气，了解当时文人圈子的氛围和风气，没有这样一个环境，《儒林外史》就写不出来，写出来也不会是我们今天读到的样子。但是，小说的写作又不是生活的照搬。我在书中举了一个例子：为了那位松江女子的事情，吴敬梓和程廷祚发生了意见分歧，先是口头争论，第二天又发展成了书信辩驳。可是这个事件写到小说里，吴敬梓却没有坚持从自己的立场来叙述：在沈琼枝的那一回中，他没有让杜少卿--他虚构的自传性人物--的意见占据上风，反而通过其他人物之口，把程廷祚的想法和顾虑也充分地表达了出来。也就是说，吴敬梓观察自己有如他人，与自身拉开了距离，甚至把代表自我意见的声音暴露在争议之中，而不是一味为自己的观点做辩护。这就是小说艺术的成就，是我一再强调的《儒林外史》的反躬自省的精神和多角度的叙述。

南都：你对明清时期出版文化的研究是怎么开始的？是怎样的一个初衷？

商伟：出版研究在《儒林外史》这本书里面反映得不多，但对《金瓶梅词话》就很重要。我基本认为《金瓶梅》是商业印刷文化的产物，它借用了那么多当代的文体和材料，占去了小说的重要篇幅，如果没有当代商业出版的快速流通，这部小说大概是很难想像的。另外，当代商业印刷有一些基本方式，包括书籍的页面版式，文体的组合方式，而与此相对应，出现了《金瓶梅》那样段落式、片段式、分叉式的叙述形态。明代后期刊行了一些文学杂集，采用一页多栏的版式，有点儿像我们今天的杂志报刊，把长短不一，性质不同的文本呈现在同一个印刷空间中，与此伴随的是新的阅读习惯。这与《金瓶梅》的叙述模式的形成，以及当代读者的回应和接受，都是分不开的。

南都：您正在写《 <红楼梦>影像传奇》，还在做关于《金瓶梅词话》的研究，其中有几篇文章也已经发表了。这些研究是阶段性的吗？是一个时期集中在某部小说上还是怎样一个方式？

商伟：这很难讲。《红楼梦》这个题目有点儿偶然性，别人约我写文章，我就写了，觉得不过瘾，还想接着写，这样就从原先的计划中岔出去了。但我一直对绘画有兴趣，王维说他自己"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我当然不可能是王维，不过他说的那个意思很好。拐到这个题目上来，也不完全出乎意外。

《金瓶梅词话》是特别不同的一部小说，它对当时的章回小说做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突破，但它展开的面向跟《儒林外史》比，有很大的差异。研究《儒林外史》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换一部完全不同的小说，可以满足其它方面的兴趣和思考。《儒林外史》研究所需要的知识储备跟处理《金瓶梅》很不一样，时代当然也不同。我觉得这是另外一种研究经历，让我非常向往。

南都：我有一个好奇，像在海外做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沉浸在一个中国传统社会的世界当中，相比较欧美出身的学者做中国古代的这种研究，感受会不会更复杂一些？

商伟：每个人都会受到他自身的阅历，生活世界，及其时代的学术潮流的影响，这其间只有程度的区别，而不是有和没有的区别。程度的差异，有时候也表现为自觉与不自觉的分野。在国内的语境里面，你可以给当代读者写流行书，用古典小说来影射现实，愣把它们读成当代社会的写照也没什么关系，反正读者读起来心有戚戚焉，觉得挺过瘾。

在英文学术写作的语境中，就不可能这样做，当然归根结蒂，学术书也毕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流行书。但是一个学者对问题的关注和敏感，以及决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和角度来做研究，这些都不可能是在真空里发生的，而总是跟时下有关系。你说沉浸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世界当中，这是不错的，可是另一方面，那些过去时代的文本也没有成为史前史的化石，里面所写的某些现象，即便在今天也不失其相关性，所以，这两方面的经验又是分不开的。

历史当然不会简单地重复自己，但历史也不是一次性的，一个历史过程或周期可能很长，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连续性的，也有着未曾中断的文字记载的文明当中，情况就更为复杂。所以，研究中国的学问，应该有这样一个历史意识，或者说是历史的自觉。比如《金瓶梅》，像西门庆这样一个地方上的暴发户，又如此成功地加入了地方精英的行列，甚至凭借他的经济实力，一手通天，也一手遮天。你要是生活在别的社会或别的时代，也许会觉得这有点儿像天方夜谭，至少也有些离谱，但你从中国这个社会出来，就不会这么想，因为你知道，他的经商模式，发迹变泰的历史，进入体制的过程，都不是纯粹虚构出来的。从这个人物身上，可以看到历史留下的痕迹，也可以看到某些不断重现的母题和模式，姑且就叫做西门庆模式。这个模式本身并没有随着历史而成为过去。我们对当下社会的观察可以帮助理解它的连续性和重复性，至少是理解其中可以重复的那一部分，还有它不断重现、不断自我再生产的社会文化机制。

所以还是应该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对过去时代的文学做出回顾和思考。不是简单地拉郎配，一对一地类比和影射，或在知人论世的经验层次上，对小说人物做出分析。但要有一些更大的关怀，这些关怀直接或间接、也或多或少地会体现在学术里面，否则，我们就辜负了今天这个天翻地覆的时代。历史上有影响的思想学术都产生在剧烈变化的时期，承平年代提不出有意义的问题，在学术上也趋向于守成。当然，如果太贴近现实，索性拿过去的文本说事儿，借古人酒杯浇胸中块垒，那就不是在做学术了，而且弄得不好，会变得很简单，很肤浅。像我刚才说的，我们还需要历史想象力。

南都：除了学术研究，您还有什么业余爱好？

商伟：住在纽约有一些好处，可以随时去逛博物馆，听音乐会。我也喜欢书法，但现在很少有时间练字，有空读帖就让我很满足了。天好的时候，我们会带女儿沿着哈德逊河骑自行车。平常送她们去钢琴课，我有时也会坐下来听老师讲解，老师很不错，让我明白了从演奏的角度，她是这样来理解音乐的。就我个人而言，还有一个嗜好，就是看足球。到了美国以后，发现曲高和寡，孤掌难鸣。有一回世界杯前夕，遇见了一位拉美地区来的同事，终于有了一次高水平的谈话。我问他对美国队怎么看。他说，美国队有速度，但没有超级球星，更麻烦的是，它没有自己的风格。果然是拉美来的，一上来就是风格。没有风格，赢球也白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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