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领略罗蒂

学科: 思想
来源: (学术中国)
关键词: 刘擎哲学当代罗蒂政治
摘要: 　【2007年6月作者按：2004年7月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到上海访问，作者有机会聆听他的演讲，参加座谈讨论，陪同游览上海。这篇旧文写在罗蒂离别上海之后的两天。如今罗蒂离别人世，重刊此文，以表缅怀与敬意。】

　“在当代西方哲学家中，罗蒂的“现实感”极为突出，他的哲学言说从来不离开“常识”（common sense），丝毫没有许多学院派哲学家那种装神弄鬼般的神秘玄奥，格外热忱地投身于社会与政治的公共论辩，而且总是带给人出乎意料的洞见与启示。他的中国之行也许同样如此。”　　理查德·罗蒂已经73岁了，在二十天里他跑了中国的六个城市，却看不出一丝倦容。无论是公开演讲、讨论对话、还是餐桌旁的闲聊，他的执着自信总是与亲切和蔼同在，浑然天成为一种从容不迫的风范。这不仅来自博学、睿智和敏锐，不仅来自对生命的深切关怀与对常识的真实领悟，还蕴含着经由岁月洗练的坦然。而只有面对罗蒂，才能领略他这份独有的从容气质。

　　第一次知道罗蒂的名字是在17年前。当时买了《哲学和自然之镜》的中译本，那是三联书店出版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之一。定价3.65元在1987年已经是比较贵的书，况且基本没有读懂，于是十分沮丧，就此不愿问津。而且在当时流行的偏见中，罗蒂秉承的实用主义传统被看作二三流的哲学，不值得费功夫去研读。到美国读书时，正好遇到所谓“杜威的复兴”，罗蒂是其中的核心人物。因为功课的缘故，不得不认真对待罗蒂的文本，才开始明白他的非同寻常之处，从此对他另眼相看。

　　无论就学术传统还是政治立场而言，罗蒂在当代西方思想的谱系中都是极为独特的。他对尼采、海德格尔的推崇以及对德里达和福柯等人的偏爱，使他有点像是欧陆思想界派到美国的一名“卧底”。而他对进步主义的热忱与信念，又让他显得像个天真的美国“爱国主义者”。所以，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的哲学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冒犯了右派，那么我的政治学观点就在多大程度上冒犯了左派”。

　　罗蒂这种“左右为难”的角色与他个人独特的思想成长经历有关。这位15岁进入芝加哥大学的“神童”，曾在以后的几年中信奉列奥·施特劳斯的教诲，和他的同学艾伦·布鲁姆一样，试图成为一个柏拉图主义者——以博学和智慧超越各种纷争，以抵达真理与道德的完美统一。但这种努力始终伴随着挥之不去的疑点，终于使这一梦想渐渐破灭。后来，与德里达的一次邂逅使他再度探索海德格尔的意义，并重新思考杜威的思想与当代哲学语境的关系。

　　还是在1987年，艾伦·布卢姆出版的《封闭的美国心智》一书震撼全美，罗蒂一眼就看出其中的要害。这本书的副标题是“高等教育如何致使民主失败，并使今日的学生灵魂贫乏”。而罗蒂在评论文章中点破，这个副标题实际上是在说“民主如何致使哲学失败，并使学生不愿意再理会柏拉图”。而今他在上海说得更直截了当，“施特劳斯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家”。大概也只有罗蒂才敢发出如此犀利的评论而不怕被嘲笑为不学无术。他和布卢姆从15岁就开始一起在施特劳斯的指引下研修柏拉图了，还有什么玄奥神秘的哲学黑话能吓得倒罗蒂？

　　罗蒂是那个经典阵营的“变节者”，一个“叛徒”。但他坦诚而磊落，他就是执意要将背叛进行到底。因为他相信，与大多数哲学家的信念相反，我们的道德与政治生活并不需要一个普世的理性主义基础才可能改善。不是启蒙主义开启的民主与自由使人类面临所谓“虚无主义”的困境，而是执着于“柏拉图主义”和“康德主义”的说教才使职业哲学家自己误入歧途，如果继续执迷不悟，那么哲学的命运就是“持续增长的无关紧要（steadily increasing irrelevance）。”

　　在西方学界的政治谱系中，罗蒂的位置属于“自由左派”。在7月19日下午一个十多人参与的讨论会中，我第一次听到他明确地将自己的社会政治立场与哈贝马斯、罗尔斯、泰勒、德沃金以及沃尔泽等人等同起来。他说“我们这些人分享着基本相同的社会理想或者乌托邦。而我们之间的差别是微小的，这些差别只对哲学家才有意义。”他说的理想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某种版本。在欧美存在着更为激进的学院左派，他们是法国激进理论的信奉者，对资本主义制度有更为彻底的批判。但在罗蒂看来，他们始终没有提出任何有效的政治方案。

　　罗蒂关怀的主要问题触及了现代性的基本困境：在传统的形而上学被根本动摇之后，一个社会如何可能达成对于普遍政治原则的共识？他的思想予以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哲学层面上的绝对主义与本质主义的瓦解并不必然导致社会层面上的政治与道德的虚无主义。人们对于普遍政治原则的共识是一种实际需要，但达成这种共识并不依赖于任何形而上学的一致，这不仅不可能，而且不必要也不可欲。在罗蒂看来，寻求政治原则的共识是一种永恒的实践，只能在不断面对实际问题的具体应对中才可能获得。而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为此提供了丰富的可能，这就是罗蒂所谓的“后形而上学希望”。

　　在当代西方哲学家中，罗蒂的“现实感”极为突出，他的哲学言说从来不离开“常识”（common sense），丝毫没有许多学院派哲学家那种装神弄鬼般的神秘玄奥，格外热忱地投身于社会与政治的公共论辩，而且总是带给人出乎意料的洞见与启示。他的中国之行也许同样如此。看着满头银发的罗蒂时而倾听、时而答辩，间或有短暂的沉思停顿，我一直在想：他在上海真的能遭遇什么新的挑战吗？还有什么可以使他出乎意料？他在欧美学术界最凶险的唇枪舌剑中已经厮杀了50年，而他自己秉持的“后形而上学主张”竟然存活下来。这种身经百战的履历使他从容，因为他明白各种修辞策略背后的用意或诡计。

　　罗蒂来过了，很快就走了。这个柏拉图主义的叛徒、不够“后”的后现代主义者、不够“左”的左派、反哲学的哲学家，令人意犹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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