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保守主义须重视政府作用

学科: 经济
来源: (FT)
关键词: 福山，保守主义，左翼思想，政府权力，公共服务，外交政策
摘要: 接到为这个关于保守主义未来的系列文章撰稿的邀请时，我有些犹豫，因为我认为，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最需要的似乎不是一种新形式的保守主义，而是左翼思想的重塑。

接到为这个关于保守主义未来的系列文章撰稿的邀请时，我有些犹豫，因为我认为，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最需要的似乎不是一种新形式的保守主义，而是左翼思想的重塑。我们在超过一代人的时期一直处于保守主义思想的支配之下，保守主义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强有力的挑战。在金融危机爆发和严重不平等现象加剧之后，左翼民粹主义理应迅猛发展。然而，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某些最为活跃的民粹主义者站在右翼阵营。出现这种情况有很多原因，但其中一点无疑是，世界各地的公众不相信左翼有本事针对当前问题拿出可信的解决方案。

法国社会党(Socialist)和希腊左翼激进联盟党(Syriza)的兴起并未掩盖上述事实；两党都代表着大倒退，属于日趋没落的左翼阵营，很快就不得不面对各自国家可怕的财政局面。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个左翼政党，即能够在不影响经济增长或长期财政健康的情况下，阻止富裕世界中产阶级职位的流失，并采用各种再分配手段遏止收入下降。

但如果你不能依靠左翼解决问题，或许你可以指望右翼解决问题。一个未来的美国保守主义模式早已摆在那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和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传统的复兴--一个是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强大但有限的政府，另一个是为了实现国家复兴而使用政府力量。这种保守主义谋求推动的原则是私有产权和竞争性的市场经济、财政责任、建立在国家和国家利益（而非某些全球国际化理想）基础之上的民族认同感和外交政策。但它将会把政府视为这些目标的促成者，而非障碍。

不信任政府权力当然是美国"例外论"（无论是右翼还是左翼）的关键要素。然而，当代右翼将这种不信任发挥到了荒唐的极致，不仅寻求将时钟拨回到罗斯福"新政"(New Deal)之前，而且还要退回到20世纪伊始的进步时代之前。共和党忽视了有限政府与软弱政府之间的差别，这体现在几方面：共和党有意削减监管部门和国税局(IRS)的执法能力，避免任何形式的税收，以及未能看到政府以外的强大机构也可能对自由主义构成威胁。

新的保守主义或许可以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任期获得灵感。与当前一样，19世纪末的美国资本主义催生了新的强大的利益集团，尤其是与农场主、发货人甚至自己的工人发生激烈冲突的铁路和石油利益集团。罗斯福认为，任何私人利益集团都不应比美国政府更强大，并开始通过打击北方证券公司(Northern Securities)和其他垄断企业来保证这一点。可以想象的是，如果罗斯福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担任总统，他将不会对《多德-弗兰克法》(Dodd-Frank Act)那样的监管大杂烩感到满意，而是会设法将高盛(Goldman Sachs)和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拆分为几个更小的机构，在这些机构过度冒险的时候，就可以放心地让它们破产。如果新保守主义能够挫掉华尔街的傲气，那么它在对付左翼的公共部门工会和其它利益集团时，可信度就会大得多，就像罗斯福当年所做的那样。

如果当代保守主义者能够在意识形态上克服对政府的厌恶，他们就会认识到，美国政府不仅有必要存在，而且还很有必要进行改革（而不是废除）。私人部门的企业近几十年来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实现了管理层级扁平化，提高了员工队伍技能，并且不断试验新的组织形式。

相比之下，美国政府似乎囿于19世纪末那种循规蹈矩、等级森严的官僚模式。它需要变得更小一些，但也要变得更强大和更有效。这一切不会实现--除非人们将公共服务视为一种使命召唤，而不是一种被人看不起的职业，只适合那些无法在私人部门立足的人。就这一点而言，保守主义者具有优势，因为他们可以号召人们为了美利坚民族（而非抽象的理想）而担任公职。

主张政府强大的保守主义的复兴，将对外交政策产生重要的影响。它将意味着继续对美国军力进行投资，并参与世界事务，维持有利于美国利益的实力平衡。然而，这种立场与精心管理国家实力是一致的：它将把重建经济视为长期而言重新彰显军力的前提条件，而不是通过代价高昂的战争来破坏美国的财政状况。

要想复兴汉密尔顿-罗斯福保守主义，就需要抛弃自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上台以来鼓舞右翼人士的许多思想，比如，只要赤字意味着低税收，就愿意忍受。但尽管这种较老的传统在某些方面类似于欧洲的某些保守主义思潮，但它在深层次上也是美国的思想。

汉密尔顿和罗斯福两人都强烈相信美国政体的例外性，也坚信进步思想。汉密尔顿预计，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将是创建一个全国性的市场和以制造业为本的经济的必要条件。罗斯福明白，工业经济释放出有必要加以遏制的力量。他们将国家实力视为实现目的的工具，视为某种需要培育和创建的东西，而不是把它妖魔化，视其为某种需要溺死在浴缸里的东西。

本文作者是美国斯坦福大学(Stanford)弗里曼•斯波利研究所(Freeman Spogli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

译者/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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