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辉煌：土地流转与乡村治理的阶层基础--以江汉平原曙光村为考察对象

学科: 经济
来源: (经略十七期)
关键词: 林辉煌，土地流转，乡村治理，半工半农，中农
摘要: 半工半农阶层与"中农"阶层的形成和互补，构成了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阶层基础。通过这两个阶层的流动性与互补性，并且最终以"中农"阶层为载体，中国农村的发展就找到了最有利的支持力量。

问题的提出

阶层分析是认识和改造社会的重要武器，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讲，它是要回答国家建设"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战略问题。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占绝大多数的农村地域和农村人口构成了思考中国阶层问题的根本起点。作为中国现代转型过程中的"稳定器"和"蓄水池"，农村的稳定和发展直接决定了整个现代化事业的成败；作为国家政权体系的最末端，农村的阶层格局构成了接应国家力量的基本框架。

税费改革之后，农民可以更容易地摆脱土地的束缚；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廉价劳动力有着内在的需求偏好，由此引发了近年来大规模的农民进城务工现象。伴随着人财物大量外流的城市化进程，农村利益开始重组，尤其明显的是土地流转的加速以及由此形成的新的阶层分化，这对新时期的乡村治理将产生重大影响。

已有研究表明，土地流转是发生在农村中的一次利益关系和社会关系调整过程，因此，土地流转必然影响着农村的阶层分化；土地流转已经或正在成为农民实现流动的特殊社会阶梯，其重构的农村社会阶层结构亦开始呈现日渐定型化等新的特点和趋势。陈柏峰认为，在土地流转的推动下，农村逐渐形成五个阶层：外出经商阶层、半工半农阶层、小农兼业阶层、举家务工阶层、村庄贫弱阶层，且不同阶层之间存在着转化的可能性。杨华发现农民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形成四大阶层：中上阶层、中间阶层、中下阶层、贫弱底层，认为"中间阶层是农村地方性规范的集大成者和道德中心"，"在维持和再生产农村社会稳定、活跃农村社会生活上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杨华明确地将"中间阶层"作为当前农村治理主体来考察，触及了阶层分化的治理属性；但是对于阶层分化的内在机制以及各阶层治理能力缺乏有力的论述。贺雪峰依据农户与土地的关系将农村阶层划分为脱离土地的农民阶层、半工半农阶层、在乡兼业农民阶层、普通农业经营者阶层、农村贫弱阶层。他发现，进入新世纪以来，农村人财物快速流向城市的同时，村庄内部正在形成一个耕种20亩左右土地的新兴"中农"阶层；而"正是这个新崛起的'中农'阶层填补了新世纪以来农村人财物外流后的农村社会真空，并成为维护农村秩序的基本力量"。贺雪峰明确地将新兴"中农阶层"作为当前农村治理主体并且对其合理性进行了论证，然而遗憾的是这个新兴阶层并没有体现在作者的阶层划分体系之中，这显然是因为作者以土地主体而不是以治理主体作为阶层划分标准所导致的。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以江汉平原的曙光村为考察对象，展现当前土地流转与新时期乡村治理的阶层基础之间的关联，从而揭示中国农村在城市化背景下的发展进路。

二、农民流动背景下的土地流转

江汉平原是由长江与汉江冲击而成的平原，处于长江中游，湖北省中南部，西起枝江，东迄武汉，北至钟祥，南与洞庭湖平原相连，面积3万余平方公里。曙光村位于江汉平原北部，居民多是清朝年间从江西迁徙而来，延承至今已有十代。曙光村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雨热同季，日照充足，全年降水主要集中在3-7月，4、5两月降水量较大。当地的水田一年种两季，一季水稻，一季油菜；旱地除了种植棉花之外，也种植黄豆、小麦、玉米、花生、芝麻等杂粮作物。由于较好的气候条件和土地条件，当地一直以来都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

曙光村的人口有561户，2275人，根据2008年农业经济普查结果显示，共有5428亩土地，其中水田1447亩。因此，曙光村的实际人均耕地面积为2.386亩，户均耕地面积为9.676亩。

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是在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展开的，它对农村变迁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人口的频繁流动上。在曙光村，我们可以观察到两种不同的人口流动模式，一是农民的内向流动，二是农民的外向流动。

农民的内向流动是指农民在不脱离村庄的范围内从事传统农业之外的职业所产生的空间变动。曙光村和周边的几个村庄都是围绕着一个集贸市场分布的，两条马路的交汇使得这里成为一个"商业中心"具有天然的优越性。在曙光村有100多人在集贸市场或者经商、或者搬运、或者跑车等等，即我们所说的农民内向流动。农民的内向流动可以方便农民同时进行农业生产，这两个层面的经济收入基本上就可以满足一个体面农民的生活所需。

农民的外向流动是指农民在脱离村庄的范围从事传统农业之外的职业所产生的空间变动。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进城农民工。与内向流动相比，农民的外向流动是农民在更长的时间和更广的空间中所完成的职业转变。在曙光村，外出人员600多人，包括500多人的从事加固产业，100多人进厂打工。

农民流动以及由此产生的职业分化和居住结构变迁，使得农民对土地的利益需求开始出现分化，从而导致土地自发流转的频繁发生。对于在城市获得稳定工作或者常年在外打工的农民而言，耕种土地的比较效益不高，他们倾向于将土地流转给在村的亲戚或朋友；而出不去的农民也愿意接受更多的闲置土地，从而提高务农的经济效益。

对于种田大户而言，他们是伴随着人口流动所产生的土地流转而形成的，主要集中在1990年代尤其是2000年之后。当越来越多的人外出打工而无法耕种土地，这些土地就会流转到那些留在村庄中的农民，使其可耕种面积有可能扩大到足以支撑起一个体面家庭的程度。考察曙光六组种植20亩以上的农户，他们在二轮延包时的总耕地面积为175.34亩，而在土地没有调整的情况下，当前他们的总耕地面积变成270.85亩，这其中增加的95.51亩正是通过流转其他农民的土地得来的。下面我们来专门考察一下曙光六组土地流转的特征和机制（见表1）。

表1：曙光六组土地流转统计

年代	本组转到外组		本组转到村外		组外转到组内		本组转到本组		本组转给小组	合计
年代	数量	亲戚	数量	亲戚	数量	亲戚	数量	亲戚	本组转给小组	数量	亲戚
1980年代	0	0	0	0	0	0	6	3	0	6	3
1990年代	0	0	2	1	1	1	9	3	2	14	5
2000年代	4	1	5	1	2	1	32	10	0	43	13
合计	4	1	7	2	3	2	47	16	2	63	21

从表中可以看出，近三十年来曙光六组的土地流转共发生63次（以现有土地格局为统计对象，二次流转统计在内）。从流转时间来看，1980年代6次，流转给亲戚的占50%；1990年代14次，流转给亲戚的占35.7%；2000年代43次，流转给亲戚占30.2%。可见，随着人口不断流动，土地流转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而流转给亲戚的比例则不断下降。一方面可能因为血缘和姻缘的容量不足以接纳大量增长的土地流转，另一方面则可能是因为人口流动已经开始稀释血缘和姻缘的社会关联建构能力，社区对亲戚的依赖程度正在弱化。

从土地流转的方向来看，本组转到外组（本村）4次，流转给亲戚的占25%；本组转到村外7次，流转给亲戚的占28.6%；组外转到组内3次，流转给亲戚占66.7%；本组转到本组47次，流转给亲戚的占34%。可见，土地在本组之内的流转占绝大多数，占到74.6%。六组原有耕地面积770.71亩，流转之后，由本组人耕种的面积为710.5亩，共有60.21亩流转到组外。结合时空因素来看，只有到了1990年代之后，组际或村际之间的土地流转才有发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讲，人口流动对于地权的社区溢出具有激化作用。

从流转的主体来看，在总户数90户中，涉及土地流转的共有62户，占到总户数的68.9%。其中总转入方有27户，总转出方有43户，既有转入又有转出的8户，因此，纯转入方19户，纯转出方35户。这意味着随着人口的不断流动，农村耕地有可能不断向少数人集中。对于一个农户来说，转入一户人家耕地的有14户，转入两户的有9户，转入三户的有2户，转入六户的有2户。这意味着土地的集中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时间，因为地权流转总是分散性的。把一户人家的土地转给一户的有31户，转给两户的有9户，转给三户的有2户，转给四户的有1户。这意味着从总体上看，土地流转倾向于导致地权的集中而不是分散。

三、土地流转与农村阶层分化

随着土地的自发流转日益普遍，村庄出现了明显的经济社会分层，主要包括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半工半农阶层和贫弱阶层。在当前的农村生活中，上述阶层分化不仅仅是职业意义上的，而且与基层治理主体直接相关。它们的形成机制各有不同，对村庄的稳定与发展具有不同的影响。

（一）富裕阶层

所谓富裕阶层是指年收入超过10万，在村庄中处于上层水平的人群。以曙光六组为例，富裕阶层主要是由本地老板、加固老板和外地生意人构成的，共24户。这个阶层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这个阶层的人数相对比较少，但是积累的财富却相当大，远远超过其他阶层的财富数量；

第二，这个阶层基本都与土地脱离了关系，只有四户兼业种田的；

第三，这个阶层正不断地迁居外地，脱离村庄社会。目前为止，已有6户人迁出村庄；

第四，这个阶层并没有成为有效支援家乡建设的"第三种力量"，对于村庄公共事务漠不关心。

富裕阶层的兴起依赖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化建设为他们提供了极好的机遇，使他们能够脱离传统的农业种植，将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资源投入到利润回报更高的生产领域。就本地而言，城市房地产业的迅猛发展直接推动了加固产业的兴起，并且由于本地人进入这个行业相对较早，占据了极大的市场份额。在这个产业的带动下，曙光村迅速地走出一条劳务输出的道路，使得一小部分人步入富裕阶层。因此可以说，当前农村富裕阶层的形成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一个附带产品。

值得提出的是，随着富裕阶层的出现及其不断流向城市，他们的土地就留下来给其他需要的人耕种，这对于在村的农民而言具有极大的意义。因为土地流转都支付了租金，富裕阶层也愿意将其流转出去。

（二）"中农"阶层

与传统阶级话语体系中的定义不同，本文所谓的"中农"阶层，是指常年在村，依靠土地种植（种植20亩以上）、兼业养殖或本地零工，或者是本地个体户、养殖大户，年收入在五万元左右的、处于农村经济社会中上层的人群。以曙光村六组为例，这个阶层共有19户，主要特征如下：

第一，"中农"阶层都是常年在家的，即使有流动也只是在集贸市场周边。因为常年在村，且多数人都耕种土地，他们对于社区的事务要比别人清楚得多，往往也表现出更大的敏感性；

第二，"中农"阶层不仅多数耕种土地，而且平均耕种土地量要大于整个社区水平。"中农"是当前农村土地的主要耕种者，至少我们在江汉平原的几个地方所见如此；

第三，"中农"阶层除了耕种土地，往往还会同时从事养殖、零工、个体户等职业，尽量将劳动力分散在不同的领域；

第四，"中农"阶层尽量避免雇佣劳力，而是希望通过强化"自我剥削"、以更多的劳力投入来换取经济收益。

"中农"阶层根据其不同的组成部分具有不同的生成机制。对于其中的个体户、养殖大户而言，集贸市场的地缘条件使得人口的内向流动可以存在并且催发出特定的产业。例如个体户正是借助集贸市场的人口频繁流动来销售自己的副食产品、鱼、肉等农产品，并且这种销售所得可以支撑起一个中等水平的家庭生活。因此，这部分"中农"甚至在1980年代就出现了。然而，在一个市场容量基本稳定的情况下，这种类型的"中农"总是有限的，不可能再继续扩大。在当前的形势下，基于集贸市场的"中农"已经基本处于饱和状态，唯一可以扩大"中农"阶层力量的是基于土地流转的种田大户。

（三）半工半农阶层

半工半农阶层的兴起与城市化背景下的人口流动具有直接的关联，市场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导致了一部分农村富余劳动力流入其他产业之中。但是由于这种劳动力的流动往往不具有稳定性，农民倾向于不放弃农村的土地，于是就形成了一边种田一边打工的劳动阶层。以曙光村六组为例，半工半农阶层共有42户，他们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这个阶层会投入不少的劳动力在农村土地上，从而分散外出务工的市场风险。该阶层往往会随着年龄、健康、家庭变故、市场行情等各种因素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家庭劳动力在土地耕种和外出务工上的分布；

第二，这个阶层不倾向于从事更多的本地兼业，没有一户进行养殖、本地零工等，他们在农村仅仅进行最简单的土地耕种；

第三，这个阶层在市场中主要从事的职业是加固，有25户，显然这与当地的人口流动特征有关；

第四，这个阶层往往是在农忙的时候回村干活，农闲的时候又出去打工，尤其是从事加固工人的行业，相对比较自由；另外一方面，这个阶层往往也采取夫妻之间的劳动分工或者父子之间的代际分工的方式；

半工半农阶层是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内在地需求廉价劳动力从而将广大农村闲散的劳动力集中到其他产业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市场对劳动力的重新整合，使得土地较少的农民可以从市场中获得另外的经济收入。另外一方面，中国农地制度的集体所有也确保了农民即使在外出务工失败之后，依然可以全身而退，回到农村种田。毕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无法在短暂的时间内将庞大的农村人口消化掉。

（四）贫弱阶层

贫弱阶层是指常年在村种田，但是种田规模低于20亩，且极少从事其他本地职业，经济收入处于农村下等水平的人群。与"中农"阶层不同的是，他们在村的所拥有的资源极少，不足以支撑起一个体面的农村生活；与半工半农阶层不同的是，他们并不外出务工，仅仅是靠种田为生。以曙光村六组为例，贫弱阶层共有5户，他们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这个阶层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家庭变故，比如有老人需要照顾或者身体有病等等，无法接受更多的田地，也无法外出务工；

第二，这个阶层主要依靠在家种田，但是耕种面积并不多，生活往往比较拮据；

第三，这个阶层从事本地兼业的并不多，只有一户从事本地零工，一年的收入也只在2000元左右，对家庭收入贡献不大；

第五，这个阶层没有能力开展夫妻分工或者代际分工，或者因为丧偶，或者因为子女上大学等等，使得这个阶层往往处于贫困的状态。

市场经济的兴起对这个群体而言，所起的负面作用更大一些，因为家庭消费模式已经改变，全部依赖于现金，这使得原本只能依靠季节性的土地收入的贫弱阶层顿时陷入了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化与市场化也推动了贫弱阶层的形成。

四、新时期乡村治理的阶层基础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市场经济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将自己的闲散劳动力转移到非传统农业的其他产业之中。由于通过市场的劳动价值变现在很大程度上要比传统农业更有效率，很多人尤其是村庄精英都愿意舍弃农村的土地到市场中奋力一搏。由于国家在政策层面上不断收回基层组织的治理资源，同时人口流动进一步挖空了基层组织的人力资源，再加上伴随着市场经济而生产出来的"金钱决定论"蛊惑了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从而更进一步打破基层组织的权威资源，结果导致整个基层治理陷入空前的困境。农民本身的利益分化，又使得即使是基于多数农民利益的公共品供给也难以达成合作，最终导致农田水利和村组公路等公益事业处于无人过问的尴尬境地。因此，有必要深入考察不同阶层的性质及其治理能力，从而为新时期的乡村治理找到可以依赖的阶层基础。

富裕阶层的出现，对于村庄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首先，它带动了一大批人加入非农产业，推动了农村家庭经济结构的转变；其次，它将城市生活的形式和态度引入农村，推动了消费主义的风气；再次，它提高了人情进入的门槛，将很多穷人排斥出人情的网络，从而切割了村庄的社会关联；最后，它对于村庄社区公共事务的冷漠削弱了基层治理中的社区动员能力。以曙光村为例，有一年村里准备修路，村干部在春节期间宴请了十几个富裕阶层的人吃饭，当时每个人都说好要给十万、五万的，最后却一分钱都没给。群众认为有钱的人都不愿意交钱，自己就更不愿意交了。因为资金筹集困难，这条路推迟了好多年才修成，而且是靠国家的补助资金。

对于村庄社会而言，贫弱阶层所起的影响似乎并不大，因为他们的人数极少，且处于边缘地位。这使得他们往往不愿意参与到村庄公共事务中，而这种不参与则因为数量的原因很容易被忽略掉。然而在国家资源不断下乡的背景下，这个阶层却可能影响到基层工作的开展，尤其是出现资源分配不公时，这个群体的不满情绪就会产生，并且在社区中弥散开来。

半工半农阶层由于根在农村，外出打工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兼业，因此相对于基本脱离村庄的富裕阶层而言，半工半农阶层在村庄社会中拥有更大的利益关联。这种利益关联集中体现在外出务工失败之后农民可以全身而退回到农村种地，所以他们往往会努力维持与社区的人情往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阶层是维系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但是相对于"中农"阶层而言，半工半农阶层具有天然的不稳定性，他们就像"两栖动物"在城乡之间来回跳动。因此，对于村庄社会而言，他们总是处于若即若离的游离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很难全方位地参与到社区生活之中。半工半农阶层不能成为中国农村发展的接应力量，更关键的原因在于他们无法适应基层治理的需要，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基层治理的开展。村干部对这部分人往往是比较头疼的，无论是过去的收取税费还是现在的计划生育，这些人往往都不好管理。

由此可见，唯一有希望成为新时期乡村治理主体的阶层是"中农"阶层，因为他们在村庄社会中具有最大的利益关联，对村庄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到直接的作用。首先，"中农"阶层是常年在村的，即这个阶层是逆人口流动的，这就保证了农村总有人在，土地总有人耕种，而不至于出现空巢村的悲剧。其次，"中农"阶层是村庄事务的主要参与者，他们要比其他阶层的人更有动力去关心村庄发展，更有可能去维系村庄社区的稳定。再次，"中农"阶层是土地的最主要耕种者，也是土地的最主要的流入方，这些更多的土地使得在村务农可以超越糊口经济的限制，实现一定的规模经营，从而支撑起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家庭生活。正是依赖于"中农"阶层种田的积极性，国家的粮食安全才有了稳固的保障。最后，"中农"阶层可以较好地接应基层治理的需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农村经济社会的最大利益关联者，"中农"阶层有更大的动力去参与村庄公共管理，依赖、扶持他们作为基层治理的后备力量，这也许是中国农村政治未来的发展方向。

"中农"阶层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土地自发流转的基础之上的，这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建设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常重要的是，"中农"阶层是村庄本身在遭遇市场的风险时自发生长出来的，具有天然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可以说，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中国农村的问题主要是在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博弈展开的。放弃市场的机遇，抱守传统农业显然是不明智的，进行适度的劳动力整合和规模化经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农村经济结构的升级；然而一味地强调和推动劳动力的集中和大规模经营，否定劳动力的适度分散，这也是不理智的，因为整个中国经济结构（包括农村经济结构）升级的过程是非常缓慢的，而这种缓慢性与市场本身的风险性对于完全暴露在市场竞争中的小农家庭而言是非常不安全的。劳动力的集中化与分散化如何相接应，并且通过这种相反相成的关系实现农村发展的安全性，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实际上，农村家庭在与市场经济的博弈中已经演化出了一套极具弹性的应对策略，国家政策在这方面不宜采取过激的做法，例如倡导和推动资本下乡，以及强制推行大规模土地流转等可能引发严重政治社会后果的政策。在很多情况下，"大资本打着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或者发展现代农业、进行农业集约化经营等幌子，进入农业领域后，进行'圈地'活动，然后把土地用作非农业建设。这实际上是权力与资本结盟下的共同谋利行为。"(钟庆君语)

更为要害的是，盲目推行大规模土地流转，将大量的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上从而形成经营大户，不仅无法成为乡村治理的可靠主体，而且破坏了"中农"阶层的形成机制，从而造成严重的后果。从安徽繁昌县调研村的情况来看，经营大户的共同特点是形成了以利润为中心的经营思路。因为外来经营大户的进入，构成村庄骨干力量的"中农"因土地流出而消失了。这样一来，因为土地大规模向经营大户流转，留在村中的耕作小农勉力维持，大部分农民外出务工，但他们很难真正城市化。这样，外来的只关心利益而不可能在村庄扎根的经营大户，与真正需要村庄依托的村民之间并无关系，村庄这个地缘共同体因此瓦解。

五、结论

通过考察江汉平原的村庄社会变迁，分析土地流转对于村庄经济、社会、政治层面的深刻影响，我们可以总结出土地流转、阶层分化与基层治理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指出中国农村发展的可能方向及其阶层基础。

新阶层结构的兴起是当前农村在应对人口流动与土地流转的新形势下出现的一种自适应机制，尤其是通过半工半农阶层与中农阶层的形成和互补，使得农村的发展既能够吸取市场中的资源，而且可以将农村内部的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半工半农阶层是一种两栖式的经济社会结构，一只手伸向市场将闲散劳动力有效率的变现出来，另一只手伸向农村从而保障大后方的稳定。"两只手策略"的有效性在于它能够在城乡之间进行迅速的调整和转化，哪个领域资源丰富些，就把手往那边多伸一点，哪个领域风险过大，就干脆把那只手挪回来。这种极富弹性的经济结构很好地适应了市场经济与小农经济的性质，因此多数农村家庭都加入了这个阶层。这个阶层的适应性还体现在它能够有效地在夫妻之间、代际之间进行劳动分工，随时调整劳动力、资本在产业之间、性别之间、代际之间的分布，从而最大程度地提高经济收益，减少经济风险。另外一方面，由于半工半农阶层能够从市场中获取资源，相对而言，它在农村资源的再分配中就可以给"中农"阶层留下更大的空间。当然，半工半农阶层在必要的时候也很容易转化为"中农"阶层。

"中农"阶层是在人口流动尤其是富裕阶层开始在市场中获得稳定生活来源的背景下产生的，它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富裕阶层的土地流转以及半工半农阶层对这部分流转出来的土地的不敏感。由于土地规模的扩大，"中农"阶层不仅仅是养活家庭，而且可以过上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体面生活。这样一个在村的新兴阶层，能够供得起一套两层半的楼房、一辆拖拉机、一两个大学生和一年三五千的人情消费，使得他们能够产生足够的自信心，并且愿意长期留在农村。从很大程度上讲，这个阶层将会成为中国农村发展的最主要力量。因为他们的生产、生活、理想都直接与村庄脱离不了关系，一个以"中农"阶层为核心的村庄利益关联正在形成。在这个利益关联网络中，"中农"阶层具有最大的敏感性，也最有维护它的积极性。就目前而言，"中农"阶层还不具有稳定性，因为半工半农阶层甚至富裕阶层都有可能随时回来将土地要回去。这是否说明"中农"阶层本身的脆弱性呢？实际上这种变动性是当前市场经济与农村社会博弈的一个过程，它是以多数人甚至所有人的安全为最后底线的，因此，不稳定的"中农"阶层从这个意义上讲反而是最稳定的。这种稳定不是土地权利的固化，不是个体私权的膨胀和不可侵犯--实际上私权的集中与固化只会损害整个社区的利益，而是多数人都可能成为"中农"，也都可能成为半工半农阶层。当前阶层的流动性对于中国农村的经济转型是有利而不是有弊。

半工半农阶层与"中农"阶层的形成和互补，构成了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阶层基础。通过这两个阶层的流动性与互补性，并且最终以"中农"阶层为载体，中国农村的发展就找到了最有利的支持力量。作为在村的最大利益主体，"中农"阶层将直接引导整个社区的发展方向，建构起以其为核心的村庄社会关联，从而有可能把整个社区整合在一起。最重要的是，这个阶层可以成为接应国家政策和基层治理的载体，可以由他们中的精英来重构基层组织网络。在人口流动的大背景下，谁可以引领中国农村的发展方向，这是关涉整个基层政权从而也关涉整个中国稳定与发展的根本命题。从现有的和正在兴起的农村阶层来看，富裕阶层已经基本脱离村庄社区，甚至其本人已经在外买房定居，它注定不可能真正关心农村的发展；贫弱阶层首先在于人数的稀少，其次或许更重要的是它本身不具有能力来引导整个村庄的发展，无论是从阶层的自信心还是阶层的资源网络来看都是如此；半工半农阶层因为两栖式的经济结构，与村庄的利益关联具有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对于这个阶层本身甚至对于推动农村经济发展而言是必要的，但是对于作为农村发展的基本载体而言则是不充足的。因此，只有"中农"阶层有可能成为中国农村发展的阶层基础。如果这个判断有道理的话，那么国家在未来的农村发展政策上就必须充分考虑这个阶层的存在，在不影响农村社会整体稳定的前提下通过各种途径扶持、培育和保护"中农"阶层，使它慢慢地成长为具有较强的经济能力、社会能力和政治能力的中国农村阶层，从而支撑起整个中国农村的稳定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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