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兰：邓英陶《新发展方式与中国未来》英文版序

学科: 书评
来源: (czy)
关键词: 邓英陶，新发展方式，中国未来
摘要: 邓英陶《新发展方式与中国未来》英文版序，作者：Peter Nolan 邓英淘的研究，将当今发达国家的旧的"经典"发展方式与 "新发展方式"进行比较，必须选择后者，人类才能长期可持续地发展。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经典发展方式被当今的高收入国家所采用。短期经济效益压倒了自然环境的长期可持续性。

初见邓英淘，是在1991年10月，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他与张保民一同访问剑桥。同年12月，我访问了位于北京的农村发展研究所，邓英淘送给我一本他的新书：《新发展方式与中国的未来》。通观全书，其真知灼见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分析强调自然环境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极富远见。

这本书面世至今已经20年了。今天再做回顾，且结合中国20 年来的发展，我们才得以暸解这本书的全部意义。本书深刻揭示了整个人类生存条件的自然现状。我们脆弱生存完全依赖着周遭的自然界：水、空气、土壤以及地球上的所有其它生物。邓英淘提醒我们：没有食物，人类只能生存五个星期；没有水，只可以维持五天；而没有空气，仅可维持五分钟。

邓英淘的研究，将当今发达国家的旧的"经典"发展方式与 "新发展方式"进行比较，必须选择后者，人类才能长期可持续地发展。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经典发展方式被当今的高收入国家所采用。短期经济效益压倒了自然环境的长期可持续性。

这一模式形成于约占世界人口六分之一的少数国家，他们可以将自然资源看作是无限供给的。人们盲目追求物质消费的持续增长，并将巨大的浪费视为经济发展进程的一部分。这样的增长模式，基于大规模地使用不可更新资源，既损耗了自然资源的总储量，又产生出有害的副产品。显而易见，像石油、煤炭这样的资源，长期而言终究会被消耗殆尽。经典发展方式的基础不仅着眼于同代人之间的竞争关系，而且还把当代人的利益凌驾于子孙后代的利益之上。

1991年，邓英淘的书首次出版，时值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他警告说，中国虽然仅处于迈向现代化的初始阶段，但是也必须深刻反思人类的发展方式，如果盲目沿袭经典发展方式将会面临若干困境。尽管中国可以享有"后发优势"，但先进的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带来很多帮助的同时又可能会产生大量负面影响。简单地沿袭现有发展道路，坚持到最后再来反思发展过程中累积的问题，是不明智的。中国不可能有发达国家历史上曾有过的那样优越的自然资源条件。邓英淘指出，摆在中国眼前的就是一个让人触目惊心的例子：美国人口只有世界的6%，却占全球资源消耗的一半。中国有庞大的人口，如果也依着经典发展方式按图索骥，则必然面对能源、原材料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尖鋭矛盾。

邓英淘提倡一种新的发展方式，把清洁和健康的环境作为最优先考虑，其次是满足全部人口的基本需求，而将追求短期的经济效益放在第三位。可更新资源应成为新发展方式的基础，同时努力扩大可再生的初级能源资源的生产和使用，尤其是太阳能和风能，并以新型的可更新材料代替不可更新材料。

在新发展方式下，人们不会盲目追求物质消费的增长。相反，会对消费和生活方式有一种理性的约束，包括严格控制人口的增长。新发展方式将合作摆在首要位置，强调人类对自然环境要共享利益、同担责任。在经典发展方式中，尽管理论上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加入"自由竞争"，其实最后只有少数人能成为"胜方"。环境恶化的主要受害者一絶大多数人口，却过着资源不足的贫困生活。然而，世界正变得越来越拥挤，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不断缩小。环境遭到破坏的范围越广一例如通过对热带雨林的破坏，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就越有可能发生。"覆巢无完卵"，在巨大的灾难中无人可以独善其身。当初的"胜方"并不是最终的赢家。那些损人以利己的人，最终也必然会伤害到他们自己。面对这样的前景，逻辑上唯一的出路就是合作，达成共识，利人利己。

邓英淘指出，探索中国发展方式的最好办法，是从国家存在与发展的最终目标出发，倒推出在不久的将来应该采用的生产体系，从而找到中国现代化从起点向最终目标迈进的路径。他认为，中国可以选择低物质消耗水平的方式来组织经济发展，同时又不会降低国家的发展水平和质量。他找到了许多具体和详尽的方法，构成一种全新的衣、食、住、行、医疗卫生模式，能够改造经济中的三个主要领域一即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从而使中国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落到实处。

在中国的新发展方式下，国家将会特别注重扩大可更新资源的生产和使用，并限制不可更新资源的消费。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互动，成为公共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将教育民众关于循环再用的重要性。

在农业领域，食物生产的目标是实现动物和植物产品之间的平衡，应强调大豆在改善蛋白质供应数量和质量方面的作用，以避免膳食构成中过于偏重肉类。为了减轻棉花生产的压力，人们应舍弃使用过大的衣橱，延长衣物的穿著年期，循环再造更多的服装面料。中国应避免发展石油农业，这样可将环境的损害减至最低，并减少使用不可更新资源。当前中国有大量适合种树却没有用于此项用途的土地。大规模推广植树造林，可以大幅增加来自可更新资源的化学原料供给，以代替来自石油的化学原料，同时为全部人口创造具有巨大价值的舒适环境。

无论第一和第三产业如何重要，工业始终是建立新发展方式中最重要的部分。在第一次农业革命后，高收入国家就开始了工业革命。中国应抓住机遇，跨越到新发展方式，使自己鲚身生态型生产革命的前沿。

中国应该大力发展高科技的节能材料，例如新型的高强度耐热陶瓷，可用于燃气涡轮机和汽车发动机，以减少能源消耗并提高工作效率。实用的节能改进，不见得都必须是高科技，还可以包括减少储存鸡蛋所需能耗的技术，或是在家里储存蔬菜并保鲜的新技术。中国应充分利用光纤通信技术变革的优势，在电信领域进行跨越式发展，与传统的同轴电缆通信系统相比，光纤通信不仅容量大而且便宜得多，同时还能大量节约一种有限的资源一铜。

信息技术革命将使电信和计算器系统结合起来，极大地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机械制造是工业产业的核心。中国应该大力发展新型的节能机械，最大限度地应用信息技术的新成果，以减少不可更新资源的浪费，并引入可更新材料代替不可更新材料。

中国有大量的浪费来自废弃材料，其中五分之四发生在工业产业。中国应建立广泛的废物收集系统和循环再用设施。通过建立适当的废物收集和循环再用机制，减少浪费的潜力将是巨大的，既可以节约能源使用和降低资源消耗，同时还减少了环境污染。

在交通运输体系中，新发展方式将优先考虑自行车、出租车和公共交通，包括小型的公共汽车。应该特别注意限制作为个人交通工具的私人小汽车的增长。在货物运输中，应该优先考虑鐡路和水运，而不是卡车和公路运输。如果中国采取这种模式，将极大地节省制造汽车用的钢材、铝和塑料，用于驱动汽车的能源，以及用于公路建设和维修的大量材料。这反过来又会大大减少生产这些产品所耗用的电量。这样，新发展方式就可以保护不可更新资源。

城市的发展重点要放在中、小型城市。这些市镇的周围和整个城区都将满布林木。树木可以用作化工原料。能量将由可更新能源来提供，以太阳能和风力发电为主导。循环再造行业高度发达。住房形式主要参照苏联、东欧和北欧国家四五层高的公寓。这些公寓楼没有电梯，大部分的取暖和家用能源供应来自屋顶的太阳能发电。这样的生活模式，将有助于避免在经典发展方式中因私人交通和独立分散住房所带来的孤独感。

邓英淘的研究最值得称道之处，是如此清晰而又超前地阐述了中国在环境方面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并将其与整个人类所面临的挑战联系起来。他的研究胜在明确指出了，如果中国希望启动一种在环境方面可持续发展的长期发展方式，所应该采取的具体和详尽的措施。他的研究还胜在，引入了有关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全面的哲学。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作者开始讨论邓英淘书中的主题。但在综合分析、详细的政策建议以及哲学深度方面，几乎无人能与邓英淘比肩。

邓英淘的书，开篇就提出了中国现代化的"三体问题"：中国的外部环境、内部构造和发展方式。这"三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将直接决定中国现代化的成败。邓英淘出版本书至今20年了，这相互作用的三大要素发生了什么变化？

国际环境。1991年以来，国际环境以及中国与外部的关系均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已经越来越深地融入了国际经济。1995年，中国是世界第十大出口国，出口额还小于比利时。到2009年，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出口额是日本的两倍多。进出口贸易额占中国的GDP比重，从1978年的10%，上升到2002年的49%， 2006年则达到了67%。对于一个大陆规模的经济体而言，这是一个高得异乎寻常的比例。中国有大量的工人依赖出口行业为生。进口能源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变得极为重要。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远比过去预期的小。中国只拥有世界天然气储量的1.5%，石油储量则仅占1.1%。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消费量增长，与国内产量的缺口日益扩大。截至2010年，石油净进口量占中国总消费量的59%，这一比例预计还会继续上升。在中国的国际关系领域，能源安全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全球资本主义的商业体系已经完成了全面转型。在几乎每一个领域，都出现了一小撮拥有领先技术和品牌的公司巨头，他们通常在自身的领域控制了一半甚至更多的全球市场。连带效应产生的压力，刺激围绕着核心公司的价值链全面调整，以及沿着供应链的产业高度集中。这些已处于全球商业体系核心的公司，总部几乎都在高收入国家。全球的品牌和全球的技术进步，都集中于少数来自高收入国家的公司，他们站在全球商业系统的巅峰之上。来自高收入国家的一百家大公司，其研发经费支出在世界排名前1400家公司中占了五分之三强。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他们是全世界技术进步的基础。这些总部设在高收入国家的领头羊，已经"走出去"到了世界各地，建立全球商业体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从1990年的2.1万亿美元，增加到2009年的19.0万亿美元。

在工业化的后发国家中，中国对外国直接投资一直保持着独一无二的开放态度。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保持在五千亿美元左右。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业务，是其全球业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跨国公司的工业增加值约占中国全国的28%，在高科技产业这一比重达到了三分之二。跨国公司还占了中国出口总额的55%，高科技产品出口则占到了 90%。为外国公司在中国的价值链工作的人数非常多，超出一般意义的简单计算。涵盖汽车、II硬件和软件、消费类电子产品、饮料、快餐店、媒体和市场营销、品牌运动鞋和服装在内，全球性企业在非常广泛的领域，对中国的发展方式一包括技术进步的方向和消费模式，施加了深刻的影响。

内部结构。20世纪90年代初，国外很少有人能想象到，中国将在随后20年中经历非同凡响的结构转型。从1990年到2009年，中国GDP的年增长率将近11%，与此同时，高收入国家的年增长率还不到3%。1995年，中国的GDP(按市场价格计算〉是世界第八大，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到2009年，中国跃居第三位，相当于美国的35%。以美元的购买力平价计算，2009年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相当于美国的65%。从1998年到2009年，短短十年间，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增长了两倍，从5.9%加到 18.6%。

人口是发展的核心。根据计算，就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而言，用于计划生育的支出比起传统意义上的低碳技术，效率要高五倍。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从根本上减缓了庞大人口的增长，也对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产生了巨大影响。据预测，1980〜2015年，中国的人口规模将扩大42%，从9.77亿增加至13.8亿。与此同时，预计印度的人口将从6.73亿增长到12.3亿，增长83%。印度控制人口增长的努力已经失败了。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则在控制全国人口增长上取得了显著成效。如果中国走的是印度的道路，到2015 年，将比预测人口额外多出4.05亿人。这"消失了的亿万人口"，对于控制全球变暖是一个极大的、意想不到的贡献。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居住和就业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1990〜2009年，中国官方统计的城镇人口增长了 3.21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从26%上升至47%。[8]在城镇工作的人数从1.7 亿增加到3.11亿，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从26%上升至40%。如果算上未纳入官方统计的农村进城人口，居住和就业结构的转变将更为显著。

1990〜2009年，城市和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都发生了转变〈见附表）。平均预期寿命68岁提高到73岁，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相当高的水平。这一进步很可能来自健康服务的重大改进，例如婴儿出生时有熟练的医务人员在场。从1990年到2009年，婴儿死亡率和产妇死亡率大幅下降。各层次的教育都有了显著进步。中国人口的受教育程度高，从小学一直到高等教育，为中国在 21世纪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其中还包括积极参与关于中国发展方式的公开讨论。

营养的改善，包括蛋、水产品、奶类、新鲜水果的人均消费量大幅增加，也对改善中国人民的福利作出了重大贡献。"虽然中国的人均肉类消费量也大幅增加了，但仍远低于高收入国家。家用和商用制冷技术的广泛使用，以及食物分配和处理系统的其他改进，意味着可以减少食物从农场运送到最终消费者过程中的浪费。1990〜2009年，食品消费占城市家庭支出的比重从54%下降到37%，农村也从59%下降到41%，都反映了平均生活水平的大幅上升。

城市的人均住房面积，从1990年的14平方米增加到2006年的27平方米；农村从1990年的18平方米增加到2009年的34平方米。耐用消费品拥有量，无论在城市或农村都大有改善。洗衣机、冰箱、空调、热水器、微波炉和彩电的广泛使用，对絶大多数城镇人口和相当部分农村人口的日常生活质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信息技术革命对全部人口都产生深远的影响。2009年，手机已经普遍使用，计算器也在迅速普及。截至2009年，有30%的人口是互联网用户。这些进步，代表了大多数人生活质量的大幅提高。

发展方式。中国的发展方式靠的是极高的投资率。1995〜2009 年，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从42%上升至48%，而家庭消费所占比重则从43%下降至35%。现在，中国的资本形成率远高于其他国家。重工业的产出是生产数据部门的基础。重工业本身就在密集使用其它重工业产品，包括交通、电力等等。某一经济体一旦锁定了一种不平衡的增长模式，就很难再扭转方向。事实已经证明，要让中国经济在这种"不平衡的增长路径"上转向，非常困难。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0%。然而，2010年中国在世界的水泥总消费量中占了 53%，铁矿石占48%，煤炭占47%，钢和铅占45%，锌和铝占41%，铜占39%，镍占35%。中国消费的大量不可更新资源商品中，要依靠进口的比例很高，而且还在不断上升。在多种不可更新资源的贸易中，中国现在都是世界最大的进口国。

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其它国家，经历了像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样的城市人口爆炸式增长。房地产发展在财富的积累和分配上，已经变得十分重要。据估计，排名前0.1%家庭占了总家庭财富的45.8%。换句话说，中国约13亿总人口中有大约130 万人，拥有近半数的总家庭财富。

大多数的中国城市居民住在特大城市里。中国至少有124个城市人口超过了一百万，其中有42个城市的居民超过两百万。中国城市人口最迫在眉睫的需求，是让尽可能多的人、尽快地"有瓦遮头"，以满足那些新加入城市居民大军的人最迫切的福利需求，并避免社会动荡。全国各类型房屋的已建成总面积，从1990年的1.96亿平方米上升到2008年的22亿平方米。在中国开展的各种建设项目需要大量的钢铁、水泥和玻璃，所有这些产品都是高度能源密集型的。由于政府的监管，中国建筑的能源效率已有了进步。然而，中国城市建筑的能效标准仍是"低水平且参差不齐"的，预计直到2030年，中国的城市建筑规范仍然达不到今天经合组织国家的水平。换句话说，现有的以高层住宅为主的中国城镇住房，其隔音隔热水平和通风系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远远低于经合组织国家标准。重新设计改造现有的大批高楼大厦，以大幅提高其能源效率，将是一项龈巨的任务。

中国的住宅建筑中，有相当部分装备了屋顶太阳能热水器。然而，这些主要是小型的设备，只能加热淋浴用水，不可能为高楼大厦供暖和制冷。中国很少有住宅大厦建造中央供暖和制冷系统，这类系统虽然安装成本高，但具有更高的节能效果。相反，大部分住宅大厦使用安装在外部的空调来控制室内温度，这是一种能源密集度高得多的方式。随着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加，家用电器存量也迅速增加。空调和家电的拥有量迅猛增长，导致电力需求大幅上升。虽然，在政府监管下电器的能源效率不断提高，但中国家电的能源效率仍大大低于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

与高收入国家相比，中国城镇的公园和绿地面积很小。不过，在过去20年中已有了相当大的扩展，从1990年城镇居民人均1.8 平方米，扩大到2009年的10.7平方米。[14]在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的森林总面积下降得十分惊人。1990〜2010年，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森林覆盖面积减少了川.6%，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则减少了 22%。森林占中国土地面积的比例相对较小。然而， 1990〜2009年中国的森林总面积增加了 32%。在中国森林面积有所增加的同时，其木材和木制品进口量在迅速上升，从1992年的36亿美元，增加到2009年的229亿美元。

高收入国家的污染水平远低于发展中国家。2008年，高收入国家的城市空气中悬浮微粒浓度为每24微克/立方米，中低收入国家的数字则是63微克。和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依靠技术进步与政府监管相结合，使城市污染大幅下降，从1990年的115 微克，下降到2009年的66微克。虽然这些数字还高于纽约、巴黎或伦敦的水平，但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城市污染已经大幅下降。

中国坚决地追随了高收入国家一直风行的、以卡车为主的货运方式。1990〜2009年，铁路长度增加了 38%，而公路长度增加了近四倍。与此同时，卡车数量从370万增加到1370万。1990年，中国的铁路货运量比公路货运量多三倍〈按吨公里计算〉，但到了 2008年，中国的公路货运量已经比铁路多了三分之一以上。

1990〜2009年，每一千个城镇居民的公共交通车辆数目从2.2 辆增加至11.1辆，在此期间，中国的城际交通网络也高速增长。同时，客运车辆从160万辆增加到超过480万辆。 2009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在汽车销售中，有80%左右是跨国公司的装配生产线在中国本地生产的汽车。照目前的情形看，中国并没有采用私人汽车保有量非常有限的香港模式，而将会更倾向于遵循日本和其它高收入国家的道路一在私人小汽车保有量迅速增加的同时，为低收入阶层提供更多的公共交通服务。

自1990年以来，中国的发电量每年大约增长10%。中国在消除"能源贫乏"方面是非常成功的。发电量从1990年的每人157 千瓦小时，增加到2009年的2790千瓦小时。得益于收入增加和要让全部人口都能用上现代能源服务的严格政策，到2005年9% 的人口都用上了电；而印度则只有62%的人口有电可用。然而，由于中国的起点低、人口基数庞大，中国的人均发电量还相对较小。2005年，中国的人均发电量只相当于高收入经济体的26%，仅相当于美国的18%。

中国的发电仍然几乎完全依赖不可更新的燃料来源。太阳能发电技术还需要很多年时间才可以大规模投入商业用途。中国用煤发电的比重从1990年的71%上升到2009年的79%，与此同时，主要的可更新能源一水电，其份额从20%下降至17%。[24]煤炭占了中国铁路总货运量的44%。中国已经做出了巨大努力，在发电和配送、运输、建筑、家用电器和机械制造等行业，通过一系列措施来提高燃料效率。1990〜2009年，消耗每公斤〈标准油〉能源所产出的GDP，从1.4美元（按2005年购买力平价〉上升到3.6美元。[25]然而，由于中国的GDP增长迅速，相应的能源消耗总量从1990年的8.63亿吨〈标准油〉上升到2008年的21亿吨。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从1990年的26亿吨上升到2007年的65亿吨，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制造国。当然，2007年中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仍然只达到所有高收入国家水平的40%，仅相当于美国的26%。

对于发展中国家一特别是中国和印度，预期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大量增加将对全球生态环境产生的潜在影响，高收入国家深感震惊："在今天的模式下，中国和印度如果要达到与工业化国家相若的人均收入水平，就需要一个既超过全世界的能源资源禀赋、又超出地球生态系统吸收能力的能源使用水平"。国际能源署表达了这样的愿望："所有国家一中国、印度、工业化国家和全球社会的其余部分一共同合作，迅速转向一种真正的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到21世纪末，发展中国家人口可能会从现在的约57亿扩大到80亿人。很难想象，技术进步将足够迅速，或是消费需求模式将充分改变，使得发展中国家能够遵循一种"清洁和可持续的" 新的经济发展道路。同样很难想象，发展中国家会同意严格控制自己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一这会限制他们的国民像发达国家现在这样享受因收入提高带来的成果。在这种情况下，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很有可能超过450PPM（百万分之一）"安全"浓度水平上限，全球平均气温将上升2℃以上。到21世纪末，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将有可能达到660-790PPM，这意味全球平均气温将比工业化前的水平上升4.9〜6.11℃左右。由于中国有大量人口居住在受海平面上升影响的低洼地区，因此将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全球人口增长速度稳定下来之前，人类可能不得不越来越多地关注如何"适应"气候变化，并接受人口大规模向美洲和欧亚大陆北部高纬度地区迁移的可能性，因为这些地区将在农业上更具生产力，以及有更加适合人类居住的宜人气候。这无疑会对全球政治经济产生深刻影响。

结论：20年来，"三体"一即中国的外部环境、内部构造和发展方式，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越来越深入地交织在一起。不断深入地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已经使中国实现了高速的增长和现代化。中国已经更紧密地与全球科学和技术进步整合在一起，而这一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大公司之间的寡头竞争推动的，其进度比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快。政府监管和技术进步相结合，有助于中国提高能源效率，并遏制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中国过去20 年的现代化进程异常迅速，成为全面改造大多数中国人的物质和非物质福利的基础。

然而，中国的发展模式是沿着严重依赖不可更新资源、特大城市和高层建筑这样的道路前进的。私人交通的重要性迅速提高。使消费最大化的欲望根植普及于中国。这种发展模式既是受中国的国内发展与全球政治经济之间不断加深的内部联系所推动，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联系，包括：工业制成品出口和可耗竭资源进口的快速增长，外国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全球消费时尚无处不在的影响，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在全球气候变化中所起的作用。多年来，中国的决策者和普通百姓都已经认识到了中国之不平衡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为调整到一条新的路径上，中国已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但现有的发展模式是根深蒂固的。时至今日，离邓英淘在1991 年所设想的"新发展方式"，还有着相当远的距离。

邓英淘指出，中国现代化的成功还是失败，取决于能否在外部环境、内部构造和发展方式之间寻找到一种良性的互动。经过20 年的高速增长和现代化，邓英淘1991年所提出的问题，到了今天，依然适用。

（序言作者为剑桥大学发展研究会主席，梁晓/译，彭小蒙/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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