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里拉：“反动”的概念

学科: 人文
关键词: 马克·里拉，反动的概念，刘擎，反动，保守
摘要: 如果我们想要理解我们时代最重要的政治现象背后的东西，那么，我们就需要忘记左与右，转而去追问：什么是反动？

2010年5月，里拉教授应华东师范大学大夏讲坛的邀请访问中国，先后在北京和上海等地演讲和座谈。

    二十年前我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关于意大利哲学家维柯的研究--我很高兴，这本书已经有了中文的翻译。我对维柯的研究发现，他深信，现代理性主义本来是为了抗拒怀疑主义而发展起来，但它的心理效应，反而会使对宗教和社会权威的怀疑在年轻人当中弥漫开来，继而使得年轻人忽视他们的公民义务，并扰乱社会的秩序，从而导致一个新的野蛮世纪。维柯是启蒙运动发生之前的一个反启蒙思想家。而我认为，他也是第一个反动的哲学家。在研究维柯的著作之后，我一直在思考反动的心理和政治效应--在《当知识分子遭遇政治》和《夭折的上帝》这两本书中都包含着这种思考（我很高兴，这两本书也都有了中译）。今天我的演讲，是要把注意力转向"反动"这个概念本身。而要理解这个概念，我们首先要理解其他与之相关的概念。

    西方的现代政治言语充满了成对的概念：今天在西方最常见的是自由与保守，左与右，而直到最近，革命与反动这对概念，才得到了真正的响应。我们有一种非常模糊的感觉，就是诸如"自由""左"和"革命"之类的术语属于一个范畴，而"保守"、"右"和"反动"这样的术语属于另一个范畴。但我们实际上并不清楚，这两类范畴中的术语分享什么，或区别这两类范畴的特征是什么。所以，我们任凭情绪左右，来交替性地或随机地使用这些术语，这混淆了我们的思考。在今天的演讲中，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三对概念--自由与保守，左与右，革命与反动--拆分开来，并初步尝试去确定每个概念的涵义。

自由与保守

    首先，让我们扼要地考察自由与保守这对概念。这两个常用的术语最初成为政治倾向的标签，是在19世纪早期的欧洲，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后。就像一切论辩性的术语那样，它们的意义和用法变幻不定。但到了19世纪中期，在它们被用于政治哲学的时候，含义就变得相当稳定和清晰。这主要归功于埃德蒙·柏克，是他为后来成为哲学保守主义的那种思想铺陈了基础，也对澄清哲学自由主义的可能涵义做出了贡献。在《法国革命论》一书中，柏克认为，革命党人与他们的反对者的根本区别，并不是关于宗教信仰和无神论、贵族制和民主制、权威和自由，或特权与平等这些方面的分歧。在柏克看来，所有这些分歧都根植于对人性的不同理解。柏克所促成的保守主义传统，始于这样一个根本的前提假设：人出生在一个由其他人居住的活动的世界中，因此，社会优先于其中的个人。政治生活的单位，是社会而不是个体。个体是他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的实例。

    通过突出这个关于人性的假设，柏克丰富地揭示了，由这个假设所导致人们做出的保守主义气质和判断。比如说，柏克意义上的保守主义，总是把社会看作承传之物，这种承传赋予我某种义务，对于先辈的义务，和对于后人的义务。这些义务优先于我们的权利。保守主义者们也倾向于认为，这种承传是隐性地通过习俗和传统而非学说和原则（理）来传递的。于是，他们虽然承认社会总在变化，也在适应新的条件状况，但同时看到，健康的变化必然是缓慢的、渐进的并尊重既存的意见和制度。以这种方式理解的保守主义，对许多现代政治原则抱有敌意，这种敌意主要不是因为它们是现代的，更因为它们是原则（原理）性的。而原则之所以会成问题，在于它们倾向于激发幻想--直接简单的社会变革的幻想，并为实现这种幻想而为专制做辩护。这就是保守主义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这种批判并不是对特权的捍卫。

    尽管"自由主义"这个术语直到19世纪早期之后才被用作党派政治的标签，但它对人性的假设在两个世纪之前就已经得到了阐述。与保守主义者相反，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个体优先于社会，这既是基于人类学的理据也基于道德的理据。他们认为，个体是政治生活的基本单位，因为个体在根本上是自由的。这意味着，一切社会在根本上都出于个体的自由，而不是相反。这个假设塑造了自由主义的特征性气质，以及自由主义对政治的判断。比如，自由主义者认为，社会属于生者，死者是没有发言权的（而何处安放尚未出生的来者，则是自由主义思想中的一个严肃的问题）。自由主义者未必会对改革计划持乐观态度，更不用说乌托邦了；但由于他们假设，社会最终是人类自由的建构之物，那么，社会也终究可以被拆毁或重造。自由主义者怀疑对习俗或传统的诉求，这不是因为他们不想承认限制，而是因为这些说法常被用来为特权和不公正辩护。自由主义者只承认原则给出的限制，这些原则是超越特定社会和习俗的，也应当用来指导政治活动。自由主义最基本的原则是：个体拥有权利，有些事情是别人不能对你做的，否则就会违犯那些权利。

革命与反动

    如果说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争议，根本上说是有关人性及其与社会之关系的争议，那么革命者与反动派之间的争议，则与天性无关，而是对于历史的争议。"反动"（反作用）这个术语最早进入现代政治思想的语汇，是在19世纪的法国，是从牛顿的科学论文中转借的。牛顿确立了这样一个原则，一切运动天然地都会引发一个等量反向的反作用（反动）。尽管牛顿不认为这个机械原则适用于政治，但后来的许多思想家--从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开始--确实这么做了。孟德斯鸠把政治生活描述为一连串无尽的运动与反动的结果，他承认革命是一种可能引起反动的政治行动，但他又认为，革命是罕见的、不可预测的事件。革命不是孟德斯鸠思想的核心。

    在法国大革命之后，也因为法国大革命的缘故，一种格外不同的反动概念发展出来。古典思想家，以及像孟德斯鸠那样的早期现代思想家，把革命看作一种简单的动荡，以及按照新修订的原则来重新安排社会秩序。但法国大革命被其拥护者与批评者看作揭示了某种原则--历史的展开（historical unfolding）。对一些空想家来说，比如说孔多塞，革命只是长程历史进步的第一步。但大革命的激进派几乎是以基督教启示录的方式来理解历史的。对他们来说，大革命通过民主的奇迹，把历史分成两个分离的且不可协调的阶段，大革命之后的历史将是人类解放的进步历史。而他们最激进的反动敌手也以完全同样的启示录方式来看待革命。雅各宾派把日历重设为共和元年，以此来标志人类的重生，与此同时，迈斯特那样的反动派却在预言基督的重归，这带来的不是旧制度的复辟，而是他称作"对立于大革命"的新新世界。革命者与反动派在此有某种全然一致：对于政治的思考本质上就是对历史的思考，而他们的全部分歧就在于如何判断历史会传达什么。

    当然，我们知道，有各种各样的革命与革命者。但我们很少意识到，反动与反动派也是形形色色的。我设想，存在着两种值得区别和研究的反动类别。我把第一种称为"复辟的反动"，第二种称为"救赎的反动"。

    复辟的反动派力图返回革命前的真实或想象的状态，这可以针对任何革命（无论是政治的、宗教的、经济的或美学的）。想要复辟君主制的法国人，想要将东正教复辟到其原始实践的俄国人，想要回到大城市出现之前的那个时代的美国乌托邦主义者，想要复归15世纪绘画风格的英国艺术家--所有这些在严格的意义上说都是反动人物。他们拒斥特定革命的正当性，想要复辟一个他们已经失去的（真实的或想象的）世界。

    救赎的反动派，在我看来，是一种更复杂也更有意思的现象。复辟的反动派，想要逆转他们认为篡夺了正当权威的那种历史事件。而救赎的反动派则与此不同，他们承认过去不可逆转，因此选择继续前进，并梦想一场新的革命来实现双重超越--既超越了旧制度，又超越（上一场革命的）非法的篡权。欧洲法西斯主义就是这种政治反动的经典案例。法西斯主义者拒斥18世纪和19世纪的大多数革命：代议制民主，自由资本主义，普世主义，宽容，资产阶级价值观等等。但他们对过去的贵族社会或曾经统治这个社会的人，并无怀旧的乡愁。法西斯主义者设想了一个全新的秩序，这个秩序反对现代性，同时也超越现代性。这些救赎的反动派，也可被称作是最早的"后现代革命者"。

    这种反动的背后是什么？其心理又是什么？这需要进一步深入的研究。现在我只是想指出，在心理学的意义上说，反动与愤怒有很大的关联。革命者当然对当下的境况感到愤怒，但他们的愤怒服务于他们对更好的未来的希望。而在反动派那里，革命者所建立的愤怒与希望的平衡，会一路滑向愤怒的一方。革命者对历史并无愤怒；他的希望就贯注在历史之中。而救赎的反动派恼怒历史，因为它已经被历史打败了一次。这种政治反动派想要给我们一个全新的世界，但他只有在同时主张对时间本身的征服时才能做到这一点。这也就是让他变得如此危险的地方。

    让我来举一个新近的救赎的反动派的例子，就是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这是一个具有启发性的例子，因为新保守主义的演变过程有助于显示保守主义与反动之间的区分。"新保守主义"是1960年代晚期美国社会主义者发明出来的一个术语，用来描述一群温和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这些人对美国的福利国家政策做出了批判。那段时间他们正向保守主义转变，就此而言，是因为他们开始认识到保守主义的一些智慧：关于人性和政治的限度。新保守主义就其原初形式而言，是反乌托邦的、经验主义的思想，流露出某种悲剧感。这就是第一阶段的新保守主义。在1970到1980年代，新保守主义发展到第二阶段，变成了一种复辟的反动。这是因为，在1960年代的文化革命引发了社会变革之后，新保守主义者对美国社会越来越悲观。这些变革包括在大学以及在更加广泛的社会中，对权威的攻击，激进的女性主义，种族冲突，审查制度的废除，以及未婚母亲数量的不断上升。面对这些变化，真正的保守主义者会对之加以批判，但从某一时刻开始，他们也会接受事实--这些变革已经成为美国生活的一部分。而新保守主义者的反应却大不相同：他们变成捍卫所谓"家庭价值"和"传统家庭"的民粹主义者，他们把其他知识分子攻击为普通民众的敌人--尽管他们自己当然也是知识分子。新保守主义在1990年代进入第三阶段，而后来由于2001年9月11日的袭击，新保守主义成为一种攻击性的救赎的反动，尤其体现在过去十年来他们所塑造的美国外交政策之中。在我看来，新保守主义早年对美国政治的真正贡献在于这样一种成熟的意识：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好的意图可能导致不好的结果，而政治生活是难以预测的。他们从这种意识中汲取的教训是：我们的政治期待应该低一些，而激进的变革要么不会发生，要么就会带来灾难。但现在，在他们对最近美国历史进程的狂怒之中，新保守主义者拒绝了所有的这些教益。而这就是他们说服小布什总统，为把自由民主带给中东而袭击伊拉克（作为反恐战争的一个部分）的方式。就这样，清醒的新保守主义变成了乌托邦的新保守主义。这就是救赎的反动派的典例。

    的确，反动塑造了法国大革命以降的西方政治和世界政治，而且仍然是当今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我看来，反动是现代历史上最为重大的未被辨识的力量。如果我们不理解反动的话，我们就不能轻易地说我们理解了现代性。但令人惊讶的是，在这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西方学派付诸努力。我在我们大学图书馆的文献检索过程中发现，论述革命的著作超过了一万部，而与反动有关的著作只有六百部（其中大多数只是在书名中用了反动这个词）。最后，我只找到了三部论及反动概念的著作，这就是全部。

左与右

    何以如此？我认为原因在于，我们在西方还在使用第三对概念：左与右。我们拒不放弃这对概念。但是，我们距离法国革命和工业革命越久，左右之分对历史和政治生活能够揭示的东西也就越少。在大约一百五十年间，"革命/反动"与"左/右"这两对概念是完全重合的，不存在混淆：站在左派的立场就是支持法国大革命，并努力在全世界推广革命；采取右派的立场就是对大革命遗产的反动，致力于击败革命。但随着1930年代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这两对概念就不再是必然重合的。法西斯主义者是救赎的反动派，上演自己的革命，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无异于18世纪巴黎的革命者曾经的作为：他们摧毁了旧制度的制度（此例中是民主制度），监禁或杀害反动分子（此例中是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犹太人），并强行推行平等--暴政的平等，把所有人置于专制的铁蹄之下。他们的革命转而又造成了新一轮的反动。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反对者以两种经典的反动类型出现：复辟的反动派，他们想要恢复原有民主制度的特殊原则；以及救赎的反动派，他们希望击败法西斯主义会为通向乌托邦铺平道路。

    自1930年代开始，这种对"左与右"概念组的依附，已经搞乱了西方对许多革命的思考。现在仍然有许多知识分子，支持任何自称为革命的政治运动或政变，他们依据的原则是，革命总是会推进左翼事业。我略过不谈在后殖民的亚非国家中那些苦涩的革命经验，只提一个更近的例子。想想伊朗革命，然后问问自己：那些革命卫队成员（他们曾经与伊朗国王斗争、现在又与民主的绿色革命组织斗争）应该被当作是左派还是右派？又该如何看今天在德黑兰游行示威的那些中产阶级青年呢？由于他们反对那位象征着伊朗革命的总统，他们就属于一场右翼运动吗？甚至可以问，确定左右这样的问题还重要吗？我不认为这有多大的意义。

    当我们谈论革命与反动的时候，我们是在做一种清晰的区分，这种区分能用于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许多政治现象，这两个概念是不受时间约束的。而与此不同的是，左与右的概念出自欧洲历史的一个特定时刻，涉关一组时间约束的条件、制度和愿望。但在条件、制度和愿望已经发生改变之后，西方知识分子出于某种理由仍然继续沿用这些概念，在任何被认为有必要的时候，清空其旧的意义再填充新的意义。于是，也就难怪他们会有那么多的麻烦，难以理解我们在当今世界政治中所看到的各种新形式的革命与反动。

    在这次演讲中，我力图阐明一些政治概念在使用中所涉及的各种不同的关切、假设、理念、承诺和气质，尤其意在指出，在通常的政治划分背后，存在着三种非常不同的智识问题：对自由派与保守派来说，根本的智识问题是关于人性；对革命者与反动派来说，根本问题在于历史；而对于左派和右派来说，根本问题是......就是"左与右"，这并不是特别有意思。

    而保守与反动却是有意思的，并且是重要的。智识上的保守主义是一个严肃的思想流派，如果你想要理解政治生活的可能性和限度，你就必须直面保守主义。另一方面，反动是一种强有力的心理和政治力量，它能用来推动或摧毁我们最关怀的美好事物--正义，自由，基本的尊严。如果我们想要理解我们时代最重要的政治现象背后的东西，那么，我们就需要忘记左与右，转而去追问：什么是反动？

    （刘擎根据英文演讲稿翻译，发表时有所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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